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宝
（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职研究员）
《苗族理辞》是一部洋洋近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之作，内容之丰富，天上地下，人界仙域，无所不有，几乎涵盖了苗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无怪乎苗族学者和《苗族文学史》都誉之为“苗学的百科全书”。
这部理辞的口本流传地区，虽是笔者的父母之邦，摇篮之地，但只闻其名，未识其庐山面目，深以为憾。“生不熟读百家诗，但愿一识贾理辞”。我是有这么一个愿望，盼它早日出版，先读为快。但这年头，“孔方兄”挂帅，“利润爷”决策，如没多有点儿“猫腻”(money)，出书你就甭想了。原以为这又是一个“书还未出成废纸，著述之人泪湿襟”的悲剧。讵料“于无声处听惊雷”，突然在2002年10月出版了。消息传出，激起家乡人一片欢呼之声，声声感谢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和贵州民族出版社。其实出一本书，原也平常，但有谁想到，出这部《苗族理辞》会在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和获得如此的殊荣，实属罕见。
殊荣自是别人的，但对于我来说，得到这样一部久久梦寐以求的书，那份儿激动与欢乐，甭提有多酷了。我一口气快速地通读了一遍，但似乎能抓住的东西不太多。这得怨自家古稀年迈，脑子老化，记不住事了；亦因书中太多土语，言词古奥，且多隐喻，而又阙如注释导读所致。但我并不气馁，想起书中许多妙趣横生的隐喻，再读之兴，勃然而起，我又补读了两遍。这一回，则是逐字逐句地慢嚼细品，并作必要的记录。如有余力，则以涉猎别的异文资料。这似乎读懂了，哇，那份儿“由读不太懂到读懂”的乐趣，绝对是啃书虫们的一种非常“享受”的人生美好福份。
理辞，一般都称作“贾”或“贾理”，但音译之名就多了。有译作“迦”或“迦理”的；有译成“嘉”或“嘉理”的；有译成“佳”或“佳理”的……，这有望文知义之效，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也不失为一种尝试。不过，汉字译苗语，十之八九都不准。但唯独“贾”或“贾理”特准。这若不是天造地配，那便是特殊的意外了。
其实，译作什么名儿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究竟“贾理”是什么涵义?理就是道理，两个字就道尽说绝了。可是贾就不好这么打发，民间本来就没什么诠译，也无人诠译得了。但贾比理的内涵大，而理则是贾所派生的。民间只说“贾就是理”，所以有“贾理”的联称但不说“理就是贾”，也无“理贾”的联称。可是，民间对于贾理的区别与联系，倒有个蛮形象的比喻：
贾好比一座谷仓，理就象一个茅棚；
千种贾好比梳齿，百种理就象头发；
千种贾如是头发，百种理就是胡须；
枋头穿入柱榫，柱榫套住枋头。
——《苗族理辞》0106——0107
贾无形无象，虽看不见，摸不着，但你会强烈地感受到，它就在字里行间，它就在理词之外，就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指天地日月的产生与发展变化；
第二指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
第三是指一切神话和历史的传说已成为共识的典故；
第四是指古人传下的节日与风俗。
越是这样，越奉为圭臬，越坚信不疑，越忠贞不渝，越遵循照办。这在本书第一章《启贾》里有言简意赅的说明：
汉人离不了书，苗人离不了贾；
妈死不埋织布机，爹死不埋长砍刀；
妈死时说过的话，爹死前讲过的事：
妈留下的伞就扛，爹留下的刀就背；
沿着妈的足迹下悬崖，顺着爹的手印爬高山。
——《苗族理辞》0002—0003
