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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力量考验单一民族国家想象——跨界民族的视角与苗族的个案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12-14 11:12:36 / 个人分类：人类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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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在这个“去中心”的时代，在民族与国家的葛藤中，“中心与边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在东北亚地区，从核心与边缘的角度来检视中韩日及更广阔的东亚区域历史现状与未来，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现有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此前，我做了一些跨界民族（跨国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希望从此方面来参与这次学术会议，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跨界民族与民族的边缘
跨界民族，或者说跨国民族，在1980年代以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甚至其用词一直不规范、概念至今不明确。中文状态如此，英语语境亦如此。
跨界民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它的第一层面就直指国家与民族的关系，简单说来，似乎是只要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同一民族，即可称为跨界民族。但是，不仅是这一点也尚存争议，而且在笔者看来在一定前提下可以接受这个命题的事实下，跨界民族分析的实质还是要追溯到“边缘与中心”这一对核心概念。
跨界民族，其字面意思即包含边缘人群的内容，即有民族的边缘、也有疆土的边缘的涵义。民族指向文化，疆土指向政治。即有少数族裔的边界区域人群，也有主体民族的边界区域人群。二者之间虽然同在此概念下，也有质的区别。在一个国家国民总人口比例中占据大多数（比如说85%以上）的民族，我们称之为主体民族，如何看待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的边界人群的区别？如何看待主体民族的边界人群？它们作为边缘，与中心关联与牵引方式不同，于是也形成本地表现的矛盾。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少数族裔的民族意识表现歧异。主体民族常常容易形成其民族与国民的对等意识，少数族裔常常被忽视（即使有政策倾向）。所以，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与主体民族相差也大。主体民族常常自然理解为国家就是他的祖国，对国家认同度高。而少数族裔却未必这么想，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异。
以中国为例，中国云南边境的傣族、苗族与汉族以及东北边境的朝鲜族，从跨界民族的视角看，就是四种类型的边界人群。中国的傣族、壮族与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则是亲缘民族，虽然现在很难归入一个民族，但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亲密关系显而易见。苗族，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都是少数民族。汉族则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老挝、越南、泰国、缅甸都有不少人口。就这三个民族来说，在当地，就进入时间来说，傣族是最早的居民，苗族次之，汉族最新进入。中国朝鲜族与朝鲜国、韩国的主体民族是同一民族。此四种情况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其民族跨居国的认同和民族意识是不同的。
没有任何主体民族关系（总是少数族裔）的民族，自然是政治上的弱势，以及随之而相配的其他弱势状态。对于有主体民族部分，而离散在外的少数裔来说，其对于主体民族国家（文化祖国）的认同与其对国民国家（政治祖国）的认同是一种矛盾。相关国家自然是通过各种政策，保证现实状态的稳定，并努力增强少数族裔对于国家的认同度、向心力。不可避免，在有些国家也存在着对于少数族裔人群的不信任和排斥。
在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很强、文化动员力也很强的词汇。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面对海外华人华侨时，语者常常强调共同的“中华民族”的身份。第二种解释是，面对国内少数民族时，也常常强调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其实，这两种解释是不兼容的。作为“民族”，即使只是作为一个术语，在逻辑上，它不能既涵盖前者，又包括后者。而且，对于第二个解释，很难面对国内少数民族在国外的部分。中国跨界的少数民族在国外的部分，一般不被称为海外华人华侨，更不可能被称为“中华民族”。这是一种边缘对于单一国民国家想象的否认。
国家如何对待跨界而居的不同民族、如何对待其主体民族的国外少数裔？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其国民国家（政治祖国）、如何对待其文化祖国？——这两组心灵的痛苦，似乎已经被表面上回避，而事实上被隐隐地关注或调整。它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想像与建构，是一个置疑与挑战。
二、历史的轮回：边缘回旋向中心
汉族的祖裔群体，在两三千年前，没有现在这么人口众多，它在云南、东北没有分布。苗族的祖裔群体，在两三千年前，在云南也没有分布。现在，从人口来说，中国的汉族是苗族的130多倍。但是，在两三千年前，汉族的祖裔群体与苗族的祖裔群体，在人口上大概是1:1，或者略多而已。汉族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大？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扩张性。借此，在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把许多别的民族，包括苗族的祖裔群体的一部分，融并为一。
