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父亲

永远的父亲

■刘燕成

父亲是在我文字里出现得最多的亲人，因为我的写作“冲动”大多来源于我那苦命的父亲，我最初举起比自己小手还要粗壮的毛笔胡乱涂鸦，也是因为父亲的那几册手抄“颜楷”歌本，直到后来，我面对着枯瘦泛黄的父亲痛哭流涕，而他却再也不能听到我的呼唤之际，我便萌发了撰写一册家史的欲念，这种欲念在我对父亲的不断思念中日显强烈，虽然，我知道这孱弱的文字在真挚的亲情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尤其对于我对父亲的挚爱和思悼，没有任何文字可以替代永远的父亲！

父亲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那依旧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祖母用一团薄薄的棉花紧紧地缠裹着父亲，从劳改场奔跑回家，我估计那天的风雨一定很大，一定有很多旁观者对着祖母眼红或冷笑，因为祖父是一个盲人，是该“千刀万剐”的富农之子，祖母从一来到我家便注定了一身苦难，而父亲却成了苦难里盛开的花朵，父亲的降临无疑给了这个富农之家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和鼓舞，由此，父亲深得曾祖母的溺爱，直到父亲八岁的时候，一场由于贪玩引起的火灾烧光了整个大家庭的粮仓，父亲方彻底地醒悟了，但紧随其后的便是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社会的变动疯狂地摧残着那个富裕的封建家庭，父亲和祖母后来被套上了富农的“高帽子”，整日生活在别人的辱骂和批斗声中！

那是一段怎样苦难的岁月呢，我的想象无以能抵达到那种真切的疼痛里去，何况父亲是亲身经历着那些苦痛。很多时候，我更宁愿相信我的祖先本就是无罪的，他们只是运用积攒下来的银子多购置了一些田块和土地而已，他们与当今的富商又有什么区别呢，当今的那些大财主不是一样的坐在豪舍里享受着财富带来的乐趣吗，他们是先明的。

但是，祖先的富有却留给祖母和父亲无边无际的苦难，首先是父亲被剥去了读书的机会，“富农阶层的人怎么可以上学呢，简直是造了反了”，那时大队书记曾无数次敲打着我家的八仙桌对着祖母怒吼，甚至包括后来，我的二叔同样因为阶级成分的问题而被拒之学堂门外，二叔常常在酒后向我透露他那时的无奈，那时，公社领导三天两头跑往我家查点人数，唯恐哪个偷了懒，祖母和父亲以及我的二叔，他们参加劳动是不给计工分的，纯粹的“义务劳动”，父亲稍微年纪长了点去，可以和祖母一起干重活，但二叔还尚年幼，大队领导便安排他给大队放牛，此后，就再也没有了读书的机会。

幸得父亲天生聪颖，从小就长心眼，他曾经偷偷地观摩老家上坎的吴进士写过不少字，吴进士是旧社会的文化人，地主之家，深得颜体楷法，在后来的政治风波里惨遭批斗而死。朦朦胧胧的记忆里，似乎还记得吴进士家的子孙变卖他家老房子的时候，许多村民背着竹篓来刨挖他家的老屋场，以求挖出匿藏着不知下落的银子，整块硕大的屋基被挖了米把深，但最终空喜一场，没有人看到银子的任何迹象，我由此而断定后来的吴进士一定是清贫的，倒是那些拆散下来的屋板壁，刻满了唐诗宋词，或是三字经，或是增广贤文之类的东西，那字一律颜楷写就，雄浑有力，肥而稳健，父亲看着那些渐渐被人扛往山外变卖的板壁，疑着神，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猜想父亲心中，一定是涌起了一条江，只是那江里的老人已经远远地去了，他的笔迹也已经随之远远地去了，没有人再知道他是进士，没有人再记得起他那一手漂亮的颜楷！

父亲凭借着偷来的一手好字帮别人誊写过不少酒歌和山歌，父亲记忆力极强，被他抄写过的酒歌和山歌差不多全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他被别人判为“玩山头子”游街示众。祖母曾不止一次向我谈起父亲年轻时的模样，说父亲和二叔年轻时长得英俊潇洒，兄弟俩都喜欢穿一套纯白色的中山装，头式一律保持三七分，遮过眉脊却不掩过耳盖，用山茶油洗得亮光光地，每逢乡场和歌场都若此打扮，惹得许多山姑娘爱慕不已，姑娘们却因为害怕套上富农的高帽子，害怕遭到别人的耻骂和侮辱，没有一个姑娘愿意跟着父亲和二叔的。