苗民对于古人、古事、古籍、古典等等，崇拜信仰之深，随处可见。尤其对埋葬父母，祭奠祖先时的虔诚与敬重，视为至高德行。这似与汉民族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古训，有异曲同工之妙。又诚如上述，一切节日与风俗，都是古代传下来的，后人只能遵循照办，不能有所创作增减。看来，在对于古文化的爱护与尊重上，苗族也真算得上是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类文明群体吧。这固然有其内聚力强，互助团结，安分守己等好的一面，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其惰性与保守的民族意识也极为浓厚，从而阻碍着某些旧文化的负面难以废除，前进的脚步过于沉重。
贾有千百种，“道德”是它的核心，“和谐”是它的灵魂。一旦道德出轨，就不和谐了；一旦不和谐，就要出事；用贾干预，复归和谐。这就是苗族先民朴素的哲学思想。如《浑水与蝌蚪》这一案例就是用童话般的形式表达出这一思想的：
水呵，你为啥要浑？蝌蚪跑动我才浑；
蝌蚪，你为啥要跑动？石头滚落我才跑；
石头，你为啥滚落？野鸡脚刨我滚落；
野鸡，你为啥要刨？我要寻找榛子吃；
榛子，你为啥要掉落？风吹我掉落；
风呵，你为啥要吹？不吹年岁不交替；
不吹季节不交接，冷冬就常在。
——(《苗族理辞》0909—0910)
似乎这一个个小的不和谐，是风吹造成的。但如风不吹，严冬常在，那就是最大的不和谐，天下就要大乱。风吹是为了复归于和谐。但是《曼朵多》的案例就不是这样了：它不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而是引发人们思想感情上更深层次的道德倾向与是非价值的判断。
牧鹅的曼朵多姑娘长得特美，也特傲慢。有一天，在人潮如水，歌声如浪的踩鼓舞埸上，有七个后生向她求爱，她不理睬；伸手向她讨花腰带，她打人家；向她要烟抽，她吐口水在人家手掌上，当众羞辱人家。踩鼓散埸回家，曼朵多姑娘划只破船过河，忽然天下冰雹，河水猛涨，姑娘翻船落水，大声呼救。此时那七个后生各拿一张网正在河边打鱼，非但不救，而且幸灾乐祸，欢声大笑。另外一个在山上砍柴的后生跑来救她，河水太急，两人都被淹死了。出了两条人命，这个大的不和谐是谁造成?死者家属告的不是那七个见死不救的后生，而是那家祭祖起鼓的鼓主。因为祭祖起鼓的季节是古代传下来的，原定在秋季九、十月间。但这家鼓主擅自改在夏季五、六月份举行。由于他的这种明知故犯的不道德行为，天怒人怨，河水猛涨，才死了人。因此理老判他赔偿两条人命：男的七两银子，女的五两。鼓主辩解说他自家起鼓，并不邀请人来跳，她们自己来的，与他不相干。理老驳他违反古规，触犯了贾。鼓主自知输理，无言以答。这种辩论同时也是一种教化，使人们了解是非价值的判断。而那七个见死不救的后生却都没有事，因为他们受曼朵多姑娘不道德的当众羞辱，人格尊严受到损害。他们以怨报怨，见死不救也是贾所默认的。
贾在苗族社会中的重要性，有如道义在汉族社会中相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前不是有过这么一句动听的口号么。其实，那不过是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的黄金美梦吧了。神州的大中华，从古至今，大道何尝施行过，天下又何曾为公?倒是“为私”不曾断子绝孙，而且与时俱进，愈益大行其道了。但与此同时，苗族社会的“小天下”(即明清时所称的新疆六厅)却可以说是“大贾之行也，天下为安。”这个小天下一无政府，二无军警，就凭这部《苗族理辞》维系上千年的安定。社会内部从未发生过什么大的兼并或掠夺战争。但在此期间，神州的大天下，却是扰攘纷纷：不是每次农民起义之后的改朝换代，便是北方游牧部族南下逐鹿中原，还有东洋倭寇不断骚扰，打打手杀的局面，时起时伏。封建王朝连自己的稀饭都吹不冷，哪里还得闲顾及小天下的事。反正你一无政府，二无军队，三无野心，四无力问鼎中原。因而构不成什么威胁，且让你暂“不归统属，不与租役”。这种“化外”的政治格局维系多久?大概自苗族从东海之滨的吴越故地迁入贵州东南部起，至清雍正王朝攻破新疆六厅止，少说也有上千年吧。