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学术问题能用武力解决……

 孟宪实

阎崇年先生无锡遇险的事，案情并不复杂。不同意阎先生观点的一青年，动手打了阎先生。这本来也就是个人问题，相关机构会处理。但是，消息传出，网络一片沸腾，虽然绝大多数人反对打人行为，但是还是有部分观点，在道理上站到打人行为一边。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提醒阎先生，这是提醒百家讲坛。

历史研究中分歧比比皆是。其实，何止历史？任何问题上人们都会存在分歧。如何看待分歧，如何解决呢？

战国时候百家争鸣，各家各派争得一塌糊涂。如今我们回头看，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伟大时代。正是因为当初的百家存在，才为后来中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他们为后来的政府提供可供多种选择的学说，为后来中国人的思考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所以，有分歧是正常的，而且是可喜的。

荀子在战国，也是一大家。他也反对思想界的混乱，主张自己的学说。但是，他还是承认，各派思想其实也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庄子也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他也承认别人有“一察”的。孟子把杨朱墨子一派斥为非人，甚至说出“人人得而诛之”的狠话，但是他还是没有动手，他最主要的方式是辩论。圣人之徒岂好辩哉！迫不得已，不辩论，就无法宣传圣人之道。

中国人有喜欢统一的一面，君王尤甚。战国百家局面，不是被秦始皇给统一了吗？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君王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强行统一思想，结果就是促成秦朝早日灭亡。秦亡理由非一，焚书可以作为众多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不是秦的灭亡，而是思想文化随着焚书而泯灭。

所以，统一没有关系，要顺其自然，有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强行统一。

阎先生的观点可以不同意，这太正常不过。阎先生似乎也没有强行要求你同意。即使阎先生观点有错，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大家认同的方式给予纠正，写论文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写论文有困难，写帖子总还是可以的。大家纷纷跟帖，赞同你的观点，不就是很好的事吗。如战国诸子那样，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是思想文化因此得到繁荣。为什么非要统一呢？

有人在号召政府来管一管百家讲坛，怎么管？用一种观点统一，还是要所有观点打擂？如果有几位观点不同的学者在百家讲坛现场讨论，你认为会引起观众的广泛关注？其实，百家讲坛不过就是一台节目，要让它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学术问题，还不如求助于自己。百家讲坛最多是个话题引导而已，无所谓看看热闹，没兴趣换台，真有研究兴趣，还得自己去读书。

再强调一遍，学术有分歧比无分歧正常，有分歧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有分歧是发展是繁荣，有利于促进我们继续思考。如果用拳头可以解决学术分歧，那么武术冠军就会成为学术领袖。用政治解决学术分歧，政治家就成了当然导师。那么现代社会进化的重大成果——社会分工呢？只好废弃在一边。

我知道的阎先生是很强调讲座的学术性的，所谓学术性就是言必有据。只要有根据，我们就好跟进研究，可以重复检验，可以平等讨论。有人对历史问题充满感情，这不是坏事。关键是引导你的感情进入正常的研究轨道，而不是不择方式地发泄。你没有耐心去讨论，没有功夫去检验史料，可是你却有很强烈的观点，急于表达，急于让别人改正。这样下去，你能怎么样呢？只好对着网络大骂，最后甚至扬起拳头。然而，这种行为如果有社会思潮为背景，那么焚书的理据不就因此变得充分了吗？

多一点平和，少一点暴力，这对大家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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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评：读了此文并结合阎先生被打事件，谈几个观点——

一般来说，我反对武力，但是并不绝对。

孟先生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不过就是一台节目，要让它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学术问题，还不如求助于自己。百家讲坛最多是个话题引导而已，无所谓看看热闹，没兴趣换台……”这话，看上去似乎颇有些道理。其实不尽然。第一、中央电视台使用了太多的国库的钱财（国民的纳税），它不是真正自由的、商业的节目。第二、打阎先生的人，估计也从来没有认为他打阎先生是学术问题。也许他认为是政治问题呢？

所以，我说他们（阎先生和打阎先生的人）不是一路人。从情理上来说，不能摆在一个台子上评理。所以，媒体在报道中说“阎因学术观点不同挨打”，然后评论者也有人（杨向东）说“如果学者研究学问因观点不同被打，那么谁还敢做学问呢？”这话很假。打人者不是学者，是民众。可以说是观点不同或立场不同，但是与学术无关。

