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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东南亚史（老挝部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10-16 15: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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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东南亚史
      老挝部份（节录）
   〔美〕约翰•弗兰克•卡迪著


老挝的民族统一问题
处于内陆的老挝若要成为一个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最好是通过同邻邦泰国的接触，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实情并非如此。有利的一面是：种族相同，贸易互通，语言、社会制度和宗教相似。即使在十九世纪中叶暹罗控制老挝时期和法国统治的五十年间，双方政治上的分歧日趋激化，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相形之下，1949年后老挝各族人民同GCD中国和北越的短时间接触，在文化上却格格不入，在政治上也有麻烦。老挝的佛教部族对湄公河流域的上层人士已有疑惧，对越南人或华人那就更无共同之处。举例而言，巴特寮的宣传一直利用忠于老挝王室的思想，作为一种聚合的政治因素，来谋求国内其他部落民族的合作。
然而，老挝要成为一个国家，问题既复杂有艰巨。沿湄公河左岸居住的一百多万老挝族居民，只能构成居住在泰国北部的八百万至一千万老挝族人中的一个边境突出部分。在沿湄公河左岸几条支流上溯至山区内地，居民逐渐划分为四五个属于同种的所谓泰族集团。其中一个极端是已被部份同化的黑泰族，他们已信奉佛教，采用印度式书写字母，承认王公和僧侣是高于平民的阶级。于此相反，红泰族至今还没有文字，信奉一种纯粹的泛灵教。一般认为这些泰族部落迟早会被毗邻的老挝人同化，但是即使同外界的交通工具有所改进，同化也许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山区人民往往宁愿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受外界打扰。
靠近泰族部落而居住在更偏僻地区的，是些形形色色的半土著居民，种族与语言同泰族相同。前已提到，湄公河流域的老挝族用卡族（野蛮人）的蔑称来称呼他们。这些部族是人口大迁移过程中留下来的，大都比较迟钝，与世无争。被同化的高棉族，暹罗语称为“克木”，居住在湄公河下游两岸，靠近柬埔寨北部边界。他们信奉佛教，同居住在泰国与柬埔寨的高棉族属于同一种族。克木族对老—泰人和越南人都没有好感。
苗族和瑶—蛮族的许多人民，可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南方混乱时期才迁入老挝北部的。他们同较早定居的泰族和卡族不同，在血缘上同东京（越南）西北部和中国边境内人数更多的少数民族更接近。苗族是在晚近才闯入老挝的，因而主要渗透到尚未被较早的居民侵占的山顶地区。苗族南迁，最远达到了川旷省（查尔平原），北上则渗透到泰国最北端的几个地点。他们大都靠种地自给，兼产鸦片作为赚钱的作物。比起苗族来，瑶—蛮族移民流动性要小得多，也不那么强悍。
在战后的老挝历史中，苗族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们活跃与武装冲突的双方。苗族首领费当协助苏发努冯组织巴特寮，还有两个苗族首领杜皮立封和王宝将军，则去万象和川旷为老挝和川旷省长效劳。这种个奔前途的情况，反映出散居各地的苗族缺乏政治聚合力。在邻近的东京（越南）地区，他们成为越盟争取合作的对象。北京显然也对取得老挝—中国边界一带苗族的支持感兴趣，因而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同向丰沙里省和南至琅勃拉帮已北的湄公河的公路。老挝ZF和泰国当局笼络不住边区的部落居民，后者往往同更热诚的邻居东京（越南）GCD人发展更为牢固的政治关系。下文将要提到：1962年老挝会议举行之后，美国提供经济援助，主要安置难民计划，帮助老挝控制比较强悍部落民族。这种局面就不能用越南人侵略或冷战两分法来解释了。大多数老挝人民心中想到的是自身利益。
