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学发展进程概论

苗学发展进程概论

       摘要：苗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作为体现苗族个性特征的苗族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学研究在展现和复兴苗族文化中起作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苗族文化 研究进程 问题 建议

    苗学是全方位研究苗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各个方面的一门学科。综观苗学研究的发展史，其历时短，但发展迅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推陈出新，研究硕果累累。但苗学研究同其他的学科研究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苗学研究将何去何从，有必要作出全面的深思，并在新世纪做出果断的方向选择。

    一、研究主体的形成与壮大

    只要有了一种文化的出现，就必然有研究这种文化的主体出现。苗族文化也一样，随着苗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研究苗族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规律，即一种事物的出现必然引起另一种相关事物的出现。而作为紧随苗族文化产生的苗族文化研究者，他们的形成和壮大又是如何呢？

    我认为苗学研究者初始萌芽于苗族社会内部，他们就是苗学爱好者，即传承苗族文化的那部分人。他们在继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过程中，必然对苗族文化的渊源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对苗族文化作过理性的整理和加工。而且只有这样，苗族文化才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才能这样的永葆青春。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研究只是出于兴趣而没政治和经济等意义，他们做出的研究成果也只能流于口头和小范围，这是当时的苗族社会环境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在苗族历史中曾为苗学研究作过贡献的苗族文化传承者，因为不能形成自己系统的史籍的研究成果而为苗学研究界甚至世界文化史所遗忘。而我敢肯定，如果没有这些无名的苗族文化领域的先躯，是不会出现苗学研究的可喜成果的。

    随着苗族社会的发展，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也随之密切，苗族自身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苗族势必引起其他民族的关注。为了能知己知彼，不少外族学者包括国外苗学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等动机，开始对苗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作较全面的了解，虽研究不够深入，却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在辛亥革命以前对苗族社会各方面记叙的有各朝代的史官、政治家、思想家和文人等。例如，墨翟、荀子、韩非子、吕不韦、朱熹、朱辅、范成大、樊绰、谯周、李宗旷、爱必达、严如煜、田英产、田雯、胡宗绪、叶藠、李恺、罗绕典、卜大同、龚柴、陆次云、韩超、贝青乔、徐家千、方享咸、刘书年、但湘良、谢华、张广泗等等。他们著作不仅记叙了苗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不乏对苗族来源的考证。

