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边寨穷村落

——湖南省花垣县麻栗场镇留豆村的调查与思考

关键词：苗族； 农村； 社情； 调查
内容 摘要：本文记录了对一个苗族山寨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揭示了这个苗族山寨贫困的现实，分析了贫困的原因，提出了脱贫至富的战略思考。

　　湖南省花垣县麻栗场镇留豆村是一个纯苗族聚居的自然村落。座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部。以公路交通里程计算，留豆村距离省会长沙大约620公里，距离自治州首府吉首市55公里，距离县城花垣镇28公里，距离镇政府所在地6公里，距离贵州省最靠东部的松桃苗族自治县边界大约25公里。这个自然村平均海拔高度为580米，被连台山和黄土岭两条东西向的小山脉所夹持，两条山脉的南北距离大约为1。5公里。一条完成于1954年但至今仍然十分简漏的县级公路穿村而过。
　　留豆村分为五个村民小组，共有村民201户，人口879人，其中，男445人。女434人。共有劳动力458人，其中男劳力235人，女劳力223人。全村共有可耕地面积1178亩，其中水田960亩（人均1·09亩），旱地218亩（人均0·24亩）。全部村民平时都操苗语东部方言西部土语，村内交际一律使用苗语。就连两个外来与苗族人结婚的汉族女下放的“知青”，也都被语言环境所逼学会了讲苗语。只有少数村民会用汉语对外进行简单的交流。
　　笔者原在吉首大学干训部承担教学任务时，为了让学员们了解民情，同时培养他们调查研究的能力，曾组织行政管理班的40多位学员，到留豆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社情调查。由于作者就是出生于留豆村的大学教授，且曾多方联系，为该村小学募捐得了120套学生单人单桌单椅和数块黑板及数千元奖学金，大大改善了村小的办学条件，在村里具有一定的威信，因此，村委会和村民都很配合此次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共设计了200多个问题，涉及到村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婚姻生活三个层面。我把全村农户都分配落实到每个学员，每个学员调查4到5户，并由村委会安排一个略会汉语的村民带路兼翻译。我要求学员们必须登堂入室，逐户观察与询问，同时填写调查问卷。此次实际调查并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58份（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8·6%。为了获取真实的情况，我们反复给村民解释，我们的调查只是一次教学研究活动，没有现实的济困扶贫的性质，请求村民讲实话道实情。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次调查得到的情况与数据，所反映的留豆村的基本社会经济情况，应该说基上是本可靠的，调查误差不会很大。
　　调查过程中，面对村民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匮乏的情况，学员们无不感到心灵的震撼。几个学员面对调查对象那穷困潦倒的景象，当时就掏出钱来送到他们手中，表示对他们的关切与同情。
　　留豆村的贫穷在湘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或许是有其典型意义而决非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因此，我们直面他们穷困的现实，剖析他们贫困的原因，思考一下让他们脱贫致富的方略，就突显了个中的深远意义。

一、贫困的现实

　　贫困可以分为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物质上的贫困又可以分为生产数据的匮乏和生活数据的匮乏，而精神上的匮乏又可以分为文化生活的不足和健康精神支柱的缺失。我们把调查的重点放在生活资料的拥有量上。调查结果显示，留豆村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床上用品不足。我们调查的158户村民中，共开设床位345个，共有新旧盖棉絮353床，垫棉絮149床，新旧床单270床，新旧蚊帐227笼，竹席125床。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有75个床位没有床单，占21.73%，有118个床位没有蚊帐，占34.20%。没有床单的床，有的铺上竹席子，有的则铺着麻袋片或塑料编织袋。有四户村民表示，连冬天也直接睡在竹席上。（1982年，我国人均消费床单0.053条，美国是0.72条，日本是0。4条。美国比我国高14倍，日本比我国高7.4倍。见罗正根：全国床单产销趋势分析与预测）没有垫棉絮的床上，大多铺的是稻草，有的则铺着晒干了的水稻秧苗。在夏天，没有蚊帐的人家，一般也烧不起蚊香，多数是用燃烧杂草发烟以驱除蚊子的滋扰。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是要在床上度过的，床上用品的缺乏，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至少有1/3的时间是处在不很舒适甚至是痛苦之中度过的。
