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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换个话题——怎样看待贫困文化？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4-20 18: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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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爱国的问题、ZD的问题、澳运的问题、抵制洋货的问题等等，都讨论得很好，我都很同意！也激起我想讨论一些问题，但我不晓得怎样出辩题，也不知道和人家怎么辩，我只想出个题目，请各位兄弟朋友来论论，我自己来向大家学习！希望执各种观点的朋友都来发言！

我的题目是：怎样看待贫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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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兄弟贫困文化话题辩题

李xyaum 发布于2008-04-20 18:10:18

农民贫困的内在痼疾——贫困文化

　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大面积减少，但是，多年来我们反贫困的路径却只注意到物质上的扶贫，即送衣、送被、送粮，这只能解决一

时之需，而非治理贫困的根本。而后来的“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但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结果往往是，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终难形成。每年扶贫资金的成倍增长并没有带来扶贫效果的成倍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
　　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反之，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极贫户，则多是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可见，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因此，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　　根据贵州省1983年的调查，在贫困户中文盲、半文盲占80％，而在富裕户中仅占10%。1993年陕西省的一项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也表明，贫困家庭的劳动力中，中专文化水平占0.34％，高中占8.37％，初中占41.18％，小学占32.35%，贫困人口中无一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充分说明，知识的贫乏或文化的贫困不仅是物质贫困或经济贫困的结果，也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从宏观层面上看，文化贫困也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据统计，1990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欠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71年、6.24年和4.31年；与之相应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80％、8.42％和13.53％，可见，我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作用。

　　二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历久不衰，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被其所吸引，因为许多下层社会的状况的确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性和生活方式。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他们自卑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一个贫困乡民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没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去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流产。　　自1981到1996年十几年间，笔者曾先后数十次到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岳西县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并且在素有“穷窝子”之称的莲云乡蹲点扶贫达一年，这里人贫困的生活、封闭的观念、麻木的精神和无为的心态令人震惊。我们不妨再具体地看看这些心态所折射出的贫困文化是如何阻碍他们的发展，是如何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怪圈”的。　　怪圈之一，盖大屋的风气是山区人的一种特有社会心理。山区有一个传统的陋习，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认为一个人头等大事就是给祖宗传宗接代，要养个儿子并给儿子娶个媳妇抱个孙子才算完成自己一生的职责。可是为儿子定亲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给未来小两口盖3间至5间新瓦房；通常是积聚盖房子钱得三五年，盖好房子还欠账也得二三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劳动的黄金时期是短暂的，哪里还有多少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　　怪圈之二，求神拜佛心理。由于山区的地理和文化、经济等原因，居住在农村里的人不少还处于只信神不信人的迷信之中。一次，我们到山区某地，看到路上一群群男男女女不绝于途，去拜佛求子、拜佛治病，所拜的佛原是大路边的一块石头。据说是因为几个小学生上学路过石头旁，觉得它像菩萨，回家一说，开始只有几个人去烧香，后来传开了，相邻乡村成百上千的人到这里烧香磕头，影响扩散到几个乡镇。现代文化的缺乏，使各种封建迷信泛滥成灾。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穷，二是愚。　　怪圈之三，“安土重迁”心理。这也是古老的农业社会传统心理。山区农村群众直到现在还以不出远门为孝，安土重迁。在笔者蹲点的岳西县莲云乡，有32名女青年由该县劳动局与上海市劳动部门签订合同，被送到上海某纺织厂做工；可不到半年，这些女孩子又都回来了，理由是“想家”、“过不惯”。较高的收入和繁华的城市都抵不过山区人的“安土重迁”、“贫而安贫”的惯性心理。这就对人口流动——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构成重大障碍。　　怪圈之四，小农的轻商、固步自封心理。山区人口商品意识极其缺乏，直到今天还有些农民为挑担子上街卖东西感到害羞。如岳西县头陀区新建农贸市场时，干部动员农民群众把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街上的农贸市场卖掉，农民却说“难为情”。　　怪圈之五，“火炉心理”。山里人素有烤火习惯，一般农历9月到第二年4月，就在家里烤起大火来了，一家人整天围在火炉边，这里有句顺口溜：“脚蹲小火炉，手捧玉米糊，皇帝老子不如我。”这充分体现了贫困山区一些群众贫而安贫的心理。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山区人的这种心态是脱贫路上的大敌，是构成山区人口素质低下的重要内容。　　怪圈之六，“等、靠、要”心理。我们长期实施“输血”式的扶贫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笔者有一次和省里负责同志一道到山区考察，正当秋冬交接时，俯视山野，所见的良田里到处都是没有翻耕的稻茬。用农民的话说“反正有ZF救济，没有吃，有照顾的平价粮；没有穿，自有上面支援的衣被，总之靠ZF”。这就是当地群众的心态。就在这个遍野是稻茬、懒于翻耕的地方，群众还把支援他们的平价粮小本子拿到粮站去卖，因为自己吃不完。　　怪圈之七，“亲上加亲”心理。山区人口流动缓滞，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这种客观地理条件与山区人口近距近亲婚配情况直接相关。以岳西县而论，全县40万左右人口中储、刘、王三大姓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三大姓之间亲上加亲，几十年重复循环早已形成血亲网络。山区痴呆病人多，造成社会和家庭的沉重负担；而这些呆痴病人之间甚至还相互成婚，继而繁殖大量呆痴后代。调查中了解到，呆痴病人较多的4个乡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偏僻的山旮旯里，他们只能在极小区域范围内婚嫁，经过一代一代的反复，早已形成血缘关系非常浓密的近亲繁殖，这是贫困山区呆痴病人多、并不断繁衍的重要根源。　　怪圈之八，贫困户常把自己发家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多生孩子上。越是贫困山区，人口素质越低下，就越是拼命地生孩子。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才14.2％，但贫困山区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一般为25％左右；1985年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11％左右，但贫困山区仍在20％以上。　　由此可知，“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贫困文化是贫困恶性循环的内在症结所在。　三　　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　　办科技文化阅览室，让那些稍具一点文化程度的农民能学到一些实用的生产科技知识。设立阅报栏，农民可直接接收到来自各方的信息包括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农村的各种陈规陋习就会被新鲜、文明的氛围所代替。结合农时季节，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放映农技录像向广大农民传授实用技术，既能让农民立竿见影地将学到的农业技术用于手中的农活，又能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科学种田的人才。这些都不失为文化扶贫的好点子。　　从“输血”、“造血”到进行“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深入发展的结果。推进文化扶贫、克服贫困文化，以现代先进文化代替贫困文化不仅是扶贫的根本之路，也是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