    到了民国时期，对苗族进行调查研究的除了外族苗学者和国外苗学者外，还有本民族的研究人员。例如，外族研究者有闻一多、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陈国多、薛绍明、刘锡藩、范文澜、吕振羽等；国外苗学者有日本的乌居龙藏、英国的洛克哈特和克拉克、法国的萨维那、俄国的伊茨等等。本族研究者有杨汉先、梁聚五、石启贵等。这时期的研究者结构开始从单一的外族苗学研究者包括国外苗学研究者向外族苗学研究者包括国外苗学研究者和本族苗学研究者相结合的形势转化，并且研究者文化素质整体提高，其中外族苗学者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民族学家。国外苗族研究者多为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传教士，本族研究者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时期的苗族研究者在研究成果上也体现他们较高的学术水平，标志苗族研究队伍开始进入正规化、组织化、高水平化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内外有识之士对苗学的重视，以及政府对苗学研究的支持和鼓励，许许多多的国内外学者和专家纷纷投身到苗学研究的洪流之中。使这时期的苗学研究队伍结构合理化和优越化，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方面，各类学者皆备。例如，历史学家萨维那(F.M. Savina Rjenks)、Keith Quincex、J.Mottin、伊茨(PΦ.NTC)、谷口房男、张永国、任新福、龙伯亚、贺国鉴、王慧琴、翁家烈、吴荣臻；语言学和文献学家有马学良、王辅世、张琨、鲜松奎、何日征、曹翠云、张永祥、田兵、阎幽罄(Joakim Enwall)、聂蕊(Barow a Niederer);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有吴泽霖、陈国多、凌纯声、芮逸夫、杨庭硕、李廷贵、潘定智、张兆和、鸟居龙藏、白鸟芳郎、大林太良、竹村卓二、曾士才、格迪斯(William R.G-eddes)、葛维汉(D.C.Graham)、路易莎(Louisa Schein)、王富文(Nicholas Tqpp)、李穆安(dovcqueba)、Jean Michaud、Henry T.Tmeba、Roberta. Cooper、Catherine Faalk、Catherine Falk、Pranee Rice、Dao Yang、Garg Yia Lee Kou Yang。这表明，苗学研究队伍中各类人才都有，为充分的综合的全方位的研究苗族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方面，苗学研究队伍年轻化。例如，1930初对湘西苗区进行研究的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在大学期间对苗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的杨汉先以及稍后的梁聚五。他们的研究虽始于解放前，但因其成果于抗日战争后出版，故将他们划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苗学研究队伍中。1950年以后的十多年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培养下，如今旦、王春德、石如金、张永祥、龙伯亚、李廷贵、伍新福等一批苗族学者成长起来。1990年后的苗族研究新生代开始崛起，受过专业化和正规学科训练的杨庭硕、张晓、李云兵、李炳译、杨正文、杨国昌等苗学研究者开始投身于苗学研究中。此外，本民族的研究者都在苗学者队伍中的比重也日渐突出。虽然在老一辈的分支学科里还有一部分非苗族学者，例如苗族历史研究中的马少侨、王慧琴、张永国、周大光等，苗语研究中的王辅世、鲜松奎、曹翠云、罗安源等。但是，现在苗学界中的中青年骨干则基本以本民族研究者为主。

    第三方面，苗学研究队伍的团体化。自古以来，苗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不自觉研究到自觉研究的两个时期。不自觉研究时期的特点表现为一切研究属个人行为，动机为个人爱好，不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例如苗族内部的部分传承苗族文化者，外族的部分文人和史官等皆属这种情况，他们对苗族文化的记叙和研究是片面和肤浅的，有的甚至是歪曲的。自觉研究时期的显著特点表现为一切苗学研究皆属集体行为，研究内容涉及苗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了明确的研究目的和方向，标志着苗学研究队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专门的苗学研究团体逐渐建立起来。例如，1988年贵州省成立了以苗族学者为主的苗学会，其他省份如湖南、云南、广西、湖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苗学会。许多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专门对苗学研究的机构。例如，1994年成立的国际论坛，1995年中央民族大学成立的苗族研究所等。从此，苗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此外，苗学研究队伍还借助新兴媒介因特网这一优势，集聚了苗族中的青年精英，也使得中国苗学研究者与国外苗学研究者联系密切起来，苗学研究队伍在因特网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壮大，并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研究客体深广度的加深和拓宽

    事物是发展变化着的，而发展变化着的事物又取决于其内部矛盾的不断运动。苗学研究也一样，它的发展也取决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一方面，研究苗学的前提是要苗族自身具备丰富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有从事苗学研究的高素质人才。这两方面形成了研究客体与研究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种关系又决定苗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逐渐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苗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就其研究领域而言，苗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综合，由一般性到应用性的研究过程。我认为，这就是苗学发展的规律。

    从苗学研究由浅入深，由片面到综合的角度上看，苗学研究进展可依次分为片面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综合文化研究和应用文化研究四个部分或阶段。所谓片面文化研究指的是苗学研究者仅仅对苗族文化的一部分进行个别的研究行为。这种研究首先应产生于苗族社会内部，它是苗族文化在继承和发展中的必然行为。作为自然地产生于苗族社会中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一方面，他们是苗族社会中少数的优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在继承和传播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筛选，最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例如，巫师在学巫词的过程中，总是在领悟各种巫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整理，以符合自己的需要，既要使之得到继承，又要令之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又如，对同一的神话的不同传说，苗族文化继承者和传播者就会有意无意地将其进行对比，然后择其较合理的部分。如此等等。就苗族社会内部而言，不同的研究主体具有相应的研究客体。例如，飞歌只流行在苗族青年男女之间，刺绣、挑花、织锦和蜡染工艺文化主要流传于苗族女性之中，医药和巫术主要流传于巫师内部等等。不同的群体在继承不同的苗族文化中有意无意地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作出了本能的思考和分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应该是苗学萌芽时期的苗学先驱。

