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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据说延期
2008-04-28 00:37:58
据说，由于担心西之藏和人之权问题对奥运会的冲击，一直紧锣密鼓准备中、本来即将在7月中旬举行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将会延期。它作为中国承办的人文社科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大会，将涉及近5000名各国学者。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改变。置学术会议的严谨、各国数千名学者的日程安排于不顾，改变会期，虽然可能避免不可预料的麻烦，但是不顾及学术圈中名誉上的破坏，我深感遗憾。
200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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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瑶族研究几本书（阅读杞记之9-08-03）
2008-04-18 11:59:51
以前关于瑶族研究的著作，涉猎得太少。
最近读了一些。不过也只是快速浏览而已。
前两天买的一堆书，其中有一本《瑶族调查报告文集》，是新编的以1950年以前人类学民族学老前辈们二三十年代在广东、广西瑶山做调查的报告。其中，包括费孝通、王同惠在广西金秀做的调查，杨成志、江应樑、王兴瑞等做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颜复礼与商承祖在广西凌云做的调查，徐益棠在广西象平做的调查。他们有筚路蓝缕之功，开创了现代学术对于瑶族的进入。但是，他们做调查的时间，大部分都很短。费、王的调查算是长的了，三个月。
江应樑先生的文章，总是不忘记与苗族的相关性背景。
另外，前几天还大致翻阅了竹村卓二先生的《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与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一书。本书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竹村先生与白鸟芳郎合作开展的泰国山地民族研究项目的重要成果，除了他们合编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之外唯一的个人专著。竹村把瑶族与畲族是当作一个民族体来研究的。其论述切入点主要是三个方面：瑶族与汉族的共生性研究，从“客民”的角度展开对瑶族与畲族、客家、日本木器工匠的比较研究，过山瑶的盘瓠神话与渡海神话。由于时间关系，还没有细看。
还有一本冈田宏二的《中国华南民族民族社会史研究》，与上面这本书也是一套出的。也是苗族瑶族研究中值得参考的重要书籍。
瑶族研究，在乔健、费孝通以及李穆安等大师的推动下，在上个世纪中前期曾经十分热闹。近年渐趋显冷。
从事苗族的整体性研究，不可不知瑶族，就如不可不知汉族。要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情境中来展开。
200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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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看书（阅读杞记之8）
2008-04-16 22: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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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边缘的力量考验单一民族国家想象——跨界民族的视角与苗族的个案
2007-12-14 11:12:36
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前按：这是我为了参加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提交的论文提要。在韩国作报告时，因考虑到现场气氛，以及此稿准备不足的原因，基本是脱稿按照别一个框架来展开我的演讲的。那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版本。估计过不久，我将完成一篇修改后可以正式发表的论文出来。那个稿子，会把两个文本结合在一起。
“核心与边缘”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一直对跨界民族的意义缺乏足够的探讨，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对待或有效的解决。本人的发言是此次会议上，唯一从跨界民族的角度来对话“核心与边缘”理论的学者，所以在分析框架上，应该是有新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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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力量考验单一民族国家想象
——跨界民族的视角与苗族的个案
石茂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在这个“去中心”的时代，在民族与国家的葛藤中，“中心与边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在东北亚地区，从核心与边缘的角度来检视中韩日及更广阔的东亚区域历史现状与未来，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现有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此前，我做了一些跨界民族（跨国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希望从此方面来参与这次学术会议，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跨界民族与民族的边缘
跨界民族，或者说跨国民族，在1980年代以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甚至其用词一直不规范、概念至今不明确。中文状态如此，英语语境亦如此。
跨界民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它的第一层面就直指国家与民族的关系，简单说来，似乎是只要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同一民族，即可称为跨界民族。但是，不仅是这一点也尚存争议，而且在笔者看来在一定前提下可以接受这个命题的事实下，跨界民族分析的实质还是要追溯到“边缘与中心”这一对核心概念。
