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历代苗族人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浅析历代苗族人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内容提要：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面对压迫、剥削和屠杀时，苗族人民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显示了强大的凝聚力。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苗族人民的各种反抗斗争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些失败却留给后人意义深远的经验教训。

主题词：起义 失败 经验 教训
       苗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苗族历史上，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屠杀，苗族人民不堪忍受而进行无数次的反抗斗争。例如唐开元十二年，覃行璋在武陵地区领导溪州苗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元大德五年，宋隆济领导贵州贵定县苗族仡佬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嘉靖二十五年，龙朴业领导的川东南秀山苗族人民的起义；雍正十三年，包利、红银领导贵州古州苗民的起义；乾降一十九年石柳邓、吴八月领导永绥厅苗民的起义；咸丰十五年，张秀眉领导贵州台拱厅苗族的起义、柳天成领导贵州都匀府坝固场的苗民起义和潘名杰领导麻哈州坝芒地方的苗民起义；咸丰十年陶新春领导苗民在威宁韭菜坪的起义。等等。这些苗族人民起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但每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从苗族人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来看，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即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从苗族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发展进程、义军的整体素质、起义目标、实施纲领和军事实力等方面来看，不难看出苗族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的必然性。 一、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
      九黎部落时代，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石器已经出现，磨制精致的椭圆形斧、穿孔产、刀、锛、凿等石器已用于农业生产，使粮食储量增加。这与当时处于游牧生活的华夏部落就进步了很多，但因蚩尤的战败，使苗族先民跌入不能自主的地位，导致了其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到了三苗国时期，尽管苗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但生产工具仍然主要是石器，只有家畜饲养业和制陶业，纺织工业有较大的发展，陶器数量增多，制陶技术有所进步。纺织工业已使用陶纺轮。苗族社会已处于奴隶社会边沿，已出现小家庭拥有私有财产，贫富开始分化而产生了阶级萌芽。后来尧、舜、禹采用武力“放颧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苗族社会生产力随着遭受破坏。三苗后的苗族分裂为两支，一支在三危，一支在荆蛮地区。三危由于是山地，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人们除了进行原始耕种外，还饲养少量的牲畜，同时又离不开打猎生活。而荆蛮地区气候温和，自然资源丰富，因而经济发展较快，生产力得到恢复和提高，丹砂、象齿、犀牛皮、鸟兽、稻谷等物产丰富。商、周奴隶主为了争夺物质资源丰富的荆蛮地区，一次又一次地向荆蛮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与掠夺，造成荆蛮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从秦汉至唐宋时期，苗族人民仍然遭受沉重的压迫，社会经济发展遭到极大的限制，在农业生产上虽然已使用犁头来耕作，用锄头来栽种，但“犁多缺折者，其锄多小型”，“一年力作，不足半载所需，故青黄不接时，多以借贷为生”（出自《苗冲见闻》），社会生产力低下，苗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明清两代，除了服役纳赋的“熟苗”因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而经济稍有发展外，苗疆部分的“生苗”在经济上十分落后，用于耕作的生产工具是刀。《弘治图经》载：“处山箐者，则芟林布种，刀耕火种”。《乾州万志》：“种稻谷者无口，俱种杂粮于山坡。”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稻谷、大麦、高梁等农作物食不果腹，常以渔猎补之。男女共同承担生产劳动，女子还用短小简易的织布机从事纺织。明清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70-80%。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19世纪40-80年代苗族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许多铁质农具在苗族农业生产中得运用，如铁制的犁、锄、耙、刀等，其生产技术较高，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在许多地区逐渐绝迹，人们已重视施肥和田间管理，农作物产量相应增加。