    随着苗族社会的发展进步，苗族对外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少数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苗族，并予以记述和探索。例如，从文明社会产生到封建帝制的灭亡的几千年历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关苗族的资料。例如，《国语》、《战国策》、《山海经》、《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二十四史和历代文人笔记；朱熹的《记三苗》，朱辅的《溪蛮丛笑》,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樊绰的《蛮书》,谯周的《西阳直隶州总志》,《西阳冉氏宗谱》和《巴志》,李宗旷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英产的《平苗议》,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叶藠的《情实录》和《征苗录》,李恺的《外苗近事》,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卜大同的《征苗图记》,龚柴的《苗民考》,陆次云的《峒溪纤志》,韩超的《钦定平苗纪略》和《苗变纪事》,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千的《平定苗匪纪略》和《苗疆见闻录》,方享咸的《苗俗纪闻》,刘书年的《黔乱纪实》,但湘良的《苗疆屯防录》和《湖南苗防屯政考》,谢华的《湘西土司辑略》,张广泗的《苗疆告竣撤兵疏》等等。这么多关于苗族的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记叙了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各个方方面面，也包括作者的所思所想。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这些作者的作品有失片面。具体原因有二：其一，这些苗学者皆为外族人，客观上不可能全面触及到苗族本身的各个方面；其二，这些苗学者总以外人的身份观察苗族，其动机在于猎奇或政治统治。总的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身份苗学者（且这样称），他们记述和思考苗族这一研究客体的内容各异，而且出发点也有所不同，有的为猎奇，有的为统治服务等等。但从主要的方面来说，外族苗学者的所作所为乃是为统治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苗族人民而对苗族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思考。因而，这时期的苗学者是站大自己的立场上作出的努力，客观上决定了其苗学研究的片面性这一特点。

    所谓地域文化研究是指苗学者能对苗族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仅仅局限于苗族地区的某一部分。例如，民国年间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对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凌纯声、芮逸夫和石启贵对湘西苗族的调查研究；英国的洛克哈特和克拉克，日本的鸟居龙藏，法国的萨维那在不同的苗区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胡庆钧、葛维汉对四川苗族的研究；岑家梧、史图博对云南苗族的研究；王兴瑞对海南岛苗族的研究等等。这些苗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具有苗学研究的相对全面性，它表现在这时期的苗学研究者眼光远大，他们涉猎到的东西不仅是苗族文化的某一小部分，而是概括了苗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历史等等内容。例如，凌纯声、芮逸夫和石启贵研究湘西区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它涉及到苗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社会阶级、宗教信仰、物质生活和生产状况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

    综合文化研究是指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身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研究。综合文化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苗学研究者能够相互配合，在进行苗学研究的过程中能互补长短，相互学习，能在总体上基本把握苗族的方方面面，这时期的苗学研究具有各类学科普及性。其表现在不同身份的苗学者能以不同的视角对苗族进行研究，使得苗学与其他的学科的关系密切起来。例如，研究苗族的历史学家有谷口房男、张永国、任新福、龙伯亚、贺国鉴、王慧琴、翁富烈、吴荣臻等；语言学和文献学家有马学良、王辅世、张琨、鲜松奎、向日征、曹翠云、张永祥、田兵等；人类学家杨庭硕、李廷贵、潘定智、张兆和、鸟居龙藏、白鸟芳郎、大林太良、竹村卓二、曾士才、格迪斯、葛维汉、路易莎、王富文、李穆安等。这些人分别从历史的角度、语言的角度、文献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民族的角度等方面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了苗族，使苗学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也使它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有了可能。对各门学科特别是中华学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具有综合和总结研究得失的性质。不少苗学者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苗学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审视，为苗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石建中的《苗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和展望——从苗族学者石启贵先生开垦湘西苗族民族学处女地工作谈起》,李炳泽的《苗学》,吴国恩的《湘西苗族纵谈》,石茂明的《20世纪：苗学的定位与反思》,胡起望和李廷贵的《苗族研究的可喜收获》,李廷贵的《苗学》,龙建刚的《中华学与苗学关系初探》等。

