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bs.3miao.net/thread-60350-1-1.html

在这个帖子中，潘兄谈到了基督教对于苗族发展的方向性建议。

 

另外，最近坛子里还有几个这方面的帖子（见下面链接）。我也掺和一下，提出自己的看法。

http://bbs.3miao.net/thread-60087-1-1.html （赵教授帖）

 

还有一些其他的帖子……

 

这里几乎全文摘自回帖。标题另取，来自于第四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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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几乎不跟iiib兄过招的。大概因为对于石门坎与基督教的关系的话题，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想跟iiib及各位网友探讨。我谈四点看法。

 

首先，我赞成这个帖子的立意，也就是说现实中苗族地区（这里应该是特指滇黔川交界地区）的贫困与柏格理、与基督教没有关系。相反，柏格理、基督教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尤其是对苗族影响最大。历史上，当地苗族曾经称柏格理为“苗族救星”，不为过。柏格理向滇黔川交界地区传播基督教，同时传来了西方体系下的宗教与科学（我不是敲错了，确实教会传入的有科学内容，如医学、农学），发展了教育，培养了人才，而且创制了影响深远的老苗文，那是苗族历史上第一套真正实现了推广的苗文。

 

除了这些之外，我认为，柏格理领导下的基督教对当地苗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当地苗族实现了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一个族群之群体尊严的建立。在此之前，苗族是Y族的奴隶，在当地各个族群中社会政治地位最低，受尽了歧视和侮辱。

 

现实中苗族地区（这里应该是特指滇黔川交界地区）的贫困，跟现代当地基督教也没有直接必然关系。我去过石门坎的，到过几个教堂和社区。但是，跟我们执政者对宗教的排挤打击（包括50、60、70年代的打击）、跟我们本身的社会问题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二，柏格理当年所领导的教会属于循道公会；今天滇黔川交界地区的基督教基本上从原来内地会发展而来，而且是解放后独立发展的内地会支派。二者差别很大。循道公会的特点是积极入世的，解放后这派几乎全被打灭。加上如你说的，现在管理方实际上是打压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有信教自由，没有传教自由；没有传教的自由，根本上就是没有宗教自由。宗教政策不变的话，基督教的力量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局部的、小范围的自由，及其带来的小规模、小范围的发展。其他教派几乎不可能传入。

 

基于这两点，现在滇黔川交界地区的基督教，除了老苗文是继承柏格理时代的遗产以外，与当年柏格理搞的那一套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仅仅体现在神职人员的素质问题。历史格局如此，而新的教会力量又没法进入。那么，你的设想就不现实，没有可操作性。

 

第三，通过你的帖子，好像我们可以利用基督教做这做那，包括新农村建设、地方发展，包括扶贫开发、教育发展，进而发展我们的民族。“宗教是一股力量，用的好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益。”这种态度，好像是要利用基督教为我所用，工具主义取向非常明显，是不尊重宗教的自主性的。如果换一个说法，应该会好一些。

 

第四，我同意你在别的帖子里说的“有宗教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的观点。对于社会控制，法律，只是一种外在约束，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人只有在内心有了约束，发自内心的做某些事或遵守某些原则，才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约束，只是微观控制、短时控制。当很多人有了共同的内在约束的时候，那些约束就会转化为社会道德（公德）。它的作用不亚于法律制度，人类社会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公德、共同价值观，才是社会进步与社会稳定的根本。

 

但是，这只是宏观的原则。具体到苗族，民族的发展是否应该依托于基督教，是一个很值得争论的话题。前面有些网友提出了反对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由于基督教原来只是在滇黔川交界地区的苗族中有影响，而且近六十年来逐渐式微，这个受基督教影响地区的苗族人口只占中国全体苗族总人口的5%不到。而其他广大的苗族地区没有基督教的历史基础。不是说，没有基础就没有可能，传入的可能是有的。我是说，在目前可以想象的时空基础上，基督教几乎不可能传通苗族。如果不能实现80%以上的民族成员皈依，那么就可能造成民族的撕裂。我不意味着现实中苗族就没有不团结因素，相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如何发展苗族、整合苗族。我这么说也不意味着反对他们继续信仰或传播，而是说民族的发展不可能系于其上。如果从这样的方向设计的话，我认为，树立和强化蚩尤信仰，而不是寄望于基督教，对于民族整合与建构（national integration；national building）更具有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即使对于局部苗族地区，这个设计同样也是可行的。当然，这个方向，也还需要民族内更多的共识，然后有更多的实际推广。蚩尤信仰，可以系统化、宗教化、准组织化。

 

我写这个帖子，最想表达的是最后一个观点。我自己并不确定是最佳，期待大家更深入的讨论和批评。

 

 

 

本博主是因为知道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苗族人反对最为坚决，那么这篇博文想说明，在主流社会里，反对主流声音的势力是多么的微弱无力。常使用网络的人知道，百度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搜索工具（年轻人中70%以上的人使用百度），百度系列产品包括百度百科、百度词典在中国民众中影响力是屈指可数的。

三苗网就是想建设一个给弱势的群体和他们的代表发出声音的地方。否则，弱势群体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出不来。

20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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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百度搜了一下“炎黄子孙”，发现结果如下（看看这些最有影响力的新媒体是如何解说“炎黄子孙”的）：

百度百科排第一，(百度百科如何解释炎黄子孙，请见下文)

百度词典排第二，(百度词典如何解释炎黄子孙，请见下文)

百度知道有“为什么我们被称作“炎黄子孙”？_”排第六 （详见下文）

百度贴吧有“炎黄子孙吧”，排第九

炎黄子孙在异界-夜空明-玄幻小说-起点中文小说网 排第三

排第十的是 郑州晚报数字报-中原网-省会首家数字报发布的文章《“炎黄子孙”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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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看看，他们是怎么解释“炎黄子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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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的内容是：

　　炎黄子孙，也称黄炎子孙，黄帝子孙，是中华民族的自称,被称为华夏儿女。
　　传说中，炎帝与黄帝都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今陕西关中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今陕西关中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因此，他们是起源于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后来，两个部落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
　　后来的传说的几位古帝王一直到夏商周帝王，都被认为是黄帝的直系子孙，连蛮、夷也被纳入这个系统。后世的帝王也声称他们是黄帝的后裔。几乎所有的姓氏都将自己的远祖追溯到炎帝、黄帝或他们的臣子。而接受了华夏文化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等等）也声称自己是黄帝子孙、炎黄子孙。
　　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这些契丹人也自认为契丹是炎帝苗裔。
　　在清朝末年，这个观念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更加广泛地流传。清末反抗满族统治的早期革命党人，即用“炎黄子孙、黄帝子孙”做口号取得汉人的支持，激进的革命派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而温和的改良派则认为“我国皆黄帝子孙”。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蚕食，包括少数民族人士[1]在内的有识之士号召打破族群界限，以“炎黄子孙”为旗帜凝聚中华。在面对外国强敌侵略而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机下，“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的概念，成为以祖先崇拜为基本文化的中国人构建民族凝聚力的符号。抗日战争时期，“炎黄子孙”的称谓在抗敌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2][3]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全体中国人皆为炎黄子孙已成为共识。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38.htm?fr=ala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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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词典”的内容是：

炎黄子孙的中文解释：炎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有熊氏，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和黄帝的后代。指中华民族的后代。亦作“黄炎子孙”。

炎黄子孙的英文翻译：all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Chinese people

http://dict.baidu.com/s?wd=%D1%D7%BB%C6%D7%D3%C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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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知道”的解释是：

为什么我们被称作“炎黄子孙”？解决时间：2008-7-10 10:41

这是个比较简单而且比较能激发中国人爱国情怀以及民族情怀的话题。
这个问题首先要说说“汉”。和世界其他历史文明的发源一样，中国的文明也是从相对“富饶的河流”发展起来的，上古的时候在黄河流域最早出现了相对比较集中的“人群”，由于气候，食物以及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上古人类一直在迁徙中走过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多小股的人群在迁徙中相互结识并且相互“通婚”（或许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缠绵悱恻的爱情），慢慢小的群体发展成了比较大的部落，经过母系社会后强有力的领导人出现并且带领自己的族人努力改变自己身边的环境和生活状况，人们慢慢开始习惯一个地方的生活并且定居下来，这里就出现了当时比较大的2个部落“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但是当时的人类尚不能较好的适应环境，经常出现的天灾迫使各个部落损失惨重而被更大的部落吞并或者干脆腿出历史舞台。在不断的与天，与地，与人的斗争中，终于黄河以北的黄帝部落和南岸的炎帝部落在历史上相遇了，于是便出现了历史上有记载的3次战斗，结果相对比较先进和富足的黄帝部落获胜，但是由于炎帝部落不同于过去的小部落，黄帝部落不能完全吞并吸收，就出现了以联合方式为主导的兼并，炎帝做为战败方也接受了这一结果，于是2个部落的人开始在一起生活并且相互学习，相互通婚（晕~不想用这个词），这便是最早的“汉”族的前身，黄帝和炎帝的部落的结合为产生更大更强的民族做出了铺垫和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和后世的汉族传统，中原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于是后世的汉族人由于自己的民族由来和祖先的历史事件惯称自己“炎黄子孙”。
这里要说明的是，古时候少数民族是不称自己“炎黄子孙”的，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传统。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在我们的祖国，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亲如一家人，我们共同有着一样的梦和一样的追求方向，共同生活在中华大陆上，为了纪念历史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新的“炎黄子孙”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汉族的小范围之内，已经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的骄傲和自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81840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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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炎黄子孙”的由来