老挝政治发展情况（至1959年）
1956年至1957年，梭发那•富马力图结合不同政见分子未成，此后，万象的政治发展主要涉及二百家显贵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控制宫廷、内阁各部和军政要职。在房地产和运输方面，他们多少也大入了万象不问政治的华�松桃到纭�
按照老挝1955年新宪法规定，国王个人在法律上神圣不可侵犯，他的大权受到宗教的庇护。他挑选首相，对外宣战，仪订条约，并行使国交佛教保护人的职权。从理论上讲，九人内阁应对五年一任的议会负责，议会于每年五月开会。旧枢密院是以文翁为主席的十二个元老政治家组成的，在法律上也被指定起国民议会的作用。宪法里关于民注程序的形式叙述的十分含糊，其大部内容，于受过法国教育的上层分子之间激烈的政权夺力毫不相干。掌权的政治人物把他们的特权地位看成固有的权利，滥用职权实际上不受法律的约束。
老挝各党派领导人并不热衷于同泰国密切交往，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文翁和富米•诺萨万，他们同曼谷却维持者密切关系。1955年以后，中立主义者梭发那•富马首相曾断然拒绝接受曼谷多次提出的下述建议：应当将巴特寮威胁老挝ZF的情况提请东南亚条约组织注意。据称，北京扬言，要是引进东南亚条约组织，则将进行干涉。万象也不欢迎另组一个“佛教集团”来代替区域性防御机构的设想。泰国的干预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曼谷的政治与军事势力如有增长，那末可以想象，老挝这个危若累卵的国家的生存就会受威胁。况且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銮披汶元帅对湄公河下游西部地区的老挝领土沙耶武里和占巴塞提出收复领土要求，这一往事，人们记忆犹新。
1957年11月，中立主义者梭发那•富马同他的亲共异母兄弟苏发努冯经过长期谈判，终于在万象再次组成联合ZF，但不到一年就腰折了。但是巴特寮控制下的丰沙里和桑怒两个边境省份，只是名义上重新归老挝中央ZF管辖，但是这种虚假的重新联合却向国际监查委员会提供理由来停止工作。在1958年5月举行的补缺选举中，老挝爱国阵线党（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的联合和平党，在竞选的二十一个席位中获得了十三席。巴特寮候选人的竞选号召中，谴责官员贪污，要求和平，这一号召大有成效，是过去争吵不休的一些保守派别，为了在全部议席中能维持多数，不得不携手合作。
反对党议员反对一贯为上层阶级利益效劳，他们以许诺重组一个没有贪污的ZF，来争取农民、僧侣与平民知识分子的支持。政治关系紧张起来了。各省当选议员来万象出席国民议会时，都被安置在一般的陆军兵营内。反对党议员力图在人数众多的军、警内部以及低级行政和技术人员中获得支持，这些人大多是农民出身。带有卡族血统的贡勒上校，就是不满现状分子中的杰出人物，他曾同法国人一道大过越盟，因此必然会在1960 — 1961年的危机中扮演主要角色。他的地位之能提高，主要是靠军队和婚姻关系。
当选的议员和他们的几个选区人民之间的隔阂，不亚于新上台的人和传统的特权阶级之间的隔阂。ZF机关的工作至多只能管到城市中心附近一带，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下水道、自来水、医院和放火设施也很缺乏。尽管湄公河流域的老族人讨厌贪得无厌的政客，但他们和许多部落民族一样，不足以称为革命者，因为他们对于依靠ZF办福利事业一向持讥讽冷漠的态度。
美国为支持老挝王室政权抵挡共产主义而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未增强受援者的力量，反对败坏了的社会风气。美国出钱支付军、警、公教人员的工资，但老挝的显要人物也大发横财。非法弄到美国吉普车、军服和毛毯，成为有职有权者固定的额外收入的一部分。从1955年到1957年，美国向老挝输出消费品以回笼大量美元贷款，这就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这些消费品的价值记入老挝ZF美援贷款帐目，按三十五基普兑换以美元的官方汇率折合老挝币计价，事实上，这些消费品在老挝或泰国市场上以三四倍的高价出售。没有一个进行投机买卖获利的人会受到追究。由于老挝的购买力吸收不了大量的免费进口货，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援贷款后来转用进口许可证美元的形式，但掌权人物还可以经常交替使用官价和黑市汇率进行操纵，从中获利。