    应用文化研究主要指的是目的在于解决苗族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旨在提高苗族经济文化水平，促进苗族社会的全面进步的一系列的研究。随着国家政府对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视和少数苗族知识分子的觉醒，许许多多的苗学者开始投身于苗族应用文化研究之中，他们将目光主要投向苗族当前的现实上来，力图开拓苗族经济文化发展之路。这些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在不同的领域做出巨大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方面有罗国锦的《如何发展西部苗族经济文化》，李政仙的《黔西北发展纵横谈》、《泰国民族与发展山地民族经济的借鉴》、《赫章苗族脱贫致富初探》，杨信忠的《发展苗族致富指南》，云南省政协编辑出版的《云南回族苗族百村社会经济调查》武吉海的《扶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等；在文化教育上有马德全的《珙县苗族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罗廷华和余岛的《贵州苗族教育研究》），罗有亮的《苗语语法（川黔滇方言）》毛宗武和李云兵的《巴亨语研究》，石金如的《苗汉汉苗词典》，何日征的《汉苗词典》，曹翠云的《苗汉语比较》等；在医药上有包骏、冉懋雄主编的《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田兴秀等人的《苗族医药》等；在服饰上有贵州省文化厅和贵州省博物馆编的《苗族银饰》，北京银冠电子科技公司编的《贵州苗族刺诱》、《贵州苗族桃花》等等。苗族应用文化研究是适应新时期要求而出现的必然的苗学研究趋势，也是苗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今后的苗学发展进程中，应用文化研究仍然将会是苗学研究的主流，这是由苗学研究的目标和宗旨决定的，也是苗族自身的现实状况决定的。

    总的来看，苗学研究经历了片面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综合文化研究和应用文化研究四个过程。尽管在划分界线上不太明显，甚至它们在时间上也有同步进行甚至前后颠倒的情况，但这样的划分却有利于理清思路，是有助于看清苗学研究方向的。

    三、研究成果概述

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本身就是以一种可喜的研究成果来体现的。苗学的建立，是苗学者对苗族各个方面研究深化的结果，是他们研究成果的总的汇集。在此，本文将从苗族历史研究成果、苗族经济文化研究成果、苗族综合性研究成果和苗学研究评论成果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苗族历史研究成果包括苗族的历史和族源的研究成果。例如，伍新福的《蚩尤神话》，段宝林的《蚩尤考》，田晓岫的《说蚩尤》，李廷贵的《九黎、蚩尤和苗族》，张启成的《蚩尤新探——汉苗蚩尤神话传说之比较》，吴晓东的《苗族（蚩尤神话）与涿鹿之战》，陈靖和春坦的《蚩尤应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先人》，潘定智的《从苗族人民传承文化看蚩龙与苗族文化精神》，秦京午的《河北涿鹿是炎黄蚩尤三祖汇聚之地》，徐亦亭的《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狩猎者首领》，王大有的《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潘正才的《论蚩龙的历史地位》，赵育大的《还蚩尤于历史的公正》，何煦之的《蚩尤涿鹿中原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关系》，石宗仁的《谈神农与苗族》和《东夷、苗蛮的共同祖先与族称》，杨建芳的《“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吴永章的《三苗综议》，龙江莉的《“饕餮”探源》，段友文的《南蛮盗宝型传说母题的文化阐释》，杨昌国的《蚩尤·兜·盘瓠——苗族“饕餮”的内涵及渊源探踪》，许顺湛的《蚩尤：威振北方的一代英雄》，高蒙河的《蚩尤“作乱”与炎黄东进—中国史前史中一个误识的辨证》，陈靖的《蚩尤问题一辨》，苏涟的《三苗源新考》，吴心源的《屈原生卒年新考》，未清的《贵州各民族人民起义述略》，侯健的《论云南苗族的迁徙及其文化的形成》，张杰的《唐宋以来苗族教育述略》，李炳译的《清威同年间苗族义军使用武器考察》，石茂明的《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砍传播的社会分析》，苗青的《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陈益的《我的祖先是蚩尤》，贵州苗学会编的《苗族人物》等等。还有国外苗族历史研究的《跨越太平洋的苗族大迁徙》、《漫长的苗民迁徙》、《国外苗族的人口分布》、《国外苗族情况和目前遭遇》、《东南亚苗族的长途迁徙》等等。