　　1·2  、肉食消费水平低。对于村民的肉食消费问题，我们设计了11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春节，158户村民共约腌制腊肉5622斤，平均每户17·7千克。1月初至11月29日（调查日期）止，在此期间，158户村民共杀鸡52只，户均0·32只；杀鸭131只，户均0·82只；杀鹅零只；杀羊零只。对于“今年准备杀年猪吗”的问题，只有29户村民明确表示要杀猪过年，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8.35%。回答全家吃猪肉大约平均间隔天数时，回答间隔5天的4户，占2·5%；回答间隔8天的有3户，占1·8%；回答间隔10天的有5户，占3·16%；回答间隔一个月左右的有81户，占52·26%；有27户表示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吃上猪肉，占12·.06%。肉食品是人类获取动物蛋白的主要途径，肉食消费水平偏低，对于协调人类健康的肌体，是非常不利的。
　　1·3 、洗簌用具少。调查的158户村民，有新旧木质、搪瓷或塑料脸盆163个，脚盆105个。有新旧洗脸毛巾257条，洗澡毛巾85条。而据观察，这些毛巾，大多既脏又黑，和城市居民的抹布不相上下。这组资料表明，有53户村民，洗脸洗脚是共享一个盆子，占总调查户数的33.54%；有73户村民全家洗脸洗澡是共享一条毛巾，占调查总户数的46.2%。在城市居民中，洗脸洗脚分盆及男女分盆这是普遍现象，也是卫生常识。但是在这个村落，一盆一巾多人用，一盆一巾多功用，男女老少混合用这也是普遍现象。男女洗脸、洗脚分盆分毛巾成了留豆村里许多家庭的奢侈愿望。调查的158户村民中，共有新旧牙刷216把，但表示经常刷牙的只有55人。这表明，绝大多数村民尚未养成刷牙习惯，或者是缺少这方面的消费资金。卫生条件的不足，使得许多村民经常受到各种细菌的感染，身体的不同部位或器官常常会闹毛病，特别是许多妇女村民因此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
　　1·4、 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低。电视机作为最能突出反应我国人民生活变化的家用电器之一，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一般的彩色电视到纯平彩电、高清晰度彩电、数字电视、等离子逐行扫描电视、背投电视等等，可以说经历了技术上的几次更新换代。而且，随着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也就越来越短，电视机已经从最初的“奢侈品”变成寻常百姓家中最常见的家用电器。那么，留豆村的电视机消费情况如何呢？。调查的158户村民中，共拥有电视机46部，其中，黑白电视机36部（18寸35部，21寸1部），彩色电视机10部（14寸1部，18寸6部，21寸3部）。普及率为29.11%。（福建省泉州市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该市93．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其中1台的占37％、2台的占40％、3台的占14．1％、3台以上的占2．8％，两者相差64·2个百分点 。）158户村民拥有洗衣机仅1部，普及率为0.63%；拥有自行车1部；摩托车1部；电话机2部；电饭煲一个；而拥有电冰箱数为零。我们知道电视机及其它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量与家庭收入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些资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留豆村村民的经济收入状况。
　　1·5、生活满意度低。调查的158户村民中，对饮食表示基本满意的为57户，占36%；不满意的是53户，占33·54%；很不满意的有15户，占9·4%；无所谓的有40户，占25·31%。对衣着表示基本满意的65户，占41·13%；不满意的有51户，占32·27%；很不满意的11户，占6·9%；表示无所谓的28户，占17·72%。对粮食问题表示基本够吃的85户，占53·79%；表示基本不够吃的43户，占27·21%。表示家有余粮的13户，占8·22%；表示严重缺粮的10户，占6·32%；表示只吃大米的89户，占56·32%；表示吃大米搭食玉米的37户，占23·41%；表示吃大米搭红薯的5户，占3·16%。在“吃大米搭糠菜”的选项中，调查显示为零。这组数据表明，留豆村村民，虽然在粮食消费方面已经消灭了吃糠咽菜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也只是左右徘徊于基本能吃饱饭的临界在线。粮食生产只是处于自给自足或自给不足的状态，还谈不上商品粮食的规模生产。全村找不到像洞庭湖地区、东北地区或江淮流域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那些商品粮生产大户。