归一来说，作者把学术问题与武力联系在一起，就是错误的联系。我们追求学术独立，那只是相对的，学术不可能永远的、绝对的独立。在面临非学术的挑战时，学术辩论就没有意义了。其实，阎先生上中央电视台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撑死了算是学术普及）。

20081028

2008年10月5日下午，北京满学会会长、百家讲坛主讲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来到无锡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中新社发李 杰 摄

阎崇年与无锡读者见面。中新社发李 杰 摄

20日上午8点50分左右，黄海清从无锡拘留所被放出。

黄海清接受记者采访。

 

 

 

转帖案：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3月底，有一个人与非典一样影响着2003年的中国。他就是孙志刚。他是中国人权进程上的典型案例，那年我一直关注此事，就跟关注非典一样。一个社会，要流动才可能充满活力。可是，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还有那么多流动者、迁徙者用他们的生命证明这个社会的问题重重。社会各界用良心呼吁改革。两个月后，中国废除了黑暗的收容制度。可是，暂住证制度仍然保留。

今天在腾讯新闻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打工者博物馆”的长篇报道，其中孙志刚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另外一篇旧文就是这篇《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的报道。他们是国内第一个采访孙志刚事件的记者。通过他详细的采访，使社会公众了解了事件的真相，也促成了国家“收容”法规的废止和更为人道的“救助”规定的出台。陈峰基于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做出了体现职业价值，具有职业荣誉的报道。我转载在这里，让它们带着我一起回顾一下那段历史。20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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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在广州街头被（JC）带至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8日：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救治站宣布事主不治

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

《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峰

 

孙志刚死了

先被（JC）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之后不治

孙志刚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

当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JC）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

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

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

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

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尸体运到。

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

孙志刚是被打死的

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死亡

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在向法医提出尸检委托时，院方的说法仍是“猝死、脑血管意外”。据3月18日的值班医生介绍，孙志刚入院时曾说自己有心脏病史，据此推断孙志刚死于心脏病。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孙志刚父亲表示，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

同样，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虽然孙的身体表面上看不出致命伤痕，但是在切开腰背部以后，法医发现，孙志刚的皮下组织出现了厚达3·5厘米的出血，其范围更是大到60×50厘米。孙志刚生前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四、肩宽背阔的小伙子，这么大的出血范围，意味着他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了。

“翻开肌肉，到处都是一砣一砣的血块”4月3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孙志刚尸体，孙志刚的两个叔叔孙兵武和孙海松在现场目睹了解剖过程。“惨不忍睹！”孙兵武说，“尸体上没穿衣服，所以伤很明显。”

孙兵武说，他看到孙志刚双肩各有两个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黑印，每个膝盖上，也有五六个这样的黑印，这些黑印就像是“滴到白墙上的黑油漆那样明显”。孙兵武说，他当时听到一名参加尸体解剖的人说“这肯定是火烫的”。

孙兵武说，他看到在孙志刚的左肋部，有一团拳头大小的红肿，背部的伤甚至把负责尸检的医生“吓了一跳”，“从肩到臀部，全是暗红色，还有很多条长条状伤痕。”医生从背部切下第一刀，随着手术刀划动，一条黑线显现出来，切下第二刀的时候，显现出一砣砣的黑血块。

法医的检查还证明，死者的其他内脏器官没有出现问题，“未见致死性病理改变”。

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亡的原因，就是背部大面积的内伤。

鉴定书上的“分析说明”还指出，孙的身体表面有多处挫擦伤，背部可以明显看到条形皮下出血，除了腰背部的大面积出血以外，肋间肌肉也可以看到大面积出血。

“从软组织大面积损伤到死亡，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72小时内。”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介绍：“软组织损伤导致细胞坏死出血，由于出血发生在体内，所以眼睛看不见，情况严重会导致广泛性血管内融血，这一症状也被称作DIC。DIC是治疗的转折点，一旦发生，患者一般会迅速死亡，极难救治。所以类似的治疗，早期都以止血、抗休克为主，目的是阻止病情进入DIC阶段，没有发生DIC，患者生还希望极大。”

3月18日晚上11点30分，孙志刚被收容站工作人员送到医院（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天值班医生在体检病历“外科情况”一栏里的记录只有一个字：“无”，“精神检查”一栏里的记录是“未见明显异常，情感适切”，初步印象判断孙志刚患有焦虑症或心脏病。