在两千多年前，苗族先民注要居住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汉族先民居住在北京黄河流域。可是，现在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已经没有苗族，全是汉族。汉族不仅仅是自北向南地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推进，而且自东向西推进。继占领了两湖、两粤之后，明清以降，云贵高原也迅速地渗入大量的汉族移民。原来有学者把汉族移民比喻为“水波般”地推进。我看它完全象滔滔不绝的“大江”，不择细流地吸卷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河水”注入。明朝以后，贵州、云南两省的汉族迅速超越少数民族，占据人口多数，并且向各个角落渗透。只是在一些偏远、特殊的“高山地带”留下一些“当地人”，从而演变成今日的少数民族。能够保留、发展到当今的少数民族，都深怀着民族文化的顽强与民族意识的倔强，为此它们甚至宁可牺牲掉一些发展的机遇，因为这些“机遇”可能会消解他们顽强的文化。这是弱势人群的生存策略。所以，他们上高山、入箐林，把财富和文化简化、凝聚到服饰中以便随身带走。
苗族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离开洞庭湖、鄱阳湖和江淮流域，往云贵高原攀爬。这是一种放弃、一种牺牲。抵制融化、挑剔机会的策略，其结果一是民族延续下来，一是边缘化生存。苗族自离开长江中游，不仅仅是到了云南，且已经越出中国国境进入到了越南、老挝甚至泰国等国的腹地或亚腹地带。在云南、贵州，以及东南亚各国，各民族杂居相处，呈垂直分布的，苗族总居住在高山山顶。尽管如此，自进入东南亚大陆国家，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机遇。由于民族结构的差异，苗族在老挝如雨后春笋一般发芽猛长。现在，苗族人口占老挝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是其政治地位却超越此比例。特别是在196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挑起的越南战争、老挝秘密战争的缘故，战后，大量苗族人又移居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从1980年代以来，来自西方的苗族人回访中国，对于中国这个旧时代的汉族中心国度，形成了一股新的挑战和冲击。对于是中国苗族的民族意识与认同、甚至族体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可喻之为边缘力量回击传统中心。虽然从苗汉关系来看，它不可能形成根本上的变革，但是，这种态势是深具喻意的。
通过跨界，突破传统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之格局，形成新的局面。这是又一种边缘对于中心的挑战，对旧中心格局的突破。
其实，日本、韩国的发展历史也是突破旧时东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格局的案例。只有突破了旧的中心观，形成平等的对话与发展格局，才是建立新型东亚细亚国际格局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中心是暂时的、切割的，本质上是没有的，多极、平等才是和平之道。
三、结论
视角与立场的不同，在不同的群体观察与理解中，中心所指是相异的。清至民国，在四万万汉人看来，北京是中心，汉满统治阶级是全国政治的核心，但是在凉山彝族人看来，汉族是奴隶的同义词，是最下层、最受人歧视的人群涵义，北京只是一个符号，家支才是实质。
在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看来，信仰实用主义与杂合信仰的汉族是功利的、不虔诚的，被低看的。诸如此类甚多。
总之，没有边，就没有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金克木先生只是看到了中心与边缘互相依存的一面，甚至是强调了边缘对于中心的意义。
但是，这是不完全的。中心是主观的、短暂的、片面的、分主题的。通过中心的分级、边缘的移动、视角的转换，中心可能被消解，边缘可能转换为中心，边缘也可以突破传统秩序，向中心形成挑战。边缘甚至可能转换为中心，或者自为中心。中心可能规模不一，从而形成多中心。中国跨界民族案例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它培养或增强了许多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可，也有利于汉族平等地看待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平等的根本。
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情形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这套政策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其中，跨界民族以及相邻国家在这个挑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多维，价值取向与权力实现方面有许多新的商榷与交换。而中国民族政策却多年来基本不变，未能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和改革。那么，跨界民族、民族主义与邻国政治将对其进一步展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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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孙秋云:《核心与边缘: 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
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张冠梓：《人口南迁的水波效应与中国文明整合的历程》，1993年。
前按：这是我为了参加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提交的论文提要。在韩国作报告时，因考虑到现场气氛，以及此稿准备不足的原因，基本是脱稿按照别一个框架来展开我的演讲的。那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版本。估计过不久，我将完成一篇修改后可以正式发表的论文出来。那个稿子，会把两个文本结合在一起。