但由于土地绝大多数为封建地主占有，苗族人民被剥削严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减弱，实际上苗族社会经济整体上并没有多大发展。除生产工具有所改进外，手工业技术也有所提高，织布机已使用商机坐织，并出现“纺家”与“织家”的专业分化。采矿、治炼工具和技术也有提高，例如咸同时期汀西永绥厅下寨河苗族已用简单的机械采矿，并改进了炼铁技术，用上了水力鼓风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和小作坊主。但是苗族地区规模较大、资金较多的商号多为外来商人所有，苗族人民竞争力弱小，多数仅从事低差价的木材、牧畜贩卖。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苗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仅为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的湘西、湘南和黔东南的部分地区及安顺、兴义等地，在苗族大部分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没有彻底改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苗族仍然是自己制造农具、家庭用具等手工业品，资本主义出现萌芽，但生命力弱。社会生产力受到苗族内外因素的束缚，没有得到多少提高，黔东南月亮山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由上述可知，苗族社会生产力在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进步缓慢，生产力低下又导致了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而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苗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和屠杀的武装斗争。 二、从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上看，其发展进程是缓慢和被动的。苗族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萌芽，每一次社会转变都不是苗族社会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苗族社会受到外部社会破坏和冲击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看，在蚩尤部落联盟时期，经济已得到较大的发展，苗族社会表现为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并存，奴隶社会主导原始社会的局面。其表现在苗族首领与苗族人民其同占有生产资料和苗族首领具有自然的统治权，但其在蚩尤战败后，社会随即受到外界环境的严重冲击和束缚。随着三苗的兴盛，它已具有民族和国家的刍型，苗族社会已处于奴隶社会的边缘，小家庭拥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已有了阶级萌芽。但随后受到尧、舜、禹对三苗的征剿、分化和瓦解，被迁到三危的苗族社会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倒退到原始社会的未期阶段，而迁到荆州的南蛮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逐渐强大，苗族社会在荆州又恢复到奴隶社会边缘。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苗族又数次被华夏民族战败，一部分沦为各国的奴隶或属民，而迁到奴隶主鞭长莫及的古黔中地一带的苗族社会因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而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长期保存农村公社的社会经济形态。从秦统一全国后，普遍推行郡县，设官治理并征调赋役。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两宋的1500年，苗族社会差异很大，走上封建制和地主制道路的主要是受外族社会的影响，有的是随着地主奴隶制向封建过渡，有的从农村公社向封建地主制自然发展，而较偏僻闭塞的苗族社会仍然停留在农村公社阶段。从元朝到明末清初，土地大量集中在土官手里，他们成了领主或农奴主，苗族没有或少有土地而成为农奴，社会经济处于领主制时期，有的苗民成为奴隶主的家奴和耕奴甚至礼品或陪嫁品，社会存在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宋代后苗族部分地区产生封建地主经济，经元、明到清初，又有所发展，但偏僻山区则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清初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苗族社会在湘西、鄂西、黔东北等地区、地主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在滇东北和黔西北的苗族地区却残存奴隶制的“人租”；在从江、榕江、融水交界的深山地区却保存着原始社会残余。鸦片战争后到解放，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苗族部分地区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其仅处于从属地位，有的地区仍然存在封建农奴制和原始公社制的经济形态。 从政治方面看，从蚩尤经三苗、南蛮到荆蛮时期，苗族人民由于历次被战败而发生分化和改组，社会制度随而发生更替。例如秦汉反动统治者时在苗族地区设置郡县，苗族聚居的地方设黔中郡，而象郡苗族较少。在封建王朝控制力弱的地区则主要采用“以蛮治蛮”的手段。