对于孙志刚背部大面积暗红色肿胀，双肩和双膝上可疑的黑点以及肋部明显的红肿，病历上没有任何记录。在采访中，当晚的值班医生承认，由于当晚天黑，没有发现孙志刚的外伤，第二天，“由于患者穿着衣服，也没有主动说有外伤”，还是没有发现孙志刚严重的外伤。

“（护理记录中）所谓的睡眠很可能其实是休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由于内脏出血，血压下降，患者会出现创伤性休克，这是发生DIC症状的前兆之一，应该立即采取抢救措施。”

但是护理记录上，还只是注明“（患者）本班睡眠”。

按法医的说法，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医在看完尸检结果以后说。

从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身体表面的伤痕并不多，而皮下组织却有大面积软组织创伤，法医告诉记者，一般情况，在冬季穿着很厚的衣服的情况下，如果被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3月17日至3月20日的有关气象资料表明，广州市温度在16℃—28℃之间，这样的天气，孙当然不可能“穿得像冬天一样”。

那3天，孙志刚在黄村街派出所、收容站和医院度过的最后生涯，看来远不像各种表格和记录中写得那么平静。

孙志刚该被收容吗？

有工作单位，有正常居所，有身份证，只缺一张暂住证

接到死者家属提供的材料以后，记者走访了孙志刚临死前3天呆过的那3个地方。

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称必须要有分局秘书科的批准。记者赶到天河分局，在分局门外与秘书科的同志通了电话，秘书科表示，必须要有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的批准。记者随后与新闻科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被告知必须先传真采访提纲。记者随后传了采访提纲给对方，但截至发稿时为止，尚没有得到答复。

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的一位副站长同样表示，没有上级机关的批准，他无法接受采访。记者随后来到广州市民政局事务处，该处处长谢志棠接待了记者。

谢志棠说，他知道孙志刚死亡一事。“收容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人员，打人是会被开除的，而且收容站有监控录像”，谢志棠说，孙为什么被打他不清楚，但绝对不会是在收容站里被打的。在发现孙志刚不适以后，他们就立刻把孙送进了医院。

“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把握可以保证，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谢志棠说。谢志棠还说，孙被送到收容站的时间并不长。

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一样，收治孙志刚的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医教科负责人也表示，孙的外伤绝对不是在住院期间发生的。这名负责人介绍，医院内安装有录像监控装置，有专人负责监控，一旦发现打架斗殴，会立即制止。记者要求查看录像记录，该负责人表示，将等待公安部门调查，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他们不会提供录像资料给记者。

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

民政局认为收容站不可能打人，救治站否认孙的外伤发生在住院期间，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

在离开收容站前往医院时，孙志刚曾填写了一张《离站征询意见表》，他写的是：满意！感谢！感谢！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孙志刚当时的心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连写两个“感谢”，是在感谢自己被收容吗？

记者在翻阅有关管理条例并征询专业人员以后，才发现，孙志刚似乎并不属于应该被收容的对象。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年2月23日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在本省城市中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的收容遣送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黄村街派出所的一位侦查员在填写审查人意见时写道：“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第九条第6款的规定，建议收容遣送。”

这一款是这样规定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六）无合法证件且无正常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而流落街头的；

《规定》中还明确规定：“有合法证件、正常居所、正当生活来源，但未随身携带证件的，经本人说明情况并查证属实，收容部门不得收容”。

孙志刚有工作单位，不能说是“无正当生活来源”；住在朋友家中，不能说是“无正常居所”；有身份证，也不能说是“无合法证件”。

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很清楚记录着孙本人的身份证号码，但是在黄村街派出所填写的表格中，就变成了“无固定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有效证件”。

孙志刚本人缺的，仅仅是一个暂住证。但是记者在任何一条法规中，都没查到“缺了暂住证就要收容”的规定。记者为此电话采访广州省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仅缺暂住证，是不能收容的。

能够按广州市关于“三无”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的，仅仅是不按规定申领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或者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过期后“未就业仍在本市暂住的”人员。

但不知为什么，在黄村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在“你现在有无固定住所在何处”和“你现在广州的生活来源靠什么，有何证明”这两个问题下面，也都注明是“无”。

