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苗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

  黔西北苗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

杨永江      李俊美

苗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苗族同胞与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在这片广袤而又充满瘟疫、灾难和战争的土地上，勤耕作，苦奋斗，为了给自己争取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奋斗不止。正因为苦难，正因为大自然的灾难，正因为战争的残酷，塑造了苗族人民的性格——坚忍不拔，刚正不阿，勤劳善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自成一体，他们优良的民族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封建帝王统治的岁月里，民族一直处于被压迫被侮辱的地位，其中无疑有一种“种族优越论”在作祟。这种状况几乎延续到解放前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批批人类学家深入民族村寨，历尽千辛万苦，通过数年的民族成分考察调研，才让我国的少数民族取得合法地位，苗族便是其中之一，苗族的称谓也才被统一起来。今天，尽管苗族因为服饰、语言、地域、风俗等的差异而被划分为很多分支。但是按照马克思对“民族”这一概念的定义，他们在文化和心理方面是相通的。1988年，在贵州省黄平县召开了贵州省苗族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有23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这次大会，会上决定出版专刊《苗学研究》，创办了《苗族研究通讯》，苗学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名称与学术界见面。对苗族各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国内外认识的关注。按照方言来划分，苗族分为黔东南方言、湘西方言和川黔滇方言三大方言区，这种划分无疑带在地区色彩，但却是被业内认识所公认的。

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属于川黔滇方言的毕节地区苗族文化的生存环境、资源开发现状，影响苗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几个重要因素等，通过对手中所掌握的材料深入分析，力求找到一条让苗族文化走出困境的路径。

 一、   定义的阐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简单的阐述。文化是人类智力的符号性产物，“文化包括行为的样式和模式，即认为那些行为是正常的，合乎道德的，甚至是神志清醒的规模”（马凌诺斯基）。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经验、信仰、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里，文化的风貌也是别具一格的。虽然在不同的社会中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行为模式都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并非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是非先天性的，这给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文化是知识和工具的聚集体，我们以这些知识和工具适应于自然环境，文化是一套规则，凭这些规则我们互相联系，文化是知识信仰准则的宝库，据此我们力图理解宇宙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文化是人类互相交流的手段，正是文化稳定了社会环境（通过举止、礼仪、手势和表情等来实现）” （马凌诺斯基）换句话说，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无意的行动暗含着一种文化的潜在表现，同时这些行为本身无形中又受到文化的制约。社会学家格尔奥格．齐美尔称，每一种社会境遇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角色混乱，信号错杂，因剧本的失败脱离了原先的计划而使每一个人都变得焦虑不安，困窘万分或干脆不在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文化的互动并不是平稳的，它在传播和濡化的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文化尽可能减少人们心灵上的距离和不确定性，紧密将同一个社会的各类分子联系起来。文化除了对历史的继承之外，它还表现在对未来的展望，这正是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文化定义为一个“期望集”的原因所在。

在《文化论》一书中，马凌诺斯基将文化划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组织四个方面（马凌诺斯基：P4—9）众所周知，物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才能去进行艺术的创造。物质是第一性的。当然，光有器物是不够的，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奴隶，人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当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和消费时，都伴随着审美，伴随着利与弊，有用与无用的判断。因此在生活中，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如影随形。另外，语言和社会组织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交流的重要工具，它充当着传播的角色。一方面，它使文化的交流顺利进行，使得文化打破地域界限，从一个地方扩散到与之相连的地方、民族和国度，这种影响是空间性的。另一方面，它使文化的濡化成为可能。所谓濡化就是文化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过程。这种影响是时间性的。尽管这样文化或多或少会产生变异，但是上代的传播与下一代的接受是主要的，并且这种“传播——接受”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

前面我们提到，文化是一套被公认的符号系统。符号是具有两重属性的，首先，它将宇宙中共同特性的部分归成一类并与其他的区别开来，从而将人类的知觉分割成不同的概念领域，我们的符号就组织并限定了我们对现实本身的理解。其次，符号表明的对象和用以表明的词语或仪式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例如，桌子这一称谓与它本身没有实质和内在的联系，而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如果当初我们的祖先用“床”这个称谓来指代“桌子”，原则上也是行得通的。称谓只是相对性的一种表述而已。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的符号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科学的关于真实世界的客观描述。文化并不植根于绝对之中，他们是人类行为和思想的结晶，是人类关于现实的理解和对理想的憧憬。通过文化我们组织起实在，并赋予它们社会意义。虽然它们具有任意性，但“它却是社会生活的结合剂和人类思维过程的组元。文化将自我普遍性地概念化，并将自我与他人想揖分。”在全球化的文化北京下，“自我——他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为人们的生活琐碎事件提供形式和意义的稳定框架，并为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创造了契机。（墨非）