“核心与边缘”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一直对跨界民族的意义缺乏足够的探讨，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对待或有效的解决。本人的发言是此次会议上，唯一从跨界民族的角度来对话“核心与边缘”理论的学者，所以在分析框架上，应该是有新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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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力量考验单一民族国家想象
——跨界民族的视角与苗族的个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在这个“去中心”的时代，在民族与国家的葛藤中，“中心与边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在东北亚地区，从核心与边缘的角度来检视中韩日及更广阔的东亚区域历史现状与未来，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现有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此前，我做了一些跨界民族（跨国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希望从此方面来参与这次学术会议，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跨界民族与民族的边缘
跨界民族，或者说跨国民族，在1980年代以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甚至其用词一直不规范、概念至今不明确。中文状态如此，英语语境亦如此。
跨界民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它的第一层面就直指国家与民族的关系，简单说来，似乎是只要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同一民族，即可称为跨界民族。但是，不仅是这一点也尚存争议，而且在笔者看来在一定前提下可以接受这个命题的事实下，跨界民族分析的实质还是要追溯到“边缘与中心”这一对核心概念。
跨界民族，其字面意思即包含边缘人群的内容，即有民族的边缘、也有疆土的边缘的涵义。民族指向文化，疆土指向政治。即有少数族裔的边界区域人群，也有主体民族的边界区域人群。二者之间虽然同在此概念下，也有质的区别。在一个国家国民总人口比例中占据大多数（比如说85%以上）的民族，我们称之为主体民族，如何看待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的边界人群的区别？如何看待主体民族的边界人群？它们作为边缘，与中心关联与牵引方式不同，于是也形成本地表现的矛盾。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少数族裔的民族意识表现歧异。主体民族常常容易形成其民族与国民的对等意识，少数族裔常常被忽视（即使有政策倾向）。所以，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与主体民族相差也大。主体民族常常自然理解为国家就是他的祖国，对国家认同度高。而少数族裔却未必这么想，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异。
以中国为例，中国云南边境的傣族、苗族与汉族以及东北边境的朝鲜族，从跨界民族的视角看，就是四种类型的边界人群。中国的傣族、壮族与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则是亲缘民族，虽然现在很难归入一个民族，但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亲密关系显而易见。苗族，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都是少数民族。汉族则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老挝、越南、泰国、缅甸都有不少人口。就这三个民族来说，在当地，就进入时间来说，傣族是最早的居民，苗族次之，汉族最新进入。中国朝鲜族与朝鲜国、韩国的主体民族是同一民族。此四种情况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其民族跨居国的认同和民族意识是不同的。
没有任何主体民族关系（总是少数族裔）的民族，自然是政治上的弱势，以及随之而相配的其他弱势状态。对于有主体民族部分，而离散在外的少数裔来说，其对于主体民族国家（文化祖国）的认同与其对国民国家（政治祖国）的认同是一种矛盾。相关国家自然是通过各种政策，保证现实状态的稳定，并努力增强少数族裔对于国家的认同度、向心力。不可避免，在有些国家也存在着对于少数族裔人群的不信任和排斥。
在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很强、文化动员力也很强的词汇。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面对海外华人华侨时，语者常常强调共同的“中华民族”的身份。第二种解释是，面对国内少数民族时，也常常强调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其实，这两种解释是不兼容的。作为“民族”，即使只是作为一个术语，在逻辑上，它不能既涵盖前者，又包括后者。而且，对于第二个解释，很难面对国内少数民族在国外的部分。中国跨界的少数民族在国外的部分，一般不被称为海外华人华侨，更不可能被称为“中华民族”。这是一种边缘对于单一国民国家想象的否认。
国家如何对待跨界而居的不同民族、如何对待其主体民族的国外少数裔？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其国民国家（政治祖国）、如何对待其文化祖国？——这两组心灵的痛苦，似乎已经被表面上回避，而事实上被隐隐地关注或调整。它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想像与建构，是一个置疑与挑战。
二、历史的轮回：边缘回旋向中心
汉族的祖裔群体，在两三千年前，没有现在这么人口众多，它在云南、东北没有分布。苗族的祖裔群体，在两三千年前，在云南也没有分布。现在，从人口来说，中国的汉族是苗族的130多倍。但是，在两三千年前，汉族的祖裔群体与苗族的祖裔群体，在人口上大概是1:1，或者略多而已。汉族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大？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扩张性。借此，在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把许多别的民族，包括苗族的祖裔群体的一部分，融并为一。
