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劳动节的假期实在长得过瘾。一位生在广东而后出去留洋的朋友决定到西部最穷的贵州去看看，行前专门来征求我这个正宗贵州人的意见。我问他是想看稀奇还是想看真相。如果要轻松愉快，那你就去贵阳附近的红枫湖，那里有轻歌曼舞的民族风情旅游景点，有人给你唱歌，有人给你敬酒，有人在暖暖的阳光下为你表演异彩缤纷的节目……“我当然希望看到真相！”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朋友就表明了态度。 于是我建议他去贵阳附近的高坡苗寨。那里交通方便，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民族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高坡还不算太穷，去那里观光回来的朋友对贵州的印象也不至于太坏，作为贵州人的我也多少可以保全一点面子。这些话，我当然没有给朋友挑明。 几天之后，尽兴而归的朋友在电话中的大声感叹却出乎我的预料：想不到！想不到贵州这样贫穷！想不到你们民族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辛！尔后他接着追问：这是不是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典型处境？我支支吾吾半天才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大概是吧…… 我知道：此刻的我也是在掩盖一种真相。 在贵州现有一千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高坡苗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应该算是中上等水平。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去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21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一个结果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50个城市中，贵阳名列第32位。作为贵阳市所辖的一个民族乡，离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贵阳市仅有40公里的距离。她所受到的城市经济的影响和辐射远非其他民族地区所比——这样的高坡难道能成为贵州少数民族生活处境的典型或代表吗？ 高坡是贫穷的，但贵州高原上比高坡更贫穷的村寨却星罗棋布！ 1997年冬天，江泽民到贵州的毕节和六盘水地区视察，其间专门到贫困的彝族和苗族村寨看望那里的百姓。当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总书记在一间间破败的屋檐下与一群群衣衫蓝缕的农民寒暄的镜头时，报纸上立即有人撰文表扬中央电视台的“大胆”，并说这种不遮丑、不掩饰的“写真”勇气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突破。 江泽民去过的那几个寨子我也曾经去过，凭心而论，电视报道所展示的画面也仅仅是那片贫土上的冰山一角，舆论界犹如发现新大陆式喝彩，不能不使我推导出一个真相：真相被我们习以为常地掩盖着。 八十年代中期，时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到贵州视察，有关部门安排他参观贵阳近郊的一个布依族寨子，当大小官员走进有一家有电视、有沙发的农舍时，李主席面带微笑地握着主人的手说：好啊，我看你家可以算上小康人家了。主人也嗨嗨大笑：感谢政府！感谢政府！李先念万万不会想到：他所看到的电视和沙发却是“政府”从宾馆拉来当摆设的！ 主席走了，主人家里的沙发和电视也随后被“政府”拉回去了。人们看到的是报纸上妙笔生花的报道，却没有人知道主人的心是哭还是笑…… 不久前，我读过一位曾经在湖南湘西担任要职的老领导撰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所披露的一则旧闻又一次让我相信——这种瞒天过海的把戏绝对不是贵州人的专利，它是风行中国而又金枪不倒的“时尚”：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湘西一苗寨视察，适值年关，许多人家在忙着炕腊肉。为了更好地证明苗寨的“繁荣进步”，当地政府预先在一农家布置了道具：屋里屋外到处挂满了腊肉，感觉好象是主人杀了五、六头肥猪。这种过火的表演立即被精明的胡耀邦看出了破绽，他把主人家的小孩拉到身边问到：你家今年杀了几头猪？小孩说杀了一头。胡耀邦接着又问：一头猪哪里可以炕出这么多腊肉？小孩又说：是人家挂到我家好看的。 胡耀邦勃然大怒，并质问陪同的官员：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事情的结果怎样，文章没有披露。但透过胡耀邦的质问，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的悲哀：掩盖真相已经成了中国官人的强项。有人老是抱怨报纸报喜不报忧，其实，与其说这是新闻界的错，不如说是政治家的错——因为这是中国政治的需要！ 今年3月，中国的数十家报纸刊登了一则题为《梁广大落泪说西部》的消息，说是梁广大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到贵州紫云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视察，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仍然过着吃上顿愁下顿的日子，不禁泪如泉涌…… 这绝不是梁广大少见多怪，他的眼泪来自于真相的冲击和震撼。 看了这则消息，我不禁又为梁广大遗憾：如果从他落泪的地方再步行几十里山路，就可以看到达紫云县宗地乡的当代奇观：那里有几十户苗族至今仍然居住在一个洞穴里——这又是一个被人掩盖的真相——如果身临其景，已经流泪的梁广大也许还会流血！ 我知道，所有对真相的掩盖都是在“稳定”和“鼓劲”的旗帜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真相是可怕的。而一切被掩盖的真相都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火药桶——如果没有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20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