雍正初年，鄂尔泰用兵贵州，谎奏六厅九股生苗反，趁机平服，收归王化。雍正准奏。鄂尔泰便由都匀进兵六厅之门户的八寨(今丹寨县旧名)，遭到顽强抵抗，清兵死伤惨重，几乎全军覆没。鄂尔泰被撤处，由张广泗统率湘黔滇三省兵力，继续攻打多年，方才攻破，张广泗原是六厅东面的黎平知府，他深知六厅之苗人口过多，居住过于集中、力量过于强大。他为其大清主子着想，先斩后奏，强将人数众多的苗民，分散迁入黔中及黔西南各地。今清镇、平坝、镇宁、关岭、晴隆、兴仁、贞丰和安龙等县的所谓黑苗，便是强迁苗民之后裔。雍正帝阅了张广泗后奏之折时批道：“览，擒拿逆苗家属，分散他乡者如此之多，朕心殊觉不忍。”(《朱批御旨》)
新疆六厅攻破以后，是否贾就被废了呢?不，那时的大清官法在苗区寸步难行，民间争讼仍然有赖理师理老们评判裁决。且看如下批示便知——乾隆帝1736年丙辰7月辛丑，对其总理大臣关于“苗疆事宜”的奏折如是批道：“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不必绳以官法。”这就看得出来，此时贾的法力如旧，依然大行其道，尤其是“神判”，别说在清雍乾年间，就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已是民国年间了，笔者犹还记得，曾随大人们到神判现场中去看过两次。那场面太惊心动魄了，如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有些案例，人判不了，便以神判(烧油锅汤)，而神判则是终审判决。例如《耐公与旁公》的债务纠纷案：
“耐公是个二流子，当他得知旁公病危时，顿生邪念，便跑去看，硬说旁公欠他三百两银子和三十钱黄金。旁公不认，提出神判解决。旁公烧油锅，耐公捞斧头，其手烫伤脱皮输了，他咬牙不语，他闭口不言。”(《苗族理辞》0925---0926)神判结果，胜者自庆胜利，败者亦无言可说，自省在哪得罪神明而已。
无论人判或是神判，都看作是贾判，乾隆帝把这“贾判”称作“苗例”，并将之与“官法”等同视作裁决评判民间争讼的法律法规。其实，“贾就是法”这个话，古人香郜洛/巴郜养[1]早就说了，就在本书第一章启贾里，当贾理从天上来到人间时，遮黑了半个山坡。孩子们在野外遇见，以为是鬼怪，跑回去告诉香郜洛、巴郜养，他老人家跟孩子去看时，就说这不是什么鬼怪，是解纠纷，判案件的贾和理，有福气的人才会遇得着。紧接着他进一步明确说贾理是“挡他人的千言，断众家之百案。”(《苗族理辞》0027)挡千言是隐喻评纠纷，还有断百案，那不就是法律是什么。当然，在那遥远的古代，苗家的古人香郜洛老前辈，自然不会说法律这个语词，而是笔者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既然是法律，那已经过了上千年的整理、规范和运用，当然就成为法典了。这么看，《苗族理辞》就是一部千古的“民法典范”。但是如问，《开天辟地》、《铸日造月》这些内容，也属法典么?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天地是古人开的，日月也是古人造的，苗族当作信史，世代传唱，早已成为典故了。而典故又是在贾的涵义之中，其实也就是一种贾了，既然贾是法典，天地日月自然也有法典的属性，其产生、发展和变化，也是在贾的第一条涵义之中。其实，天是个模糊的概念。雷龙日月都在天上，所以它们也就象征是天；贾在天上时，曾住在雷龙的家和日月的屋，所以雷龙和日月又都象征是贾。这正如苗族大祭祖吃牯脏时，祭拜一个木鼓，认为祖先灵魂住在木鼓里，木鼓象征祖先。这是苗人的一整套思维定式。既然雷龙日月都是象征贾，因此，贾有雷龙之威，正气磅礴；贾有日月之明，见微知著。故在神判场上，理师对天高声念道：“有根金竹子，生在太阳脚下，长在月亮脚边；把它挖来栽在长桥头，把它移来种在大桥边；千根扎进泥土，百枝进入兰蓝天；用它来占卜，拿它来打卦；搭在石桌上吭的一声喊，丢在石板上哼的一声叫；请龙王来讲理，请雷公来评判；喊一声龙王就来，叫一声雷公就到；太阳和月亮，各背三筐火草，各带三箩火药；浩荡从天降，飘飘下人间。歪案才告官状，正案烧汤捞油；架锅烧汤讲理，捞斧评判胜负；雷公在锅边，龙王在锅旁；太阳在锅边，月亮在锅旁。有理在手，大声高呼……”(这是笔者译的—段烧汤理词，83年楚风第一期)雷龙日月这四位象征是天的神，直接插手评判人间的案件，不也成为法典的替身了么。