在元明时，大部分苗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内地府州县为统官治理，部分地区则无官治理。明朝在苗族分布地区设立土司大小数百个，其中较重要的有贵州宣慰司、水西宣慰司及其他75长官司的若干安抚司、宣慰司共百余个。在大土司下面又有若干州、县及长官司。苗族分布区为经制州县，如广西融水，元初设融州路后改州；明洪武十年降州为县，称融县，属柳州府管辖。从明中叶到清初，黔东南雷公山区和湘黔交界的腊尔山区，由于苗族人民的英勇斗争，逐渐排除土官和流官势力而成两片无官治理区。永乐十一年开始，封建王朝不满于土司对苗族人民的单纯控制而借机推行流官统治政策。永乐十二年废除思州宣德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而设思州、思南、铜仁、乌罗、石阡、镇远、黎平、新化等府。万历二十九年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叛乱而设平越，遵义两府和黄平、正安二州及桐梓、瓮安等县。天启三年废四川永宁宣慰司，其地归叙永府，后又废贵州宣慰同知宋代，并改建开州。清康熙三年，平安乾叛乱后改设平远、黔西、大定、威宁四府。次年废云南教化三部长官司和王弄山长官司，及蒙自等处土官被废除。雍正四年，封建王朝在黔南湘西、鄂西、川东等地的土司制度则到民国时才被废除，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封建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反动统治。 从文化教育上看，在奴隶社会时期，处于奴隶地位的部分苗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无从谈起，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部分苗族地区在本地区的文化教育进步不大。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朝廷规定土司必须学汉礼、土司子弟必须入学而办了一些学馆。流官增多和屯军增设，使各州县卫所屯堡都设立书院。随地主力量的兴起和改土归流的影响，苗族教育有较快的发展。极少数苗族头目子弟有机会学习和做官，至明代湖南城步苗族举人进士、文臣武将辈出。而无官治理的广大苗族地区没有书院和学馆，基本情况是“结绳记事，刻木为契。”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苗族人民的思想统治而在苗族地区兴办义学，允许苗族童生参加科举考试。如康熙五十四年在镇溪设学馆，后又在凤凰、乾州二厅设立书院。雍正八年，贵州设立“苗疆义学”，并规定各府州县考试都要录取一二名苗族考生。尽管从嘉庆十年起到道光二十年，永绥、风凰、乾州三厅就培养了198位举人，但苗族许多边远山区的地方，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无力求学者占绝大多数，“结绳记事”的落后状况几乎没有改变。鸦片战争后，随着政治的腐败，清政府逐渐忽视苗族地区的书院、学馆和义学、苗学，许多苗籍利举名额为外族豪门子弟窃取。清政府受咸同苗族起义的沉重打击后才重新重视苗学，设苗义学23馆，并在厅域修书院，湘西地区举人秀才辈出，为官不少，部分未为官的为本民族文化教育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清政府办学的目的限于使苗人“知书达礼”以泯灭其造反精神，使云南边疆、桂西石山等许多苗族地区的苗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十八年后开始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并提出《湘西苗族文化经济方案》。这一时期，湘西、黔东北、城步、威宁等地培养了不少小学生、大学生和个别博士生。而在海南岛、贵州与广西交界、云南文山及贵州的麻山等苗族地区，读书人凤毛麟角，到解放初期还保留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苗族文化教育的落后，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来记录和总结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了的经验和知识，苗族社会内部缺乏必要交流的这一重要媒介，从而使苗族文化得不到丰富和发展，并在与外民族知识融合中处于被动地位，并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 由上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情况看出，历代反动统治者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教育上都给苗族人民套上了为其统治服务的牢固的枷锁，极大地制约了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历代苗族人民起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打开这一枷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取得领先的地位，并且有自身相当的独立性。但对当时起义的苗族人民来说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落后的经济跟不上政治斗争的需要，松散的组织形式还适应不了险恶的斗争环境，落后的文化教育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苗族人民一方面要起而反抗，一方面对敌人的各种文化又有依赖性，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不自觉地处于被动的地位，表现出一定的不成熟斗争的弱点。 三、从义军的整体素质看，义军主体是贫苦农民，整体素质普遍低下。