    苗族经济文化研究成果指有关苗族经济和文化内容的一切研究成果。例如，石茂明的《台江县苗文试行与其教育传播研究报告》吴昌卓的《符号选择错误是制约苗文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余达忠的《文化薪传：千户苗寨鼓藏头》，侯健的《西部苗族取名习俗趣谈》，路易莎的《贵州苗族文化复兴的动力》，吴晓东的《苗瑶语族神话:南蛮与东夷战争的反映》、《苗族蝴蝶图腾质疑》和《盘瓠神话：楚与卢戎的一场战争》，杨庭硕的《苗族与水族传统历法之比较研究（上）》，吴心源的《中国苗族古历乃世界历法之母》，吴心源和龙炳文的《苗疆边墙与苗族兴衰》，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和石启贵的《湘西勒族调查报告》，罗庭华和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金巴的《浅述文山苗绣》，侯健的《文山苗族文化概括》、《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及其文化内涵》、《文山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思考》、《文山苗族的芦笙文化》和《苗家青年感情的纽带——“由电话”》，侯健和王万荣的《花山起源之歌》，李炳译的《苗族歌谣记录翻译：简史与思考》、《苗族关于歌谣的一些观念》和《20世纪苗语书面文学概略》，朱群慧的《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简论》，苗青的《中国苗族小说发展的里程》等。还有关于外国苗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澳洲苗族传统文化的适应性问题》、《苗族的文化适应过程》、《美国苗族巫师和草药的传统用法》、《泰国苗族的习俗概述》、《1998年美国苗族的人口与教育数据》、《2001年美国苗族的人口与教育数据》等。

    苗族综合性研究成果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从全方位研究苗族而得到的研究成果；一是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综合研究成果。前者的成果主要有美国苗学家路易莎的《当代中国苗族初探》，日本苗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和石启贵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编的《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文集》，东人达和东旻译注译的《在未知的中国》，古文风的《漂泊的家庭：苗族》，伍新福的《苗族文化史》，廖报白的《湘西简史》，龙子建的《湖北苗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编的《西江苗族志》，毕节地区苗学会主编的《苗学研究论文集》,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等。有关外国苗族的《国外苗族及人口分布》，《国外苗族情况和目前遭遇》等等。后者的成果主要有石潮江的《中国苗学》，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吴荣臻的《苗族通史》,[美]基·毛丁的《苗族历史》,李廷贵、周光大和石昭明主编的《苗族历史与文化》,龙伯亚和李廷贵主编的《苗族简志》，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等。