美国国会调查组发现，约有百分之六十的消费品和进口许可证，从未起到预期的作用时，他们便制订出强有力的纠正措施，力图扭转局面，但无效果。1958年6月，为了达到制止滥用援助款项，和对所谓梭发那•富马联合ZF的亲共动向挑战这个双重目的，华盛顿暂时终止按月的援助拨款，其数额为经常税收的好几倍。在新的八十基普兑换一美元的汇率还没有能稳定之前，梭发那•富马ZF就在个人和派系吵闹中垮台了。
以有权有势的所谓老挝人民大会党党魁培•萨纳尼空为首的新内阁，是坚决反共的。但是新ZF在财政上甚至比以前政权更不负责。尽管大家公认培•萨纳尼空有经验，有能力，却普遍不信任他。他把中立主义者和亲共阁员统统赶出内阁。新阁员中有几名美国扶植的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在观点上显然是亲西方的，同时，表面上是要铲除贪污和扑灭共产主义。文翁亲王的门徒富米•诺萨万将军是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成员，担任了新的国防大臣，该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则进入外交部工作。
培•萨纳尼空同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一派合作了十八个月，至多是彼此相互利用。在外交方面，培•萨纳尼空政权试图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想同吴庭艳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两方面都搞好关系。培•萨纳尼空断然拒绝国际监察委员会重返老挝的建议，也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哈妈舍尔德拟于1959年3月代表联合国的来访。
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实验
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成员，是一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刚刚挤进上层社会，在正牌的达官显贵眼里，他们是一伙目中无人的暴发户。委员会发言人大谈公正廉洁，刷新吏治，改革司法。他们也指责僧侣，据说他们之中不守清规者日多，包括赌博酗酒。他们参加小商人组织的商会，发起男女童子军组织。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还赞赏受美国津贴的医疗队菲律宾兄弟行动会前来老挝。有一段时间，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甚至受到王储西萨旺•瓦达纳的恩宠，他在一次会议上亲自发表演说，他的礼宾官担任了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委员会的大批经费不是从做生意和贪污受贿得来，它通过富米•诺萨万将军得到军队得大力支持。美国虽然并不声张，人们却普遍认为它充当了赞助者。（原书第348页）
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实验过于理论化，在政治上脱离实际，难以收效。它只在表面上同老挝村民和僧侣有些接触，对山地部落民族的接苦不闻不问。委员会成员外出总是以车代步，要求村长到大道旁来见面。他们空谈改善ZF工作，却不发动社会改革，也不废除顽固的特权。委员会成员本身到对洋房、汽车、夜总会垂涎三尺。相形之下，巴特寮的一些组织者虽然在经济方面也没有收到多少效果，但都强调牺牲个人利益而专心致志地为山地部落民族谋幸福。
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在1958—1959年萨纳尼空ZF后期才参加进去，一直到1959年12月文翁—富米•诺萨万政权上台后，还继续留在ZF里任职。1960年4月的选举中，新ZF对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征收高额竞选费并操纵投票站，因而赢得重大胜利。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所唱的改革高调已无人要听，因为它伙同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并要求对苏发努冯亲王以叛国罪论处。
