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奴派（三）

其论上古史，成《中国殷代社会史》、《中国封建社会史》两大卷，尝谓：“后稷非农业发明者”，“周代无井田制”，“殷周农奴，并非奴隶”。殷商为领主封建社会雏形，周代为领主封建社会典型，皆非奴隶社会”。
其论断代史，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稿》(经济史观)、《魏晋南北朝通史》、《隋唐五代史》三大卷，尝渭：“历代兴亡，主以经济要素使然，其他诸因，当为次之。”
其论文化史，成《中国文化史讲稿》、《日本汉化史稿》两大卷，尝谓：“国无文化，唯民族有也。”“文化本位主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温床，而文化专制又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武器，互为因果。”“只有认同中华各民族自身拥有的文化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日本神道传说实基于中国道家思想，而日本国之建立则基于吸收中国文化。日本近代史家关此所论，多违事实。”
其论现代史，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稿》两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一卷，尝谓：“世人论中国近百年社会史，一般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说，余以为实则皆非。从历史、经济、文化三方面考察，应为殖民性资本主义社会。”
其论少数民族史，成论文数十篇．尝谓：“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多末经历过奴隶社会。”
其论社会生活史，成《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后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三大卷，尝谓：”古今考据家凡论社会生活史，多以精深显其学，而疏其变迁沿革之究，佘以为偏执一端，必自闭其学，若要推陈出新，尤当重贯穿疏通。”由此推出史无前例的新学问“中国生活学”。
其论语言学，成《古书解读基础知识》一大卷，尝谓：“文字研究，不能割断历史，致意于中华各民族语言文字演变之迹及其相互影响之‘所以然’，尤为要也。”
傲睨古今，议多违俗，见悖显学，物沦骇吐，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又无嫌鄙屑，是为先生问学释疑之显著特征。士林每赞先生覃精史学与壮学，而寡见其学如此广博，诚为失焉。
中岁以后，先生由博返约，致力壮学，穷积史料，殚研往籍，冥思孤虑，抉精指误，阐幽发微，奋其独见，深筑体系，如是者三十余载，终集大成，开一代风气之先。其所创“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铜鼓文化壮人建立说”，皆为后学宗之。而先生魂系壮族，劳其心力，忍辱负重所欲号壮人者，又志不在此。尝言：“壮族若要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当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启发壮人民族忧患意识，提高壮民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为要，而此尤需吾辈努力。”故先生曾积极策划成立“广西少数民族联谊会”，倡议建制“壮族大学”，拟定“壮族史研究学会”设立草案，皆为此也。其筚路之功，启蒙之力，奉献之勋，后学又岂可忘哉!
先生终身布衣，一世清贫，极重躬行，经历传奇，轶事无穷，而最堪为人称道处，即其人格。立身处世，光明磊落，屹然雅操。入世时必露锋芒，执言仗义，从“左派”沦为“右派”，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一如既往，每闻世间不义事，即刻奋袂攘襟，拍案而起。出世时则随遇而安，淡泊名利，归我学海，以朝夕神交古人为乐。望之凝重如山岳，近之温和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有口皆碑，［注13］是为先生生命史上最辉煌可贵之处。其学如海，其德如山，深博高远，盖壮族学人，自古迄今，未之有比者，非过誉也。

（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附录一“黄现璠先生小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以下参考资料为原小传附注）

“无奴派”应该有八家
现在的“无奴派”五家：黄现璠，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张广志。他们分别都有见解很高的论文和著作，从理论和史料上对先秦社会形态作了科学的分析，“无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之无愧。但我认为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应该再加三位，构成“无奴派”八家：
1吴大琨：吴大琨是我国已故的经济学家，但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作了深入研究。在1981年受意大利布雷拉艺术学院社会学教授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的影响，写下了《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文章。在《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认为中国古代原始社会解体后就走上了漫长的“亚细亚”道路。虽然没直接说，但实际上已经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因此吴大琨应该成为“无奴派”一家。
2杨宽：杨宽是我国已故西周史和战国史专家，曾经支持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到晚年思想大大改变，在新版《西周史》中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同于西欧，既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经过领主封建社会。同时他和其他学者有一点不同，其他学者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不但要对史料进行研究，还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自己的中国无奴隶社会观点先找理论依据。杨宽不同，他直接从史料出发，根本不去探讨什么理论问题，这一点值得学习。马克思毕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不可能和中国史实都完全一致，因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主要是以印度为蓝本，并且当时很多关于东方历史的资料马克思没有直接接触，只是对东方社会形态进行大体描绘。但可惜的是杨宽晚年移居美国，他的观点未引起很高的重视，至今还有学者将杨宽列入战国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中去。因此杨宽应该成为“无奴派”一家。
3李修松：李修松是安徽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相对于“无奴派”五家都要年轻了些，但他对先秦社会形态有更高的见解。他认为三代是“宗法集约型家国同构社会”。这只是名词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族长役使制”这一概念。黄现璠、晁福林、张广志都认为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正如晁福林多认为当时根本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地主阶级，氏族成员进行剩余劳动还带有自愿成分，“束缚则表现为氏族对于劳动力控制和保护，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于氏族的依赖”。其实这和农奴制有很大区别，而“族长役使制”则就准确表达了这一生产关系的特点。马克思曾经提过“东方普遍奴隶制”，法国学者J.谢诺认为普遍奴隶制更好的是说成“普遍奴役制”，而族长役使制则更加准确表达了普遍奴隶制概念比普遍奴役制更好，并和农奴制区分开，同时避免“东方特殊奴隶社会”说，这无疑是对先秦社会形态的更高见解。沈长云在1989年的《关于奴隶制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就已经有了“古代农奴制”和“中世纪农奴制”的区分，后来在2006年沈长云在其最新著作《先秦史》中就用了“族长役使制”来代替“古代农奴制”。同时沈长云对三代社会的看法继承了雷海宗的部民社会这一概念。同时我认为部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族长役使制”，两者特点基本吻合。李修松和沈长云的观点合二为一我个人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先秦社会形态最科学、最精辟的分析。因此李修松应该成为“无奴派”一家。
这样“无奴派”就有八家了。

“无奴派”代表著作、文章：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3期)
胡钟达：《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简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吴大琨：《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张广志、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国无奴隶社会和发展阶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沈长云：《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沈长云：《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
沈长云：《中国历史•先秦史》（人民出版社，2006）
李修松：《先秦史探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