    苗学研究评论成果指的是苗学者对苗学研究成果进行评论的一切成果。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澳]王富文的《评路易莎的〈少数民族准则〉》，石茂明的《民间的力量事业的榜样——我认识的杨永华与他的〈兴文苗族〉》，[美]孟彻理的《评路易莎的<少数民族准则>》，李炳译的《（苗族古老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评价》，伍新福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评价》,《中国苗学》书序、书评,李炳译的《苗学》，吴国恩的《湘西苗学研究纵谈》，胡起望和李廷贵的《苗族研究的可喜收获》，龙建刚的《再说苗学》，石茂明的《我看苗学的地位》、《20世纪：苗学的定位与反思》，石建中的《苗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等。

    四、苗学研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苗学研究就其萌芽状态而言，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研究而言，它却是年轻的,是不够成熟的。因此，苗学研究在取得可喜收获的同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是苗学研究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在苗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苗学研究学会或苗学研究机构缺乏全国性和国际性统一。自1988年贵州省苗学研究会成立以来，苗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有苗族聚居的各个省份都相继成立了苗学会。同时，还有其他高校成立的专门的苗学研究机构，例如中央民大的苗族研究所等。一时间，苗学业研究团体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这也有一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嫌。由于各个苗学机构互不统属，而是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就使苗学研究中的各种矛盾涌现出来。（1）难以在苗学研究中保持步调一致，其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重复,研究结论冲突，以及研究主次不分的现象上。（2）难形成真正有权威性的、有全国性、世界性影响力的苗学研究机构。在搞苗学研究的学者中，除了少数外国和汉族学者外，苗学研究者基本上是苗族，这形成了一种“自吹自擂”的现状。此外，苗学研究也不过是部分苗学者的业余爱好，他们还身兼其他职务，根本不能全身心投入在苗学研究上。这样的人才结构，自然会影响苗学研究的深入和团体的壮大。

    其次，在研究苗族历史中存在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苗学者在研究苗族的历史时，绝大多数仅仅是从汉文记载的零星资料和苗族古歌或传说两方面入手的。这样的研究虽然直接而简便，但却有失片面。我们知道，苗族人民从先秦时期至元明时期经历了五次世界性的大迁徙，先后与数十个兄弟民族交错杂居。因此，苗族的历史必然与包括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必将反映在其他民族的历史包括历史传说上。苗学者在进行苗学研究时，应广泛涉猎各个兄弟民族的历史，以及其历史传说，以求从中获得有关苗族历史的宝贵信息,以进一步完善苗学研究成果。

    再次，研究内容结构不够合理。就研究领域而言，苗族历史研究得最多，而苗族经济文化研究得相对少；就研究地区而言，东部和西部研究得最多，西部苗族研究的最少;就研究国家而言,国内苗族研究得最多，国外苗族研究得过少。这样的研究内容结构明显不够合理，因为它容易混淆研究内容的主攻方向，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们知道，苗族历史是要研究的，但却不能一窝蜂似的都执着于苗族的过去，也不能在研究中搞地方主义。苗族当前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这是苗族这个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如何让苗族在新时期把握住机遇并发展自身是苗学者当务之急，那些总是执着于过去的为研究而研究，以及只将目光局限在某个方面或地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例如，国内苗学者研究国外苗族的文章不多，在借鉴国外苗族优点上做得不够。我们知道许多外国苗族特别象美国苗族，他们在经济文化方面是较超前的，研究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国内苗族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理论与实践难更好地协调起来。俗话说：“说时容易做时难”，苗学研究也一样。它的科学理论用到实践中去也是存在难度的。例如，苗学者提出的双语教学仅仅在部分高校实施，它并未深入和普及苗族社会基层；有关苗族语言文字的指导理论也还未被更好地推广，懂苗文的苗学者并不多，苗族人民在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学中积极性也不太高；许多经济文化上的指导理论并未及时的快速的实施起来，如此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是物力、人力和财力的局限，主观上是苗学者主观能动性未能尽情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苗学者共同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争取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苗学研究理论才能与社会实践更好的相结合，并更好地应用于发展苗族经济文化事业的社会实践中。