李xyaum 发布于2008-04-20 18:11:20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贫困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他们从不同方面对贫困进行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就会像打开栅栏后的野马一般狂奔而出。但是，许多发展的经验却表明，事实并非如他们分析的那样，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也很难看到发展的一线曙光。
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过分倚重物质或经济、技术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忽视一些更为内在的因素的潜在影响，例如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或思想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同时，在文化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性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企图把经济的发展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必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发展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一）
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贫困或是发展来说亦不例外。尽管在今天看来，诸如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等环境（或物质）因素对贫困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但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里，这些因素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他们的命运，的确具有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在这种社会里，物质的限制对于落后的贫民们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贫困、落后，从物质着手，也就合乎他们的愿望与要求了。这也是传统社会漠视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环境等物质因素比在复杂的或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这样称呼的文明社会里更具约束力或神秘力量，就丝毫也不奇怪。一旦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够认识环境，并能主动地改造环境的时候，现代性也就呱呱坠地了。它首先意味着人能够摆脱环境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从神、命运或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解放，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进步。

因此，“环境决定贫困论”对于贫困者可能是一个真理，因为当他们在环境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的贫困又决定了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狭隘关系，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贫困，还不如说是贫困决定了他们的“环境”。实际上，还是他们的文化内在地起着作用。
相对于“环境决定贫困论”来说，将贫困视作一个经济问题，认为贫困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一种较为时新的观点。诚然，贫困的经济学描述、分析，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感性认知、明确的数量指标、精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ZF机构的政策行为，以及对反贫困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测和评估。但是，却不利于对贫困真相的认知，因为它在强调贫困的经济学意义、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分析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⑴。
如果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脱离了贫困主体及其观念、思想和社会心理，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毫无用处，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经济开发计划，或者他们对经济发展项目的看法与实施者大相径庭，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经济开发计划或项目，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实际中全然行不通。
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发展，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发展观”，只是盲目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如果这些人民自身还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这句名言除了讥讽贫困者以外，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无视贫困者文化的热情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现代　化改革家们。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考虑贫民的想法、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即他们所拥有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可谓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个人心态与群体互动关系兼具。实质上，他是把贫困看作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城市“贫民区”（或下层社会“Underclass”）的实证分析之上，至于乡村型的社区贫困是否完全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的研究却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李xyaum 发布于2008-04-20 18:12:32: ——贫困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不得不首先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对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必须面对贫困的事实，并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正所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⑴，即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极少会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广大贫困乡村普遍存在；而那种“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安贫乐命的落后心态，在一些贫困山区并不鲜见；对一些长期接受ZF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人要知足，适可而止，钱挣多了会扎手，心想大了会扎肺，树大必招风，何必做出头的椽子？！”⑶他们自卑自贱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因而，一个贫困乡民（PEASANT）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很显然，如果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只要不破坏他们现有生活的平静，维持他们脆弱的“收入——消费”平衡）；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在他们面前流产。