成先生已经向记者证实孙志刚确实是住在他处的，此外，记者也看到了服装公司开出的书面证明，证明孙是在“2003年2月24日到我公司上班，任平面设计师一职，任职期间表现良好，为人正直，确是我……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为何在有孙志刚签名的笔录中，他却变成了无“生活来源”呢？这现在也是个未解之谜，民政局的谢处长对此也感到很困惑，“他一个大学生，智商不会低，怎么会说自己没有工作呢？”

于是，按照询问笔录上的情况，孙志刚变成了“三无”人员，派出所负责人签名“同意收容遣送”，市（区）公安机关也同意收容审查，于是，孙志刚被收容了，最后，他死了。

孙志刚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同学老师都不胜悲伤，在他们眼中：孙志刚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孙的弟弟说，“他社会经验不多，就是学习和干工作，比较喜欢讲大道理。”

孙志刚的同班同学李小玲说，搞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遇事爱争，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

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转帖案：2003年，我一直关注着一个人，他就是孙志刚。他是中国人权史上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关注中国社会公正与法治问题的一段重要经历。一个社会，要流动才可能充满活力。可是，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还有那么多流动者、迁徙者还要以生命为代价来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是孙志刚，用他的生命，还有社会各界用良心，一齐废除了黑暗的收容制度。可是，暂住证制度仍然没有废除。

今天在腾讯新闻读到两篇文章，这是一篇关于“打工者博物馆”的长篇报道，另外一篇旧文一会儿也接着转一下，让它们带着我一起回顾一下那段历史。20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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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他吧？”杨卫东指了指中间展板上那张年轻的笑脸，那是孙志刚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他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了。我总觉得，他是替我们死的。”

冰点特稿第684期：在城市的屋檐下

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通篇表达的都是“思念”和“叮嘱父母保重身体”。4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那场大火中，还有82名女工遇难

有一次，他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查暂住证。因为没有随身携带，他被警察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腰，一下子拉上吉普车，拖进村子大院，令他和好多人一起蹲在地上

赵宏磊被抓到派出所。警察先向他要暂住证、就业证，证拿出来之后就被撕了。然后警察把抓来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每个人皮带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

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赵宏磊身上只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 400、300、200、100 这样下来

经典记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记者 蒋昕捷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

林林总总的务工证、工作证

打工者的笑脸

暂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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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那天，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打工博物馆，只来了一个观众。“偶然经过”的客人背着手，顺着展台看过去，未作停留。解说员杨卫东试图打破沉默。

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22岁的杨卫东与两个老乡正躲在深圳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时值国庆节前夕，这座著名的移民城市要清查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没有暂住证可能被遣送回原籍，这3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打工者拉上窗帘，让人把自己锁在房里，想熬过这一天。

有人“砰砰砰”地拍门。3人都没出声，他们只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惊恐”。趴在床下的阿黄被吵醒了，它摇着尾巴准备向门边跑，被杨卫东“一把掐住脖子”，紧接着“用被子蒙住了它的脑袋”。

等拍门声止歇，狗已经死了。几天后得知，敲门的是个老乡。

现在，杨卫东在这个名为“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的展览中担任解说员。面对花花绿绿的暂住证、务工证和劳务证明，有些“城里人”会好奇，“这些都干嘛使？”每到这时，杨卫东说，他就会想起阿黄。阿黄的故事，本该是历史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正在被赋予各种意义。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比如今年国庆节当天，近50万旅游者把鸟巢当作京城游的首选——显然，与一个200平方米的民间博物馆相比，国家体育场更像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孙恒说。

参照官方2007年公布的数据，这群30年来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已经超过2.26亿。30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从城市的屋檐下走出来。幸好，现在拖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已不再像背上编织袋进城的前辈那样默默忍受。有人试图追寻那段历史——为了记录过去，更重要的是，让后来者可以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城和村

打工博物馆落脚在一个叫皮村的地方，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在全村6000人口中，外地打工者占到5000多。孙恒和他的同伴们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

然而村里人大都说不出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10多年前，村里兴建了好几座家具厂和琉璃厂，随着打工者的陆续到来，本地的农民就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起几栋小楼，以每间300元的月租金出租，闲时搓搓麻将，做个自在的房东。

走过13元的火锅店、18元的皮鞋城、绕过喧闹的台球桌和熙熙攘攘的电话亭，孙恒把来访者带进这个迷宫般的小村。在北京每一个城乡结合部，你都能找到类似的“城中村”。

“皮村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孙恒伸出右手，做了一个类似切西瓜的动作，“就像打工者所处的位置。”