    五、关于苗学发展的几点建议

    在科学文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苗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苗学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顺应潮流，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就必须开拓创新，苗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才能出现新的局面。鉴于此，我斗胆提一下我个人的几点建议。

    (一) 建立苗学权威机构 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苗学权威机构是有必要的，因为目前有关研究苗族的机构很多，但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苗学者甚至为标新立异而进行了反面研究，尽管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也容易形成苗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混乱，同时，要发展苗族经济文化，也需要苗学者步调一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苗族当前的现实状况上来，而能保证苗学研究机构这样运行的，就是要有一个权威性的领导层来带头完成。

    (二) 加强苗学研究队伍建设 无论在苗学发展的任何阶段，搞好苗学队伍的建设是搞好苗学研究的关键。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苗学研究又不断面临新的研究课题。要想更好地研究苗族，要想保证苗学的健康发展，终归还是还靠研究队伍的壮大，要靠研究能力的总体提高。这要求必须有专门从事苗学研究的稳定队伍，必须实现研究队伍的年轻化，必须有研究苗族的综合性人才。

    (三) 强化应用研究意识 苗学研究是为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的，这就是进行苗学研究的意义之所在。苗学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应用，这是苗学者必须具有的共识，也是研究苗族的基本前提。如果研究成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么，所有研究就失去意义了。因此，苗学者在进行苗族研究时，必须立足于苗族社会的现实状况，必须站在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高度，必须面向苗族的美好未来。这样才能搞好苗学研究，才能出好的研究成果。

    (四) 开拓苗学研究的新领域 任何研究领域都是有自身的局限的，这要求苗学者必须打破常规性研究，打破习惯性思维，研究成果才会推陈出新，苗学才会获得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苗学领域的许多处女地有待苗学者去开垦，这要求苗学者要独辟蹊径，转换研究视角，对新的现象进行新的思考。例如，研究贵州黔东南苗家酸汤鱼火锅店的营业情况和文化理念;研究苗族服装的大众化及推销策略;研究苗族文化在多种文化狭缝中的发展问题;研究苗族创办公司的可能性和意义;研究一些必要的指导苗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科学理论;研究如何突破苗族自身文化的束缚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有待于苗学者来完成。

    (五) 搞好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应用 由于苗族是世界性的民族,因而苗学研究也就有了世界性。要搞好苗族研究，还必须加强国内外苗族学者的学术交流。而这种学术交流就要应用到各种快捷的传播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运用,它实现了各地苗学者在不同时空的交流,对推动苗学的发展意义深远。但是,掌握因特网知识技术的不多,有关苗族的网站还很少，苗族网站上的资料信息不够丰富，而且网文字使用单一而不便于阅读。如此等等问题，还需要苗学者们去解决。

    (六) 发展苗族文化产业 我认为，搞苗族文化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展苗族文化产业。我们知道，苗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苗族历史的长河中，苗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在饮食、医药、建筑、服饰、艺术、工艺等等方面都有极高的声誉。如何利用自己民族这些宝贵遗产来发展苗族，是摆在苗学者特别是苗族苗学者面前的主要使命。苗学者必须千方百计发展并保护好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以利于真正促进苗族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缩短苗族在经济文化水平上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差距,为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提供必要的保证,也为国家经济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六、 结语:

    总的看来，苗学发展是快速的，研究成果是喜人的。尽管苗学研究客观上存在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道路是曲折的，但是，苗学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苗学者们能顺应新形势的变化，共同把握住苗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苗学将迎来新的局面，并会在推动苗族经济文化发展中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书目：

梁聚伍的《苗夷民族发展史》，1980年贵州民族研究所内部刊印版；

龙伯亚和李廷贵主编的《苗族简志》，1985年10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

李廷贵主编的《苗族历史与文化》，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石朝江的《中国苗学》，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鸟居龙藏著的《苗族调查报告》，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

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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