文化的元素是人为的，是人的创造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迁，尤其是处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初期，文化也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袭击和挑战。这些文化传统表面上看起来是持久不变的，实际上却非常脆弱，它会随着文化的承载者一起灰飞烟灭，因此，对文化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及时的抢救刻不容缓。“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正在出现两个基本变迁。在西方国家，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而世界上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在变得非传统化”（吉登斯P40）这给我们拉响了警钟，在经济日益繁荣，社会日益浮躁和功利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是否要坚持传统？是要在传统的土壤上蒙求发展呢？还是彻底背弃传统投靠其他文明？个人认为，前者是理智的选择，毕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一个民族的魂。

本文着重探讨的便是黔西北苗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问题。它不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论文，也不是纯粹的实地调查报告，而是融两者与一身。黔西北在文中主要指毕节地区，当然这样的划分不够科学，地域划分历来只属于政治学上的概念。同时，苗族文化这个概念涉及范围广泛，它包括巫术、饮食、服饰、建筑、歌舞以及宗教信仰等。但文中黔西北文化并不是指广义的文化，行文中出于篇幅的限制和研究的需要，只例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为范本进行研究。

二、当前苗族文化的生境

苗族是毕节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在毕节地区民族文化领域内独树一帜，不管是服饰，文学艺术，还是歌舞方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亲睐。毕节地区苗族文化艺术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只奇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依然焕发着光彩。苗族的风俗，传统和文化，历来自成一体，保持得比较完善，这也许与地缘优势有关。因处于西南边陲，与外界交往甚少，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它保持着原生态的风貌。就算在今天，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各种价值观的追求，审美情趣的异化，毕节地区苗族文化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迎接着来自周遭的挑战，艰难地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使其丧失了某些特点和成分，但是主要方面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在这里选取服饰，古歌和舞蹈三个方面加以介绍和考察，大体了解一下黔西北苗族文化的生存环境。

1、黔西北苗族服饰。苗族服饰丰富多样，历来都与其特定的语言，地域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不同的服饰，或者同种服饰上不同的花纹都蕴藉着一定的历史象征意义。换句话说，服饰上的花纹除了装饰作用之外，还承载着记忆，上面记录着苗族先民的迁徙历程，以及对故土的无限怀念。正因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苗族服饰才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千年历史，万里迁徙”，使得他们服饰工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赵秀琴）

    就毕节地区苗族服饰而言，总体特征表现为：做工精细，结构匀称，图案复杂，色彩绚丽。据不完全统计，关上《中国苗族服饰图志》的就有十八种之多。有人就这样归纳毕节地区苗族服饰的特点：威宁式的粗放，普底式的柔美，八堡式的简洁洒脱，灵峰寺式的飘逸……从工艺上来看，毕节苗族服饰主要以蜡染，挑花，刺绣为主。男装一般比较简洁，此处着重于对女装的介绍。女装一般都包括头饰，衣裙和腿上装饰三个主要部分。大体上来看，他们都以假发来对头部进行造型。有的借助牛角状的梳子（五里坪，灵峰寺等地），有的直接将发盘成各种发髻（威宁等地），有的以毛线或者假发等盘与头部（赫章，纳雍等地）。总之，它们对头发的造型丰富多彩，各具特色。衣着方面，上衣主要以蜡染为主，并有少部分的刺绣，大部分都因适应地理环境而剪裁，一方面达到保暖御寒作用，另一方面又有装饰等效用。集保暖，审美和文化于一身。下装一般为百褶裙，小腿则用白棉布或羊毛毡做成绑腿来保护和御寒。更值得注意的是，苗族服饰除了现实功能之外，还蕴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二十世纪之前，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只能借着服饰上的象征性符号记录族源，迁徙，战争和深化传说等历史，这正是苗族服饰的价值之所在。今天，由于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审美观念的转变，以及 机械技术替代了手工操作，苗族传统的挑花刺绣变得越来越稀少，年轻的一代几乎没有将上一代的手工艺传承下来，或者就算有一些，也只是凤毛麟角，他们也只是所谓的依葫芦画瓢，至于花纹图案代表什么历史记忆她们根本说不清楚。也由于社会效率的过分强调，使得很多民族手工艺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魅力。它们被成批地复制和生产，并顺应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他们只注重视觉的享受，而不去关注视觉享受背后更多的东西。他们观赏色彩斑斓的苗族服饰，除了对色彩绚烂做工精细和花纹的神秘莫测赞不绝口之外，他们还能联想到什么？包括现在很多苗族同胞，有几个能解释清楚他们服装上的密码。正是从这个现状出发，我们觉得，及时抢救濒临困境的苗族服饰等民族文化是刻不容缓的。