有一类案件，原告虽有证据，但他不请理老裁决。因为理老裁决，无非赔偿了事。然案情重大，自己不解恨。例如《榜桂命案》：
“榜桂的哥能依猎得一头公野猪和一只大母熊，路过榜桂家，送给榜桂不少的肉。榜桂的丈夫朵鲁江/代莱纠[2]回家来见了，以为是来路不明，妻子不守妇道。榜桂一再说明是她哥送的，丈夫就是不信，一怒之下把妻子打死了，还通知舅家来吊丧。舅家没听说有什么病，昨天还见她好好的呀，查看伤势，才知是被活活打死的。舅家回去喊人来，用“以其人之道”的方式了结。但凶手溜了，找不到偿命的，便捣毁了他的家，牵走了他的猪牛牲畜了事。”
——《苗族理辞》0532—0547
如此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要由理老裁决，至多百把两银的偿命钱，不会判死罪。因为苗族社会没有死刑，没有政府，判了没人执行，．等于不判。但由伤家把凶手打死偿命，贾也是默认的。不妨认为，“默认”也是一种道德教化的形式，让人们知道，受贾默认是对的，不被贾支持则是错的。
还有些案例，受害人既不请理老，也不用神判，而是用贾和理维护自身的权益。例如“榜仰”案：
“榜仰本来嫁给了党香，但她爹仰公却私自把她许配给角尼，得了一包银子，便唆女儿离婚。因此榜仰被丈夫痛打了一顿，才吐出真情。女婿得知丈人触犯了贾，便直接去找他，当面揭穿了他这种极不道德的犯罪行为。仰公在事实面前不堪狼狈，便杀了一头猪并带上一萝糯米饭去向女婿认错和赔礼道歉。翁婿俩才和好如初。”(《苗族理辞》0802榜仰)。
由此可以看出，苗族社会贾理知识的普及程度不低。这是由于在经常的判案中，理老们辩论贾理时的教化作用，使人们知道符合贾才是对的；违反贾就是错的，从而提高人们自觉守贾维贾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所以，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凭一部纯“民法典”维系上千年的安定，也就理所当然了。难道这还不算是一个奇迹么?难道这样一个“无政府社会”，还不够贴上“文明”的标签?!!
另外，还有一类人既不能判，神也没奈何的案例，诸如《老虎与猪》、《鸡和野猫》、《水獭与鱼》、《蛇和青蛙》……等等。表面上看，似乎隐喻人世间以势压贾，以强凌弱的邪恶势力之无法无天的霸道行为。但实际上是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问题，不涉及人世间的道德准则与是非的权限。因此，再棒的理师理老们也无可奈其何也。所以老虎说“我的事硬如石头，我的案坚如岩山；我的案不用理老，我的鬼不用巫师；日后遇猪在村边，往后逢猪在寨旁；咬着头我吃头，咬着颈我吃颈。(《苗族理辞>>1032~1033)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抱着“天下事犹了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的态度。苗族先民能有这一点的朦胧认知，倒也十分可贵。
各种各样的个案，多如牛毛，再举也是挂一漏万，恕不赘述了。但是，还有众口一词的赞本书为“苗学百科全书”，却也并非虚语。兹举数例，管中窥豹吧。
一、 竹文化之谜
苗族社会有些重要活动，很少不了竹子做道具。诸如“接亲嫁女”、“立房盖屋”、“架桥立凳”[3]、“举行神判”、“敬奉善神”、“协议离婚”……，竹子凭什么有这样的神奇和魅力，这似乎对谁都是难解之谜。但是，不论是谁读了这部《苗族理辞》，谜团不解自破。原来是贾来到人间后住在竹子家里，竹子家房间多，贾才住得下。按传统思维定式，贾住在竹子家，竹子便象征贾，当然也象征法。如接亲嫁女时，用一根新砍的竹子吊着一只鸭，去接新娘到新郎家来成亲。三天后，又用这根竹子吊着另一只鸭，送新娘回娘家去办婚礼酒。这根竹子是以贾即法的身份作为公证者参与，昭示这桩婚姻是合法的。又如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各自请个长者作见证人，到与两家距离相等的山路上去，剖竹筒离婚，各人拿一片竹子，就算合法离婚了。竹片象征离婚证书。虽然各种活动仪式的竹道具各有不同的内涵，但竹子都是以贾与法的公证者身份参与的。