与此同时，1958年年中有联合ZF垮台而出现的政治危机，导致游击战争复起。这一重新产生的威胁，为新领导提供了机会，以便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以支付战备费用以及ZF工作人员和敬察的工资。1958年10月，美国恢复了6月份起暂时停止的援助，直到老挝ZF的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包了下来。培•萨纳尼空随后拒绝参加泰国沙立元帅和南越吴廷艳总统鼓吹的拟议中的反共运动，看来这一直是他们所要达到的初步目标。美国操纵老挝政治的第一次冒险，并未取得令人有深刻印象的成绩。
老挝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
美国同时还致力于促进老挝的生产和贸易，但都无法进行。在1958年以前，美国资助老挝支付扩大军警力量的费用，曾促进商业活动，但利润大部分落入了外国企业家手中。由于官员腐败无能，ZF计划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整个税收还抵不上日常非军事开支的半数，而税宽总数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从美国进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征收关税得来的。本国所得税的征收以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点五为起点，缴纳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居民。敬察和军人是根本不交税的。
在老挝，一般用来搞活经济的刺激因素，基本上不起作用。大多数人民宁愿靠农业糊口，这种农业，有其稳妥可靠的基础和世代相传的农时习俗，他们不愿提心吊胆的去经商做工。从1958年到1962年，靠工资收入的人只占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而不是生产的难民却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在万象，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其中大约百分之六十五至少仍在高一些农业，其他城市中的五分之四居民也一样。即使如此，这些城市还得从泰国进口稻谷，因为湄公河老挝这一边的运输不便。同时，从1958年至1962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消费品按基普计算的价格上涨了三倍，而农民出售的商品粮只上涨了一倍。流离失所的难民因患病而大批死亡。
美援协助创办了若干种植大米、饲养家禽、牲畜和培育森林等农业项目，但效果很差。美援的大约四分之一用于筑路、教育、卫生和公用事业。其他四分之三用于招募和装备三万名老挝王国军队。按老挝标准，军饷是丰厚的，所以招募新兵到很容易，但ZF军纪律松弛，很难对付人数较少但决心较大的巴特僚军队。凡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存在的问题，老挝样样俱全：政治结构支离破碎，行政系统不健全，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很少，财政无人负责，无法从国内生产中积累资金，加上在卫生、道路、通讯、住房和电力方面的基本设施少的可怜。
法国和美顾问之间勾心斗角，有时也妨碍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1950年，在老挝的法国人只有八百，其后十年中竟增加了三四倍。他们同老挝上层人士交往密切，对于当地总的情况，比新来的美国人要熟悉得多，而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出现又是讨厌的。初具规模的ZF军仍由法国军官训练，但它的基本装备、物资和薪饷却来自美国。1959年，法国终于撤走军事训练小组后，前殖民地政权仅留下几千名顾问，并在中等教育、市政工程以及立法和财政部门继续提供重要设备。美国则扩充了驻老挝使馆编制，扩展美国国际开发署使团的范围，附设监督分配军援的计划评审机构。美国在万象附近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配备了工作人员，由选派了教师前往泰国、菲律宾和美国进修。此外还以美国资金兴建了大约四百所乡村学校。