荷兰当代哲学家皮尔森就曾注意到：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清除贫民窟，将居住者迁入较好住所的计划，常常遭到强烈的抵制。他认为，“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虽然恶劣但却熟悉的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被他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已被承认很久的个性”⑷。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贫困乡村极为常见——挂在贫困乡民嘴上的俗语便是：“饿死不离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譬如，在“贫瘠甲天下”的“三西”地区，国家始于1982年决定从贫困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向河西、黄河可垦灌区计划移民70万人口，但遇到的阻力却令人“费解”——越穷越移不动，贫困者的反应是“人，住惯了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份”。截止1988年，在已完成的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江湖的手艺人⑸。近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实施的“迁移扶贫”和“吊庄移民工程”中，也都遇到类似的阻力。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⑹。贫民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　）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⑺。
——贫困文化是穷人自我维护的需要。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物品的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⑴。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Hertzler）也认为，文化（或制度）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
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某一社会生活的经验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所言，“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每一个文化里都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无者。在这些需要的推导支配之下，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经验的统合；需要的迫切性愈大，则相关的行为愈能达到相合一致的情况。只要一个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则纵使最不调和的行为经过不可思议的转变之后，也会在此文化里成为满足固有需要的策略”⑵。贫困文化也不例外，它也是贫困群体（或社会）生活经验的统合，满足他们生存或生活的基本需要
以婚育文化为例。许多人对贫困乡村屡禁不止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现象很不理解：即使你面对面地对他们宣传科学的婚配方式、文明的婚育知识和现代的生育观念，他们照样也要“我行我素”。但是，一旦你真正地深入他们的实际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也符合贫困乡民（peasant）的生活需要。
对于一个贫困乡民或贫困乡民家庭来说，婚娶是一生的大事，它往往要消耗他们一生拼命累积的大半财富，甚至为了婚娶倾囊而出、到处举债也在所不惜。有些家庭为了节省这笔开支（对个别家庭来说，根本就是一穷二白，谈不上“节省”二字），他们就采取换亲、抱养童养媳或近亲婚姻的办法。而且，近亲婚姻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活、生产上的合作（对于贫困乡民来说，除了家族网络和亲属网络以外，极少有其它的社会合作关系）。土家族有句俗语，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甜浆稀饭不放盐，表姊表妹不要钱”，“姑家女，舅家娶；舅家要，隔河叫”。
在贫困的生活方式中，早婚早育也是很自然的事。俗语说得好：“早栽树，早乘凉。”因为贫困的生产方式一般都是粗放型经营，以劳力的投入为主要特征。为了维持他们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因而，早婚早育就符合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另外，对贫困家庭而言，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只要孩子稍长一些，即可投入劳动生产，养家糊口。这从一方面助长了他们“早育”、“多育”的想法。与此同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是迫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也是同样事实的反映。
高生育率也与贫困的许多特性相关。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在贫困社会中，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关于贫困与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莱普和科林斯在《食物第一》一书中所写的一段话可能会帮助你认清事实的真相，他们写道：“据电子计算机测算，一对印度夫妇平均要生6.3个孩子，才能保证有一个儿子存活下来。如果更多的子女有希望存活下来，那么夫妇就感到无需生育那么多孩子了。因此，两位熟知非洲情况的医生得出结论说，最好的节育措施莫过于让孩子吃饱。”⑶贫困家庭的子女能提供劳动力，这对家庭有较高的经济价值⑷。这种现象越在贫困地区越突出。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这种现象就极为普遍。例如，甘肃陇南山区文县堡子坝乡的寨子合作社，被调查的两个自然村，生5个孩子的很普遍，30岁的社长已有9个孩子，还有11个子女的。这两个村共有51户，只有1户不缺吃穿。又如，江西万载县和宜春市6个特困乡的480户贫困户中，1981年以来的初婚妇女早婚率平均为32.6%，个别地方高达53.3%。有的15岁结婚，20岁已有两个小孩。婴儿近3/4是计划外生育的，平均计划生育率只有28.4%，多胎率高达42.2%，最多的生了9胎。而且，在这种贫困社会里，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直接同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在本社会中的声望、势力紧密相关。这一点，恰好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的赛•兰格的一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脚，赛•兰格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以至这些贫困人口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轮回不已。

