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地区民族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阅读杞记之4）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1-01 07:09:00 / 个人分类：史学札记

序头：昨天北京迎来了今冬第一场雪，并带儿子参加他妈妈公司的年终聚会，非常有意义，本来特想写篇博客的。但是，一直忙不过来。贴一篇前几天写的旧文在此吧。

关于中国 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简要回顾（1981—2006）
——兼评《湖南民族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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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民族关系史》评介

从省区范围来说，今年问世的《湖南民族关系史》是继贵州、青海、黑龙江、广东之后第五部分省的民族关系史，为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推进添砖加瓦。但是，它的意义不仅于此。湖南在中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格局中，尤其是历史进程中，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从现实来看，湖南省是我国中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多民族省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土家、苗、侗、瑶、回、白、维吾尔等民族或大或小的聚居区。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湖南全省人口共计6440．07万多人，其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共有657．53万多人。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0．21％，其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如果往上追溯历史，湖南境内世居的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就更大，最初甚至完全属“苗蛮”、“夷越”民族聚居区，并且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西南各地的苗、瑶等民族，世代相传，以洞庭湖南北为中心的“湖广”大地是他们的祖居地和故乡。

从地理位置来说，在中国版图中，湖南省地处东部与西部的交接地带、北方到南方的交通枢纽。在古代的民族移动和变迁中，这一地理意义尤显突出。长江下游的民族往上游迁徙，或者北方的民族往南拓展，湖南是一条重要通道。从考古文化上看，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传播，沿江上溯，湖南为要津。上古时期的濮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沿长江流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址或遗存，在这条分布带上，湖南居其中。楚民族的势力向南拓展、向东延伸，都必经湖南。中古时期，汉人南迁；明清时期，汉人西移，湖南位居十字枢纽。从中国民族的南北纵向迁徙来说，河南-湖北-湖南是一条华中通道，与西部的藏彝走廊、东部的淮东走廊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是原居中原的华夏/汉人的势力挤压南蛮、南拓越地，波浪式推进，从而实现向南全面铺开，湖南的地理位置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对于这么一块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上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地区，以前一直没有专门的著作来做论述。从上述的学术意义来说，这个选题的著作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湖南民族关系史》分为上、下两卷。这是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和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全书近8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湖南初民和族群的生活及其源流、变迁，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0余年湖南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上卷由湖南省历史研究所伍新福研究员撰著，下卷由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组织专家撰写，李昌俊、彭继宽为主编，应该说是各得其长，使得本书整体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质量保障。

本书作者们，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广泛收集和运用了各类历史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资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调研，尽可能将文字资料与考古文物和实地调查材料有机结合，相互佐证。同时，还深入发掘和征引了不少新的档案材料和首次发现的文献资料。关于湖南汉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的历史嬗变，湖南境内土家、苗、侗、瑶等土著民族的源流、形成和变迁，湖南各民族之间及其与国内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的交流，发生在湖南境内的一些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历代统治当局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和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湖南各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作者均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系统论述，提出许多颇富新意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一部成功之作。

具体地说，本书对于湖南境内几个主要世居少数民族的源流和历史变迁，本分别作了颇为详细而不乏创见的论述。如：关于湖南的汉族，作者认为是以“夏”化的楚人为主体，与南迁的中原华夏族人及部分原土著“蛮夷”融合，于秦汉之际初步形成的；而从南北朝开始，随着政治和经济发展重心的逐步南移，北方和中原人口大批南迁，湖南境内的汉民族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经过明初和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湖南汉族居民中唐宋以前的土著成分大量流失、减少，而来自江西及江苏等地的移民数量则剧增，并构成湖南汉族居民的主体。这是湖南汉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关于苗、瑶民族，作者认为最初其源于蚩尤为首的九黎和三苗部落，渊源上与炎帝、黄帝部落和华夏族系有别，自魏晋以后逐步分化为瑶族和苗族。土家族，是由武陵五溪地区的一支土著“蛮”族，与迁入“五溪”的“巴”人融合而形成的，长时期仍被统称为“蛮”，宋元以后开始出现具有单一民族性称呼的“土人”、“土蛮”和“土家”：侗、壮民族，渊源于古越人，在汉文献中侗族曾被称为“僚”、“峒僚”、“格伶”、“峒蛮”、“峒苗”和“峒人”，并长期被泛称为“苗”，明清以来的文献中所称的“苗”，实际上包括了侗族，这必须具体分析。

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和封建文人笔下，往往将聚居于湘西“苗疆”的“生苗”，视为“不服王化”的“野蛮”族群，因而强调“防”。特别是明、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广筑堡哨、兴修“边墙”，对“生苗”进行封锁、隔离。近年来甚至有人将这些堡哨和“边墙”遗迹，称为用以“防”苗的中国“南方长城”。本专著以大量史实为依据，全面地科学阐述了“苗疆”和“生苗”的形成，以及明清王朝的“苗防”政策措施。认为，以成百上千的堡哨、碉卡和三百余里土墙构成的“苗防”体制，其实质主要并不在于“防”，而是在于对苗族同胞的军事镇压和控制；所谓“防”，其实又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防”苗，不允许“生苗”自由进入汉族地区，另一方面也防止内地汉人(即“客民”)随意进入“苗疆”，以避免引发事端。所以明清王朝的堡哨、“边墙”封锁政策，对湘西“苗疆”和“生苗”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同时，又为一个历经屠杀、镇压的弱势民族，短时期地维持了一小块条件尽管恶劣但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避免了被灭绝的厄运，使这支苗族得以生存，其民族文化得以保留和承续。当然这只是客观上所起到的有限作用，并且是苗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对于民国时期的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人们缺乏系统的和全面的了解。本专著，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剖析和论述了国民党当局，从观念到具体政策上，一方面奉行大汉族主义，不承认和歧视各少数民族，强行“同化”和“汉化”的史实；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和强化自己的统治，对湘西和西南各地的所谓“边民”和“土著民族”，又不得不予以重视，特别采取某些相应的政策措施。如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对湘西和西南各地“土著民族”的社会调查；明令取消历代汉文献中在苗、瑶、僮等少数民族称呼上所加的“豸”旁，去掉带侮辱性的名称；在民族地区吸收土著民族代表人物参与县以下党政管理；实施“边教”政策，创设“边民”学校。对“土著民族”子女入学受教育予以优惠等。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湖南民族关系史》一书是一部成功之作，为湖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亦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投入更多研究的领域，许多方面尚待深入。譬如，在中国民族整体格局中湖南位置之宏观探讨尚需加强；在民族源流问题方面，在古称“濮地”的湘西地区，土家、苗、瑶、侗等民族与古濮人有什么联系，本书基本上没有开展探讨；又如，唐末五代入主溪州的江西彭氏，与土家族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等等，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本书下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整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史料，同时由于离现实太近，视野受限，框架以及写作方面，都受到一些拘束，未能有充分的展开，结构和内容上也有商讨的余地。此外，本项研究还应该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

总的来说，本书是湖南乃至全国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对于今后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意义。

作者：石茂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湖南民族关系史》(上卷)，伍新福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
《湖南民族关系史》(下卷)，李昌俊,彭继宽编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