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的起源

引用者语:这是我在互联网看见了感觉喜欢而转载的文章,因为她是关于我们苗族的,所以我想在这里拿出来供给大家共同欣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谁了,敬请文章作者谅解.

 

          苗药的起源

 

 1、从传说探源

 苗族医药肇始于原始时期，源于苗族先民的生存斗争需要与生产生活实践。具有5000年以上历史的苗族，其医药起源追溯起来，经历了人类社会漫长而初始的医疗活动阶段。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原始人群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聚生群处，依靠原始群团的活动，在与自然界和猛兽的长期斗争中，求取生存；他们集体采集，集体出猎，所得食物共同消费，过着一种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述的“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在长期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谋生过程中，即开始了医药活动。如在饮食中，可因误食有毒植物的果实、种子或茎叶等而致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并发现某些植物的根、茎或果实等又可治病而使植物药萌芽。又如渔猎的兴起，既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像植物药一样，又开始以动物的脂肪、血液、骨路或内脏等作为治病用的动物药。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采矿和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则相继发现并摸索总结出来。这正如《通鉴外记》所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卜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淮南子·修务训》也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生动而形象的记述概括了人类初始医疗活动及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2、从考古探源

 更可喜的是从文物考古发现中，也有力地证明苗族医药源远流长。例如，1972一1974年长沙东郊相继科学发掘的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出土的各种文物和医学文献中，经过其帛、画、器皿、发式、服饰等考证研究，对马王堆汉墓的族届问题的论证结果，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容观复认为一、二号墓是苗族墓。一号汉墓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古尸手中握有2董囊(香囊)，内装有药物，梆箱中发现的4个董囊、6个绢袋、1个绣花枕和2个董炉中装有药物。这些药物经鉴定为辛夷、花椒、茅香、佩兰、干姜、高良姜、酸枣核、藁本、皮等芳香性药物，其均含挥发油等有效成分，具杀菌、驱风、发汗等作用，都是苗家常用物；苗族先民很早则用以佩带辟秽，避免传染，已具随时随身带药与用药的丰富经验和讲生防时疫的良好习惯，并用以做皮肤消毒、杀菌防腐的随葬品。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献中，主要部分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l万多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病的方剂(实际包括l00多种疾)，少则l一2方，多则20多方，现存医方283个(原方应在300个左右)，共收药物247种，其中将近半数是《神农本草经》未予收载的，这些可能是早于《神农本草经》的资料，甚为珍贵。《五十二病方》早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如其中的药物“答”，则为苗族称的豆科植物；现在苗语将豆称为“兑”，其与“答”不但同义近音，是古苗语的演化结果。《五十二病方》中还将寒热为主的病称为“瘦”，此与苗族“茄”同音同义，这也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湖南长沙是苗族先民地，这一考古发现则为苗族医药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马王堆汉墓的地理位置决它所呈现的文化结构特征，即中原文化与苗楚文化的错综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体现了汉文化与南方文化(含苗楚文化)的共同结晶之特质。

 3、从民俗探源

 民俗即民间风尚习俗，是民间集体承传和拥有的一种非制度文化。《周礼》谓：“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化曰俗。”民俗即历代人民群众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和重复的行为方式。民俗萌生于史前社会，并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民俗有着鲜明的群众性、地方性及时代性特征，其与医药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里，人类还不懂得使用文字，但许多医药活动则往往以民俗(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氏族民节等)形式表现出来，并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民俗，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一页。苗族是历史悠久，勤劳勇敢，性格开朗，能歌善舞的民族，生活在药物资源极为丰富的祖国大自然怀抱里，与疾病斗争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苗族医药经验。经考证，有学者认为汉族文献记述的“苗父”就是苗族人民一直信奉的“苗家药王”。正如苗族村寨及苗族古歌所常咏颂的“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干苗药，八百单方”等歌谣，传颂很广，卤族东西部地区均广为传颂并形成习俗。至今，如在贵州黔西南州的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族医，还非常崇敬“苗家药王”；行医过程中若治奸了病人，则必定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极其隆重地敬祭“苗家药王”。苗族医药在广大苗族及杂居的布依、侗、土家、彝、位佬等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扎根于广大生民之中，并在各地约定俗成的习俗中，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苗族医药的起源与形成及健康成长。在研究民俗与苗族医药相关性时，尽管过去有关文献记述较少而散在，但其与汉族一样，有多种多样与疾病防治及保健、养生、求嗣、婴幼儿哺育等相关的习俗、风尚及方法，这既体现了与苗族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源流的相关性，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医药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这也正是包括苗族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医药学，在本民族的深厚土壤里的生根发芽与开花结果。因此，中华民族医药离不开各民族深厚土壤的滋润抚育，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也离不开中华各民族医药的有力护卫。这是民族医药、也是苗族医药的真正源头。

 4、从文献探源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既知中国最古的药学著作。原书4卷，著者不详，书名乃根据神农尝百草，始创医药的上古传说而托名的。此书具体撰年约在战国时期，即公元前3—4世纪左右。本书在中国医药历史上对药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少药学著作都采用过它的原文，并在其基础上作了很多发挥和补充。经欧志安氏研究统计，《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l/3左右；欧氏尚研究发现，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欧志安．湘西苗药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期)。《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用药经验。例如与苗族药物名近音同义的则达20多种，如菊花，李时珍就载有其苗名曰“节华”。又如在菖蒲条下，引苏颂《图经本草》云：“……春生青叶，长一二尺许，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无花实。今以五月五日收之。其根盘屈有节，状如马鞭大。一根旁引三四根，旁根节尤密，亦有一寸十二节者。采之初虚软，曝干方坚实。折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少滓。……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行，以治卒患心痛。”并指出：“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于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从此可见，苗族药菖蒲、石葛蒲的应用历史悠久， 并作为苗族等所谓“蛮人”(泛指少数民族)随身所带的治疗卒患心痛之症(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冠心病等心血管疾患)要药，且认为生长在苗岭蛮荒之地的野生品质量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