蒙伍发布于2008-04-20 18:31:07: 是贫困带来的文化落后，还是文化落后导致的贫困？楼主提出的贫困文化，是滋生出来的新文化概念吗？这使我想起民间一句口头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因此贫困好似没有文化可言的，贫困首先要解决的只能是温饱问题，没有温饱，谁还去谈那不值钱的文化，人在物质与精神面前，往往都是忠肯于物质方面的，因此要解读贫困文化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后才有文化可论，不然论的都是一塌糊涂

iiib 发布于2008-04-20 18:33:07: 肖桂云　程贵铭《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节选，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国外有许多著名学者,都曾从文化层面研究贫困问题。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和J.伯德格在他们所著的《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农村贫民亚文化的概念,他们认为,由于贫民收入低,在社会处于受压迫地位,也由于他们除了贫穷以外很少知道其他东西,120万的乡村贫民表现出与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的贫民亚文化有下列特征:个人主义,传统主义,家庭指向,宿命论,个人中心的人际关系……2。J.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一书中在讲到农村现代化时提出了“文化接触”理论,他认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已经提出了各种模式。这些研究成果中共同的一点就是:接触现代——我们称之为文化接触——引导人们抛弃旧的生活方式而接受现代方式。3许多社会学家指出,虽然贫困表现了一种经济条件,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而一旦此种“亚文化”形成,它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发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于是贫困本身便得以在此种亚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将上述观点上升为理论,并且明确提出“贫困文化”概念的是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他在1956年出版的《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贫困文化”概念。刘易斯从四个层面对“贫困文化”对穷人的影响作了说明:1.从全社会角度来看,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其最主要特征是该种文化或该种文化的体现者——穷人,脱离了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不能与广大的社会融为一体,不能参加到广泛的社会活动、社会机构中来;分享不到社会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或孤立的境地。穷人之所以不能参与广泛的社会活动有多种原因,如受到地理环境、资源贫乏的限制,或受到政治经济制度、种族歧视的限制,或受到个人品质的限制等。由于不能参与广泛社会活动,这更加剧了他们的贫困状况,如长期失业、不充分就业、无财产、缺衣少吃等。于是他们便常靠借债、典当度日,只能购买旧货,这些促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一旦此种生活方式形成,他们便更难参与社会活动。他们通常不参加工会,不参加政党,不参加保险,更不与各种金融机构以至文学、艺术打交道。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即穷人由于意识到按照社会上所推崇的标准去获得成功已不可能,于是索性放弃此种努力而信奉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并将这种信念传递给下一代。如由于意识到长远的富裕目标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图及时行乐;又如由于感到即使付出巨大努力亦不足以支撑中等以上水平的家庭生活,于是便放弃建立家庭的努力,这导致了遗弃妻儿、离婚、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2.从社区的层次上看,这主要体现为一种贫民窟的特殊文化形象。贫民窟内居住拥挤、条件差,然而由于这里的租金低,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便聚集于此,这里的家庭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交互影响,加速了贫困文化的发展。贫民窟中有时也有些居民自发建立的组织,如非正式信贷组织,这些有助于贫民的群体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在此生活的儿童所接触的“小伙伴群体”持有相近的价值观,他们交互影响,加强了脱离社会主流的规范体系。人们长期在此居住便形成了贫民窟特有的群体意识和贫民窟特有的社区归属感的形式。3.从家庭层次看,贫困文化体现在特定的家庭关系、结构方面。刘易斯认为,由于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穷人中未婚同居的比例较高。在妇女方面,由于感到男子的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因而也不愿与之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此种家庭结构松散,家中常有暴力行为(如打骂妻子、子女等),抛弃妻子、子女的现象屡屡发生。在很多穷人家庭,父亲出走后只好由母亲充当主要劳动力,这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经济上的拮据导致儿童中途辍学。穷人的孩子文化水平低、职业训练差,这使他们日后更难进入高技术职业。居住的拥挤使家庭成员很少有隐私权,孩子们较早地接触到“性”,因而较早发生性的关系,未婚先孕和私生的现象随之发生。由于穷人家庭常是以妇女为户主,儿童们从小较少受到男性社会角色的影响,这使他们的进取精神、竞争意识有所减弱。总之,正是此种特定的家庭环境,贫困文化的上述诸种现象得以延续或代代相传。4.个人层次。贫困文化虽是一种群体模式,但它也通过个人的思想、态度、行为表现出来。作为贫困文化典型代表的个人通常知识贫乏、眼界窄小、只关心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事情,没有社会感或大的群体感。他们的生活无计划,有强烈的及时行乐倾向,很难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舍弃眼前利益。其自我控制的能力较弱,易冲动,自视甚低,意识到地位低下并接受这一事实而不作积极努力、颓废失望。他们一切均听天由命,相信“宿命论”,有自暴自弃或自毁的倾向。刘易斯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四个层次分析贫困文化,反映了意识对存在的影响。刘易斯在阐释贫困文化理论时也对贫困文化的范围与涵义作了限制。首先,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个相对概念,其标准因各国的国情和发展水平不同而各异。其次,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生活在贫困条件下的团体都会产生贫困文化,贫困文化是专指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些人处在贫困状态,脱离了社会生活的主流,由这些人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再次,他认为,在社会处于急剧变迁时,贫困文化往往发展较快。最后,他认为,贫困文化现象是超越国界的,它的共同特征存在于一切现代社会之中。照此理论,尽管贫困直接表现为穷人的物质匮乏,缺吃少穿等,但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有一种贫困文化阻碍着穷人进入中等生活水平。因此,仅靠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解救不了穷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消灭此种贫困文化,改变穷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使他们产生内在的动力、产生劳动积极性从而摆脱贫困。这一思想在美国ZF60～70年代“向贫困宣战”的运动中曾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贫困文化理论在一般美国人中也颇为流行。据当时的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要消灭贫困关键在于改变穷人的文化环境,简单地将救济金交给穷人会使他们产生更大的依赖性,失去奋斗的动力。1

