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必须追述历史。构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正遭遇抢劫、忽视和遗忘。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哪怕纵身火海，舍命冰川，也应该找回这些零星的碎片，重新构建我们的传统、习俗、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于那个响当当的名字：苗族！
无奴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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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8-09-16 23:24:12
/ 个人分类：理论流派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自1951年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以来，其治学重心转向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凋查和欠带队深入山区，做学术考察，收集史料。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经常走访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民情，他的足迹踏遍区内壮、瑶：苗、侗；远及西南诸省穷乡僻壤。1956年，先生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协助筹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和主持中国有史以来广西首次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先草提纲，续搞试点；继而不顾年高，带领壮族组，一马当先，入壮乡，出瑶寨，过侗地，翻苗岭，访干家万户。搞统计，开座谈．作讲演，探史迹，理材料，撰调查，修报告，先生皆不辞辛劳，亲励躬为，故被学界誉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从事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先驱之一”。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注3］，先生将多次调查所集史料，整理成《广西壮族简史》一书出版。“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注4］由此先生有“壮族文化历史研究开拓与奠基者”盛名。［注5］是岁，反右运动起，先生以肝胆之心，恪尽全国人大代表之职，四处讲演，号召鸣放，为争取早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呐喊呼吁，从而蒙冤受屈，遭《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注6］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等莫须有罪，错划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头号大右派”、“全国96名极右分子之一”。翌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做出决议：“罢免了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注7］接踵而至的“文革”浩难，先生自然在劫难逃。此后，先生讲坛上雍，归读我书，潜心学问，操笔写志，继续殚精竭虑于壮族文化历史研究，穷半生之力，孜孜兀兀，没身而止，成《韦拔群传》初稿三卷、《侬智高》初稿一卷、《壮族通史》提纲和部分书稿以及论文十余篇，又涉研他家，修改前稿，成《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初稿三卷、《古书解读基础知识》初稿一卷，凡二百万余字。其中以《侬智高》、《壮族通史》两稿，最使先生呕心沥血。前著出版后，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对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壮族人物依智高及其起兵反宋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研究，科学地评价了侬智高起义的性质和影响……”。［注8］《侬智高》是目前我国第一部论述壮族历史人物依智高的专著，它澄清了国朝近千年来一直被历代统治阶级诬蔑为“蛮寇”、被正统史家辱骂为“贼寇”的壮族民族英雄依智高的历史污名。《壮族通史》稿经门生整理补充合著成近七十万字宏篇巨著，出版后，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注9］该书荣获1987至1990年度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此先生有“壮学一代宗师”之尊。［注10］
1979年，先生右派冤案，平反昭雪，相继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第一届“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先生时已八十高龄，仍老当益壮，奋争朝夕，拄着拐杖，奔赴各地，投身社会、学术诸活动，在桂主持召开全国性“百越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又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担任校长，亲临授课。并尽全国政协委员之职，竭尽全力，为“反右”和“文革中蒙冤者伸张屈枉，四处奔走，向有关部门以至中央反映，每每为人为彻，使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判“死缓”，在铁窗下已度过二十三个春秋的“政治犯”得以出狱。众多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又获先生一臂之助而得以昭雪者齐称先生为“黄青天”，［注11］盖自有由也。1981年12月18日夜，先生赴市委书记家商谈有关“漓江业大”事宜，返途中，遭寒风，脑血管破裂，被迫入院治疗。翌年1月18日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归，最终圆满实现了其生前所立“为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岁八十三。为表彰其生平业绩，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骨灰盒安置于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陵园”，昭示后代。
先生自少迷书，卷未一日离手，笔无一刻弗辍，兴起欣然忘食，至老依然如故。中岁时，某日与夫人刘丽华上街，先生边走边看书，突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抬头一望，原来撞着路边树干。先生不顾头破血流，赶紧寻书检视，见卷未遭污损，方才破口一笑。好读如此，可谓“书痴”中人，然先生博观书传，读破万卷，则书生之气甚淡，是以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尤为先生平生读书所抱宗旨又力尚躬行使之然也。先生于书，无所不窥，而每以“不通”自谦，尝言：“余平生所读之书，得‘通者’自觉少矣。”此非愚笨，诚为读书有得，又极虚心者，方肯出此语，故有学者评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耻下间’是孔子讲的至理名言，但试问已经成了名，有了地位的名教授真正能按孔子这些话做的人有多少?说实在话，黄现璠教授是真正做到了这几句话的名师。”［注12］
先生冶学，以“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为座右铭，以经世致用为主，以疏通知远为要，以“民为本，君为轻”为主题，根柢于史，旁及诸家，淹贯古今，而法宗考据，生平持论，以为“大民族史观与教条主义是客观研究历史的最大障壁”，于是呼，欲辟奇论以砭庸陋，树新义而昭后学，自拓蹊径，穷探百世不见之论，积数十载苦研之功，推出惊世骇俗之说：“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大都未经历过奴隶社会”，冲破禁区，挑战群贤，提出“中国历史应重新分期”新见。故被学界尊为“无奴派”领袖。古今史家，有此论者（指中华各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先生始也。标新立异乎?实事求是乎?自待历史评说。
先生史论，总不肯蹈袭前人，从不泥显学之说，尤不为权威之见所惑，对风派奉命史观更不以为然，固以为历史研究法优于一切，尝谓：“凡研究一事一物，欲得其完全知识，不外三种方法：第一，科学研究法；第二，哲学研究法；第三，历史研究法。第一为事物‘当然’的研究。第二为事物‘所以然的研究：第三则兼此两者，不独为事物‘当然’的研究，且为事物‘所以然’的追求，以明其演进次序。”故先生将“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辩证统一，当作自己探究学问所欲达之最高境界。又以为所有历史，就其目的与意义而言，都是一部现代史，尝谓：研究历史，实为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希望。换言之，即为明了现在，所以研究历史，并非崇拜成例，一法古人也。”遂以今务为先。先生也主张继承传统，但他承继的是历史科学之方法论传统，而非历史哲学之认识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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