二、 人名地名文化之妙
一人两名，一地两称，原也平常，并不曾引人关注。但是，它们在《苗族理辞》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初读时颇感纳闷。因这种现象在别的苗族长短诗歌中虽不敢说绝无，但却极少见到。是的，苗族社会却几乎是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别名。本名即是“子父联名”，也就是子女以父名为姓；父辈以祖父名为姓；祖辈以曾祖父名为姓，代代如此。这是一长条锁链似的苗族“断代式姓氏体系”。
苗人为啥除了本名之外，还须有别名呢?本名是连着父名的，这谁都知道，苗人是最敬重父母的，直呼人之本名时连其父名也在内了，这就有点亵渎意味。呼者也感觉不礼貌，被呼者的感受就甭提了。因此得须避讳。这样，本名就只能呼一半了，一半就是个单名。苗人多是单名，而呼单名时，呼者和被呼者大多感到有些生硬和别扭，且同名者太多，因此才须有别名。别名多系敬称、昵称或绰号，不连父名没有忌讳。反正称呼别名让人感到亲切，被呼者乐，人亦乐而呼之，人人皆然，非常公平，也极民主。
至于地名，并没有什么忌讳。但苗人也爱给地方取双名。如自治州首府凯里市，既名卡领，又名卡栲；台江县既叫方你，又叫方神……。至于县以下乡村，一地双名的就太多了，例不再举。这部《苗族理辞》中多的是。地名也和人名一样，呼双名令人有亲切感。“亲切感”自然也是一种“美感”吧。由此想到苗族语言及语音特点，以及文学语言的修辞方式上来，这似乎可以破解《苗族理辞》中人名地名成双配对之谜了。我们通常习惯说苗族理辞是对偶句式。其实，对偶或对仗是专指汉律诗中三四句和五六句这两个对联说的。对联是仄起平收，其余是按字音的平仄，字义的虚实做成对偶的语句。苗族理辞没有这些讲究，它是双句重叠，对偶这顶帽子小了，借来用不上。无独有偶，苗族文学特讲究这个“双”字，只须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唱歌都是双人对唱，每方两个，单人或多人对唱极为少见。对唱情歌、酒歌、飞歌、古歌等皆如此。再呢，就所唱的歌本身来说，如比赛创作才华时，都赛唱双的，即同一首歌分成“一左一右”两种唱法。这是苗语的叫法，所谓一左一右，即一首歌用不同声调来唱，也叫“一歌两唱”。例如：
两男：
野春芽，山冲的蒿芝杆儿大。
两姑娘， 两个姑娘会拉话。
逗儿郎，逗得儿郎心忧煞。
心忧煞，一颗心儿咚掉下。
两女：
山蚕桑，山间的竹子棵棵壮。
两儿郎，两个儿郎嘴会讲。
逗姑娘，逗得姑娘好心慌。
好心慌，心儿碎落哐铛响。
这首歌，两男唱的那一半的声调是低平调；两女唱的是中平调。这种技巧，对汉族来说，可称作“文字游戏”。苗族的说法是一左一右。其实也就是“声调游戏”。这种把戏难不倒有才华的歌手，随便哪一首歌，你唱左的，她立即应对右的，绝不会出格丢丑。这叫做修辞学上的审美取向吧，反正都觉得双的比单的优雅，这似乎已形成了共识，诚然，理辞也是一种文学，当然要讲究修辞方式。但它不象诗歌那样押调谐声而有音乐旋律之美。它是一种道白体，只能用双句对应的修辞方式产生节奏感，加强语言的效果。所以它连双人名和双地名的日常口语也都照单全收。但这样就带来了翻译的难度。弄不好，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一个地方变成两个地方。但若不这样，那又无异于一般的“口水话”，念者不愿念，听者也不愿听，哪还能流传到今天。虽然贾的生态环境已不存在。但其文学的生命力，是不可用时空计算的。此书的口本，不就是在上世纪中叶采录的么。
三、 太值一读的《固人和方人》