      首先从义军领导的综合素质来看，除了少数在当时有一定地位和有机会接受汉族文化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介武夫，生于贫民阶层。例如，领导葛蛮长官司的苗族人民和仡佬族人民举行武装反抗的宋隆济身为士官；张秀眉部将九松少年读过私塾，并练就一身武艺；在雍正十三年二月于古州高表领导苗民起义的包利和红银，他们都是农村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咸丰五年参加苗族起义的万官保牛未入过学，只是少时习武强身，精通武艺；咸丰二年参加九松起义的高禾、保禾、降禾三兄弟，其世家务农，三兄弟自幼习武，且成年后武艺超群；参与张秀眉起义的潘老冒自少贫苦，常年当雇工，好聚众习武，能说流利的汉语；参与张秀眉起义的九大白从小好骑马；而张秀眉家世代种田为生，张秀眉少时家庭沦为赤贫，父母去世后讨饭度日，稍长后一边给人干活一边习武，青年时已练就一身好武艺；与张秀眉一起的包大度、李洪基中，包大度家为佃户，无田地，从小一家生活艰难。李洪基少时随父上山种田，后得拳师教练武术，刀枪箭法皆精；咸丰五年率众至台拱与张秀眉会师起义的杨大六，其家世贫寒，父母早逝，少时学弓弩，十五岁学拳术棍棒而练就一身武艺。领导苗族人民起义的领袖还很多，限于篇幅就略举上述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苗族起义领袖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出身，并有一身好武艺，但对当时主导地位的他族文化却知之甚少，甚至不通。少部分领导虽在当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个别虽有远见，但势单力薄而不可能扭转苗族领导知识文化普遍欠缺的局面。而参加起义的苗族人民基本上都是受压迫和剥削最深重、生活贫困艰难、无接受教育机会的贫苦苗民，大多数连汉话都不懂。尽管在身体素质上看，苗族义军的素质比较高，但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却普遍低下，敢于斗争却无法高瞻远瞩，找出出路。由这样的素质构成的队伍，必然因为难以形成自己新的文化系统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从而难以完成历史交给的使命。尽管苗族人民在残酷斗争中提法高了认识，总结了不少经验，例如，乾隆五十九年参加苗族人民起义的石九妹等苗族妇女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反映了苗族妇女在封建后期治政上的觉醒；咸丰三年领导苗族起义的张秀眉在斗争中采用“扫清各个据点，孤立大城镇”的正确作战方针；岩大五领导的苗族义军娴熟“绕道敌后，迂回伏击”，长于“化整为零，分散出击”等等作战经验和对统治者反动本质的认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意识的局限性，他们对斗争形势的认识并不够全面，一心想“打官家”，而没有想到要“打”封建制度。在对待和区分敌我双方时也容易产生混淆，难于形成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因而注定将给苗族农民起义的命运划上一个悲壮的句号。

        四、从苗族人民起义的目标来看，其目标的短小和不坚定性是苗族人民起义的又一个弱点。例如：唐开元十二年十一月，武陵地区的溪州苗民在覃行璋领导下起义，武装反抗官府的苟捐杂税和奴隶主的压榨剥削；元和六年夏，仅因修城时官员“督役太急”而以张伯靖为首举行罢役和暴动，三年后以张伯靖请降被授为归州同马右威翊府中郎而结束；元大德五年，朝廷命刘琛领兵远征缅边界之“八百媳妇国”，途径顺元（贵阳地区）时强征派苗民运送征粮，士官宋隆济以“宁死不往，虽就寨见杀可也”为口号而领导葛蛮长官司苗民和仡佬族人民举行武装反抗；顺治、康熙年间贵州举行的25次苗民起义主要是反压迫剥削的，是在一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自发的民族起义；乾隆五十九年石柳邓、吴八月领导的苗族起义是为了“杀官兵、逐客民”；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等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主要是“打官家”；咸丰五年，以柳天成、金干子及潘名杰为领导的苗民起义主要因为苗族起义的影响和“苗不聊生”的封建残酷统治而产生的；咸丰十年在威宁韭菜坪举行起义的陶新春主要是为报复和反抗土目的欺凌。每次苗族人民起义都是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苗族人民在斗争中表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敢于蔑视权势、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英勇斗争精神。但是，由于苗族起义领导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分析和把握斗争的形势，没有制定出长期的切实可行的斗争方案、目标和科学的纲领，使每次轰轰烈烈的苗族起义处于盲目状态而找不到出路。在参与起义的广大贫苦苗民，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凌辱、剥削和压迫，通过起义他们满腔的仇恨和怒火得到发泄，因而每次起义都象火山爆发一样令反动统治者深受震动。然而，当他们得到充分的发泄后，以及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安抚”后就容易放松警惕而得意忘形，看不清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来面目，最后又被分解和镇压。《平黔纪略》载：苗人民起义“意在争田土，隳城恒，掠食货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症结；关键时刻领导又“向不轻去他乡”。如此缺乏远大政治抱负，正是苗民起义却不能完成翻身做主人的历史任务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从军事实力来看，苗族人民起义军势单力薄，与反动势力相比相差甚远，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封建王朝对苗疆及苗族起义进行残酷进攻和镇压的恶果，造成苗族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被侵占和苗族整体的分解。