美法竟争在许多方面展开。法国人顶住了美国主张以英语作为学校中教授的第二种语言的压力。他们还反对老挝于反共的、同种的泰国发展商业文化关系的主张，因为法殖民者对泰国没有好感。美国新闻处编了一套老 — 泰语阅读材料，内容谈到老挝过去的文化，而法国的类似机构却强调欧洲经验在文化上的巨大意义。受过法国教育的老族人极少赞成同泰族人取得一致。驻万象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使团阻止兴建学校的计划，直到1967年正式确定使用英语代替法语进行教学为止。
当法美两个受援国在万象竞争优先地位时，当地统治者反而感到没有多少话要为他们本身进行辩护。由于内地的山区居民在政治上不受重视，有缺乏收听设备，ZF电台的宣传几乎是专门讲给湄公河流域信奉佛教的老族人听的。主要的话提是：要忠于琅勃拉邦神圣的的统治者，并拥护共产主义威胁的佛教信仰。河内和巴特寮发言人，特别是苏发努冯亲王，则予以回击，强调要保护受尊敬的老挝国王免受“帝国主义剥削”及其腐败的万象走狗的统治。他们还假装支持正统佛教上层人士去反对异教的老挝显贵用法国式的世俗主义来迷惑人心。河内的越盟也以修建公路，扶持家庭工业，挑选一些部落首领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以便取得附近山区部落民族的支持。山区人民还从人口稠密的低地一带被迁移到人口稀少的桑怒和丰沙里，那里是巴特寮苗族控制中心区。这些东京（越南）地区内地的山区人民和附近的老族人感觉到，在越盟中有他们的朋友，因为后者训练他们的首领，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越南人在老挝的宣传显然难以取得泰族和卡族部落的积极支持。但它确实缓和了信佛教的老族农民可能有对立情绪。后者觉得没有理由要为保卫哪个一心谋私利的万象政权，或为维持老挝ZF对内地偏僻地区的控制，而去冒战死的风险。后文将谈到有美国资助、法国训练的老挝王国军队，在巴特寮 — 越盟进攻面前连吃败仗。后来美国招募的“秘密军队”，象巴特寮部队一样，大部分来自苗族部落，他们的首领被送往美国去接受军官训练。除此以外，老挝居民既没有表现出什么革命热情，也谈不上什么爱国效忠。
不问政治的佛教传统在反共计划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老挝人民长期以来敬重僧侣，烧香拜佛，并爱好泰国的传统音乐、艺术和舞蹈。诺依•阿贝等护教战士大声疾呼，慨叹老挝僧俗日益不守纪律、愚昧无知、不崇佛法。而僧侣则埋怨ZF干涉。然而，万象ZF企图利用佛教作为它所设想的反共斗争的盟友，却是声名狼籍，毫无效果。真正的文化冲突存在于老挝的传统社会准则和西方电影、摩托车、小轿车、无线电、空气调节器和现代舞蹈团这些勾引人的东西之间。贫家子弟之所以进寺庙念经，主要是不能受到现代的教育。小和尚往往对巴利文的佛经和毗那耶戒律并不关心，却渴望学习英语，以便有资格在ZF机关或军队中找到有报酬的职业。诸如佛教衰败和文化混乱的问题，同人民易受共产主义宣传影响无关，也同关于抗击美国的冷战敌人的鼓励无关。
老挝的政治发展，1959 — 1962年（略）

中立的老挝内部政治上分裂
1962年末，老挝内地有爆发了内战，1963年3月以后，斗争更为激烈，情况十分复杂。甚至在苏发努冯按照温和的苏联路线仍在万象ZF合作共事时，GCD核心分子就挑起巴特寮对抗贡勒部队。这位左翼亲王脱离联合ZF时，发觉自己对叛乱组织的控制能力已大不如前了。河内指挥下的越盟军队所采取的第一个侵略行动是：企图夺取边境战略地区和控制通往南方的山路。这一行动显然违反禁止外国军队进入老挝的日内瓦协议，但是河内要从陆路绕过非军事区的障碍，别无他路。越盟还盗用了苏联原来打算运给查尔平原附近贡勒军队的一些迟到的军用物资。
美国对河内的侵略行动的回击，虽然不象河内那样名目张胆，但严格说来也违反了老挝中立协定。美国航空公司是中央情报局经营的，但在法律上由私人同万象订立合同进行工作，承担向处于困境的贡勒伞兵部队提供急需物资。刚开始时的困难是美国子弹装不仅俄国步枪。尽管如此，伞兵部队仍然设法撤退出来，保持建制。美国特工机构还组织起“白星”苗族游击队，在巴特寮后方和附近的山区活动。由空运投向指定地点的大米袋中，也装着武器和弹药。这种空运物资活动还以空袭来配合，大约由四十架涂有老挝空军标志的螺旋桨推动的轰炸机，由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驾驶，由受过训练的泰国人员当助手。在地面上，中央情报局还从老挝南部招募山地民族组成队伍（即“机灵鬼行动计划”），渗透到胡志明小道沿线地区，但收不到什么效果。1963年后，又以各种手段从南越派出一些渗透小组，进入老挝境内。