尽管周边已盖满楼盘，房地产商却从未觊觎过这片土地。因为皮村就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

每隔10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顶上方飞过。巨大的轰鸣声，把2米之外的人声迅速淹没，以至于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道：“打工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声音。”

为了记录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2007年底,孙恒在香港乐施会的帮助下租下一间废弃的琉璃厂房。改造之后的打工博物馆在今年5月1日开馆，那天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

一幅大字横幅悬挂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横幅的下方，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500多件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以及皱巴巴的红头文件。

几乎每个解说员都会强调，“这些是我们自己书写的历史”。作为打工者，他们很在乎这间博物馆的“主体性”。

孙恒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种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今年4月底，深圳率先开放了中国首家以外来劳务工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从当地媒体的描述来看，在那间博物馆里，劳务工们“幽暗窄小的宿舍”却又“充满生活情趣”，林林总总的展品主要是当年劳务工留下的手工画、情书、日记、家信及送给情人的自制礼物，还有他们为寻觅爱情而设立的“情感留言板”等，据说“集中体现了劳务工们的五彩生活”。另一家当地媒体开篇就说，“这座投资350万元、占地3000平方米的博物馆是为我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

或许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孙恒和他的同伴们更愿意“自己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而不用“别人来代写甚至改写”。

怨和情

没有政府部门的资源，但口口相传的“征集令”似乎更让工友们动心。北京昌平区有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听说筹建博物馆的事后，第二天，30个人请假来到皮村给他们捐赠物品。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也陆续寄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回忆”。

于是人们得以看到另一些不一样的展品。

有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600多元，细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个月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

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

这些在官办的博物馆中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份2000年的北京报纸，上面刊登了当时北京市劳动局的规定，作为首善之区，这座城市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禁止雇佣外来工。

在儿童展厅挂着一篇手稿，这首题为《我是谁》的诗歌实际上就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那首《心里话》的原稿。

上春晚时，导演又加上了后来备受争议的那句话，“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

按照原作者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的说法，最初的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孩子们都是很有自尊的。他们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父母跟别人不同，不想因此觉得低下。但话说回来，让他们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尽管孙恒也认为《心里话》是春晚历年来最让人感动的节目，他仍然觉得添上的那句话有些刺耳，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想法”。“孩子特别朴实，并没有那种‘现在我不如你，等我长大了就要骑你脖子上’的想法。”他有些着急地说。

原稿中，他们最后一句说的是“大家都是祖国的花，中国的娃”。孙恒认为，显然孩子们要求的只是平等，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的那种权利。

展品中能看到这种权利的，不多，透露出的大都是不平等和屈辱的往事。孙恒说，自己从未打算把博物馆办成“抱怨”和“控诉”的平台，“但是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

博物馆追求“客观展示”，但参观的人在那些充满温情的展品中也看到了辛酸：

展厅里摆着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那是一位姓曹的工友自己用旧铁皮做的。他1992年来北京，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卖羊肉串，艰辛的生活让他对这个铁架子有了感情。1994年当它被联防队员没收后，他用200元钱赎了回来。此后他卖过煎饼、卖过水果，现在是一家报社的送报员。跟了他10多年的物件，捐给了博物馆。

还有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通篇表达的都是“思念”和“叮嘱父母保重身体”。4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在这场当时震动全国的特大火灾中，82名女工遇难。

一个打工子弟用画笔写下自己的愿望，“我们家是卖菜的，妈妈爸爸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顿饭”。这幅画上有褐色的爸爸、黄色的妈妈和绿色的女儿，三个人围着圆桌，桌上摆着三个饭碗，菜只有摆在中间的一条鱼。

在开馆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细细地看完了每一件展品。她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种“主体性文化”，即拒绝被别人展示，自己要站出来展示自己的历史。卜卫认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打工者更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出和进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1998年师专毕业后，他本来有机会当上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北京打工。他有时在地下通道卖唱，有时到西客站做搬运工，像许多向往大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直到有一天，一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音乐课的工作让他找到了归属感。通过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孙恒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思考这个流动的打工群体。他穿梭在北京的高校间，旁听与三农、城乡问题相关的讲座，也努力从书中寻找答案，如今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博物馆里。