例如，三苗时被尧战败，尧放罐兜于崇山，串三苗于三危而达到分化和瓦解苗族人民的目的；唐开元十二年武陵地区的溪州苗民覃行璋起义失败，3万苗民惨遭屠杀；乾隆四年秋，湖南义宁、绥宁、城步苗民起义失败，苗民阵亡、坠岩数千，2千处苗寨被毁，5000余亩苗田充公；明宣德元年，朝廷命肖缓率汉士兵几万进攻腊尔山区，苗民死于战争及冻饿者达70-80%；雍正六年六月朝廷对苗疆用兵，官兵占古州后450余座苗村被毁；雍正十三年二月包利、红银起义失败，战死者数万人，被俘者数10万人，1万1千余人就地袅首，1万3千余人被卖为奴婢，其余转卖到贵州西部和湖南沅州等地，当地苗民所存不过十之二三；嘉庆初年，傅鼐任总理边防同知，他以旧公田、官赎田、苗缴占叛田、苗弁呈出已业田、苗呈出争占田等名目，将苗疆13万余亩苗民田土收归官有；从咸丰四年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朝廷政府在贵州搜刮捐输银675365两，综计整个咸同军事期间，贵州当局在省内搜刮捐输银1906868两，其多取自苗族人民；雍乾起义后，苗族人民被杀被围困饿死者“不下三十万人”，占75%的苗寨1224寨被烧毁，“杀戮十之七八、数百寨无一人”，大批义军及家属被强迫迁往他乡，13600多义军家属被发配为奴，并掠压苗田15万余亩。如此等等。
       第二个原因是各支义军没有组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整体，各支义军互不统属，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导，以导致各支义军常处于孤身奋战的境地，甚至少数经不起威逼利诱而沦为苗奸。由于各自为政，使义军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和复杂的形势下不能更好地协调作战，大大削弱了义军的战斗力。他们虽然有遥相呼应和互相支援的关系，但常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在孤身作战中处于被动地位。例如，永嘉五年，散布在三峡地区的苗族的群落大者上万家，小者有千户，他们各有首领，有的称王，有的称侯；元和二年曾“置魁立帅，杀牲盟誓”的张伯靖，领导苗民起义三年后即接受招安，被授为归州司马右威翊府中郎；元王朝实行“土流并治”时在各地各级设土司，其多为少数民族的首领，是各地政治、军事、经济全部权力的拥有者，成为镇压人民、拥护特权的有力工具；朝廷利用土司镇抚苗民，以达“以夷制夷”的目的，土司则借助其封赏、纵容而有恃无恐；至雍正十六年，元朝廷调城步苗兵10万，由杨完者带领前往江浙镇压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军；明清王朝血洗苗疆后，派遣一部分有权势的“良民”任苗守备、苗外委、苗百户以及千总、把总、把事、通事等官吏和大小头号目，继续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乾隆六十一年，石柳邓、吴八月起义后，因战争失利，在形势危急关头，吴陇登向清军乞降并将吴八月擒献，使义军受到严重挫折；咸丰五年五月在贵州都均府坝固场起义的柳天成，1870年11月因战斗失败退守内外套而被叛徒暗害；咸丰五年夏在贵定起义的潘名杰、潘名德兄弟，同治七年因清军大举进攻，根据地丧失殆尽而降清；等等。
第三个原因主要是受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各民族间矛盾尖锐而难以形成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广泛统一战线。尽管每次苗族起义都有少数民族或汉族参加，例如，元大德五年五月，葛蛮长官司的宋隆济领导的苗民与仡佬族人民起义；雍正十三年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中也有一些汉族贫苦农民参加，例如王秀明、龙济民、王大流、邹老三、郑善、黄文忠、李槐等；咸丰五年，张秀眉起义后常和苗族起义军控制住四周的汉、侗、水等其他民族起义队伍协同作战；咸丰五年五月在贵州都均坝固场杨柳屯起义的柳天成，其与水族义军潘新简部互相配合与清军周旋；咸丰十年五月，参加陶新春在韭菜坪起义的除了苗族外，还有部分汉族、彝族、布依族参加；同时，咸同时期的苗族起义军还与太平军有较密切的联系。这些都给苗族起义队伍增加了不小的力量，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形势的剧烈变化必然使各支起义军及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联盟不会持久下去，苗族人民起义队伍就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以致在装备精良的敌人强大攻势面前，就显得形单影只力不从心，最终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综上所述，苗族人民起义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发展进程的滞后、义军队伍整体素质的低下、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缺泛远大的政治目标和正确的政治纲领等，这些都构成了苗族人民起义悲剧的因素。由于他们受到历史的和自身的局限，因而无法克服旧式农民起义的这些弱点，注定了起义将以失败而告终。




参考书目：
梁聚伍的《苗夷民族发展史》，1980年贵州民族研究所内部刊印版；龙伯亚和李廷贵主编的《苗族简志》，1985年10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李廷贵主编的《苗族历史与文化》，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石朝江的《中国苗学》，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日]鸟居龙藏著的《苗族调查报告》，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