跨界民族，其字面意思即包含边缘人群的内容，即有民族的边缘、也有疆土的边缘的涵义。民族指向文化，疆土指向政治。即有少数族裔的边界区域人群，也有主体民族的边界区域人群。二者之间虽然同在此概念下，也有质的区别。在一个国家国民总人口比例中占据大多数（比如说85%以上）的民族，我们称之为主体民族，如何看待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的边界人群的区别？如何看待主体民族的边界人群？它们作为边缘，与中心关联与牵引方式不同，于是也形成本地表现的矛盾。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少数族裔的民族意识表现歧异。主体民族常常容易形成其民族与国民的对等意识，少数族裔常常被忽视（即使有政策倾向）。所以，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与主体民族相差也大。主体民族常常自然理解为国家就是他的祖国，对国家认同度高。而少数族裔却未必这么想，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异。
以中国为例，中国云南边境的傣族、苗族与汉族以及东北边境的朝鲜族，从跨界民族的视角看，就是四种类型的边界人群。中国的傣族、壮族与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则是亲缘民族，虽然现在很难归入一个民族，但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亲密关系显而易见。苗族，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都是少数民族。汉族则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老挝、越南、泰国、缅甸都有不少人口。就这三个民族来说，在当地，就进入时间来说，傣族是最早的居民，苗族次之，汉族最新进入。中国朝鲜族与朝鲜国、韩国的主体民族是同一民族。此四种情况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其民族跨居国的认同和民族意识是不同的。
没有任何主体民族关系（总是少数族裔）的民族，自然是政治上的弱势，以及随之而相配的其他弱势状态。对于有主体民族部分，而离散在外的少数裔来说，其对于主体民族国家（文化祖国）的认同与其对国民国家（政治祖国）的认同是一种矛盾。相关国家自然是通过各种政策，保证现实状态的稳定，并努力增强少数族裔对于国家的认同度、向心力。不可避免，在有些国家也存在着对于少数族裔人群的不信任和排斥。
在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很强、文化动员力也很强的词汇。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面对海外华人华侨时，语者常常强调共同的“中华民族”的身份。第二种解释是，面对国内少数民族时，也常常强调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其实，这两种解释是不兼容的。作为“民族”，即使只是作为一个术语，在逻辑上，它不能既涵盖前者，又包括后者。而且，对于第二个解释，很难面对国内少数民族在国外的部分。中国跨界的少数民族在国外的部分，一般不被称为海外华人华侨，更不可能被称为“中华民族”。这是一种边缘对于单一国民国家想象的否认。
国家如何对待跨界而居的不同民族、如何对待其主体民族的国外少数裔？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其国民国家（政治祖国）、如何对待其文化祖国？——这两组心灵的痛苦，似乎已经被表面上回避，而事实上被隐隐地关注或调整。它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想像与建构，是一个置疑与挑战。
二、历史的轮回：边缘回旋向中心
汉族的祖裔群体，在两三千年前，没有现在这么人口众多，它在云南、东北没有分布。苗族的祖裔群体，在两三千年前，在云南也没有分布。现在，从人口来说，中国的汉族是苗族的130多倍。但是，在两三千年前，汉族的祖裔群体与苗族的祖裔群体，在人口上大概是1:1，或者略多而已。汉族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大？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扩张性。借此，在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把许多别的民族，包括苗族的祖裔群体的一部分，融并为一。
在两千多年前，苗族先民注要居住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汉族先民居住在北京黄河流域。可是，现在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已经没有苗族，全是汉族。汉族不仅仅是自北向南地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推进，而且自东向西推进。继占领了两湖、两粤之后，明清以降，云贵高原也迅速地渗入大量的汉族移民。原来有学者把汉族移民比喻为“水波般”地推进。我看它完全象滔滔不绝的“大江”，不择细流地吸卷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河水”注入。明朝以后，贵州、云南两省的汉族迅速超越少数民族，占据人口多数，并且向各个角落渗透。只是在一些偏远、特殊的“高山地带”留下一些“当地人”，从而演变成今日的少数民族。能够保留、发展到当今的少数民族，都深怀着民族文化的顽强与民族意识的倔强，为此它们甚至宁可牺牲掉一些发展的机遇，因为这些“机遇”可能会消解他们顽强的文化。这是弱势人群的生存策略。所以，他们上高山、入箐林，把财富和文化简化、凝聚到服饰中以便随身带走。
苗族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离开洞庭湖、鄱阳湖和江淮流域，往云贵高原攀爬。这是一种放弃、一种牺牲。抵制融化、挑剔机会的策略，其结果一是民族延续下来，一是边缘化生存。苗族自离开长江中游，不仅仅是到了云南，且已经越出中国国境进入到了越南、老挝甚至泰国等国的腹地或亚腹地带。在云南、贵州，以及东南亚各国，各民族杂居相处，呈垂直分布的，苗族总居住在高山山顶。尽管如此，自进入东南亚大陆国家，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机遇。由于民族结构的差异，苗族在老挝如雨后春笋一般发芽猛长。现在，苗族人口占老挝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是其政治地位却超越此比例。特别是在196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挑起的越南战争、老挝秘密战争的缘故，战后，大量苗族人又移居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从1980年代以来，来自西方的苗族人回访中国，对于中国这个旧时代的汉族中心国度，形成了一股新的挑战和冲击。对于是中国苗族的民族意识与认同、甚至族体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可喻之为边缘力量回击传统中心。虽然从苗汉关系来看，它不可能形成根本上的变革，但是，这种态势是深具喻意的。
通过跨界，突破传统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之格局，形成新的局面。这是又一种边缘对于中心的挑战，对旧中心格局的突破。
