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沐
对于一个尝过生活的苦辛，经历过奋斗的甘苦的人来说，人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纪念。杨村的塞罗拉乡间系列小说，写的就是这样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在他的小说中，浸透着他的情、他的爱和他那思慕而忧伤的年华。
在《天高云淡》、《钟声悠扬》、《爱情离我们有多远》这一组以塞罗拉乡村教师为背景的小说中，是最容易见著作者的真性情的，那坎坷中艰难的跋涉，那劫后余生的欣慰，都掺入了作者乡下从教的真实体验，变得愈发厚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苦难造就的杨村，苦难也升华了他全部作品的人性内含。毕竟在苦难中，人生中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如生与死、幸与不幸等，才是最贴近你，才是对你的根本性发问：既然并非生来受苦，那么你的价值意义何在？你怎样去扼住命运的咽喉，怎样去征服苦难呢？
为何种意义而存在，怎样去救赎自己的人生，杨村的小说向我们作出了探索性的回答：一种是以伍校长夫妇为代表的，理解苦难、征服苦难、消融现实、守望精神的人生，这是一种不乏理想色彩的人生；另一种则是突围的人生，人在突围中方得到解脱。而留下则必将沉沦，《爱情离我们有多远》中的“我”与钟长根就是这样做的；但后一种则是更真实的残酷，也是作者塑造得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人生，这种人生并没有实现苦难的完全觉解，也没有力量使自己从这苦难中一下子逃逸出来，而是在与苦难的斗争中挣扎沉沦，使生命陷入无尽的胶着与无涯的痛苦之中，这是《钟声悠扬》中的韩太师，《天高云淡》中的德厚兄走过的人生。在这种人生中，人性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都矛盾地统一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种极不明朗而非常暧昧的状态，这是现实的人生，也是芸芸众生中我与你共拥的同一个人生。诚如作者所言：“我的韩太师是一块笑料，德厚兄又是另一块笑料，但将他们作为的笑料的我们，又何曾摆脱过同样的悲哀呢？”杨村似乎悟出了生之苦涩与生之悲哀，但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却蕴含着超越悲哀的巨大张力。
韩太师与德厚兄固然有作为笑料的一面。但十多年前的韩太师却是一位热血青年，他割舍了爱情，离开了繁华，决心在塞罗拉开辟一方事业的天地。但是一种不是虚设而真实的苦难终于为他的人生划下了问号，此刻，他才意识到，本以为通过事业征服寂寞，即陷入更深的寂寞；本以为天涯何处无芳草，此刻却连爱情也找不到了。许小芳的出现，便成了抚慰他孤寂心灵的一道小清泉，他们倾情相爱，热情似火，但是世俗的本身却是不容许任何理想的成份存在的，他本来以为已经逾越苦难，终于在他人生深处昂然地抬起头来。于是，新的爱情却退却了，在一蹶不振中，他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同样，德厚兄的自鸣得意与趋炎附势，固然是可笑而可鄙的，但作为一位民办教师，为了转成公办，为了安置一个舒适的家，这一点要求实在值得人同情，他的悲剧也许在于，他不像蒋兴业、祁明照等人那样认可卑微，而是要挣扎，要有所为。他选择了权势，并一度也曾春风得意，可就在他陶醉于成功的虚荣，流露出一种小农式的自我满足的时候，一次小小的换届选举，便使他的种种奋斗终成泡影，他无疑并没有摆脱韩太师那种悲剧性的命运。
苦难是人生永久的导师。陀师妥耶夫斯基就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当然，适度的苦难会促人前行，但当苦难的打击是永久性的，当人陷入了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深层悲哀之中时，苦难就不仅仅是人生的试金石，它最可能导致的倒是对整个人生的怀疑与拒斥，对整个存在的虚无与幻灭感。如韩太师就对自己的命运茫然起来，他经常无由地问学生：读书苦不苦？人生应该怎样渡过？也问过我，世界文豪鲁迅活了多少岁？当我回答，55岁，他却说：“鲁迅才活55岁，哼哼哼，伍校长的父亲是农民，却活了86岁，还可以下象棋。”可见，最后一丝精神的光照，在韩太师多难的心灵中被彻底地湮没了。