2、苗族古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原始的诗歌，总是具有记事，记物，传播意义，抒发情感的功能。”（杨国章P288）苗族的古歌内容丰富，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着苗族先民们朴素的宇宙观，对战争的描述，对风俗习惯的记载等。石朝江先生将苗族古歌分为六大板块，即为：创始之歌，迁徙之歌，理经之歌，婚姻之歌，生产之歌和祭礼之歌。（石朝江P313）这些古歌通过口头时代相传，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的修改，并日臻完善。直到20世纪50年代，有关专家学者对民间口头文学的考察，整理和出版，苗族古歌才真正定型，以其婀娜多姿而有璀璨的面貌与世人见面。《苗族古歌》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毋孜别克族的《纳玛斯》并列为中国四大史诗性巨著。

   苗族是一个喜欢唱歌的民族，又由于上苍的偏爱，富裕了他们漂亮的嗓子。“饭席上，唱酒歌，送客出门，唱别歌，在路上，唱山歌，在马郎坡上，唱情歌。”（费孝通P279）这指的是大众化和普遍性的，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只是苗族的古歌。苗族古歌的创作与传承只能靠历代人的口口相传。不过与其他不同的是，它主要在一些民俗活动中演唱，如“鼓社祭”，婚丧仪式，民间传统节日等。它一般由资格较老，又懂得苗族历史，神话传说和风俗掌故的老人，巫师或歌手等演唱。苗族古歌表现了苗族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哲学思想。

   就毕节地区而言，苗族古歌不如黔东南一带保持的完整，这恐怕与居住环境不无关系。黔东南属于“小聚居”类型，民族特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黔西北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加之苗族与其他民族兄弟杂居，难免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毕节地区苗族古歌还依然散传于各个苗族村寨，因其苗族的分支复杂，语言不统一，所以给苗族古歌的收集和整理带来了难度。这是毕节地区苗族研究的一个致命点。

3、苗族的音乐舞蹈。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音乐的社会效用大体有以下几种：促进性的交际，辅助战争，配合舞蹈，表达宗教情感和音乐演奏本身的快感等（林惠祥P345—346）。舞蹈则是肢体的艺术，它有审美效用。但是在它产生的初期，团结作用恐怕是它的首要作用。不同部落，或者同一个部落里很少来往的人们通过舞蹈聚会进行联谊，加深感情。

    黔西北的苗族音乐舞蹈具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在此处主要对有代表性的纳雍滚山珠，黔西多声部和威宁赫章的大迁徙舞简要介绍一下。滚山珠是产生与纳雍县猪场乡的一种苗族芦笙舞蹈形式。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参加国内外的重要演出，并获得观众的好评。滚山珠承载着苗族的文化记忆。它用肢体动作讲述苗族迁徙途中苗族青年们披荆斩棘的英勇行为。滚山珠可谓原生态的民族舞蹈，因为、其八十年代以来它在国内国际上多次获得比赛大奖从而走进人们的视野，也因此使它走想更为完善的艺术表演形式。经过不断的提炼和加工，更适合于舞台表演。一般来说，滚山珠有“双飞燕”，“过桥”，“蜻蜓点水”，“骏马奔驰”，“地龙滚荆”，“二人立”和“三人立”等动作。表演难度系数高，观赏性强，是黔西北苗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多声部民间歌曲主要指的是一对或者一组歌手同时唱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声部的民歌，有人称其为“二声部民歌”和“复音民歌”，在侗族，羌族和苗族的民间中都能看到。毕节地区苗族多声部流行与黔西县化屋基一带，她们参加省内外多次比赛并获过奖。多声部主要由女子组成，她们大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完全是任凭天生优美的嗓音和艺术天赋。苗族多声部的兴起与近年国内重视原生态民歌有关。苗族多声部一般源于情歌，内容丰富，结构千姿百态。随着不断的发展，苗族多声部为了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形式变得更加自由灵活，并出现转调，转调一般出现在衬尾句或、和加声音阶部分，大部分转入五度调，也有的转入二度调。