海内外中国人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他创造的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对黄帝精神的集中表述，“不改中国心”成为海内外华人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让我们追根溯源。约5000年前，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的一部分就在黄河流域定居下来，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干。以后，这些原来不同部落的居民都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称为“黄帝后世”或“炎黄子孙”，也有人称“炎黄裔胄”，裔胄就是远代子孙的意思。我们现在称“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黄帝为至高无上的中央之神、公正之神、文明之神。其实，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建都于“有熊氏之墟”（今河南新郑），曾发明养蚕、舟车、指南针、兵器、衣裳、房屋、文字、音律、医学、算术等。医书《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雷公等的医学专著。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军事、婚姻等原因，中国大地上的众多氏族部落逐渐融合为一个伟大的群体——中华民族。而这个民族，从古到今一直把炎帝、黄帝尊崇为自己最早的祖先。他们是肇造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统一的象征。

 

 

人文厚重火烧溪

文/水若

 

    我们酉阳建县制2000多年，更是800年州府所在地，自来就是钟灵毓秀、人文厚重之地，亦是武陵山区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除了声名在外的龙潭古镇龚滩古镇，酉西南的苍岭镇有一个叫火烧溪的寨子，如深居简出的闺秀，怀璧芬芳于阿蓬江江畔的大山深处。

这个寨子依山傍水，四面青山相对而出，一泓清泉柳飘梅绕，又隐约可见阿蓬江上唱晚渔舟，自是风景山水绝佳之地。而后山那高高矗立的圣旨碑，家家户户庭前院后散落着陈年物件，又无声的告诉过往客人——这里俊采星驰，人文厚重。

 

    酉阳第一苗寨的由来

    寨子依据山势自然的被分为上寨、下寨和中寨，全寨几百户人家全都姓石，都是苗族，是当之无愧的酉阳第一苗寨。而对于这个苗寨能够保存至今，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据传当年汉族人排斥苗族，尤其是完全没有汉化的生苗。于是就联络官府“赶苗”，八月十五在月饼中藏书约定要赶尽苗人、杀尽苗人，酉阳境内的苗族村寨就在这声势浩大的“赶苗”运动中基本凋零，只有火烧溪机缘巧合得以幸免。“当时由各地方官员同情我们，就在汇报工作的时候用了障眼法。上司问他火烧溪‘赶苗’的情况，他说基本上都赶出去了，只剩下‘石’家了，上司将‘石’误会为‘十’，觉得只有十家苗族人已经不足为患了，就说只剩下十家那就算了吧。他不晓得我们这个寨子几百户人家都是姓石的。”当地村民说。就这样，这个在后来的日子里名声斐然的苗寨，依靠中国文字的庇护，得以繁衍生息至今，并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走向更辉煌更灿烂，更有文化特色和厚重历史感的明天。

 

    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寨子就有三十几个大学生了”，在原大河口小学任教多年的石敦玉老师提到养育自己的火烧溪很是自豪，“你可别小看了就这个小寨子，从前清开始，这里就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当年随重庆督军熊克武去成都府的石宗俊就是我们的前辈，它死后扶柩回故乡，几千公里路程，是官府一路安排抬回来的。”

    石老师说的石宗俊是火烧溪较早出去的名人，后来新中国成立，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就是这个寨子，就又出了多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既有在重庆市政府工作的石品，又有一等功获得者石伟，现在昆明军区，还有早年去了万州的工程师石维植等。这些火烧溪优秀的儿女们，各自活跃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成为他们故乡最耀眼的明星。

 

    门当户对，望族开亲

    要说龙潭、小坝的大家族的姑娘们嫁到偏远的苍岭火烧溪去，您可能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在大几十上百年前，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那是个最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笔者在走访中得知，火烧溪上面几代的媳妇多数来自龙潭的陈、王两族和小坝的夏、周、杨、田家。孙中山的大秘书王勃山就是龙潭王家的人，王勃山的女儿王剑虹是我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的第一任夫人，可惜王剑虹天不假年，婚后不久就死于肺病。而小坝的四大家族，当时整个小坝基本上都是他们四家的产业，下至县城，上至龙池，四家互相联姻，荣辱与共。

“我家祖婆就是龙潭王家来的，这个八柱床就是她的陪嫁。”在火烧溪下寨，石海洋说。他指给笔者看的八柱床描龙绘凤，斑驳的朱漆虽无语而不朽。据传，时人多是睡六柱床，八柱床只有有功名的人才可以用。可见，当年的这位夫人，也应当是有诰命在身的了。

    而前文提到的圣旨碑中石敦和的妻子，是小坝周家的小姐，在圣旨碑序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小姐，被封为“恭人”。

    而在历史淹没的细节中，究竟还有多少荣耀与辉煌，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探究，只有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默默的记住了这一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81d91d0100fn7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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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厚重的大河口（火烧溪）

水若

 

    酉阳县苍岭镇大河口村火烧溪（小地名）的石家寨濒临风光秀美的阿蓬江，是苗家世代聚居之地，素有酉阳第一苗寨之称。这里山高林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自古就是男耕女织、宜家宜业的好地方，400多苗家儿女在这里安居乐业，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而如果您是远方的客人，您问他们为什么生活得那么开心幸福，这里的每一位村民都会告诉你：“因为我们有圣旨碑！”
　　
　　那么，村民们口中的圣旨碑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碑呢？
　　割肉飨慈母 孝心感动天
　　传说100多年前，石家寨出了一位有名的孝子，可惜年代久远，他的名字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是姓石。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兄弟6人都由母亲周氏一手带大，自从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就一直没有再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养育孩子成人和孝敬老人上。
　　这一年，年成不好，周氏又因积劳成疾，看着操劳一生的母亲即将不久于人世，儿子们都非常痛苦。忽然有一天，重病的母亲对儿子们说她想吃肉。可那样的灾荒年，到哪里去找肉呢？这可急坏了孩子们。百般无奈之下，大儿子主动站了出来，“我们找不到肉给妈吃，我是老大，那就割我手上的肉吧。”听了大哥的话，弟兄们都争着要割自己的肉，可是长兄为父，最后大哥真的用刀在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煮给母亲吃了。
　　“他割肉煮给她母亲吃后，他妈的病就好了，又活了很多年，直到80几岁。”当地村民都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他可是我们的先人呢，这个寨子全都姓石。”
　　“由于孝心可敬，后来村民们把这个民间故事传得越来越离奇，说这个姓石的大儿子割肉之后孝感动天，不仅皇帝颁布了圣旨，要建牌坊，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仙家的保佑呢。有一次他从火烧溪去两河口赶场，晚上回来过大河口桥岩没有路了，正犯愁呢，突然间他就觉得自己腾云驾雾起来，不一会儿就到家了。”驻大河口村多年的现苍岭镇工作人员张洪树介绍说。
　　持节以建碑 扑朔又迷离
　　
　　石家寨分为下寨、中寨和上寨，神秘的圣旨碑高高矗立在上寨顶上的土地庙前，碑座是圆形的土夯层，周围砌着整齐的白条石。石碑立在碑座正中间，约0.7米宽，2.4米高，被抬头正中楷书“圣旨”二字，字迹遒劲有力，有颜筋柳骨之风。
　　碑身书：“旌表节孝石母周氏老安人千古”。侧书：“钦奉：前清圣旨总督院核准旌表节妇同乾坤之正气并日月之光华，准其建坊，后因战乱未果，兹持节聚石工监此碑以表不朽。中华民国三十一年腊月。”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开始犯嘀咕了：传说不是讲他的孩子孝顺么？怎么碑是“旌表节妇”呀？再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是公历1942年，那时候正是八年抗战期间，早已不是清朝，那又何来圣旨呢？
　　其实对于传说与碑文不符的地方，笔者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遍访当地村民，他们都众口一辞认为 “就是表彰石姓孝子”。
　  根据碑文分析，应当是表彰周氏节孝才对，而且当时是打算建牌坊的，但是后来遭遇战乱（可能是鸦片战争），只能“持节聚石工监此碑以表不朽”，而所谓“节”很可能就是清朝圣旨总督院所颁发的圣旨。
　　考虑到建碑时间是1942年，已经不可能有清代的官员来“持节”建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家人“持节”建碑。
　　而究竟在这块神秘的圣旨碑背后还有多少被历史尘封了的荣耀与血泪，是很难拨开这层层历史迷雾了。只是无论是表彰老母亲节孝，还是表彰儿子的孝道，在如今这个浮嚣的社会，都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81d91d0100f1j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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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美丽的大河口

http://yybwlb.com/bencandy.php?fid=126&id=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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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凤凰城街头，苗族妇女或老人摆地摊卖苗族工艺品，谁都不奇怪。