搞苗史研究，不读《固人和方人》，无异于把一锅浓浓酽酽的鸡汤倒了，光咀嚼那木渣似的鸡肉。在此，我得先侃一串并非完全题外的话，不然，这支秃笔不知怎么转到正题上来。据各方调查了解，黔东南苗族约有六个支系：德句（dail gud)、德放(dail fangs)、德西(dail dlib)、德柳(dail liux)、德享(dail dliangx)、德约(dail yol)。但汉字音译，五花八门，且都将支系名前的冠词“德”字省掉了。这个德字有点类似英语的“The”字，单独无意义。它专缀在动物名前，隐含有“这”、“那”之意。而有趣的是在植物中只缀在树和树名之前。因为蝴蝶妈妈是枫树生的，枫树是人类的老外婆，当人看待。其他的树沾了枫树的光，方获得“德”字缀在名前。但菜呀草呀等，也是有生命的植物，受影响，虽不是树，也沾上“德”字的福。
这个德字可省不得，省了，“句”、“放”、“西”、“柳”……等等，谁知代表个啥，单独念来生硬别扭，而且语义模糊，又易于产生歧义，更有悖于“双音”优雅与亲切美感的共识。其实，多数支系的译名诸如“西”、“放”、“柳”、“享”、“约”等早已俗成。唯对含金量最大的“句”字，由于不知其对研究苗史的价值，各按自己的方音译作“高”、“固”等，颇觉遗憾。当然也怨谁不得，笔者原本并不知道“句”字有这么重要。但自从撰写那篇拙文《从苗族神话、史诗探苗族族源》时，翻阅了不少有关资料，根据《吴越春秋》开宗明义的头一句：“吴越，东南之蛮夷也。”和吴国的开国之君名叫“句吴”，越国的落难君王叫“句践”，结合苗族迁徙史诗与传说，都提到从东海之滨的吴越故地西迁，以及苗族丧俗，死人灵魂要送回老家的扬州扬县等等，又据笔者84年曾与日本人类学家伊腾清司先生，于东京应庆大学就苗族神判与日本神判举行交流座谈时，伊腾清司先生听了笔者的介绍以后，扼腕而感慨地说：“我原以为日本神判是印度传入的，听了燕宝先生的介绍，我现在认为是中国传入的。”接着他补充了一句：“古代的杭州也有你们苗族的这种神判。”其实闪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金子，但对于我来说，他这句话才是闪光的真金。综上所掌握的这些资料，我这个苗学研究的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于下了这样一个不是叫人纳闷，就是笑破肚子的结论：“苗族是古吴国的主体国民。”快20年过去了，还没有哪位破过肚子的名家来找我这支秃笔商榷。倒是十分荣幸地得到中国当代的大神话学家袁柯老先生，在拙文发表后不久，不远千里的来信鼓励，他说：“你用苗族史诗、神话以及语言学、语音学等知识来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大意)现在，从《苗族理辞》获得“德句”的佐证，使我对拙文的那个“初犊之论”的信心，更其是初生之犊了。这我是从德句在西迁途中的种种表现来说的。先从西迁说起吧，开始时德句与德放是一起出发的，中途过江，德句不会造船，他把德放的船偷走后就分手了：但终于德放先来到榕江地区。那时榕江地区还是一片荒野，德放结草插标为号，把榕江地区的代闪两个地方标为已有。德句后来赶到，自己不去找地方，耍了各种阴谋诡计来争夺德放的地，每一次都被德放揭穿了。他非但不感到羞疚，反而厚皮涎脸说，是你的地方，我们打伙住，是我的地方，我们也打伙住。德放为人宽厚，大智若愚，接受他一块儿住。看来他们在榕江地区住了不少岁月，榕江才有了两个苗语称谓。一个叫方希，一个叫方洋。此外还留下了一个“苗王庙”和一座“苗王墓”。本来在榕江住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又向剑河迁移，显然德句先到达剑河。因此剑河的苗语称谓叫“句俄”。以后他们有一些人迁到如今剑河的温泉地方，那里的苗语名称叫做“句皋”，再后来，又有一些人迁到如今台江县革东的一个地方住，所以那地方的苗语地名叫“句吴”。有趣的是这个地名直接用古吴国第一个国王的名字，可惜汉字译音为“稿午”了。各支的情况皆然，不论行到哪里，都用其支系名缀联所住地名。各个支系名，可能是各支系的始祖名吧，无异于是各该支系的族徽。