   威宁赫章大迁徙舞表现的是苗族先民们在迁徙途中跋山涉水，历尽万苦千辛的场面。大迁徙舞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庄严，呈现出悲壮神秘的特点。它是苗族史诗性的舞蹈创作，在表演时穿着绚丽多姿的服装，服装象征性的图案与舞蹈动作的结合，更让人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体会到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契合。

不管是苗族服饰、古歌，还是舞蹈，都担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那便是对风俗文化，族源历史的叙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不朽的。它是一条纽带，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各种价值取向异彩纷呈，如同蛀虫一样慢慢啃噬着传统。曾经辉煌的文化染上了痼疾，并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反省是很有必要的，让传统一代代的记忆不是遥远的神话，这得来自多方面的努力，得对传统进行重视评判。毕竟，“在很多人那里，传统只是遮蔽现代性不好的一面，是可以轻易抹除的不真实的结构，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传统，那我们就不会将传统只看作是荒唐和愚蠢。”（吉登斯P40）并且吉登斯还一再强调“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也不是定义越来越与传统混合在一起的风俗习惯的主要因素。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传统总是群体，社区或者所有者具有的特征。个体可能遵循传统和习俗，但传统并不像习惯一样成为个体行为的特征。”（吉登斯P38）作为一种传统，苗族的文化不能停留在层面上，而要在“仪式的重复”之中去把握和理解文化内含。动物可以模仿人的某些动作，但这不能清楚其动作所指代的意义。“仪式的重复”给我们提供了通向传统文化的途径。在进行创作之前，一个人首先得有优秀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人的弱点就在于他们有一个潜在的“缺口”，而能填充这“缺口”的除了个人文化成就之外，整体“仪式的重复”也提供了弥补这一缺口的可能性，这也是被继承的客观的文化潮流。（欧阳谦 P217）另一方面，只有超越了个人的文化成就，溶入了集体的仪式当中，才能使文化生生不息，同时个人作为文化的践行者，才不至于造成人与社会的断裂。因为个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是文化的保存者和传递者。（欧阳谦 P332）。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对苗族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和艰巨的。

三、苗族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八十年代苗学的兴起，毕节地区顺应时代的要求成立了民族研所，并在后来设立了苗学会。近年来，对黔西北的饮食、巫术、服饰、教育以及经济方面等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推动着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旅游大区”的提出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使苗族的旅游文化开发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黔西北苗族文化开发善在摸索阶段，难以避免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总的来说，黔西北苗族文化开发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学究式开发。黔西北苗族文化丰富多彩，服饰、歌舞、风俗、巫术、婚嫁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作为苗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其它各部分联系甚密，影响他者的同时又被他者影响。基于各文化构成部分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发的过程中要求将它们联系起来考虑。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尽如人意。黔西北苗族文化较多地停留在研究的层面，也就是说，苗族文化只作为一种存在摆在专家学者的书柜里，而没有走向现实生活。它只作为一种研究而存在，与民众严重脱离，无法将研究成果尝试性地运用到文化的开发中去。这种与其说是学究性开发，还不如说是善未开发。

2、单一性开发。也许这是所有文化旅游开发的通病。根据当地资源的优越和民间的好恶，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力度，决定了文化中某一部分的命运。毕竟，在毕节地区，苗族居住于偏僻高寒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一现实情况增加了开发的难度。除非是靠有识之士的发掘和推广，否则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是很难被发现的。或者，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实力，在县级或地区级某种比赛中亮相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纳雍县的滚山珠，黔西县的多声部就是最好的佐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的态度几乎是任其自生自灭的。当然，如果它们找到一条发展途径，会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因此，这个部分就得到重视，拥有比其他方面更加优先的发展权利，就会破坏了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就毕节地区而言，服饰、风俗、巫术等方面却成为开发的死角。

3、浅层次开发。近年来，毕节地区努力践行着“旅游大区”的口号，各县积极推进旅游资源开发的步伐，并取得一定成果。比如，大方的百里杜鹃，织金县的织金洞，纳雍县的九洞天，黔西县的红枫湖。一方面，在老牌旅游基地增加了新的娱乐设施，集娱乐、休闲、观光与一身，另一方面，加快旅游区的文化建设，努力建设新的文化旅游氛围。上述几个旅游景点都是少数民族杂居地，给少数民族的文化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就目前现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作到还不够到位，大部分地方只盲目追求旅游开发中的经济效益，无法将当地文化融入这一开发当中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取胜”应该成为新的经济理念。文化作为物的灵魂，它始终伴随并决定着物死亡，决定着物的命运。如果只停留在表面，那是必定隐藏着危机。宛如风姿卓灼的少女，没有文化的支撑她只不过是一件装点的饰物而已。