但是，在北京的街头，人行天桥上，这样的情形就不是很常见了。

我那天过立水桥人行天桥，拍了这位老人的工作场景。这是第二次在这里看到。上次是看见另外一个。

 

在湖北省枝江、荆门一带，居住着人口几达万数的苗族新移民。他们大多数来自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少数来自湖南省凤凰县、重庆市秀山县。

今年国庆我利用假期奔赴湖北，访问了大约十户这样的新移民家庭。

这里先发几张他们的日常生活照片，稍后我会写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

我们上午到达这户苗家的时候大约十点多钟，一家人正在忙着给稻谷脱穗。聊了一会儿，女主人就开始做饭，着留我们吃中饭。

他们家是迁来湖北最早的苗族人家之一。老人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已有孙辈满堂。可是，一家四兄弟与老人一起，只有这一幢三开间的房子，现在四兄弟都外出打工了。我奇怪他们家怎么住得下这么多人。他们说：没有钱买房子，怎么办？

这个老人也是迁来湖北最早的苗族之一。他现在已经七十二岁了，可是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可是，家庭却不是非常的顺利。儿子媳妇老是守不住。

枝江接待我的一户苗族。当然要特别感谢龙兴中同胞的介绍。

2005年春季迁来湖北。其实，原来男主人在外打工，收入还可以。他强调：在外打工，不稳定，尤其是对于子女入学，实在是太难了。在这里住下以后，虽然从收入上来说，可能没有增加，但是不再漂泊，这值得。

这也是最早迁来湖北的苗族家庭。当初来的时候，买到的转包土地，特别贫瘠，前些年家境一直不好。

我印象最深最深的是，她一口的我们家乡妇人的话语腔调，与此前访问的说话都不同。当然，她是秀山的，是汉族。她老公是松桃的苗族。她现在说得一口流利的苗族，说是老公教的。我们来的时候，老公（50多岁的老人）到铁路工地上打零工去了。

这是我离开枝江当天傍晚最后采访的一家。本来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原计划当天赶回宜昌的。前一户提到另外一家来得最早的。因为离得比较远，与前一户家相离，大约四十分钟摩托。

向导问我：还去不去，要不今晚就不回去了？

我说：去也想去，回也想回。

他说：那就先我家把你的包包拿上。然后去他们家。

我说：哪怕在他们家坐上十分钟也是要去的。

结果去了，男主人不在家。向导问我要不要坐，还是走？意思是这个妇女在家，要不要采访。

我说：坐。进家坐再说。

结果坐了一个小时左右。

告别时，已经五点半了，天色已暗，我真的担心回不了宜昌。

向导骑摩托送我到董市。我搭市郊车到枝江，在枝江赶到回宜昌的末班车。是六点四十的末班车。实际上，六点二十就已经基本上天黑了。

在枝江访问了八户的总体印象就是：

一、大家都反映比老家松桃要好，干活轻松些，交通方便些。

二、从家境来说，很多户仍然没有脱贫。尤其是，从外在房屋能看得出来，与原住当地人相比，普遍要贫困一些。

三、枝江的苗族移民户，比荆门的经济条件差不少。不知是不是荆门我访问得少，还是本来经济水平就高些。

20091017

 

石启贵先生遗著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

三苗网·北京8月28日讯，石茂明报道

日前，石启贵先生遗著、用汉字记苗音写成的《湘苗文书》得以整理翻译出版，出版书名为《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这套书总共八卷十册、长达200万字，它由石启贵先生的儿媳儿子麻树兰、石建中负责整理译注，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明珂教授协编，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具体内容（八卷）包括：1、椎牛卷，2、椎猪卷，3、接龙卷，4、祭日月神卷，5、祭祀神辞汉译卷，6、还傩愿卷，7、文学卷，8、习俗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原版祭祀辞，该书最大的价值也在于祭祀辞，文学卷和习俗卷也大多与此有关。祭祀辞的整理采取五段时编排：原文、国际音标、苗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更增强了其学术利用价值。

这套煌煌巨著，是作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的重点项目成果出版的。上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石启贵先生遗著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文日焕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马文喜、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终身教授戴庆厦先生、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铭心、丛书整理人麻树兰教授与石建中教授、中国民族杂志社副社长兼副总编石维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张海洋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所长张永祥、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应玖、民族出版社汉文编辑二室主任欧光明与本书责任编石朝慧、中国民族杂志社社长助理郑茜、中央民族大学校办公室副主任贾仲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及三苗网站长石茂明、中国民族博物馆唐兰冬、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秘书尹晓琳等参加了会议。

该套文献由石启贵先生完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四十年代早期，并交中央研究院。此后，它一直珍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尘封半个多世纪，如天书般无人能读无人能晓。石建中教授几年前搜寻到这个线索后，主动与台湾方面联系，并得到中研院的高度配合与支持，方有学界此等幸事！

石启贵（1896-1959），湖南湘西吉首乾州人，苗族。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1925年毕业于长沙湖南群治法政大学。回乡后，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并于1926年开始调查、搜集苗族文化资料，引进外面先进生产技术，力求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探索苗族发展强大之路。1933年5月，当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时，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因石启贵是个“苗族通”，且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三个月后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他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石启贵于1940年撰写完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文稿（1986年整理出版），他作为中研院的补充调查员，除了前述文稿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祭祀辞和民俗资料，写成《湘苗文书》寄往中央研究院。截止这套文献被石建中教授发现，中国大陆学界几乎无人知晓。

在座谈会上，戴庆厦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马文喜副校长对王明珂先生表示感谢和欢迎，并期待海峡两岸更多的学术合作空间，而且向王教授现场赠书，麻树兰教授回顾了该项文献的发现及该书的整理译注相关的各种细节、学术难点和攻关方案。石茂明说，因为各方面的合作与尽心竭力，所以这套书就像是失散海外多年的一个“孩子”，现在经大家共同抚育成人了，也都是大家的“孩子”，我们希望今后他能够回报社会，希望学界加强该书价值的利用。其他所有与会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套书的学术意义以及两岸合作给予了评论，兹不一一。

另悉，王明珂教授当晚赴天津南开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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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_5128王明珂讲话_nEO_IM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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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十大节日评选

1.         苗年
2.         花山节（跳花节、踩花山、跳坡节等）
3.         芦笙节（芦笙会）
4.         姊妹节（吃姊妹饭）
5.         四月八节
6.         端午节（龙舟节、龙船节）
7.         赶秋节
8.         敬桥节（祭桥节）
9.         吃新节
10.        牯藏节（牯脏节、鼓藏节、祭鼓节）





你认为在苗族中，最有代表性的节日，或者最富民族特性，最利于民族凝聚力的节日是哪个呢？


这是我认为的十大苗族节日，如果你觉得哪个节日更加有特色、更加重要，请你指出来。

三苗按：下面《三月下旬听孙来臣教授的讲座，至今回味无穷》这篇博文是我在网上搜索到的一篇两年前别人写的博客。不为别的，只是那个博客最近好像关了，我是百度快照里得到了。发在此帖中，作个线索。最近孙来臣教授给我来email了解关于苗族中火枪使用的资料，说实话对此，我没有什么研究，无法回答他，所以，我不妨把他的问题放在这里，如果有网友知道的，请说一说。

孙教授近年来研究亚洲火器，涉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狩猎问题。他的问题是：

问题一：您的《跨国苗族研究》一书中149页提到日本占据越南后，法式枪支由中越边界流向中国云南等地，这项材料能间接说明17世纪越南欧式枪支流向中国一事，所以非常重要。不知能否麻烦找到更详细的材料 （例如，购买枪支的户数或人数，以及向中国内地的进一步扩散）。
有没有当地居民购买枪支的更多材料，以及这些枪支在后来的用途（例如用于战争、保护庄稼、打猎等等）？有没有项氏家族后来使用法式枪支的更多材料？有没有关于三、五响枪的更多材料？三、五响枪的正式名称为何？大作提到苗瑶械斗，有没有他们所用武器的更详细材料？
我现在所做的研究离这些问题比较远。请大家知道的，介绍一下情况。

问题二：有没有学者撰写从江岜沙苗族的民族学报告？因为我最近看到他们使用古代火枪狩猎，激起了我很浓的兴趣。此外，有没有研究苗族使用火器狩猎的文章？
我没有看到过关于从江岜沙苗族的民族学报告，或苗族使用火器狩猎的文章。关于从江岜沙的苗人猎枪，尽是些通俗的或粗浅的描述或者为刺激游人而写的文字。这一点，说起来确实十分遗憾，这么多号称苗学家或者苗族学者的人没有一个认真坐下来做研究的？也没有其他的人类学家来做岜沙的研究？如果有网友知道，请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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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下旬听孙来臣教授的讲座，至今回味无穷