　　1·6、家禽家畜存栏量少，商品率低。调查的158户村民中，共存栏：牛127头（其中黄牛67头，水牛60头）户均0.8头；山羊133头，户均0.84头；生猪247头，户均1.56头；鸡216羽，户均1.36羽；鸭295羽，户均1.86羽；鹅2羽。158户村民全年出售黄牛6头，获现金约6000元；出售水牛1头，获现金约1000元；出售山羊4头，获现金约870元；出售肥猪26头，获现金约12361元；出售鸭110只，获现金约1140元。作为家庭副业，其商品率如此之低，村民们从中所获取的可支配收入之微薄就可想而知了。许多村民说他们喂猪图的只是那一坑的猪粪（肥料）！

二 、 贫困的根源

　　按理说留豆村的自然条件不算很差，人均拥有的土地资源也不算很少，那么，为何这里的村民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与落后之中？他们为何距离小康社会还那么遥远？姑且不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生活水平相比是天壤之别，就是与广东顺德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据广东省拂山市顺德区统计局2004年8月3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至2004年6月底，顺德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汽车26辆。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50。89元。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29。9%，恩格尔系数跌破30%。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至59%为勉强度日，40%至50%为小康水平，30%至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他们贫困的根源何在？
　　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历史的自然的因素，村民的综合素质低下或许是其内在的根本原因。
　　2·1、 文化水平低。我们调查的158户村民中，丈夫是文盲的有36人，初小文
　　化水平的有35人，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有31人，上过初中的27人，读过高中的15人，大专以上文化的一个也没有。妻子是文盲的71人，初小文化水平的51人，上过高小的16人，读过初中的2人，念过高中的2人。村民们以如此低的文化水平，何以能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何以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时代？
　　低下的文化水平，导致部分村民显得愚昧无知，某些方面的知识水平，还不及城市里的一年级小学生。有一位妇女，第一次坐火车外出去打工（其实是流浪乞讨）。火车行进中，她的头怕被吹出车外之后，她急得一边要下火车，一边大声央求同伴：“你们快点叫司机停车，让我去捡帕子！”后来这位无知的妇女在长沙五一路上被汽车轧死。留豆村第四组有个退休职工买了一个电饭煲，一位邻居见了，问“这是什么东西？”职工回答说：用这个东西煮饭，不用人守候也不会把饭煮焦。这位邻居居然不相信地说：“我平时煮饭，在旁边照看有时还会把饭煮焦。我就不相信你这个东西难道比人还聪明？” 孤陋寡闻竟至于此！
　　愚昧无知往往会给他们带来灾祸；而灾祸的发生无疑会使他们贫困的经济生活雪上加霜。一位文盲村姑把装甲胺磷农药的瓶子洗了洗，就拿去给丈夫买散装苞谷酒。丈夫酒后中毒，抢救无效死亡，使得这个贫困家庭，在失去一个强劳动力之外，还欠了一笔不少的医疗费、丧葬费。一次，一位村民家死了一只山羊。几位平时很少吃到荤菜的村民不问青红皂白，拖着死羊就去开膛剖肚，煮后饱饱吃了一顿，结果个个感染了炭疽病。经过治疗，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每人为此却付出了数千元的医疗费，也为愚昧做了精彩而又苦涩的注脚。
　　有的村民，由于没有受到学校教育，文化水平低下，严重阻碍和影响了他们学习、吸收与掌握现代发家致富的知识和技术。许多村民学习与掌握农作知识，要么靠老一辈人口传手授，要么就是靠简单地观摩。由此学到的知识，有的是残缺不全，有的与现代农业不相适应，有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面对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杂交板栗、大棚蔬菜的栽培与管理之类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他们就显得是那样的无知与无奈。有个村姑，在丈夫给水稻施尿素时，偶然抓了一点尿素给辣椒苗放了一点，结果当年辣椒获得了好收成。次年这位村姑想：“去年我只放了一点点尿素，辣椒就结得那么好，今年我要多放一点，让它结得更多些。”于是，她给每棵辣椒苗都放了一把尿素，结果所有的辣椒苗全部被尿素烧死，当年全家只好去买辣椒吃。还有一个村民，看到水稻有了虫灾连洒了两次农药也未能控制，于是毫无根据地盲目增加药量，结果，秧苗全部枯死，颗粒无收！还有不少村民根本就不懂储存的猪草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他们没等猪草完全发酵，就用来喂猪，猪被毒死了还认为是“草鬼婆”（苗巫）搞的鬼，要么就埋怨自己命运太差。