4、重复性开发。“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但此“重复”与“重复性”的“重复”是有区别的，对文化的过度关注，必定会掀起一场文化热潮，众多人一涌而上，引经据典，撰写论文，出版专著，阐述这一方面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同时，因这方面的导向，文化的开发就显得单一和重复。如果大家的热情只限于一个面，而忽视其它方面，投资者也会盲目地支援和赞助开发。谁能抵挡得住大众的热情呢？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来说，谁又能抵挡金钱的诱惑？这样的重复性开发便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同时削减了它的生命力。只有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全方位多角度地加以考虑和开发，才是旅游文化开发的长久之计。

5、破坏性性开发。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不当，是造成破坏性开发的主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内，所谓的破坏性开发指的应该是片面的，盲目的，不合理的开发。它不注重文化本身的内容关系，发展规律等客观因素，而只贪婪地一味索取。另一方面，在开发过程中不注重对资源的保护，忽视资源的脆弱性和文化的非可再生性。这种模式也许会使人富裕起来，但文化的绿洲可能会退为荒漠。这少数民族旅游开发方面显得较为突出。资源不仅仅是资源本身，它是特定文化的载体，任何只注重“表层”不注重“核心”的开发都是错误的。

四、对几个问题的探讨

人的存在集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于一身。之所说人是社会与文化的存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社会从文化形式具有特殊性这一点来看，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在每一种文化中不同程度地构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特征或构成都暗含着一种文化领域，同时也是全部文化的保存者和传递者。”（墨非 P332）每一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现状和内在各部分的关系。某一动作行为在此种文化中视为正常的，在另一种文化看来却不可思议。正因为各个民族的风俗文化各异，这个世界才显得更有吸引力。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通过对印第安部落文化的研究认为，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一种主要的目的、一种主题、一种主导观念，如日神型文化的中庸之道，酒神型文化的偏执狂等（《文化模式》）每种文化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影响黔西北苗族文化开发的一些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不是单一的地方性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黔西北苗族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存在是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短缺。这是问题之中的问题，关键之中的关键。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一向低调，群众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加上黔西北物质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作为旅游景区的主体居民，他们无法将精力投入到文化旅游的开发和管理中去。加之民族村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给开发带来了难度。这些错综复杂的困难的存在，使得政府部门和外商不愿投资于这些地方的开发。

2、政府干预不够。在某些领域内，政府的干预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政府的介入使其经济发展等尽量避开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行政的触须在权力领域无处不在，遗憾的是它只是一种目的性，象征性的存在。作为一个称职的政府，它应该把精力放在经济、文化、行政能力等各方面的建设，为它们服务，但恰恰相反，权力之外的一切都成了权力本身的附庸。作为奴仆，文化产业的发展很艰难，往往又打有某些烙印。在文化自觉性比较弱，自主性不够的黔西北，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行政干预比不可少。

3、生态环境脆弱。此处所指的是生态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指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要谈及文化的传承、开发、保护和创新，必先有一个好氛围。毕节地区生态比较脆弱，重视力度不够，或者政府政策倾斜主要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并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这种盲目加快了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灭亡。

五、黔西北苗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模式的设想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经验的文化论，这种文化论是承认文化的差异性，不问文化的起因，而只问文化是什么，它怎么发生作用，怎样变迁。因为，惟有认清文化显示和文化历程的定律，我们才谈得上改造文化。”（马凌诺斯基P104）正因为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和认同，使不同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成为可能，也因为“文化现实”与“文化历程的定律”，使其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着极大的挑战。在功能派之前，进化论学派，历史学派都对文化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审视文化本身。只有功能学派关注了这一点：文化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文化霸权在今天随处可见，它像潮水一样冲毁和吞噬弱者，我们呼吁着新的文化观。即马氏所说的“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和提倡“经验的文化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主张各种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在中国自古就有。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国语 郑语》）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继承和发扬前者的理论，提出“尚和去同”的思想，并用其来说明君臣上下的关系。一直到后来的司马谈，班固和黄宗羲等思想家，都对这一观点做了充分的论述和发展。“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费孝通P5—6）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费老在1997年多次谈到“文化自觉”的问题。“文化自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二是要正确处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方克立）