不过玩山依旧是父亲的唯一爱好，只有在玩山的时候，父亲才不遗余力地将他心中的山歌和才华吼将出来，父亲嗓门大，音脆，有磁性，他的山歌一出口，好几个山坳以外都听得见。那阵子，玩山是老家很流行的一种乡民聚会活动，男女老少无一不喜欢玩山的。父亲的山歌不但唱得好，他还能临时应阵的，待得别人的歌声还未落下，他的对唱便脱口而来了，一时名播四十八寨，却因为若此，父亲惹了祸害了，一位经常犯眼红病的大队领导，决定要整治父亲一番，便放言，不整治父亲，他下台了也不甘心的。父亲被捆绑到了公社去，母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到处求人。公社里的领导也拿父亲没办法，不知道给父亲定个什么罪名，父亲被关押两天之后，一个“玩山头子”的罪名便落到了他头上，我敢肯定，这罪名在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中都是寻不到的，但父亲到底还是犯了“罪”，一张二尺长的牌子挂在他的胸前，牌子上赫赫刺眼的“玩山头子”四个大字歪歪扭扭地呈现在满街赶集的人眼里。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顶过了这一场荒唐无比的侮辱的，父亲后来很少提及玩山的事了，而玩山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那年，老家的父母官爷们决心将玩山这一活动闹大闹红，派了几伙人来请父亲出山唱歌，父亲一口回绝了他们，但我却看见父亲横着眼泪不断地翻阅他的那几册手抄歌本，一边翻一边轻轻地哼了起来，还一边吧嗒吧嗒地掉着眼泪，我已经看到了父亲内心深处的隐痛，那是一种无以言比的疼痛和屈辱，是一块永远也抹不平的伤痕，在父亲心灵深处，这伤痕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疼痛。

父亲在那无奈的岁月里终于得到了一个山姑娘的亲睐，她就是我的母亲。对于父母亲的结合，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我以为，母亲完全可以像其他山姑娘一样，没有必要来和正遭受着阶级歧视的父亲相依相偎，母亲到底是从爱情的力量中找到了受苦的勇气的吗，很小的时候，我作过一些无端的猜测，越是从父亲或旁人嘴里听得越多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我就越是觉得奥秘越深。

本来母亲也是一个苦命人，外祖母在母亲四岁时去世，外祖父也只是陪伴了母亲十五年短暂光阴，很快，母亲的两个姐姐相继出嫁，那个家便只剩下了母亲，母亲寄居在他的堂叔家，直到他嫁给了父亲。一个偶然的夜晚，我听见老家上坎的表舅说出了一个教我吃惊的消息，他说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的十年里，母亲未曾到过我家一次，母亲舍不得她一个人的家，母亲知道她对那个家的意义，母亲走了，那个家就没了。但是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十年的，直到我懂事之后，我才以一颗无比崇敬的心去解读父母亲的那段“虚空”的十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做人不如做狗的年代里，父亲能有其他多余的贪求吗，显然是不能的，父亲只有静静地等待母亲的到来，他只有虔诚地接受和忍受时代给与他的“恩赐”。

其实，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来的决心，仅仅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怎么都想把我送进大学的殿堂，那时，家里也早已贫贱若洗了，长年患病的母亲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只有四十六岁，四十六岁成了母亲永远跨不过的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尚年幼，整个担子都落在父亲的肩上。交不起学费，我的兄弟姐妹都纷纷辍学了，唯有我，依仗多得的几张奖状躺在父亲的血汗中继续着学业，可是似乎是天公作的孽，我曾经两次重重地摔碎了父亲期盼的眼神。父亲一直希望我初中毕业后考个师范学校，做一辈子教书匠。我知道父亲一直都很仰慕我那位做老师的大舅，大舅是寄拜给了外祖父做干儿子的，是母亲唯一最亲的兄长。那时，我常常看见大舅穿着雪亮的皮鞋来到我家，他身上的衣服总是很整洁，挎一个公文包，虽然没戴眼镜，却也足够显得十分的文质彬彬，教我既是仰慕又是害怕接近他，大概父亲也是希望我能像大舅那样罢，好好地做个老师，清闲且受人尊敬，但是我到底是让父亲失望了的。

父亲留给我许多此生无法忘怀的影子，我常常徜徉在父亲的那些影子里默默地发呆，这么多年来，是父亲的那些影子催促着我不断奋进。我刚上高中那年，年过半百的父亲常常从百里外的老家挑着米去挤过路客车，把生活费和米送到我上学的县城。那一年寒冬，天气冷得特别早，父亲担心我在学校受寒，连夜碾了一挑米，抓上他的几件棉衣，送到了学校来，父亲到学校的时候我还没放学，于是他便等在学校门口，他找来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一直坐在学校的铁门外待到我放学，我去校门口接他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乌黑的嘴唇不断地哆嗦着，眼光凝滞，脸色青乌成一片，一副及其疲倦的样子，我知道父亲为了给我碾米，准是熬了夜了。我劝父亲到我的寝室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塞给我一叠皱巴巴的纸钱，便回了家。那时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白茫茫一片，望着父亲渐渐淹没于雪花之中的稍稍弯曲的背影，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涌。