　　2·2、劳动技能低下。许多村民除了会做简单的农活之外，别无一技之长。即使是种田，也有一些村民的技术与现代农业的要求相差甚远。别的地方一亩水田可以生产吨粮，而人均拥有1。09亩水田的留豆村，有些村民却仍然缺少粮食，这或许与他们种田技术水平底下，致使单位面积粮食收成有限相关。我们调查的158户村民中，表示会做木工的有20人，会果木嫁接的12人，会驾驶拖拉机的3人，会机械修理的4人，会泥工的11人。深入调查后我们了解到，所谓“会木工”也只不过是会在农村装装木版墙壁，打制简单粗拙的家具之类。至于像城市里复杂的模具制造、室内装修则一窍不通。所谓的“会机械修理”也只不过是能拆卸和安装手扶拖拉机、打米机和自行车的某些另配件而已。所谓的“会泥工”，也只不过是能在农村砌几块水泥砖，封一口简单的柴灶。因此，这些泥工进城去建筑工地上打工，一般也只能被安排做些挣钱少而出力多的活路。至于连简单木工、泥工都不会的村民，他们的外出打工，无非是到吉首市为奶牛场割点牛草卖钱，或者为一些机关单位的维修工程抬岩挖土，或到长沙、株洲、湘潭一带的农村，去帮那里的农民“双抢”挣钱。由于从事的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苦力劳动，所获报酬也就微不足道。
　　2·3、信息闭塞。 在信息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现代传播媒体去了解、收集、获取、储存、整理、加工、创造、利用信息。可以说，谁能掌握、加工、利用信息，谁就有了发财致富的门道。然而，留豆村的村民既缺少获取信息的工具与渠道。也缺乏收集、整理、加工、利用信息的能力。如前所述，留豆村的电视机普及率只有29.11%；收音机则更少，普及率只有5.06%；全村只订有两份报纸，一份杂志，一个小功率广播。那两份报纸，放在村支书家里，也就只有村支书一人能看到，或许连他也不一定看。那个小广播，一般也只是用来通知缴粮、纳税、计划生育；在传播发家致富信息方面，根本就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调查中，有9户村民表示买过书，深入调查后发现，他们买的书无非就是给孩子买本盗版的小学生字典之类。更可悲的是，许多村民听不懂汉语，或者是不怎么听得懂汉语，这就影响了他们对汉语信息的吸收。他们看电视，无非就看看那些武打片，观赏一下那些打斗场面。至于电视里的广告，他们的感受就是影响了他们看节目。在调查中，回答知道布什是美国总统的有17人，占被调查者的10·75%；回答知道普京是俄罗斯总统的有11人，占被调查者的6·96%；知道朱熔基是总理的有121人，占被调查者的76·58%；知道省长是谁的有20人，占被调查者的12·65%；知道州长是谁的21人，占被调查者的13·29%；知道县长是谁的67人，占被调查者的42·4%。许多村民犹如井底之蛙，对外面世界信息的了解，直接了解的少，道听途说的多；真实有用的少，以讹传讹的多。曾经有几个留豆村的村民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中央的李瑞环就是田家寨的人。”（注：田家寨与留豆村相距约300米）“解放前跟了一个安徽的教师背井离乡，改为李姓参加了革命，才做了大官！”我说：李瑞环是天津人，这是中央公布了的，不会有错。他们反而嘲笑说，“你这个大学教授连这个都没听说！”他们的“见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信息不灵，就使他们在调整产业结构时难以决策，无所作为。我曾试图说服一些村民改种玉米为栽种杂交板栗，或栽培乒乓球葡萄，并给他们细算了成本收入帐。末了他们茫然地反问我：“不种玉米了，我用什么喂猪呢？”“大家都种板栗、葡萄，数量多了卖给谁呢？”他们缺乏那怕最简单的世界经济地理知识和中国经济地理知识，也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
　　2·4、商品观念淡薄。在商品经济的时代，无商不富；缺乏商业头脑，自然也很难发家致富。调查中，我们针对许多村民将一堆堆新鲜萝卜，堆放在堂屋里准备用来喂猪的情况，特别设计了几个问题进行征答。面对“你曾想过利用萝卜加工成酱菜去卖吗”的问题， 有21人回答“想过”，有7人回答“想过但怕没有销路”，有22人回答“想过但不懂加工技术”，有71人回答“从来没有想过”，占44。93%。全村仅有几个村民从事零星的商务活动，流动资金少的几百元，多的也不过5000元左右。大多村民“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盐”。他们大多按照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模式，经营着自己的那一小块小天地，水稻种一点，玉米种一点，黄豆撒一点，绿豆撒一点，油菜种一点，辣椒种一点，丝瓜种几篼，南瓜种几篼，似乎什么都种，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多，什么都缺乏，自食尚且不足，也就根本谈不上商品化生产。