如果说杨村的前期小说，还仅仅停留在从自己的人生出发来感受苦难，那么他后期的小说则有意识地对苦难进行了哲理的探索。这一点，在《我归复我去》这篇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塑造了一位再生人。“我”的前生是张百家的妻子，因生活的重压、丈夫的虐待而走上绝路。当“我”的灵魂获得再生而为男人后，“我”因对自己的苦难的前生记忆犹新，便立志做一个好小伙、好丈夫。但人生的缘合聚散，却使“我”的命运与张百家惊人地一致，“我”的妻子也出走了，在瑟瑟秋风中，“我”浑然失去了“我”的所在……在这篇小说中，苦难与人性的关系被推到了极致的情境，苦难是赤裸裸的，人性也是赤裸裸的。我们看到，当日子稍稍宽裕一点的时候，张百家与我便过得和和美美，但当年景不好时，全家人便哀声叹气，而我的身上也常常是伤痕累累，苦难与人性的这种内在关联，似乎向我们昭示：残缺的物质导致的只能是残缺的心灵，生存的困惑换来只能是人性畸形的悲哀。当然这里头并非没有欢乐存在，但这欢乐却仅仅是苦难之流中偶尔泛出的一点星光。它短促易逝，转瞬凋零，而痛苦与不幸才是人生永恒的基调。于是，对于欢乐，人们便不能以一种从容的、主人式的心态来拥有它。欢乐变成了放肆的欢乐，暴发户似的欢乐。这就像小说所说的：“不知怎么的，这人实在是一个怪物，没吃没穿的时候，我想有一口吃有一件穿，干什么都行，有了吃，有了穿了的时候，心就花就野了。”“我”与银三、银三媳妇与张百家，就这样在丰收的大地上春情泛滥，任随冲动而生活，但一时的快乐便酿成了银三的出走和银三媳妇的死亡。写到这，我无意中想起了一位友人的话，这位友人曾饱尝过商海的黯淡和辉煌。他说：“暴发户是很难真正发达的，他们一旦发迹，便把过去所受的屈辱，所受过的苦，一点点地找回来，等到他们绷足了面子，找够了虚荣，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想，这一切也许都来源于成功缺乏一种坚实的底气和自信吧！
由生之欢乐的暂时性，杨村进一步向苦难的永恒意义逼近，在这时，苦难就不仅仅是生命个体伤逝的悲哀，而是整体性的，一个几代人都走不出去的永恒轮回。《我归复我去》的“我”实际上是张百家的第二次人生，生与死在时间之流中凝固了。而在《挣钱到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于：放羊——挣钱——娶老婆——养娃——放羊……这样一个生态的无始循环，只不过它是由五爷开始，因地域的不同性换成了：做木工——挣钱——忙人生三大事：娶老婆、修房子、养儿子……等到这些事情忙完了，而下一代又步先辈后尘，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在这无始无终，永无穷尽的生涯中，苦难凸显了它强而弥久的本质，人无法逾越苦难，人成了被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操纵的一个傀儡。在《赌咒》中，报复者与被报复者的角色迅速易位，使人感到造物弄人的残酷，而《无根藤》更是认同了对命运的无法拒斥性，尽管女主人公一再被告诫不能往西嫁，但苦难却永远与她结伴同行，苦难在这里已异化成了宿命的力量，而人那一点卑微而渺小的挣扎是徒劳的，只是徒增生命长夜的无尽凄凉罢了。
杨村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苦难的完整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生因苦难而邂逅真实，生命因苦难而永远使人怀想。但在读这一系列小说的时候，也有一丝缺憾涌上心头，作者的苦难意识似乎略嫌狭窄局促了些，这就有如花之凋零，固然会引起惜花人内心的悲苦，但对于他人来说，不过是季节的迢递、年岁的更迭，又何须庸人自扰呢？一种普遍的大我之苦，它应该是超越这种哀花似的小我之苦的，这就像月映山川，我说不清悲在何处，但万象同忧，伤情的流水却弥盖万物！这种大我之苦，它是奠定在个体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同情与担待上，奠定在人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的毁灭上。只有这样，苦难才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苦命哲学，而是人性的真与美，在历尽坎坷与沧桑后，即是不泯的光辉与美丽；苦难在这时候就不仅是残酷的，而且也是美的，这种苦难中的美，是人性中美的极致，因为支撑它的是人的价值、尊严、精神这些永恒的东西。
（本文作者系侗族，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