德句同德放住在一起，两家都觉得别扭，德句既不会干活，也不懂得打猎和捕鱼，可是心狠，样样都想占便宜，而德放是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德句占不了多少便宜，也就分手了。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谷，有个地方叫南皋，如是现今的凯里市属的南皋，那就是小丹江河谷了。那里已经住有革兜和卡别这两支系族人。他们已在河边开出一丘丘田和一块块土，日子过得也痛快。德句又打主意抢夺人家的田地了。他对人家说，田土你们都占完了，那我就要这条小河吧，我用河水养鱼和养水牛来祭祖先。那两支系族人不知是计，也就稀里糊涂同意了。可是等来年春耕时节，德句日日夜夜在河边看守，不准这两支系族人用他的河水打田，没法儿，人家才分一部份田地给他。但德句总是蛮缠狡诈，总想占小便宜，自然与人家合不来，经常吵吵闹闹。人家吵不起躲得起，就都迁走了。他就这样夺得了别人的全部田地。但他对于水稻种植不是里手行家。到育秧栽种时节傻了眼啦，没法儿，忍痛用70个主要劳动力换人家卡别的7个劳动力来教他们育秧栽种。苗族是个种植水稻的民族，人人都是里手行家。哪有象德句那样不会耕作的呢。当然，从这许许多多的描述来看，似乎都是揭露德句的丑事，大大有损于其形象的。但是，这部《苗族理辞》，却是德句自己编著的一部“史记”呵，其他支系都没有这么完整的理辞。哪有自己编著来损毁自己的道理？不，这是现代人的观点，全错啦！从德句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他们的光荣历史。因此他们才用“史官”的“笔法”如实讲述传下来的。
综上所述，总的看来，德句这一支苗族不太象普通农民。不妨认为，在古吴国时，他们的祖先即使不是皇族，也起码是吃皇粮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到向西迁的年代，不知他们已是那些士大夫们的几代子孙了。但从他们那种好逸恶劳，处处占小便宜，耍阴谋诡计，损人利己的行为看来，上层阶级的本性暴露无遗。如若这也是有幸而言中的话，那真是太棒了，它对拙文《族源探》的那个“初生犊之论”的支撑，不啻是一根“定海神针”。
读然后知不足，译而后知困。真没想到，《苗族理辞》填补了我所阙如的苗学知识的空白，诚然是太多太多了，多数的篇章都有我需要的东西。再呢，我还深切感到，翻译好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实在是太难了。说老实话，搞了大半辈子翻译，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一部苗族诗歌有这么难译。那真得要非常非常感谢吴德坤吴德杰两先生。正是他们二位，为了奉献这部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历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廉颇老矣，犹然矢志不移，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地从搜集、整理到翻译，反复批阅，数易其稿，真不容易呀！终于老天有眼，好心好报：一部千古法典的巨著——《苗族理辞》出版问世了。这当然是苗族的一件大事；也是贵州省抢救少数民族非物质世界遗产的又一丰硕成果。任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
[1]这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本名香郜洛，即开天辟地后犁耙天下的郜洛，也是活了八万七千岁的老寿星榜香猷。
[2]这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
[3]立凳：在山坳上立一至两三根长条凳子，让过路爬坡之行人坐下休息。
--------------------------------------------------------------------------------
本网版权文章，受法律保护，未经作者许可，勿得转载。
本文为作者投稿。投稿日期：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