俄国人大概害怕把河内推入中国怀抱，因而没有施加有效的压力来制止北越破坏老挝的中立。这样，莫斯科就默认双方违反协定的行为，它的设想是以美国会支持梭发那•富马而北越不会同老挝的合法ZF最后摊牌为根据的。与此同时，苏发努冯亲王仍然在继续争取少数民族和反ZF的老挝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他原封不动的保持着他的ZF机构，往往把越盟仅仅当作暂时需要的盟友。他继续激烈反对美国的干涉，反对保守的低地老族上层人士。正如老挝王室对曼谷的支持抱着保留态度一样，巴特寮领导也怀疑越南最终会当霸主。
万象ZF内部的保守分子，1963年以后也有严重得分裂。可以鉴别出来的至少有三派。副首相富米•诺萨万仅能掌握一部分敬察武装，名声越来越坏。1964年5月，他手下的年轻治保军官西河•兰浦塔古将军，伙同卫戍司令库帕拉西•阿贝将军力图逐出梭发那•富马。但是他们事先没有同富米商量，富米便不予赞同。西河仓卒发动政变，实际上比曼谷当局联合萨纳尼空派策划的另一个行动抢先了一步。西河的未遂政变加深了老挝武装部队内部现有的摩擦，是富米正在逐渐消失的权力进一步削弱。1965年2月，忠于富米的部队和阿贝将军指挥的正规军的一个小分队，在万象发生公开战斗。尽管有几位内阁大臣站在富米一边，但阿贝的部队控制了机场，终于迫使富米逃往泰国南部避难，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了。
1966年，一群不满的空军驾驶员和陆军之间发生了公开冲突。十一名老驾驶员在刚刚降级的陶马将军领导下，轰炸了阿贝将军的总部，然后逃往泰国。曼谷拒绝了阿贝关于交出逃亡者的要求，因为根据泰国法院裁决，他们没有贝定为罪犯而是政治避难者。陶马曾多次驾机作战，在某些方面其声誉要比贪污腐化的阿贝高得多。
梭发那•富马首相的中间路线派日孚众望，但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他从贡勒那里得到过军队的支持，但贡勒久经折磨，心力交瘁，他部下的军队于1966年初迫使他流亡出走。在一片混乱的局面中，顽强的梭发那•富马靠美国的支持和俄国的容忍，实际上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胜利的。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挂名首脑，也不再是昔日华盛顿断定的只是GCD人妥协的弱者。实际上，他已崛起为政治上唯一尚有希望的人。
美国本身支持苗族中招募的“白星”游击队和“秘密军”那种暧昧行为，使华盛顿无法对越盟更加明目张胆的侵犯老挝边界提出任何强硬的公开抗议。一种互不相犯的局面出现了，美苏两国也默认其事。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国舰载飞机开始在老挝北部上空侦察，并为轰炸机护航。到了1966年，美国飞机还从泰国东北部新开辟的基地起飞。然而要平定老挝是不可能的；顶多只能致力于使日益紧张的局势取得平稳。老挝一经成为冷战对抗的一个焦点，昔日与世无争的老的生活方式就遭到了飞来横祸。
老挝的经济崩溃（略）
老挝局势的连续性和变化
1970年代初期，老挝形势在许多方面于1969年差不多，没有重大变化。西萨旺•瓦达纳国王住在王城琅勃拉邦的王宫中，实际上仍受到老挝各阶层人民的崇敬。在内战不休、国外大军压境之际，他成为凌驾一切的神圣象征。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继续人万象ZF首脑，部分原因是他在政治倾向方面是中间派，还因为他是老挝官方接受必不可少的美国财政援助的唯一合适人选。他缺少有组织的群众支持，因而经常受到萨纳尼空 — 文翁保守派对他的所谓中立态度进行攻击，但他又是人们不能撇开的。巴特寮代表仍居于气派十足的驻万象办事处，首相同驻在叛军首府桑怒的异母兄弟苏发努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万象ZF真正或名义上控制的国土越来越小，1969年估计控制百分之四十，到1972年缩减到了百分之二十五，甚至更少，但控制的人口仍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左右。中国工人已把公路从老挝西北部一直扩建到孟巴邦的湄公河尽头，但看来并没有什么人感到特别惊慌。