其实，日本、韩国的发展历史也是突破旧时东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格局的案例。只有突破了旧的中心观，形成平等的对话与发展格局，才是建立新型东亚细亚国际格局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中心是暂时的、切割的，本质上是没有的，多极、平等才是和平之道。
三、结论
视角与立场的不同，在不同的群体观察与理解中，中心所指是相异的。清至民国，在四万万汉人看来，北京是中心，汉满统治阶级是全国政治的核心，但是在凉山彝族人看来，汉族是奴隶的同义词，是最下层、最受人歧视的人群涵义，北京只是一个符号，家支才是实质。
在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看来，信仰实用主义与杂合信仰的汉族是功利的、不虔诚的，被低看的。诸如此类甚多。
总之，没有边，就没有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金克木先生只是看到了中心与边缘互相依存的一面，甚至是强调了边缘对于中心的意义。
但是，这是不完全的。中心是主观的、短暂的、片面的、分主题的。通过中心的分级、边缘的移动、视角的转换，中心可能被消解，边缘可能转换为中心，边缘也可以突破传统秩序，向中心形成挑战。边缘甚至可能转换为中心，或者自为中心。中心可能规模不一，从而形成多中心。中国跨界民族案例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它培养或增强了许多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可，也有利于汉族平等地看待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平等的根本。
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情形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这套政策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其中，跨界民族以及相邻国家在这个挑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多维，价值取向与权力实现方面有许多新的商榷与交换。而中国民族政策却多年来基本不变，未能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和改革。那么，跨界民族、民族主义与邻国政治将对其进一步展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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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
宁骚：《民族与国家: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 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孙秋云:《核心与边缘: 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
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张冠梓：《人口南迁的水波效应与中国文明整合的历程》，1993年。 -
读《“排满”与民族主义》（阅读杞记之6）
2007-11-05 2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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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中国的少数民族族别研究（族别学）
2007-07-04 19: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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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影视人类学的珍宝
2007-06-27 23:13:01
说起中国的影视人类学，没有人不知道杨光海，没有人不知道民族所。因为民族所在50年代主持拍摄了中国第一批人类学影片，几十部片子，在中国影视民族志方面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这项工作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后人无法替代的（属于抢救性记录）。比如，关于赫哲族、苦聪人、僜人、鄂温克人的生活与习俗，现在再有先进的设备，也都无法拍到了。因为这几十年少数民族社会变化之大，是无法比拟的。中国大众常说的“汉化”，最近些年常说的“全球化”都在反复地扫荡少数民族社会，想要抵抗，几乎是不可能，即使是汉人社会最近五十年也一样变化很快。原来流行的民族文化，现在成了遗产，需要抢救和保护。
正是由于此，民族所当年拍摄的这批影视片，从民族志记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至上珍宝了。
可是，真正好好利用这些珍宝的人类学家极少。第一是，它们几乎没有拷贝。仅存民族所。第二是，原来管理极严。第三，许多人类学者概念上知其珍贵，心理上却没有充分重视它。
我原来就是这样，对其不够重视。在民族所工作了15年，竟然没有认真看过这些老片子。宝贝啊，就在眼前呢。
其实，我前一段跟这些片子的管理人提过想看片子。他们后来在所里公开放过。但因为不是礼拜二，结果我就没有去。
好，现在终于来了一次机会。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生陈劼托我联系一下，她想看。正好，我就再也找不到理由再拖延不看了。因为她只是想了解影片的整体背景，所以至于什么影片并不讲究。于是就优先我，先选择了两部苗族的片子看。一是《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1980年拍摄于台江），一是《苗族的生活习俗》（1956年拍摄于台江反排和从江加勉）。
第一、这些片子，全是通过以解说词配镜头的形式来连接，没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没有具体人物或人物对话。
第二、看了这些片子之后，当然我们会感觉到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多数时候意识形态只是个壳子，所以并不太影响片子整体的学术价值。比如在全片结束的时候，带上一句“现在苗族人民是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婚姻”之类。另外，后面那部片子前半段，有很强的种族优劣论（非相对主义）的观点渗透其解说词中。
第三、这个片子与《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结合，才是最好的运用。结果看见N多人在运用这个文字材料，却极罕见有人运用这个影视材料。
我们看完片子，要感谢陈景源老师，影视人类学室主任，和张辉。中午与张辉及邓卫荣、张晓敏一起吃中饭。陈老师不肯去。
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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