父亲很爱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他对我们的爱总是默默的，无声的，使得我们暖融融的，可是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细细地回味以前的父亲，我们方才发现父亲为了那个家所付出的艰辛和苦痛，甚至是孤寂。我到了省城念大学后，父亲更是倍加关心和思念着我，他常常夜半三更难以入寐之际便向我写信，他的信依旧是用他那一手漂亮的颜楷写就的，他逐字逐句地向我倾诉他独自守在老家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有时候他竟然像做报告一样，向我报告家里的禾苗长势，连他半路偷听来的哪家的姑娘在外面跟着别地的男人跑了之类的琐事，他亦是不厌其烦地写进了信里向我诉说。总之，父亲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向我讲，我一直很感激父亲的那些信件，假如没有父亲那些真挚冗长的父爱，我不知道我又该是多么的孤寂啊。在这个世界上，知儿莫如父！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很忧心地对我说，“你倒哪里找人去，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这毕业便失业的社会现象越加突出的当下，父亲担忧我托不着人，寻不到工作，我告诉父亲，我已经寻到工作了，我便听见电话那端，父亲格格的笑声。很久没有听到父亲那么爽朗的笑声了，刹那间，我感觉周身都被胜利和温暖包裹着。

父亲上了点年纪，身体每况愈下，原来那个胖敦敦的圆脸，渐渐地被岁月和病魔削减成瓜子脸了，手和脚竟然都长出了老年斑，直到去年他已经无法支撑着病痛下去之时，他方才给向我道出了他身体的真实情况。父亲很相信命相，他说他活到七十来岁应该是没问题的，突然间竟长出那孽疾来，他自己也无法预料得到。我连忙托我的二叔将父亲送进了邻近的湖南怀化第二人民医院，个把月左右，父亲就出院了。退了病的父亲却依旧没有忘记那一茬农活，顶着热日，冒着风雨，在田地里，父亲又举起那握得发光的锄把，父亲满以为，只要病好了，他一定可以活到命相里说的那个岁数的。

这一次，父亲却彻彻底底地高估了自己，他再一次被那场并不大的风雨吹倒之后，便再也站不起来了。那天，我的二叔气喘吁吁地从老家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病情复发了，且日渐加重，嘱托我立即返家。那时我还在遥远的水库工地上，几只乌鸦紧鸣着，从我头顶飞过，一股极不吉祥的预兆涌上心来，我连忙跑回水库工地的工棚里，脱掉齐膝的水胶鞋，换了衣服便赶往省城搭回老家的客车。赶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躺在了火炕上，不停地痛哭呻吟着，他见了我和我的未婚妻，便立即钻出棉被，伸出一双枯瘦泛黑的手在火炕上的木楼板上努力地撑了好几次，他想站立起来和我们打招呼，我连忙踏上炕上，将他平稳地安躺着，嘱他不要那么客气，自己儿子没什么好客气的。父亲又见得我的未婚妻穿着卡把高的高跟鞋，便很心疼地说，恐怕准是走够了吧，快去换双鞋子吧。父亲老早就盼着我回去看他了的，我们总是称工作和应酬忙，脱不开身，我们似乎是在寻着借口来唐塞父亲对我们的思念，我们怎么总是想不到父亲的孤寂和无助呢。父亲几乎是强忍着身上的病痛和我们说了许多家常话。吃晚饭的时候，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大多都是来看望父亲的，父亲于是劝着我陪客人喝点酒，父亲知道我喜欢喝酒，可是我怎么也提不起胃口来了，我安慰着父亲再去住院试试看，父亲没有答应，父亲说，这病恐怕是得这样折腾一下子的，过了这阵子就会好的，父亲又反过来安慰我，劝我莫要为他担心怄气，他时时都会想到我们的感受，时时提醒我们要快乐，要努力地工作。

冥冥中，父亲似乎已经有了先知了，我又一次变着法子劝慰父亲去住院，可是他再也不愿意去了，父亲又一次艰难地伸出那双枯瘦泛黑的手，对我说，你看，我连血脉都没有了，去也没用的。待到我回家后的第三天，我那长年在外打工的三弟和他的未婚妻从福建赶到了家，可是父亲已经只能很吃力地睁开双眼，看了他们一眼，断断续续地说，“满崽，回来了就好”，此后便再也没有说过话。就在二00七年四月十日凌晨，我试图再一次劝慰父亲住院，光靠着家里的赤脚医生打点点滴是没起用的，可是当我踏上炕上抱起父亲的身子，我看见他凝滞的眼神里挤出了几滴泪水，我拼命地呼喊着父亲，询问他到底怎么了，可是他再也不能回答我了。一个苦难的符号结束了他所承载着的所有苦难，我更宁愿相信天堂里的父亲一定是安康快乐的。

此后的许多黑夜里，我一次次取出从老家带来的父亲的手抄歌本，慢慢地翻开那一页页活蹦乱跳的颜楷毛笔字，我便似若看见了昔日的父亲，他依旧静静地守候在我心里，他正流露出满眼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