2007-05-28　20:41:29



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南宁讯（记者林涌泉通讯员覃丽芳）近日，美籍华人孙来臣博士来到广西民族大学举办3场学术讲座：《缅中关系史的研究》、《中国火器对东南亚的影响》和《上东南亚的女杰们》。此外，孙博士还和广西民大外语学院的教师及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名为“东南亚之夜”的座谈会，并介绍美国对东南亚研究的现状。
孙来臣博士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现执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屯分校历史学系，主要从事缅甸及东南亚历史的研究。
孙博士在广西民大的每一场报告都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不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了许多有关中国和东南亚的历史知识，还提出了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研究方法。孙博士认为，研究中外关系，不仅要从中国向外国看，也要从外国向中国看，把中外关系和外中关系结合起来。比如研究缅甸，不能只看中国有关缅甸的资料，还要看缅甸有关中国的资料，甚至其他国家有关两国关系的资料，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才能避免片面的观点。另外，孙博士还指出，研究历史要忠于历史，这样的研究成果才有生命力。

   孙博士的那几场讲座我都去听了。他的讲学视角很独特，跟中国的学者不一样。他是在远处看华南的，而中国学者特别是西南的学者都是从华南看东南亚的。他长得魁梧，瘦瘦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十分斯文。他十分注重时间观念。每一次讲完后他都谦虚地说，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他自称是中美教育的结果。看来他的这种时间观已美国化了。不过，确实在对时间的珍惜上他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学者的优点啊！
在连续三晚的演讲后，第四晚他和我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玉安教授、我校民族学学者范宏贵教授作为嘉宾出席，还有研究生。我是抱着强烈的求知欲去听的。本以为有很多人去的，但是事实上很少人去，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大家的交流。当然啦，我觉得大家对小语种的学术研讨热情还不是很高。或者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较少。我们却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在这方面中国以后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目前中国和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日渐升级，文化交流必将随着增强，这一点给了我们这些学小语种的学生极大的信心。
孙博士在座谈会上反复强调几点：1、一切地方史都是世界史。2学小语种可以办大事情。这需要学术的热情和动力。3、衡量学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就是自己能不能被别的学者引用，被引用得越多说明学术的水平越高。
在谈及做学问时，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沉浸在对纯学术的阐述之中。他认为美国学者的学问做得比较纯；中国的学术做得不够好，很多都是为社会服务的，从而降低了学术能力的要求。美国的学者很多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我不想说他是对的或是错的，我觉得学术自由就是这样，让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才有可能百花齐放。他还说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眼光要放得开。站得高才能望得远。其次，还得做学术拦路虎，给学界出难题，不要重复浪费做低效率工作。将自己的创造力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最后，要建立相互的学术监督机制，杜绝学术腐败。
现在是5月底，距孙教授的讲座已经很远了，可是他的一些观点还总是在我的脑海涌现，因此我就将它记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c10b7010009k7.html

这是“今日中国”法文网站上拍摄的关于方芳生前在广西大苗山援助的教育故事的片段。

虽然是法语的视频，但是就是因为它是视频，所以，即使没有翻译我们也能看懂十之八九。

方芳遇难 苗人共哀

方芳，是对苗族人有情有义、有恩有德的法国妇女。

她，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位外国妇女，一位50多岁的外国妇女，不远万里从地球的那一端，来到中国，来到融水苗乡。一见到苗乡，她就爱上了那里，当她再次来到融水的时候，她就决定在这里（融水县大年乡）住下来，与当地的苗族、侗族普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她在苗乡住下来，并不是只为了浪漫或享受生活、也不只是为了体会苗家的纯朴与善良，更加重要的是，她住下来，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帮助当地苗族群众、侗族群众。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带着上帝的爱，拯救了一个又一个失学的、困难的女学生！

最开始，她在融水县大年乡、拱洞乡一带开展扶助教育活动，后来，她的扶助教育的行动扩展到了三江县富禄苗族乡、贵州省从江县等地方。她的资助活动是精确的、负责的。一个法国妇女，脚穿解放鞋、身着苗衣裳，几乎走遍了桂北融水县西北部、三江富禄乡及相邻的从江县她资助过的每一所学校，很多很多的孩子家里，她都亲自探访。十多年来，她的资助对象，已经分布在3个县6个山乡2000多名女童入学，并建起了15座教学木楼。

当地老百姓都说，方芳就是我们苗家人，她不但穿得是我们苗家妇女，对待苗家的孩子也象苗家妇女一样的爱心。苗族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法国妈妈”。

方芳女士不但对贫困学生关心无微不至，对他们的资助者也非常负责。她要求受助学生每学期都要跟资助者通信，许多资助者在她带领下亲自来到受助学生家里看望自己所资助的学生。

方芳的爱心，并不是因为她是富人。她的收入非常低，她只有一间房子的租金维持生活。她都是靠着自己私人关系（同学朋友）、独 立的宣传（中国色彩）、朋友的介绍，来让更多的法国朋友知道大苗山、了解她的活动，然后给她提供资金。包括许多资助意愿者也亲自来到大苗山看望他们捐款的学校、资助的孩子。他们回去后，大家一起筹资。几年来，共有以法国人为主的上千国际友人加入她的行列。

方芳，这位法兰西女士，把她满腔的母爱，奉献给了大苗山的女童。方芳，是一位慈祥的妈妈，苗族孩子的妈妈！

从1997年开始，坚持了十几年执着的方向，没有丝毫的偏移。全中国，你上哪里找这样的好人？这是苗人之福，可是，恩人啊，却怎么会有如此的结局，苗人心里不安！

几天前的一场大火无情地终止了方芳的生命和她的爱心事业。妈妈不再，苗人痛哭！海内震惊，山河共悲！

现在，妈妈回到了天堂，让我们送她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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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生日。10月25日。

今天是苗洁丽莎的生日。

昨晚，韦艳艳、以及咱们三苗网网友一起跟她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大约18个人。

昨晚大家都非常高兴，寿星也很高兴，也买了蛋糕、送了礼物。

我回到家已经12:30。没有时间整理照片（过后再补上照片），也没有时间写别的文字。一会儿还要出去有事。

就此纪念。

过后，论坛上也会发上照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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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四川的三苗网网友骑摩托车去石门坎做教育文化寻根。恰好，一个信仰基督的都市苗族朋友今天跟我聊起石门坎。他们把藏在我内心角落里的似乎已经满是尘埃的一片情感再次掀开，激起我隐隐的精神回望的冲动。所以，写这篇文章纪念我访问石门坎以来10余年的感情。

现在，好像知道石门坎的人，多得很。甚至于驴友论坛里都时不时见到关于石门坎的帖子，以及他们在石门坎做公益的计划，其中咱们三苗网有个网友叫运河，是NGO专职人员，就一直关注石门坎，有个网站好像，在那里拍了很多很好的PP，更不用说一些经济学界（如李昌平）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关注起石门坎，去了一趟写了篇东东网上四处被转，还有一些大学生也闻风前往。

但是在我们第一次去石门坎的之前，除了几个贵州苗族以外，没有多少非石门坎人知道这个被称为“圣地”的地方。从我长达20多年的课堂学习中，我没有听到“石门坎”这个词。我第一次知道它，是因为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所里有一个老头叫王德光，因为他也是苗族，我去他家看望他，老先生就来自石门坎（文化的石门坎），绘声绘色地跟我讲了好多关于石门坎的精彩故事（抱歉在这里就不能讲给大家听了~~~），是对我这个民族史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一堂重要的知识缺陷补课，并且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一个种子要发芽，需要水和阳光。这时候，沈红出现了。是沈红让我有机会实地去了石门坎。我们先是在威宁县一些乡镇做了一些经济学的问卷，后来才去了石门坎。那是1997年底的时候，98年的元旦我们是在石门坎度过的。回来后，我写了一个《石门坎调查报告》，内部未定稿，长达10万字左右。后来，跟着沈红做助学项目，做了几年。

其间，沈红曾经去了英国，后来又去了美国。我于1999年发表了两篇关于石门坎的文章，一篇是以柏格理及石门坎的历史事实批驳“基督教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论文，一篇是关于麻风村的访问随笔，呼吁改善麻风村村民的生活现状。

2000年夏天，我再次去到石门坎。两件事情，一是陪阿利森（Lewis Alison）访问石门坎的一些相关历史及人物，阿利森是一位当年传教士甘铎理先生的女儿，都已是花甲之年了。另一件就是根据我们项目收到的调查表了解申请资助的贫困学生的家庭实际情况。陪同阿利森的任务（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也是陪她来的）完成以后，我独自跑了威宁县四五个乡镇。那次威宁之行，长达两个月，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印象深刻的记忆，比如，被搞醉了一回酒，又如一个苗族女生家的破屋，一说起来我的眼前马上就会浮现出来一个完整的画面，还有一个孤儿男孩子，好像叫李恒的家，和他的眼泪。还有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的张梅及他的妈妈和弟弟。还有几个经常坚持给我写信的学生，比如罗贵，今年要考大学了。现在，真想把当年的那份表找出来，一个一个我差不多都能回忆出来他们的相貌和我到他们家时的情形。

当时，我回来后，根据我的推荐确认的学生，都得到了资助。回京后有两件大事，一是开始读博，二是家庭遭受重大变故，可能这两条成为我没有完成调查报告的借口。这么有意义并且印象极为深刻的一次威宁之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来，这一直是我内心深深的遗憾，和愧疚。