　　2·5、生育观念陈旧。人口毫无节制地过份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就意味着沉重的负担，衣、食、住、行、医、教，都毫无例外地要耗费掉相应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如果都是毫无节制接二连三地生育，那么，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就会十分沉重。经过国家多年的宣传教育，诸如“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累爹妈”、“多儿多女多冤家”、“一个不少，两个有了，三个多了”的生育观念，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在留豆村，人们的生育思想，还是停留在“多儿多女多福”“万事悠悠，无后为大”的陈腐观念上。调查结果显示：49·36%的村民表示“养儿育女是为了传宗接代”；13·92%的村民认为“多儿多女是福份”；43·67%的村民表示“养儿育女是为了防老”；12·65%表示“养儿育女是为了不受欺侮”；25·31%的村民表示“如果生了三个女孩还想生个男孩”。在这种生育观念支配下，他们视计划生育政策为洪水猛兽，躲避计划生育干部犹如躲避瘟疫，惟恐躲之不及。他们用冒名顶替来躲避结扎，花大钱请乡村郎中取环希望再生孩子，或以“你来我走，你走我回”的“游击战”对付计划生育干部，以期多生多育。有个村民连续生了四个女孩，还是不肯结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只是女的已经到了绝育年龄，才表示无可奈何。另一个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村民，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工作组要夫妇两采取措施，但他们决心生个男孩，于是让人冒名顶替躲过了结扎，然后跑到吉首边打工边生孩子。结果又生了女个孩子，夫妇俩感到很失望，不久便把这个女孩半卖半送，给了铁路一个职工收养。直到生了一个男孩，夫妇俩才感到如释重负，阿Q式的欢天喜地，凯旋回家。由于家庭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又接连生了四个孩子，这个家庭于是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家庭经济困难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我曾经询问他们两对夫妇，说“你们生那么多小孩用什么养活他们呢？”他们共同的回答是：“一匹野草有一滴露水养活它，老天爷既然让崽女降临人世，他们自然会有他们的活路，操什么心！”
   2·6、 迷信思想严重。苗族是个多神崇拜的民族，留豆村的村民自然没有例外。他们大多信鬼、信神、信巫、信菩萨、信上天、信命运、信风水。有人犯病，则认为是山神野鬼作祟，不请医生看病买药，却热衷请巫师作法驱“魔”，或者不远百里，到所谓的灵庙去烧香拜菩萨打卦抽签。这样，往往贻误了医疗，有的小病拖成了大病，本来几十元可以治好的病，结果多处花钱，用去了几倍的钱才治好；有的大病拖成了死疾，人财两空，本来经济就非常拮据的贫困家庭，于是雪上加霜。有的村民病死了家畜家禽，认为是“草鬼婆”弄了手脚，没有从科学道理上去寻找根源。还有的村民甚至外出乞讨之前也要进行“抓米”的迷信活动。做法是用三根指头去抓一小搓米，然后看有多少全粒米，多少半粒米，以此决定此次外出与否。有的人，面对家庭的贫穷，认为是祖坟埋错了位置，于是请来风水先生，选择一块新坟地，把陈年尸骨挖出来重新再埋一次甚至多次。有的则认为贫穷是因为家里的龙脉被破坏，于是请来巫师举行“接龙”“吃猪”“还傩愿”的迷信活动。每折腾一次都要耗费数百元至数千元。到头来，迷信思想不仅没有给这些村民带来一丝一毫的财富，相反，这种愚昧性消费只会消耗掉他们以及亲朋好友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资源，变得更加贫困。

三、启发与思考