在被孙恒和同伴们称作“我们的历史”的那张图表上，时间从1978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30年的时间，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这一波城市化浪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图表描绘了被称为“盲流”的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1978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饥饿问题逐渐解决了，因此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少，数量呈现出一条平缓的线。

到1984年，外出打工的人群出现了高速增长，原因是当时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此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央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

但究竟该怎么进？上头一直说是“有序”，查阅当时文件，却大多有控制、阻挡的意思。在博物馆收藏的一份1989年的红头文件中，有“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的指示。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那时候引进外来工也是有计划的，并不欢迎打工者自己来。所以每个省都有驻深圳办事处，就是为了处理农民工输入问题。但实际上，通过政府的途径输入的民工不超过5%，主要是自发“进城”的。

在图表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条增长线陡然上扬。决策层终于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孙恒承认，这些结论大多是借鉴了学界已有的共识。只是在书写“我们的历史”时，他特别把2003年拎了出来。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温总理为建筑工人讨薪，二是孙志刚事件。在孙恒看来，只有经历过屈辱和歧视的打工者才会切身感受到这两件事的意义。

辱和死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引发打工者的共鸣。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中，最多的就是暂住证。对打工者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

在这个国家，“迁徙自由”曾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72年，这一条在《宪法》中消失了。此后《宪法》几经修订，但“迁徙自由权”一直没有恢复。

于是暂住证应运而生，作为“外地人在城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身份证明”。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你面前立起这面墙，就休想闯过去。”孙恒说。参与筹建博物馆的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些原打算“留着给孙子辈看的文物”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的180元一个的暂住证到现在5元一个的B本，王德志的北京市暂住证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座城市，暂住证分为A、B、C三种。按照管理部门的解释，绿色的A类证发给来京合法从事务工经商5年以上，对北京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及在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红色的C类证则发给来京务工经商不满一年的人员，同时要重点对这类人加强法制教育和首都精神文明教育；时间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员发橙色的B类证。在这个属于外来打工者的博物馆，几乎找不到A本。在北京打拼了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

1995年冬天，因为沉迷于相声表演，18岁的王德志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圆梦不成，他就留在北京打工，做过大厨、跑堂和送水工。

有一次，他在西四环租房子住，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查暂住证。因为没有随身携带，他被警察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腰，一下子拉上吉普车，拖进村子大院，令他和好多人一起蹲在地上。

后来，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被联防和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暂住证。“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他们老不拿我们当人看。”于是他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随即亮出了证件。王德志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说，要验一验真假。于是他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书记录了100个打工者的口述，其中，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尤为离奇。

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是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走了。

另一次是在2000年9月17日，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赵宏磊被抓到了派出所。警察先向他要暂住证、就业证，证拿出来之后就被撕了。然后警察把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每个人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凑够了人数，就用车送到一个叫“东八间房”的地方，到了夜里2点又送到昌平收容所。天亮又用车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

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赵宏磊身上只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 400、300、200、100 这样下来，到了廊坊，他花30元下了车，跟着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

在寄给博物馆的几乎每个暂住证里，工友们都附上了自己的遭遇。杨卫东特别留意了时间，大多发生在2003年之前。由此他产生了“孙志刚是替我们死的”这样的想法。

2003年3月，就职于广州某公司任美术设计师的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后死亡，经法医鉴定系遭毒打致死。此事经媒体公开后，促使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了收容遣送的荒诞历史。

杨卫东起初并不知道孙志刚是谁，他只是发现，在2003年的某一天，似乎一夜之间，打工者见到警察不再躲，开始直起腰走路。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这是站在某种高度的评价。在杨卫东这样的打工者看来，他的死为一个群体找回了在城市里作为人的尊严。

 

2008年10月22日07:07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转自腾讯网新闻。东突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瓜葛。是维吾尔族的事情。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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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10月21日上午10时在亚洲大酒店多功能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视频），通报公安部《第二批认定的“东突”恐怖分子名单》有关情况。发布会由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作现场新闻发布。 以下发布会实录：

武和平：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诸位出席今天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通报《第二批认定的“东突”恐怖分子名单》。

2007年以来，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联合国安理会2002年9月认定的恐怖组织，简称“东伊运”）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针对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境内外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恐怖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北京奥运会安全和中国社会稳定，同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构成了威胁。中国警方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势力针对北京奥运会的恐怖犯罪活动，并通过加强社会基础防范控制，以及积极开展反恐国际合作等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和挫败了各种针对北京奥运会的恐怖袭击活动，确保了“平安奥运”目标的实现。

