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必须追述历史。构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正遭遇抢劫、忽视和遗忘。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哪怕纵身火海，舍命冰川，也应该找回这些零星的碎片，重新构建我们的传统、习俗、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于那个响当当的名字：苗族！
无奴派代表人物——黄现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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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8-09-16 23:22:45
/ 个人分类：名家简介
无奴派代表人物——黄现璠
黄现璠先生，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壮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幼颖异，性向学，九岁开蒙，年十二，旁听私塾授业，所肄四书五经，皆能倒背如流，塾师惊闻奇之，许以免费就读，自此嗜学如命。然先生少时丧母，家境酷贫，身栖茅屋，箪瓢屡空，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故先生读书，益自刻厉，夜无油灯，则把卷读月下。某日先生放牛在外，夜临牛归人无影，生父遍觅之，方于荒山坡上见先生借月光持卷吟诵兴起，可见先生劬学如此。而生父帮工砍柴，节衣省食，专饷于学。先生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年十七，为能续学，入赘富家黄氏，遵俗改姓换名，历县立高等小学、省立第三师范，凡5年。
1926年，闻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整考三日，先生以三夜不睡之功应试，获录。是岁，负笈上京，入北师大预科埋头于学。课余则泛览经史子集，喜阅史部籍，好读《日知录》，尤为顾炎武经世致用学尤所心折，至有先生怀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之志，始终若一。越两年，入北师大史学系，受教于陈垣、邓之诚、萧一山(1902—1978，历史学家。早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央大学讲授史学。后历任北平文史政治学院院长、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河南历史研究所所长，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长，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史学三教授<萧一山、陈寅恪、柳诒徵〉之一，于清代史研究造诣精深。——编者注)诸师。时以学资唯坚，先生遂谋职助学，在肖一山先生所办“平中中学”教国文，历史数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卒业时，先生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文如（即邓之诚，字文如）师撰序渭：“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自晚近世界竞争益烈，空标大同主义之名，而其实民族思想，乃愈趋于窄狭之境域，于是表现之本国史，乃尤重。……盖史学之钻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抬，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钻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矣。”
嗣因学有所成，先生本科卒业后得以免试升人北师大研究所当研究生，师从陈垣治考据学，钱玄同治音韵学。三载深造岁月，终日身浸书海；纂录笔耕不辍，每至废寝忘食，以致有“苦读苦作一书生”(陶希圣评语）之评，钩沉发微之硕果，时所刊之《东北之历史考察》等五篇论文及出版《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译著一册、《唐代社会概略》专著一册，皆为先生此期劳作。陶希圣(1899—1988，历史学家。原名汇曾，曾任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于封建社会史研究造诣精深——编者注）先生于书序谓：“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著者黄现璠先生。”
先生于研国史之际，又以余力搜阅西洋典籍，于中服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大师鲁滨逊之说，渐置疑国史研究传统思维，欲以彼国之史学进化观，匡我之所不逮。是时，寇入国破山河碎，历史教育，尤关中华民族存亡，先生始留意调查研究中学通用历史教课本，继而托思干文，于是有《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作、初以文呈钱玄同师，钱氏评曰：“观念进化，议论激昂．持之有理，点评中肯”，遂荐于北师大月刊揭载。而先生平生治学，以“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为其宗旨，盖自此始。
1935年冬，先生告别寒窗苦读近十年之北师大，本欲浮洋赴美，投身美国新史学派门下，无奈学资无着，久闻日本西学盛，遂东渡扶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师事和田清(1890—1963，历史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研究院导师，日本学士院院士，被日本学界誉为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清史最高权威)与加藤繁(1880—1946，历史学家。曾任日本清国留学生总教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研究院导师，于东洋史学研究造诣精深，成果丰硕)［注1］俩导师磨砺史学。越半年，获广西省政府公费，攻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先生于学，黾勉穷研，昕夕无间。时所刊之《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等五篇论文及出版专著《宋代太学生之救国运动》，即为先生此期矻矻于学之证。同时，又于问学之暇，时常探访在日学者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颇受切磋之益。
1937年，七七事变起，抗日军兴，先生毅然归国，操守志节，返回广西，一生事教，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成为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注2］先后授“中国通史”、“上古史”、“断代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文献”、“历史唯物论”诸课，相继兼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长等职。
抗战期间，先生与雷沛鸿、欧阳予倩等人一道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于该报辟《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栏，以笔代枪，把史为证，匡正时惑，唤醒民志，激昂士气。先生满腔抗日热血，是时尽贯注笔端，书：“明代朝中人有惊倭寇兵刃之利，作战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厉害。而不知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先进；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终将为我所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外，抗战必将胜利，世若不信，可看不久之将来事实。”其爱国情热，浩浩正气，跃然纸上。而先生此期治学重心，为之一变，始转向社会生活史研究，以师授“说文”功底，周读注疏尽数卷，月撰一文，考证中外古今礼节饮食服饰风俗起源传播，求其演变沿革，务在疏通贯穿，成数十篇。
内战期间，先生冶学，又为一变．专意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于大学假期，带领学生，放迹边区，跋山涉水，不顾安危，深入丛岭万弄、刀耕火种之地，考察民情，博采民风，搜集史料，数度进出，先后达一年之久，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活”之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目睹苗民壮人生活苦不堪言，备受外族歧视压迫之状，先生义愤填膺，秉笔直书，抨击时政，历数国民党当局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之罪。又受西大学生会之邀，登台讲演，痛诋专制，疾声呼曰：“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国天下，今日演变成蒋家王朝党天下，大众要争民天下。”以致有先生身背“左派分子”之名、险遭逮捕从而数次入黑名单之历。
1953年，院系调整，西大撤销建制，先生改教于新建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院图书馆馆长职。于此执教近三十载，迄至去世，系现代学界终生在职教授之一。此后还相继兼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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