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曾经动心想选石门坎的题目。但是，由于我当时有一个社科基金的个人课题还没有完成，是关于跨界苗族的。最终放弃了石门坎。这多少有些遗憾。因为石门坎，其曾有的辉煌传说和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变迁，是非常容易让人产生感情的，容易拨动人们心弦的。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少人只要一接触到石门坎的故事，总是要被吸引进去，或者想亲临其境，或者为之牵挂，或者为了唏嘘慨叹……

所以，后来有张惠贞对石门坎的研究，沈红对石门坎的研究，东人达对石门坎的研究，李昌平对石门坎的关注……普通人也是一样，到石门坎寻根和探奇的人越来越多。

由于自己的关注力度淡化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似乎离石门坎也疏远了些，情感也搁置在一个角落了似乎也染了尘埃。所以，前两年庆祝石门坎建校百年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庆祝石门坎历史百年，是早几年前就被很多老石门坎人一直在倡导的话题。可是，做得却并不十分顺利，有延迟说，有民间与官方双版本。这些倒也没什么。石门坎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记忆中有些东西，已经在慢慢地淡化和消失。可是，有些东西已经成为符号，永远铭记，比如老张。石门坎的老张、威宁的杨忠信、昆明的朱艾光、英国的阿利森……他们是石门坎的名片。看到川南网友发的照片中，还是老张在负责接待他们。石门坎的历史和传说得以延续，老张是功不可没的，甚至于可以说他是枢纽似的人物。每次只要有外地的人来了解石门坎的历史，乡政府都是派老张负责接待。他不仅是当地最为熟悉石门坎的历史的人，也是当年教会时期一个重要使徒的后代，而且他非常乐于一遍又一遍、毫不厌烦、毫无保留地介绍他所知道的一切。我们2000年去的时候，阿利森拿出一张50多年前的老照片，竟然当场被考证为去世多年的他的老父亲，并且他从来未曾拥有和看见过父亲解放前与外国传教士合影的照片。当阿利森当场决定把照片赠送给他的时候，他的双手发抖、双唇聂诺，半天才说出感谢两字来。

这个感情的角落除了自主回忆，还是时不时有机会拂拭的。2005年，沈红与靳军等合拍了一个纪录片在北京放映座谈，我去了。2007年初去昆明，我专门留出时间拜访朱艾光先生、陶绍虎先生。当我在一次省苗学会主持的聚会上提前见到久仰的陶绍虎先生时，我非常激动，他也非常激动。后来在朱艾光先生家，他还赠送了我杨大德先生的书（《中国石门坎》）。朱艾光先生送了与石门坎有关的光盘和文章给我。沈红也写了两本关于石门坎的书，都在提醒我，要经常记起石门坎。

这不，现在川南的朋友又来催我拂尘埃了。我一定要争取近年再去看看石门坎，看看老张，看看那些我们帮助过的孩子……并且给王德光等老人们打打电话，要是欠了他们照片的赶快寄给他们……我们内心的那个角落是为他们保留的镜像。

 

2008-8-1凌晨

 

 

与朱艾光先生及其夫人

 

 

与陶绍虎先生、朱玉芬夫妇（均是石门坎历史名人之后）

 

 

与陶绍虎先生偶然相会于昆明苗族聚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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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于1997年和2000年去石门坎的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无法方便地上传照片。但是传统照片是有的。

 

 

 

 

 

 

麻风村人企望平等生存

□法制日报记者 韩乐悟 2005-06-27

“我们拥有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不能医治‘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正是主要的病症，是我们希望帮助麻风病人的一点。”

根据我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求，为维护麻风病康复者及其家属的隐私权，文中麻风病治愈者及其家属的名字为化名。（编者注）

6 月 22 日 下午，一部名为《走出麻风村——柳树村的生存状况》的纪录片（征求意见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批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感到震惊，震惊之余的愧疚感无法阻挡地在心中翻涌。

多年从事贫困与扶贫制度创新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红及志愿者靳军、王莎莎、张军、石茂明等，用 DV 放映和现场交流的形式向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展示了这个村庄人们的生存现实以及他们调研和思考的部分成果。

该纪录片借助“麻风病”这个特殊视角，透视出贫困地区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谈及摄制此片初衷时，摄制组的志愿者说：“期望触动人们无暇他顾近乎麻木的神经，激发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关注，寻求解决的途径，使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得到帮助。”此拍摄得到了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社区教育支持网络课题组的共同资助。

无助无声无息的群体

柳树村麻风病治愈者中，多为风烛残年、举步维艰、在凄凉晚景中孤独挣扎的老人

柳树村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境内。威宁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石门乡又是这个县最贫困的乡之一。这里交通闭塞，高寒多雨，平均海拔约 2000 米 。是地方病多发区，公共财政极其困难。

柳树村的前身是石门麻风病院。该院于 1920 年在英国麻风病慈善会的资助下，由一位中文名字叫张道惠的英国基督教殉道公会牧师和当地苗族汉族教师共同创建。 1951 年当地人民政府将其接管， 1987 年撤院建村，改为普通自然村， 1999 年才更名为柳树村。柳树村全部以麻风病治愈者及其家属构成，现有 17 户人家， 54 口人，其中麻风病治愈者 18 名。

据了解，柳树村虽然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麻风村，但村民们并没有走出麻风病的阴影。对于那些麻风病治愈者，罹患麻风病的后果不仅造成生理上的痛苦，也带来社会身份和生活的变化。眼下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尊严得不到保障，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柳树村麻风病治愈者中，多为风烛残年、举步维艰、在凄凉晚景中孤独挣扎的老人。麻风病造成的残疾使他们连吃穿等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但由于无人照顾，仅靠每月 26 元、半年才能领到一次的经济补助无法维持生计，他们都不得不像健全人一样参加劳动，料理农田，自己养活自己。

麻风病患者治愈后，都曾尝试着回过家。但家人的冷漠和社会的歧视又迫使他们再次回到这里，住在半个多世纪前修建的、由于年久失修如今随时有坍塌危险的房屋里，默默地度着余生。他们曾经呼吁当地政府把补助提高到 110 元 / 月，并把房屋修好，但至今没有结果。

由于社会的歧视和管理上的真空，使得村民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柳树村的 18 名麻风病治愈者中，只有 2 人得到了治愈证明，其余 16 人不仅没有治愈证明，甚至疗程结束后也没有复查。 35 岁的王强，虽然从 1992 年起接受了为期两年的联合化疗，但肢体的残疾始终在发展。两年前他还可以靠两根木棍行走，现在却只能在地上爬行。已经生育过 4 个孩子的王丽华从未做过任何妇产检查，她的 4 个孩子全部夭折，自己也因此神志不清丧失了生活能力。计划生育工作前两年才落实到村里，有的村民接连生九个孩子也无人过问。柳树村除原麻风病治愈者有户口外，新增人口没有列入人口统计。

留在村中的麻风病治愈者及其家属生了病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这除了因为贫穷，乡卫生院已经有名无实外，社会上的“恐麻”、“歧麻”心理，使医生也不能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对他们进行诊断和治疗，住院、手术更是难以想象。

在 2002 年几个热心人为村里捐款建了一所小学之前，这里的孩子从未上过学。人们捐建的福声小学虽然也是六年编制，但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班，班级每学年晋升一级，学生入学时赶上哪级就上哪级。今年全校 5 至 16 岁的孩子都在读三年级。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启蒙教育，但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学生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建校当年有 28 名学生，现在只剩 16 名。

这些孩子虽然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但与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充溢着快乐和童真。“但他们的成长前景却令人忧虑，没有户籍，不能确保的教育机会，以及社会的歧视都是摆在他们人生路上的障碍，他们无法得到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志愿者们谈到这些孩子时，心情抑郁而沉重。

柳树村村民们都必须共同面对的还有贫穷。村民的主要口粮是玉米和土豆，很少吃到大米和蔬菜，肉更是难得一见。孤残的老人要干活糊口，无法行走的王强也要每天爬行 一公里 山路去挖煤。虽然 1997 年民政部门拨专款一万元为村里接通了电，但两元一度的电费，使一些家庭至今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　　

沈红说，柳树村多数村民直接感受到生存压力，但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存权利。一部分人意识到自己权利的缺失，但是不知道如何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长期以来，他们不乞讨、不上访、不给政府惹麻烦，这是一个无助、无声无息的群体，这更加触动我们关注这个贫困社区。

法规“打折”只因为贫穷吗？

“我只保到不要饿死他们。”

“那些房子，胆小的人都不敢住。”

1988 年 9 月卫生部颁发并实施的《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残老和无家可归而留院、村的治愈者，各地应由民政部门创造条件集中，报经当地政府批准改为福利院或养老院。由民政部门负责其生活救济，卫生部门定期做医疗检查。对麻风病人的家属，在入学、就业、参军、婚姻等方面不得为难和歧视。

与此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并实施《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病防治工作的几点意见》，其后列有重新修订后的国务院有关部委地方病防治工作职责。其中民政部的职责有三：

1. 负责麻风村麻风病人的生活救济，建村后的房屋维修。

2. 负责麻风病人治愈后无家可归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残老病人的安置、救济工作。