　　据统计，在湖南省，狭义的民族地区（指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面积为3·69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7·41%；人口531·4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40%，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01·12万人，自治地区人口的75·48%， 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62·55%。纵向比较，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全省平均水平和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所占的经济比重与其人口和面积在全省比重不相适应，差距仍然很大并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据统计，2000年，全省民族地区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13元和1522元，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少2427元和657元。（引自朱朝晖：《少数民族人口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政法工作资料选编》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由此看来，留豆村的贫困现象，在湖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那么，留豆村贫困的状况，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民族地区如何　　治贫扶贫？治贫措施路在何方？
　　我们先听听几个并非杜撰的故事：
　　自治州电视大学前校长刘自齐教授，曾谈起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前些年，州电大根据自治州政府的要求，到花垣县长乐乡某村进行对口扶贫。他们根据初步调查，决定给五户贫困村民每户3百元用于购买数只种羊进行繁殖商品羊，以期让他们尽快脱贫。来年后，州电大派人去检查那五户村民养羊情况，只有两户购买了种羊，其余三户的买羊款全部被挪做它用，或买了肉酒全家聚餐，理由是全家好久没有吃过荤菜了；或给病人看病了，理由是救人比买羊更合情理；或买香纸去敬了菩萨，理由是菩萨不保佑，买了羊也发不了财！州电大商量后决定继续扶贫，但这次他们改变了做法，变“送钱买羊”为“买羊送养”。他们把买来的一公两母的山羊送到扶贫户家中，叮嘱他们好好喂养，期望着他们来年家家户户山羊成群。次年底，电大人员又去检查扶贫效果。结果发现，有的扶贫对象竟然又把种羊杀掉了，做了婚丧之事的酬宾菜肴；有的扶贫对象疏于管理，种羊死掉了，最终还是成了餐桌上的下饭菜。养羊扶贫再一次失败了。
　　作者在花垣县吉卫镇葛藤村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年，住葛藤村扶贫工作队动员村民适当调整种植结构，种点经济作物。说来道去，村民们表示愿意种花生，但又说没有花生种。工作队于是从贵州省的铜仁地区调进了数千公斤花生种，这时村民们又说没有钱买花生种。工作队说可以赊种，等花生收获以后再付款。于是，那些胆子大、心术歪的村民便赊去七十、八十斤的花生种，胆子小、人本分的村民只赊八斤、十斤。但不管赊得多赊得少，结果决大多数的花生种并没有种下地，要么成了村民的下酒佐料，要么成了大人小孩饭前饭后的小吃。许多人家吃多了生的花生米，全家老小个个闹肚子、拉稀屎；只有少量的花生种下了地，但又因管理不善，许多人家种的花生连种子都收不回。工作队撤走了，扶贫也失败了。
　　前些年，花垣县饮水改造机构给留豆村拨款2万元，用来建设全村土自来水工程，经过努力水池修好了，水管也基本接通到了各家各户，自来水也通了，村民们欢喜了几天。谁知好景不长，“新修的毛厕三天香”。不久，有个村民全然没有一点全局观念和公共道德观念，把门前的水管下掉了十来米用去引水抗旱，弄得下位村民的自来水断了流，也都把自家门前的水管挖去它用。于是出现了多米罗骨牌效应，村民们纷纷或明或暗地去抢着挖掉自来水管，他们的理论是，“这些水管是国家给的，人人有份，挖一节得一节！”。就这样，不到半年，全村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整个自来水系统陷于瘫痪。最后，村委会索性把水池里的方石块贱卖给了一位村民用来修屋阶檐。一项扶贫工程就这样呜呼哀哉了，家家村民又恢复了上井挑水那古老、缓慢而又沉重的节奏。后来，作者和在县文化局工作的侄子，曾应留豆村第四村民小组的要求，到县、州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到了2000元现金和一些水泥及自来水管，让他们改造一口水井，修建一个水池。由于，人心分散，锣齐鼓不齐，搞了许多年仍修不好。后来虽勉强完工，但没过多久，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至今水池也已踪迹全无。
　　某州直单位按州委、州政府要求，无偿给花垣县某村送去一车化肥。许多村民围着那送给他们的一卡车化肥，讨价还价地问押送干部：“卸完这车化肥给我们多少下车费呢？”免费给他们化肥，还要卸货力支费？ 押送干部望着那些村民发出深深地叹息。2001年冬，作者帮留豆村小学募集到了120套单人课桌椅，直接运送到了学校路边。卸车时围观者多，帮忙者少。作者动员后，许多村民妇女仍然无动于衷，完全一副麻木不仁、事不关己的心态。他们很少去考虑这批募捐得来的桌椅，与自己的现在与未来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花垣县109国道上有一条完成于1954年的支线公路。从1954年开始，路工班的工人几乎年年都在栽植护道树。然而，五十年过去了，在这条公路上你却几乎看不到几株护道树。是这里气候干燥，树苗难以成活吗？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公路沿线的村民们缺乏应有的教养与素养，有意或无意破坏所至。