老挝经济奄奄一息，只是在不卷入军事行动、不受到轰炸的地区，居民还继续从事耕种以维持生计而已。国家收入大部分来自征收美国资助的进口货的关税，还有按官方兑换率所花掉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增款、士兵军饷和一般军事开支等直接美元收入。培•萨纳尼空派财力雄厚，长期按美元兑换基普的官价购买收音机、空气调节器、汽车等免税进口品，再走私到邻近的泰国，以十足的市场价卖出，从中牟利。1971年8月，基普贬值，官方兑换率升为六百基普兑一美元，市场比价则为八百四十基普兑一美元，这项财源才略有减少。
还有一条来路不正的生财之道，是从缅甸掸邦边界贩运鸦片和海洛因到国内销售或出口。与次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司令温•拉迪功将军带头进行这项活动，直到1971年7月他被迫退休为止。据报道，参加这项交易的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持的三万部落（苗族和瑶族）部队的司令王宝将军，得自鸦片交易得部分利润，用来接济遭受战祸的难民家庭。用美国资金买来给这些不幸的难民使用的药品，大部分流入黑市，得到好处的是分发药品的官员。
1971年11月发生的一次银行危机，促使ZF实行对进口货征收较高的进口税，结果官员上下其手，大搞走私。1972年5月，政策有所转变，简化机构，降低税率并放宽外汇管制，合法的进口才逐步回升，但国库收入并无增加。物价仍每年上涨百分之三十左右，贫富悬殊依然如故。即使恢复和平，早日调整到自给自足经济的前景也十分渺茫。
年复一年，战场情况大体相似。一到新年旱季，以苗族为主的巴特寮四五万军队再越盟支持下定期发动进攻。一到五月底雨季开始，运送物资的道路成为一片沼泽，这种进攻就得收场。通常在8月初雨季快结束时，ZF军和美国支持的部落军队便开始反击，那时巴特寮部队的战斗力最弱。由于美国提供后勤支援，派出飞机轰炸，再加上泰国出动“志愿”炮兵部队，这种反击才成为可能。到了年底以前，反攻终于停顿下来。这种情况，年年如此。双方在季节性作战中所获战果，起初大体相当，但到1971年，形势开始对叛军有利。一部分原因是ZF军地面部队士气本来就不振，过分依靠美机轰炸支援，斗志更加涣散，往往宁愿后撤，不肯短兵相接，保卫阵地。
1970年3月，一位美国观察家描绘老挝战场情景如下：
老挝十多岁的孩子就穿上了对他们来说是太大的军装，死在战场上。成千上万孤儿饱经战祸，衣不蔽体，终年流浪。……大家承认，空中力量在老挝不是决定性的。使用空中力量使北越地面部队的前进付出很大代价，……但他们继续前进，继续运送物资。……老挝有识之士……认为老挝若要生存，不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战争必须停止。
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不论ZF占领区还是巴特寮控制区，都是如此。到1970年为止，美国提供的难民救济金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落到王宝秘密军队的十万军人家属手中。从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这十个月内，对巴特寮乡村加强轰炸活动，估计有八万名新难民增加到原先的二十八万难民总数之内。
老挝ZF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逐渐吸收一些新人。1971年8月1日，代理国防大臣西苏•纳•占巴塞亲王把五个军区司令的职务重新安排，委派给不参加政治的年轻军官，他们可能会更乐于听从万象ZF的命令。首都军区司令阿贝将军和上文提到过的温•拉迪功将军证明为特别不容易调动。西苏解释说，他是在尽力防止这个国家堕落到军阀割据的局面。人们还注意到定期选举议会仍能吸引群众广泛参加，选民通常会对失去信任的现任议员投反对票（例如，1972年1月，就有三分之二老议员落选）。但是新选出的议员，很快就会象一批老议员一样，受到萨纳尼空无孔不入的影响，支持他多次提出的要梭发那•富马放弃中立政策的要求。