武和平：为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公安部在掌握“东伊运”部分成员恐怖活动情况和确凿犯罪证据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反恐决议，经过严格甄别和审核，认定下列8人为恐怖分子：

1、买买提明·买买提

2、艾买提·亚库甫

3、买买提吐尔逊·依明

4、买买提吐尔逊·阿布杜哈力克

5、夏米斯丁艾合麦提·阿布都米吉提

6、艾可米来·吾买尔江

7、牙库甫·麦麦提

8、吐尔孙·托合提

武和平：此次认定的8名恐怖分子均系恐怖组织“东伊运”的骨干成员，均曾参与策划、指挥和组织实施了针对北京奥运会的各种恐怖犯罪活动。其中，有的领导指挥恐怖组织实施各种暴力恐怖活动；有的组织恐怖分子训练，制定恐怖袭击计划并下达行动指令；有的招募恐怖组织成员，筹集恐怖活动经费，积极开展制毒制爆活动；有的积极参加恐怖培训和恐怖行动小组，企图采取爆炸、投毒等方式实施恐怖袭击。

武和平：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公安部郑重重申，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开展反恐合作，并希望与有关国家在反恐怖情报信息交流、引渡和遣返恐怖犯罪嫌疑人、截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时，希望有关国家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对中国此次认定并公布的8名恐怖分子依法进行刑事调查，发现其行踪下落立即予以拘捕并移交中国，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3年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主干名单

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分子名单有：艾山·买合苏木、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多里坤·艾沙、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阿不都米吉提·买买提克里木、阿不都拉·卡日阿吉、阿不力米提·吐尔逊、胡达拜尔地·阿西尔白克、亚生·买买提、阿塔汗·阿不都艾尼。

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名单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相关新闻：

　　美国反华势力为关塔那摩东突分子翻案

　　美国防部公开审讯档案 披露东突分子受训详情

　　17名东突嫌犯被判定居美国 热比娅“认领”

　　外交部:关塔那摩东突分子被遣返后会依法审理　

 

十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杨佳二审案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宣判，法院驳回了杨佳的上诉。维持了一审死刑判决。上诉被驳回后，按照法律规定，杨佳一案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20081020

我爱的黄平 丢脸的黄平

    黄平，咱们三苗网好多网友是黄平的。我自己也在不久前去过黄平，蛮有感情的。黄平女人那么美，又出音乐人才，谁不喜欢呢。
    黄平的官员，也不甘示弱，喜欢动脑筋，表扬一个，啵~~
    不过，经常把脑筋用歪了。两三年前，出一个案子是，黄平县政 府要求所有公职人员都把手机铃声改为某个黄平歌星的歌，名曰宣传黄平。这让我想起“文革”，祖国山河一片红。
    近期，黄平又出花招。要求全县中小学生向过往车辆敬礼。我打破脑壳也实在想不通，过往车辆（或者司机或者车主？）凭什么要学生敬礼？车里是黑恶势力呢，腐败分子呢？
    向国旗敬礼，是要学生向国家表示国民的认同或爱国。
    向少先队旗敬礼，是要学生树立组织观念，把少先队当作为先进组织来建设。
    向老师敬礼，是要教育学生懂得尊敬师长。（其实，学校好像都不兴这个）
    但是，向过往车辆敬礼，到底是凭什么？
    假如是为了学生自己的安全，政 府部门制定这样的规定，只能说明这些官员们在治理交通秩序和保障学生安全方面的无能。难道需要学生以牺牲自己的高高举起的双双小手所代表的尊严尊敬，去换来生命的安全吗？那些过往车辆能比得上国旗一样的荣获尊敬还是怎么着？
    假如按照黄平这个规定的理由，造成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的原因，就是因为被毒奶粉所害的孩子没有向制造毒奶粉的无良企业和违法商家敬礼！如果孩子们每天向无良奶粉企业和非法奶农们敬礼鞠躬，估计他们就会发善心，不往奶粉里添加巨量三聚氰氨！有些孩子还不到一两岁，敬礼也不会，也许是应该由其监护人向无良奶粉企业和非法奶农们敬礼鞠躬！
    可是，现在有很多恶性事件或者贪官污吏没有暴光或事情没有泄露，我们也不知道该向谁敬礼鞠躬啊，该怎么办呢？如果真是这样可以解决问题，我看我们小学生（不仅小学生，包括所有关心学生安全与前途的家长）那敬礼的手是放不下来了，那鞠躬的腰是直不起来了。需要鞠躬和敬礼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因为无法预料，所以还得多多益善地敬。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黄平也挺无辜的。因为除了黄平，已经听说别的某些地方也有此类似规定。黄平的规定都搞了差不多四年了，黄平成为众人攻击的矛头，只是因为《贵州都市报》报道了一下，而被招致非议。其实贵州都市报的这个报道还是从正面报道，没有想到正面的舆论，却导向了反面。你说冤不冤嘛。
    管它冤不冤，这个规定肯定不符合涛哥的“科学发展观”。理由一大堆，我都不用驳斥，网上遍地都是。至少，不是以人为本吧。至少不符合交通道德（机动车礼让行人，车过学校地区要慢行，尤其是要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吧。
    所以，管它冤不冤，先把马路上的安全标志、安全措施弄齐全了，对交通的管理搞严格了，给小学生的安全帽都发下去而且每天叮嘱他们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把丢脸的“敬礼规定”废了再说。
20081015