那么，贫困的现实与贫困的根源，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扶贫与治贫，可以分为战略扶贫与治贫和战术扶贫与治贫。战略扶贫与治贫是治本之举，战术扶贫与治贫是治标之术。笔者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一级政府，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官们，必须要解决一些认识问题，同时还要贯彻几个原则。
　　3·1、战略治贫优先原则。我们应该知道，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有几千年来的历史旧帐，也有解放后我们指导工作方针的某些失误。积重必然难返。要想在你的任期内，让治贫工作毕其功于一役，来个吹糠见米，立竿见影，那是不切实际的；用鲁迅的话说，叫“提着自己的头发，就想离开地球”一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战略扶贫和战略治贫上面。对于农村来说，属于战略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农业生态环境的改造与保护问题，一个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再一个是人力资源开发问题。
　　3·2、治愚优先原则。有个口号叫做“要治贫，先治愚”。这是讲要把提高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的工作放在优先的地位。本人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关于这个道理，古人说“授之鱼，不如授之予渔”。外国人说“施予金，不如授予点金术”。我们从战略上讲，就是要把同级教育工作搞好，把该上学的孩子都千方百计让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年二十年后如果村民的后代，都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就不会像父辈们那样贫困了。从战术上讲，要千方百计开展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农民成人技术教育工作，比如，果树科学栽培，家禽科学喂养，家畜科学喂养之类。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很多，问题是我们基层政府要去好好组织这些资源，利用好这些资源。
　　3·3、因地制宜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山区。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应该从战略的眼光出发，把“靠山吃山”的文章做好做美。我们山区没有宽阔的农田，以前就大搞“人造平原”，那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费力不讨好。广西十万大山的农民，因地制宜，吃的就是大山的饭。那里数万平方公里的山区，从山脚到山顶，长的几乎全是竹子。竹子是一种很好的植物，它有很多好处。第一，它的繁殖力很强，现在栽上几兜竹子，几年后就是一片竹林了，叫一本万利。第二，竹笋可以加工成玉兰片出售，竹子可以加工成许多竹制品，比如家具和高档地板。十万大山的人已经把竹子地板卖到了美国，发了洋财。第三，竹子，可以保护水土流失，使得山也清来水也秀。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只要山清水秀了，我们还可以做旅游开发的文章，把那些向往农村田园风光的城里人、外地人吸引过来。

　　作者简介：龙生庭，苗族，退休前工作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退休后现在工作单位：广东培正学院督导室人教学督导 。出版有《中国苗族民间制度文化》、《苗族东部方言情歌选》（苗汉文对译）、《经济管理写作技巧例文选析》、《婚俗趣话》等。邮编；416000。
　　作者联系电话；15992489901   邮箱：st_long555@sina.com
　　附录：据新华网消息称，美国人口普查局对贫困的定义根据家庭的规模而有所不同。例如，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贫困线为1.88万美元，两口之家是1.2万美元，而单身者年收入贫困线为9393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