1970年初，亲共部队进占万象北部的查尔平原，还攻占了查尔平原南面和西面几处盟国的重要军事设施。老挝王国军队望风披靡，梭发那•富马扬言要退休。然而，河内与巴特寮的领导人不想占领不堪一击的琅勃拉邦和万象，而是满足于再次力图通过谈判使美国在老挝全境停止轰炸，包括胡志明小道在内。这一年晚些时候，由于越盟的军事行动转向柬埔寨，万象部队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1971年2、3月间，南越进犯老挝，直抵车邦，占领了万象ZF控制以外的整个地区，从而使老挝北部暂时免除了每年年初总要遭到的敌军进攻。越盟对袭击车邦的越南共和国军进行反击后，打算以波罗芬高原的北松为中心，在老挝南部巩固他的控制。正如梭发那•富马尖锐地指出的，越南共和国军队1971年入侵老挝，对万象来说并非好兆。这一入侵，使他难于坚持反对北越军队留驻老挝的基本立场。国防部长西苏•纳•占巴塞也阐明，邀请泰国和南越军队前来参加保卫老挝，那只会使这个国家变成战场，从而把它毁灭。由于出现了泰国志愿军和以泰国为基地的美国轰炸机，万象的中立以令人怀疑，但西苏坚持说，只要河内领导的军队不侵犯老挝控制的湄公河西岸，老挝就必须继续执行这项政策。
1971年下半年，越盟和巴特寮对万象以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老挝王国军队与泰国炮兵守卫着盟军在龙镇的重要基地，而王宝将军手下的苗族秘密军队则被空运到查尔平原东北角去切断敌人的供应线。1972年2月，龙镇陷落，老挝指挥作战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抛弃了战场上的部属，乘坐强征的军用卡车，逃往沙湾那吉。半数守军，包括泰国军队在内，闻风而逃，其余的人随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撤往班松西部的新总部，后来有撤到位于万象和琅勃拉邦之间的十三号公路半途的万荣。河内在龙镇获胜之日，正是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之时。十三号公路在万荣以北被GCD部队切断，这样就断绝了琅勃拉邦的对外陆路交通。万荣缺少一条铺好的飞机跑道，否则倒是易于防守的。
到了1972年初，除了湄公河沿岸一带外，老挝ZF的地盘已所剩无几。1972年末，GCD军队用迫击炮和火箭攻击了那空拍浓美国空军基地对岸的河边城市他曲，使三分之二居民和守军弃城逃跑，可是GCD军队并未进占这个地方。
万象ZF军事上一败涂地，终于在1973年初与桑怒达成协议，同意巴特寮在ZF中参加半数部长职务，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为什么巴特寮的部落军队竞比装备精良又有空军支援的王国ZF军强得多呢？河内打着与巴特寮合作的幌子征服老挝，其主要目的是否想以此作为扩展GCD统治并有利于进攻西贡的手段呢？
显然，占领龙镇的部队，三分之二是北越军队，这支军队远比它的巴特寮盟军强大，但后者毕竟不是傀儡军。从1946年反法斗争开始，越盟领导人就坚持不懈地争取边界山地非越南人的自愿合作。河内当局不仅在军事行动方面，而且在ZF事物和经济活动方面，向部落头人们提供了训练和管理的经验。桑怒的巴特寮ZF是在越南作主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的，它有助于实现河内的基本目标，包括维持边界安宁，保证通往南越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畅通无阻，并在老挝建立一个苏发努冯亲王及其伙伴可以维持的基本上志趣相投的政权。达到这些目标，表面上似乎同共产主义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对巴特寮阵营中的山地部落民族来说，它所具有的意义就更少了。相比之下，美国和泰国却支持部落民族的世仇、湄公河流域的保守的老挝上层分子，加上美国有对叛乱的中心地区狂轰滥炸，这就加强了巴特寮同河内的关系。
老挝这个国家不管起领土和ZF的结构如何，人们认为它经受住军事考验而生存下来，而它同河内的关系则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先决因素。然而，人们必须想到，苏发努冯亲王和其他叛乱领袖都曾反复声明，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忠于琅勃拉邦，尤其是忠于西萨旺•瓦达纳国王。老挝位于比较强大的邻邦之间，按照法国殖民者所划的边界，它的国土丧失很多，收复无望，在次情况下，老挝及其人民的唯一机会是作为一个中立的佛教缓冲国存在下去。这显然是梭发纳•富马和他的异母兄弟苏发努冯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一个新的联合ZF终于在1973年建立起来了。

                                          （原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