中小学生要向过往车辆敬礼（资料图片）.jpg

 

今天单位发起“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运动。

 

今天上午，所长们、主任们都在院里学习这些东西。然后，下午，他们就回来在所里传达这些。

本来，我们所的会议厅正在装修，无法使用。

结果，还是在民族大学借的学术报告厅开会。

我们所在没有会议厅的情况召开全所大会，这是我所经历过的第一次。

我们所在返所日的“下午”召开全所大会布置此类事情，也是近一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科学”与“和谐”，都是正义、高尚的词。现在，被政治收编。

大家都是熟人熟脸的，我不想说什么。

 

 

20081014

 

杨佳案今日二审

杨佳母亲仍然没有下落。

——母亲与儿子！

父亲与姨妈得与旁听。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被告人 杨佳

法庭之上

检查官 季刚

辩护律师：翟建、吉剑青

法庭之外

相关链接：

杨佳案二审情况综合：  http://www.bj580.com/html/yitongzixun/20081013/211.html

庭外顶杨佳者：  http://www.tty.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126&ID=828165 

刘律师晓原先生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39085290

我们不能为无良企业买单  ！

 

 

最近，三鹿这个垃圾，虽然破烂不堪，但是垃圾回收，也还是有些许作用的。所以，三元、完达山、娃哈哈等都还是想来捡捡破烂。

 

但是，三鹿该赔偿的，还没有赔偿。它必须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之后，再死去，或者卖给人家做小。这么多孩子的医疗费，是由国家掏的腰包。国家是从紧急事故处理的角度来掏的腰包，以便最快速地稳定事态，解决受害孩子的健康问题、让受害孩子的家长放心、让社会稳定。而最终说起来，这笔钱，是不应该由国家掏腰包的。国家的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给管理不良、经营不善、信用缺失的企业去买单？我们坚决不干！

 

三鹿不是说它的品牌价值达149个亿吗？让他自己赔啊。哪怕现在再变为垃圾，乌有为0，其固定资产也还值个十把二十亿，变卖了去赔偿去。在事件出来之初，就有专家提出应该马上冻结三鹿的资产，否则老百姓喊冤要赔，都没有个地方。可是，有谁为我们纳税人作想？我们为什么要纳税？我们纳税，是要建立我们自己满意的社会和信用体系，像三鹿这种没有良心的企业，希望有多少死多少。

 

三鹿要卖，也必须赔完了再卖给人家。

 

这次奶粉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管理体制、食品卫生检测体制、企业信用体系是多么的脆弱。三鹿死了不算，蒙牛、伊利、光明的损失也在两个亿以上。

 

我们需要奥运会的风光，还是要百姓生活的安全放心？我肯定选择后者。

 

20081013

 

 

7个月大的峰峰来自江西省星子县。因为双肾结石，他做了两次手术。峰峰一出生就喝奶粉，一直是三鹿婴幼儿奶粉的“U+配方”系列。一听奶粉900克，85元。发病前，峰峰一个月要喝6听。

 

 

郑州一家医院的院子里站满了带孩子前来检查的家长。 CFP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