3. 协助老、少、边、穷地区的地方病病区脱贫致富，帮助重点贫病户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对照柳树村的现状，《条例》的落实情况显而易见。早年就读于贵阳医士学校麻风病专业、自 1958 年毕业、一直在石门卫生院负责麻风病院医务工作直至 1999 年退休的陶开祥医生认为，从社会防治来看，我们对麻风村中麻风病治愈者的管理还是不怎么好。因为他们是集中住在这里的病人，应该与社会上家庭治疗的病人有所不同。

当地一位干部说，我只能保到不要饿死他们。至于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整，我跟上级民政局反映之后，要他们那里有钱了才拨给我。那不是一间两间的问题，是太普遍了。他坦言：“那些房子，如果胆子小的人，都不敢住。”他强调，石门坎本身就这么穷的，只能顾到不出大问题，维持现状。

22 日下午，记者从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副秘书长申鹏章口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现有麻风村（院） 600 多所，其中约有 200 多所处在国家级贫困县。从总的情况看，大部分条件有所改善，但还是很困难。这些麻风村已与原来以麻风病防治为目标意义上的麻风村不同。当年撤院建村后，我国对其实行属地化管理。属地化管理加上切块经济，造成各麻风村生存状况生活标准与其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出差别。比如上海对这些人的补助每月就有 300 多元，而有的地方就较差。“对于本就贫困的地区，它本身吃饭都有问题，再拿出钱给病人就很少了。”他说，在全国 600 多所麻风村中，像柳树村这种情况的，大约要占 10% ，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

有关资料印证了这一情况： 2005 年 1 月起，渝东酉阳民政局每个月给麻风村村民发放的津贴由 125 元增加到 145 元，这里麻风村病人所用的治麻风病的药是免费的，村民们担心的是生其他病花钱；在武汉花山麻风村，民政部门每月发给每位村民 240 多元生活费；全省累计登记麻风病例全国第一的广东省，每年由省政府批给麻风村 500 万元……

据有关方面介绍的情况，现在我国对麻风村有三种管理方式，一是卫生部门管，二是民政部门管，三是这两家合管。两家合管的就往往造成谁也不管。

看来钱是第一要义，没有钱，法律、政策、职责的落实均不免被打折扣。但是，钱，果真是问题的全部吗？

有大爱才能有和谐社会

李桓英建议，放映美国大片前加映这部纪录片

40 年代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细菌与公卫专业、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 50 年代却毅然回国的我国著名麻防专家、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在 22 日下午的座谈会上很激动，她说，麻风病治愈者从医学上说已不是病人，麻风病给他们留下的后遗症如残疾等已恢复不过来了。但偏见、歧视、恐惧不存在身上，而是存在心理和精神上。这是社会的思想的残疾，是非常非常难以克服的。这位 85 岁的老人眼含热泪对几位志愿者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她甚至建议在放那些美国大片前加映这部片子。

麻风病治愈者的社会后遗症与当初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中隔离收治密切相关。

专家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当时在药品不足、对疾病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样做有它的积极效果，也保护了健康人。但它同时限制了病人的自由并使之后来回归社会困难重重。这样的例子并非我国独有，日本在 20 世纪初就对麻风病患者施行了严格隔离， 1997 年废弃《麻风病防治法》，政府公开向病人道歉。我们并非一定效法日本，但对这一群体这一后遗社会问题不能不重视。

参加座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翁乃群说，很多疾病并非仅仅是生物学上的东西，它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这些麻风病治愈者来说，从原来的“院”到村，从生物医学上讲，他们被解放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得到解放，在一些地方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了。在目前市场经济状况下，我们社会对他们（也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患者）的关怀在减弱，使其病痛更加凸显。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秘书长 潘春枝 女士说，麻风病问题之所以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关注焦点，就因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2002 年在巴西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麻风病大会提出，要消灭麻风病及其后遗问题，需要百年的努力。因为它不像防萨斯，一段时间就过去了。今年 1 月的世界麻风病日再次呼吁“消除歧视，共享文明”，这是因为麻风病人的人权没有得到保障。 潘 女士说，一个社会要有高科技，更要有大爱，有大爱才能有和谐社会。她说她去过一些国家的麻风村，人家有那么多不图名利尽心尽责的义工在工作，这让她既羡慕又着急。

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一位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筹划拿出一笔资金，用于改善各地麻风村村民的生活条件。但愿这一计划能早日实现。

石茂明在6月22日《走出麻风村——柳树村的生存状况》的看片会上发言

下面发的是一篇转载的旧文，不是我写的，2007年9月13日发表于《三峡晚报》第28版。

我丈母娘自从知道我是苗族之后，很关注苗族的信息，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苗族的节目，常常会老远打长途电话过来告诉我，看报纸的时候如果读到苗族方面的文章老人会做剪报寄给我或来京时带给我。特别感谢他。老人家坚持每天购买和阅读都市报（或晚报），在北京也毫无例外，我们大家看报纸都因她得便。

今天翻到这个剪报，我特意从网上找出电子版，留在这里做个纪念。以示感谢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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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师和千年苗语

http://news.sxxw.net   2007-9-13    三峡晚报    方龄皖 通讯员周光兵

    频发的洪涝灾害，让湖南花垣一带的苗族同胞开始长途跋涉，辗转迁徙。在湖北恩施宣恩县高罗乡一个叫小茅坡营的地方，他们停下了脚步，扎下寨子，繁衍生息。三百年后，小茅坡营村仍是湖北省境内苗文化保留最完整、最原始的苗族聚居地。
     9月11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青山绿水依旧。但市场经济文明的冲击，曾经的世外桃源正不经意地发生着改变。
     苗语走到了它的最后时光。在此背景下，一位老师的努力坚守就尤其让人感动。

冯万清和他的7个学生。  方龄皖 摄

只有七个新生的 汉苗双语学校

    9月11日，新学年伊始。与山外相比，山高林密小溪环绕的小茅坡营让人颇有凉意。
    这是一节语文课。
    53岁的冯万清手执教鞭往讲台上一站，先前还你推我拉嬉闹着的7个孩子立马正襟危坐，约40平方米的教室，显得格外宽大而空旷。
    几个小家伙很规矩地坐在座位上，背着小手，把崭新的课本平摊在桌面，一遍遍地跟着老师冯万清学习汉语拼音（见上图）。
    每个小家伙念完，冯万清都会好好地夸奖他们一番，每一个小家伙听到夸奖，脸上都会绽开花一样可爱的笑容。
    这就是曾经鼎盛一时、并使用汉苗双语进行教学的宣恩县小茅坡营民族小学，如今已被“降格”为教学点。在小茅坡营土生土长的冯万清，2001年秋回到自家门口的这所学校任教，为了苗语教学，至今他已在此坚守了整整6年。
    当初回村时，这所学校除了他，还有23名学生和一位40岁的龙玉卓老师。到2004年，学校进入到历史最低谷，学生仅有13人，龙玉卓被调至另一所小学任教，冯万清便成了这所学校唯一的教师，也成了千年苗语在这里唯一的守望者。
    “上学期学校只有5名学生，今年的‘招生形势’强了一点，招了7个新生。但上学期还有两个年级，这学期却一个年级都没有了。”下课后，冯万清边和记者闲聊边苦笑着打趣。
    据他介绍，上学期的这5名学生，又还分为一、二两个年级。今年秋的新一学年开始后，这5名孩子都被转到了山外的另一所完小就读，新招来的这7个新生，全部都是学前班的学生。
    冯万清说，目前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几乎没有给学校拨办公经费，这个教学点要是换在别的地方，早就撤了。现在能保留下来，也算是对小茅坡营村的格外照顾了，所以平时有小的开支，他心甘情愿从自己的工资里补贴，但是教室屋顶上的瓦在去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刮走一些，却至今没钱维修。“现在生源越来越成问题，一方面是适龄儿童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其他学校或城镇完小读书去了，别看今年比去年还多了2个学生，明年有几个学生，后年会不会有学生，都是个未知数”。

