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本身没有分类

《野性的思维》里就引用了这么一段话：“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这是关于分类问题所说的一句话。那么，这世界真的就那么分门别类、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吗？

如果你不去深究，一切都有条不紊，鸟就是鸟，虫就是虫，可是你只要稍微深入那么一小点，问题马上扑面而来。能飞的是鸟，那蜻蜓怎么不是鸟？能飞的又能下蛋的是鸟，那么鸵鸟不能飞怎么还是鸟？麻烦来了吧！

动物学界就多次对这种分类提出过怀疑，类似的分类在人文学科更是一笔糊涂帐。比如民间文学将其研究对象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等。且不说另外又从韵文的角度划分出史诗、叙述诗等文类（史诗的内容很多是神话的），造成了很多的混乱，就单说这神话、传说与故事这几类，到目前谁也不能将其彻底区分开。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在1984年主编的《神圣叙事：神话理论读本》（Sacred Narrative：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笼络了世界各路好手的22篇文章，其中就有6篇是涉及“什么是神话”这个命题的。然而，到现在，还是谁都不敢说自己真的知道神话是什么了。说白了，说不清神话是什么，主要是难以把神话和传说、故事等文类区分开。这其实牵涉到民间文学的文本本身有没有分类的问题。

人要借助语言来看世界，世界本身没有分类，或者说没有严格的分类，而语言的词汇是明晰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就此产生了。比如，颜色本身没有分类，它是一条不间断的光波，但由于语言的特性，人们必须把这一条光波人为地切开：红、黄、绿、紫、橙……人们可以给“红”下一个定义，但在现实中，谁也说不清红向黄过度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就不是红了。以前我们习惯地认为词义是明确的，其实，大多词义都是模糊的，有模糊的边沿，并在不断地变换中。

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清楚的，但在现实中依然无能为力。前不久有一位台湾的语言学家来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开了一个小型的讲座，讲的是汉语的“的”字问题，举的例子都来自中国南方的方言或台湾的普通话，之后，听众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所举的例子则是中国西北的方言。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例子都是汉语的例子，绝对没有错。但是，什么是汉语呢？其实，汉语是一个人为的概念，也就是说，哪些话属于汉语，其实没有一个明晰的界线，如果你把越南语划为汉语，你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你把上海话从汉语划出去，你也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以一个点为中心，将这个点的人所说的语言定为一种语言，然后向四周扩散，慢慢有一些它的方言，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方言什么时候成了另一种语言。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大家划分语言与方言的标准不一样。由于这种标准的差异，统计的世界语言数量差别达一千多种。就汉语来说，我们说汉语有8大方言，而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这是不同的8种语言，互相都听不懂，还方个啥子言？试想一下，如果说这8种语言的地方分属于8个国家，情况会是怎样，还会是8种方言吗？可见，汉语本身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说到这，“汉语”一词的含义还是那么明确吗？

近几十年来，人类学最热门的话题也就是所谓的族群认同。这同样是一个分类问题。说白了，也就是每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是一种人为的划定，不是自然的分类。举个例子，如果当年把哈尼族和彝族划为同一个民族，那现在就没有哈尼族了，现在的那些哈尼族可能就认同自己是彝族了。想想看，这和语言与方言的划分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学科的分类。比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这些学科，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学科的区别在哪里。关于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区别，有这么一种论调，说人类学是研究陌生文化的，而民俗学是研究自身熟悉的文化的。这想想都很可笑，比如说，一个美国白人来中国在傣族地区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写了一篇关于傣族婚姻的文章，自然是人类学的，而一个中国的傣族人也在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同样写了一篇关于傣族的文章，就不算人类学的了？研究对象是固定的，陌生与否则是相对的。学科的区分其实只有一样，就是独立的研究领域。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人类文化的、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文化的、民俗学是研究民俗的，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和民俗这几个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本身没有明晰的分类界线，将这些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其所产生的学科，自然也就不会有明晰的界线。无论是谁，只要他努力去区分这些，那他注定是在做一种“人为切割”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注定永远是差强人意的。

民俗学界的人其实很少有人关注和明白这个问题。自己搞不清楚神话是什么，要不就怪罪这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说什么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不就去求助于民间，到民间去问老百姓，想通过老百姓自身的文类分类弄清楚这个问题。这都是不得要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