   黔西北苗族文化，在历史上曾盛及一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经更不上发展的步伐。因此，有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恰当措施，对毕节地区苗族文化进行饱和和开发。总的说来，最主要的途径是建立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产生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随着工业的发展，机械和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背离日益显著。法国学者乔治·亨利·里维埃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博物馆强调的是藏品，建筑，观众，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而生态博物馆则不同，它注重的是遗产，社区，居民，文化记忆和公众知识。在我看来，“居民”和“社区”是首要的，是建立民族博物馆的关键，毕竟，居民是社区的分子，是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没有居民，没有由居民组成的村落，就谈不上“文化记忆”和“公众知识”。也就是说，民族博物馆的构建始终是以人为中心的，然后向有关于人的生产或生活的各个领域扩散开去。林倩萍将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条件归纳为三点，“原生态”，“人与自然统一”和“融于周边文化”。“原生态”要求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其说是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条件，不如说是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终极目标。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论述和设想的最终木的就是要达到这样景况。但是，固步自封无疑是自掘坟墓，一种优秀的文化需要保持传统和魅力，需要“文化自觉”和“自知之明”，也需要与其他文化进行参照，交流，以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对待外来文化。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对话”理论，同样可以运用到这里。文化对话是差异性存在的前提，它不是取消差异追求一致，而是承认差异，在差异中关注自我，在理解中沟通和交流，达到互识、互补和互鉴之目的。就毕节现实情况来说，苗族村寨对传统的风俗保持的比较完整，给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创造了契机。但是应该值得提醒的是，此处所指的生态博物馆不是围起墙来将展览品陈列其中的做法，封闭必然会致使事物失去本身的生命活力。民族文化是活的，是充满灵气的，它并非是植物标本。因此民族生态博物馆应该将文化遗产、居民、社区和自然环境放在一个动态之中，进行整体的考察、保护和开发，使它们共同得到发展。在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雷山苗族文化研究中心等已为我们做了尝试性探索，它们在某些方面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当然，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又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从现实出发，认真地进行开发和保护。古训说得好，“学我者死，似我者生”。我们所提倡的民族生态博物馆，是应该立足实际情况，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与一体的。

结论：

马凌诺斯基举出“文化手段迫力”的三类性质：“法律及手段的维持”，“法律组织的需要”和“传统风俗的工具”。而实现它们的途径分别是“传统的延续”，“广义的教育”和“法律及经济组织的影响”。（马凌诺斯基P49）更为重要的是，构成文化的各个有机组织或仪式得通过语言这套象征性标记将经验一代代地传递。以马氏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者认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决定这种制度的形式的重要原则有：一、地方的和地域的原则；二、对环境的利用和改变。假如一种机制是有弊病的，我们改善——假如只是肤浅地谈到改善——是庸俗无知的，我们最急迫的是改革，对旧的、保守的、落后的制度和观念斩草除根，积极地探寻新的发展路径。黔西北的苗族文化宛如处于黎明前一样，往前一步便是旭日东升，风光无限，退后一步则是灭亡，是漫漫长夜。对黔西北苗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必需注意几点：一、黔西北的苗族文化保护，不应该是简单的保护，而是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从本源上着手，立足贵州，放眼世界；二、充分运用黔西北苗族文化的亲和力，构建中国西部苗族文化生态圈，使之成为贵州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制高点；三、充分利用黔西北的苗族文化的要素，独创具有“毕节试验区”特设的苗族生态文化语境，防止庸俗话，浅薄化开发；四、结合毕节地区试验去“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理念，以古歌为脊梁，以舞蹈为先导，以刺绣为引子，以语言为媒介，集中推出一批高品位的苗族文化产品，为当前贵州文化产业培育创造一条富省富农的路径；五、借助语言的优势，培养“双语”人才，造出一支能使黔西北地区苗族文化得以继承和突出重围的队伍。

主要参考文献：

个人专著：

《原始文化与语言》  杨国章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美]罗伯特·墨非 著 商务印书馆  1991

《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费孝通文集》      费孝通 著     群言出版社         1999

《20世纪西方人类学思想导论》欧阳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文化论》  [英]马凌诺斯基 著     华夏出版社         2002

《苗族史》   伍新福 龙伯亚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中国苗学》       石朝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 著    商务印书馆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