再过两代人 就听不到苗语了

    湖北省现有苗族20余万人，主要集中在恩施。唯一保留着苗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小茅坡营苗寨，曾有苗文化“活化石”之称。
    1952年，在教育和民宗部门的支持下，湖北省这所唯一的苗语小学——小茅坡营村民族小学正式创建。一位叫张利大的老师成为学校的第一任教师。但由于这位老师只会汉语，不懂苗语，而苗民及苗民子弟只会说苗语，教学一开始几乎无法进行。此后，张利大便主动向当地苗民们学习苗语，然后再以双语方式进行教学。教学上的这种艰难体验使张利大意识到：今后到村小任教的教师都必须会说苗语。
    几年后，村小的学生增至20多人，也正是这一时期，冯万清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进入村小学习，并第一次接触汉语，第一次在课堂上系统学习自己的母语。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上级又给村小补充了一位姓梵的老师。张利大退休后，梵老师便独自挑起了村小的教学重担。此后，一位叫刘友涛的老师又接过梵老师挑了10多年的担子，直到1984年。此间，随着国家“普六”工程的实施，村小进一步扩张到近百人的规模，成了一所有着6个年级、6名任课教师的完小。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电视”、“杂交水稻”等新生词汇，在静态的苗语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表达，而以农耕为主的苗民们为了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他们的汉语学习进程开始“提速”。但也正是在这次“提速”之后，与他们相生共存了无数代人的苗语，也逐渐演变成了只限于村民间偶尔交流的非主流语言。
    2000年以后，该校在校学生的数量开始锐减。2001年秋季开学时，已参加工作、说得一口纯正苗语的冯万清被调到自己家门口的这所学校。此时，学校除了他，还有23名学生和一位40岁的龙玉卓老师。到2004年，学校便进入到历史低谷期，学生仅有13人，龙玉卓被调至团结小学任教后，冯万清便成了村小唯一的教师。
    53岁的龙明政，是小茅坡营村现任村委会主任，也是这些变化的见证人。虽然他们一家三口都能够熟练地用苗语交流，但全村5个小组134户人家的488口人中，目前会讲苗语的只有200多人。“靠近山外的四、五两个村民小组，大部分人已经完全听不懂也说不出苗语了。”
    龙明政说，当初创建小茅坡营民族小学，除了方便村里的孩子就近上学，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传承苗语。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乐观。他甚至认为，苗语从生活中消逝是迟早的事，“现在还可以流传，但是再过两代人，就很难说了”。
    龙明政作出这一推断的根据是，目前苗语在村里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一般是本村的人在一起闲聊偶尔才会用苗语，有外面的人在场一般不说苗语，尤其是做事的时候，怕别人听不懂耽误了事情。”
    村民龙宪明对此也深有体会。他11岁的大儿子龙宇以前在村里的苗语学校学习过苗语，会说一些日常用语，6岁的小儿子龙涛则是一窍不通。到他家采访时，龙涛正在端着碗吃饭，与记者同行的一位乡干部用苗语问：碗里有没有肉？一连问了好几遍，小龙涛都没听明白。

保护和传承苗语的可行性

    苗语学校能够存在多久，苗语的传承还能维持多久，冯万清心里没底。
    他认为，先不说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苗语的传承，就是苗语本身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苗语是一种独 立的语言、语法现象，同类物的词组含有一个共同的词素，如牲畜类共用一个词素“da”，猪叫“daba（达霸）”，羊叫“dayong（达勇）”，它的局限性在于只能表达这种语言被创造出来时已经存在的事物，而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去表达新生事物，比如长白猪、藏羚羊这些词汇在苗语里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再比如，记者让龙宪明用苗语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却不知道如何说，因为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素。这一切语言上的局限性，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人们无法交流与之相关的事情，也就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
    或许，苗语的消逝真将成为定局，但对于如何延缓这个过程，冯万清从未停止过思考。“我觉得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算我退休以后再奉献几年，如果没有全体村民的配合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恐怕也无济于事。”冯万清的想法是，由村委会出面向村民作动员，平时在村里一律讲苗语，干活的时候讲，平时闲聊时也讲，包括村里开会也讲，谁家里有了红白喜事更要讲，不仅可以保留语言，还可以把所有的苗族习俗都流传下去。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喜欢往外跑，但毕竟还有少数人留在村里，如果真正能够调动全村人共同参与保护和传承苗语，只要村里有人在，就一定能够做得到，这样再延续个几百年应该是有可能的。
    高罗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副乡长滕召强认为：“为了生活得更好，外出打工赚钱成了不少村民的首选。而出去后，外面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又被带了回来，于是，原有的生活方式包括语言习惯也就随之受到影响而逐渐淡化。而且，这些人回到村里以后还会影响其他村民，村里原有的习俗最终将被瓦解。但如果村里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都能够在祖祖辈辈耕耘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那么原有的一切就可以继续保留下去。其实道理很简单，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如果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谁还有心思去唱歌、跳舞呢？对于小茅坡营而言，目前交通便利，景色迷人，气候宜人，完全可以发展以农家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生态旅游经济，苗族人有自己独特的服装、歌曲、节日，这些都是吸引外地游客的香饽饽。具体怎么操作，只要村里研究好了，相信各级ZF也是会大力支持的……”
    离开学校的时候，冯万清和7个孩子列队站在教室外目送记者，久久不肯转身。在明年桂花飘香的季节，这座我省唯一的使用汉苗双语教学的学校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20080722

 

 

 

序：去年写了《我的贵州之行》三篇，没有写完，即忙于别的事情，未及回头。最近想起一些老友，欠了一些老帐。故而，翻出旧照，梳理了一番，回忆如下。相信浪淘尽英雄，也能淘尽故事、留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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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07年贵州之行

 

    回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回忆与总结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我做事情，总是不注意当时的总结呢？如何让自己养成这个好习惯呢？

 

    去年8月，我有一次丰富的、多地多事项的旅行。只是可惜当事没有认真总结。非常非常遗憾。

 

    先是月初，中国民族史学会在吉林长春召开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然后会议一结束，马上就坐飞机经北京转机，赶往贵阳。当日晚，住贵阳山水黔城。次日赶往黄平县，参加且兰文化高层研讨会，会期两天（10号、11号）。12号，在贵阳还有一个活动，我没去参加，直接去了凯里。既会了一些大学同学、也会了苗族同胞和网友，还有与我家领导会合，她专门赶来黔东南旅游。

 

    跟长春和黄平都是被人家安排不一样，到凯里以后，虽然有公事、有私事，但行程起止全部由我自己安排，比较自由。公事主要是三苗网捐建的两个图书室项目点（榕江、松桃）的后期监测。榕江的点，一直到凯里以后，才找到杨兆生，算把执行人定下来。松桃的点，我决定自己亲自去。

 

    除了这件公事，还有一件私事，就是陪领导在黔东南找几个点旅游。我们在凯里决定就选西江、郎德两个点，放弃岜沙或榕江的侗族地区，因为怕她的时间不够，到时候赶不回来。临时，感叹又邀请去他家乡参加吃卯（或者说吃新节，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结果是体会了一下施秉的苗寨，吃卯节的文化活动倒是没有多少内容。所以，这次贵州之行，县城不算，我算是走了五个苗族聚居点（旧州、夯巴、郎德、西江、上潮），我家领导参观了四个（黄平与松桃未到，她自己去了南花）。

 

    离开凯里之前，感叹陪着。去郎德、西江，是石丹陪着。去松桃，我单骑前往，颖建陪我去上潮。在郎德、雷山，搞酒比较厉害。在松桃挺好，没怎么喝。麻勇斌在，聊了一些事。在凯里见了几个网友。在贵阳，参加了同学聚会、网友及苗胞聚会两场，认识了吉靖羽。

20080622

 

雷秀武老师请客

夯巴岩洞游

三苗网著名网友感叹与传说网友阿边朵，
在研究苗族文化传承的伟大问题

 

郎德美食，不醉不休（旁边的大碗里，都是白酒耶）

西江美女，不肯抬头（大家猜猜她是谁，猜中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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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三苗网捐建图书室项目 松桃县上潮小学回访报告

三苗网捐建图书室项目 榕江县污讲小学回访报告

我的贵州之行（一）：到达

我的贵州之行（二）：旧州行

我的贵州之行（三）：且兰文化高层论坛

 

 

今天听一个湘西的老朋友跟我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了发展旅游，准备确定一个“土家族年”、一个“苗族年”。

众所周知，湘西苗族的年节已经遗失数百年，数百年前苗族到底如何过年，现在的人根本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要恢复成什么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但是，政府首脑要制造政绩，苗族精英乐于借鸡生蛋延伸民族文化权利，互相拉手，倒也没什么。只是希望不要太假，多吸收民族各界民众意见，也不要过于功利。即使想促进旅游，也不能失去地方民众主体性。如果过十年二十年来看，没有苗族人接受，那就会成为丑闻，而且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不要说我们本已没有民族年，现在大家都认同的苗装，几百年前也不是苗装。民族文化会变迁，会吸取外来文化、建构新文化，只要生根了就成为民族的了。

所以，我认为这事不是不可以做，只是要认真做，而且必须是坚持做成功。不要像栽苹果或种烤烟那样，市场不行了或领导换届了，就改种别的了。让民族文化为政绩当保姆的作风，我们自然是要反对的。

20080711匆匆忙忙之中，算作草稿吧，来日再修改完善。

 

 

继《开水要烫 姑娘要壮》、《阿娜依》、《红棉袄》之后，

又一部以苗族为题材的电影正在酝酿中，策划、制片为万千小姐，贵州松桃人。她准备将各地苗族文化熔为一炉，打造一部以“神奇、诡异”为特点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纯虚构电影！计划今年秋季完成剧本，年底开机。

今天，她邀请我和杨胜文与编剧一起座谈，以提供一些文化信息和灵感。

20080514

 

苗族作为少数民族中富有文艺天赋的一个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他们中的姣姣者，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进入全国观众视野并获得与其能力相应的成就。只有一两个获得了一些全国的名声。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苗族歌手总是默默无闻，或者只限于家乡人知晓而已？因为

第一，他们来自西南山区，要想出来闯天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出来，怎么能出名？

第二，苗族地区目前还很贫困，教育很落后，这使得他们又失去了许多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机会。经历过基本的教育和汉语表达训练，在这个汉语的国度你才能具备与各民族高手竞争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才可以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与音乐。