iiib 发布于2008-04-20 18:42:22: 付少平《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节选，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贫困文化的研究,但明确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他在1959年出版的《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贫困文化”概念,并在其有关的著作中阐述了贫困文化的思想。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它的特点包括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1]。许多社会学家指出,虽然贫困表现了一种经济状况,但它也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穷人由于意识到按照社会上所推崇的标准去获得成功已不可能,于是索性放弃此种努力而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而且,在没有其它力量的帮助下,贫困文化能使自身永久存在:“一旦(贫困文化)存在,它就会一代代存在下去,因为它对孩子有影响。在孩子六七岁以前他们通常已经接受了这种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从心理上不适于充分利用一生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条件或者发展机会。”[1]海曼·罗德曼认为,贫困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贫困者在贫困处境下的一种被迫选择,因为这样一种文化使他们能够适应其困苦的环境。还有一些学者则从物质贫困与贫困文化的关系出发,指出贫困文化是贫困恶性循环的重要环节。D·P·莫伊尼汉在其有关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的模式:1、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难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2、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就少,层次较低,这使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3、低教育水平,较弱的竞争力,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低的社会地位上。4、低收入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上述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就会越来越深[2]。由于人们对贫困的成因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了功能主义贫困论、贫困结构论、贫困文化论、贫困处境论等不同的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社会归因论,将贫困的成因和治理贫困的出路归结为社会因素;另一种倾向是个体归因论,将贫困的成因和治理贫困的出路归结为个人因素。实际上贫困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是资源、资本、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单一的社会归因或个人归因都是片面的。

[ 本帖最后由 iiib 于 2008-4-20 18:44 编辑 ]

iiib 发布于2008-04-20 18:48:42: 我不支持贫困文化理论
因为我觉得贫困文化理论不仅其本身对贫困现象的归因存在不足，而且它在中国常常遭到误读，被一些人曲解后，拿来污蔑穷人。我自己在别人主编的书里面写过一点扶贫的内容，可惜还没有发表，不便在贴在这里。

[ 本帖最后由 iiib 于 2008-4-20 18:49 编辑 ]

李xyaum 发布于2008-04-20 19:06:51: “1、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难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2、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就少,层次较低,这使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3、低教育水平,较弱的竞争力,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低的社会地位上。4、低收入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

我觉得这个总结有一定的正确性

诛无道发布于2008-04-20 19:11:2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一个“苗族”网站来说。

希望发长篇文章时，分好段，便于坛友阅读。

苗人不肖子发布于2008-04-20 19:45:42: 太长了，把事情简单化些吧。

阿宁发布于2008-04-20 19:48:05: 你的这个太大了,得慢慢看,慢慢理解.我才看完呢,还不知要说什么

jinghe 发布于2008-04-20 21:54:26: 我觉得贫困文化是苗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一座大山就使思想“知足常乐”，不求进取突破。黄平赌博曾在中央电视台风云一时。且不见，现在苗寨里吃完饭，好多人都在聚众“娱乐”。突然一天发觉别人穿的衣服款式好漂亮，但自己却没有穿漂亮衣服的基础。于是盗抢来撑面子，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