第三，他们对于宣传、造势，培养后援团队，非常不懂，或者是摸不着路子，或者是能力有限。只是勤奋勤奋……努力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学唱更多的歌曲。其实现在这个娱乐社会，除了真本事以外，是需要宣传的，需要后援的，需要一些炒作的。这些都是靠人脉与运作。比如今天晚上参加星光大道的节目，要说蔓萝花组合的演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选手。但是，她们只拿了第二。就是因为第一是来自山西省的选手。这个选手有至少100人的后援团，有尹相杰的拼力相争。而蔓萝花组合的后援团只有20几人。她们告诉我只给她们20张票。我们三苗网派出了8个人的队伍，其他是来自她们工作的苗乡楼老乡和其他几个朋友。与山西那位选手相比，力量是小不少。
另外，山西选手的感情路线也走了不少，既是警官，又是孝道，感化现场。可是，蔓萝花组合的情感票就没怎么拉，在台上没有多少表白。
事前事后的宣传。蔓萝花组合也没有意识到有多么重要。她们应该认识到，三苗网派出的每一个拉拉队员，都不是简单的一个人，不像其他拉拉队员，是代表个人，三苗网的人，是代表了背后数以千计的三苗网会员和苗族同胞。几个拉拉队员发的照片和文字，会传扬四方。然后，三苗网还可以开展媒体运作。

与三苗网携手，创造辉煌成就。

大家不信试试，在百度网搜“蔓萝花组合”，排在第一的是就是三苗网的蔓萝花组合的博客。而他们在新浪网的博客根本没有出来。通过这期星光大道的播出，有多少人会搜索“蔓萝花组合”。通过他们搜索进来，蔓萝花组合要靠什么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忠实歌迷？这着棋不走，又会错过一个造势和后援的良机。如果抓住这个机会，蔓萝花组合将可能培育起自己的歌迷团队。

 

 

时间帐简述： 

今天4:15左右出门，去参加CCTV星光大道2008年第一期节目的拍摄。6:15分左右到达龙氏一族家。然后，我们坐龙氏一族包的金杯车，一起赴星光大道影视园拍摄场地。他们那个破地方，可真是远。6:40不到，我们就到达了。

7:30左右入场。结果，在里面耗到大约晚上九点才开始老毕进场。实际上，开始那些，都是在组织气氛，工作人员调试设备。

将近1点钟结束。回到家已经快两点了。打车花了126元。到底是太远，还是出租车太贵？

 

 20080131

 

 

 

今天是教师节，我只是在这里祝老师们快乐健康！

从来，老师和先贤都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功，要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贪婪的人，从来都是失去得更多。

我好象有点贪婪，感兴趣的事情、想做的事情真的很多。但是，已经成功的，很有限。经常有许多事情或计划忙不过来，无法完成，成为憾事。三苗网就已经把我搞得忙不过来，现在又有了别的想法。

今天，在这里暴露的是自己的另一个需要巨大投入（包括在资金、时间、精力等方面）的计划：成为私家收藏苗族图书最多的人，并把我的私家收藏图书充分利用（建成一个专题图书馆），为所有需要这方面资料的人提供方便。

这两三天，我都在忙这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几乎只要是看到苗族图书一般都要购买，但是，那时候，碰上比较贵的，比如50元一本以上的图书还是很少买。从2005年初开始，我有意识地朝苗族图书收藏这个概念发展，就是说有些图书尽管不是自己想要阅读的，也都把它们买下来。而且，我还提高了自己购买苗族图书的资金限制，300元以上的书也决定买了。要说收藏，新书还好办，只要愿意买，书店就有。

旧书就比较困难了。孔网是我赖以收集旧版图书最重要的渠道。另外，逛旧书市场也是一法。跟机构或朋友们要也能获得极少数图书。2005年就通过孔网和旧书摊补藏了不少旧书。现在，我可以声称：在中国50岁以下的人中，收藏苗族图书最多的人很可能就是我。希望有人提出挑战，咱们一起交流比较。在50岁以上的人中，可能全国有三四个人的苗族图书收藏比我多（但是，这也只是推测）。

现阶段，在苗族专题图书馆建设或图书收藏齐全目标下，最大的难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古籍，现在极难买到，而且特别贵；二是外文书籍，也是特别贵，也不好买。为了突破苗族图书收藏的瓶颈，今后，我想开拓图书来源，比如公开接受捐赠或实行交换，为了苗族专题图书馆的建设，真诚期望仁人志士们一起努力，期望退休的前辈把自己的苗族图书捐赠出来，大家合在一起。

同志们，精诚团结，把苗族专题图书馆尽快建成！

20070910

我家里，象这样约240cm高的大书架，有9个，200cm高的书架有4个。目前，苗族图书在我的图书收藏总量中占大约五分之一。人类学民族学图书占大约1/5，历史学科的书占大约1/5，杂书占1/5，其他还有文学、古籍、工具书，另外还收藏有一些跨界民族及中越关系及越南战争方面的图书。

上面图片是我今年新做的一组四个书架。一岁小儿正在打开书架弄书。

 

我的贵州之行（一）：到达

我的贵州之行（二）：旧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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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贵州之行（三）：且兰文化高层论坛

8月11日，黄平，开会

今天开了一天会。杜青海主持。王朝文老省长首先发言，继之是现任的吴嘉甫副省长讲话。下午，其实就没有多少人了，因为真正的学者没有几个，学术的讨论几乎不可能。

一上午，听了王朝文老省长的讲话，感觉到他身体依然很好，讲话很随和、很家常。吴嘉甫副省长的水平还是不错的，黔南的布依族，主要讲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其核心观点就是打造文化底蕴，另外他还提到旅游对于弱势人群的意义，注意弱势人群的感受与利益。还有，下午石朝江先生建议黄平县改名为且兰县，并且评述了夜郎改县及相关争论。其他实在没有多少好介绍的。

开会时，恰好坐在这几位大员的对面
（左至右：吴嘉甫副省长、王朝文原贵州省省长、喻忠桂原贵州省军区政委）

我的发言，谈了四个要点，心想是针对黄平的，但不知是否说到点子上，也不知是否有什么意义。

《浅谈黄平县域发展与形象打造》（纲要）

黄平除了交通（硬件）尚嫌薄弱之外，其他也有值得改进的一些方面。比如：

一、要有全国眼光。全国眼光，或者全球眼光，不是说说就有的，也不是请来几个北京专家就有了的。它包含了一种胸襟，要求一种能力。就是说，不仅是眼睛看得见全国、全球，而且要能够理解/明白眼光中所看到的，能够理解全国性/全球性互动中所接触的，然后开展对话。后者是一种能力。黄平需要有一批具有这种眼光和能力的人，才可能打造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黄平、既有地方特色又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黄平。否则，黄平只是为都市或全国的市场贡献人才。

二、塑造品牌、强化拳头产品。不要贪多求大，不要多面出击，要有重心，要会整合。从旅游来说，黄平现在就是缺乏拳头产品，缺乏整合意识。黄平的著名旅游景点五六个，没有觉得哪个是拳头，没有拳头，就如没有领军之帅，乌合之众，守株待兔地发展旅游，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觉得旧州作为黄平旅游的拳头产品，要变现还很难，因为现实性基础尚嫌薄弱。

三、重视传媒与策划。要处理好炒作与运作的关系。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传媒与宣传工作做得不好。想到以前，对黔东南几个县市的旅游做一些比较可以发现，黄平的宣传力度也很不够。100万元的会议不能只是做成这样的传播效果。黄平的旅游，其实游客中比例很大的是来自贵阳及附近城市，那么，对这些受众具有很好影响力的《贵州都市报》、《贵州商报》未见有记者与会，其他媒体所到的记者也显力度不够，省外媒体更未见什么人到场。另外，互联网媒体明显被组织所忽略。

四、关于科学发展观，专家学者如何参与咨询与决策。黄平还需要很好地领会和思索，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不是口号，是观念、是能力。据初步印象，黄平县领导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似乎尚未入门。发展旅游，比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更依赖于互联网，或者说互联网的作用更大，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以上只是自己粗浅的一孔之见，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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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没有参加豪华的会议告别宴，与三两个朋友在外面吃农家菜，更加地道的酸汤鱼火锅。这鱼是从旁边田里新抓出来的，15元一斤，火锅里还有新鲜田螺。看那热气腾腾的，就蛮诱人。

晚上与几个朋友吃农家做的酸汤鱼

晚餐之后，同时与会的几个同仁要去唱歌（恰恰碰到****），瑶东方邀我在外面喝小酒，另外还有好几个朋友，都是歌舞中人，好几个是参加昨天晚上歌舞晚会（《且兰遗风》）的。有一兄弟当场唱苗歌敬酒，歌声真好，而且是芦笙高手。可惜女生没有唱苗歌。后来，又叫来了龙润，苗家寨网站站长，可惜苗家寨网站另一骨干杨再德没有在。

等我哪天跟瑶东方要照片说。跟瑶东方在一起时，我都没有用我的相机。

20070827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