在两千多年前，苗族先民注要居住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汉族先民居住在北京黄河流域。可是，现在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已经没有苗族，全是汉族。汉族不仅仅是自北向南地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推进，而且自东向西推进。继占领了两湖、两粤之后，明清以降，云贵高原也迅速地渗入大量的汉族移民。原来有学者把汉族移民比喻为“水波般”地推进。我看它完全象滔滔不绝的“大江”，不择细流地吸卷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河水”注入。明朝以后，贵州、云南两省的汉族迅速超越少数民族，占据人口多数，并且向各个角落渗透。只是在一些偏远、特殊的“高山地带”留下一些“当地人”，从而演变成今日的少数民族。能够保留、发展到当今的少数民族，都深怀着民族文化的顽强与民族意识的倔强，为此它们甚至宁可牺牲掉一些发展的机遇，因为这些“机遇”可能会消解他们顽强的文化。这是弱势人群的生存策略。所以，他们上高山、入箐林，把财富和文化简化、凝聚到服饰中以便随身带走。
苗族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离开洞庭湖、鄱阳湖和江淮流域，往云贵高原攀爬。这是一种放弃、一种牺牲。抵制融化、挑剔机会的策略，其结果一是民族延续下来，一是边缘化生存。苗族自离开长江中游，不仅仅是到了云南，且已经越出中国国境进入到了越南、老挝甚至泰国等国的腹地或亚腹地带。在云南、贵州，以及东南亚各国，各民族杂居相处，呈垂直分布的，苗族总居住在高山山顶。尽管如此，自进入东南亚大陆国家，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机遇。由于民族结构的差异，苗族在老挝如雨后春笋一般发芽猛长。现在，苗族人口占老挝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是其政治地位却超越此比例。特别是在196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挑起的越南战争、老挝秘密战争的缘故，战后，大量苗族人又移居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从1980年代以来，来自西方的苗族人回访中国，对于中国这个旧时代的汉族中心国度，形成了一股新的挑战和冲击。对于是中国苗族的民族意识与认同、甚至族体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可喻之为边缘力量回击传统中心。虽然从苗汉关系来看，它不可能形成根本上的变革，但是，这种态势是深具喻意的。
通过跨界，突破传统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之格局，形成新的局面。这是又一种边缘对于中心的挑战，对旧中心格局的突破。
其实，日本、韩国的发展历史也是突破旧时东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格局的案例。只有突破了旧的中心观，形成平等的对话与发展格局，才是建立新型东亚细亚国际格局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中心是暂时的、切割的，本质上是没有的，多极、平等才是和平之道。
三、结论
视角与立场的不同，在不同的群体观察与理解中，中心所指是相异的。清至民国，在四万万汉人看来，北京是中心，汉满统治阶级是全国政治的核心，但是在凉山彝族人看来，汉族是奴隶的同义词，是最下层、最受人歧视的人群涵义，北京只是一个符号，家支才是实质。
在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看来，信仰实用主义与杂合信仰的汉族是功利的、不虔诚的，被低看的。诸如此类甚多。
总之，没有边，就没有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金克木先生只是看到了中心与边缘互相依存的一面，甚至是强调了边缘对于中心的意义。
但是，这是不完全的。中心是主观的、短暂的、片面的、分主题的。通过中心的分级、边缘的移动、视角的转换，中心可能被消解，边缘可能转换为中心，边缘也可以突破传统秩序，向中心形成挑战。边缘甚至可能转换为中心，或者自为中心。中心可能规模不一，从而形成多中心。中国跨界民族案例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它培养或增强了许多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可，也有利于汉族平等地看待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平等的根本。
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情形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这套政策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其中，跨界民族以及相邻国家在这个挑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多维，价值取向与权力实现方面有许多新的商榷与交换。而中国民族政策却多年来基本不变，未能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和改革。那么，跨界民族、民族主义与邻国政治将对其进一步展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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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孙秋云:《核心与边缘: 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
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张冠梓：《人口南迁的水波效应与中国文明整合的历程》，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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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赴韩国——从核心与边缘看东亚细亚 国际学术硏讨会 (三苗, 2007-11-21)
TAG: 韩国 中心与边缘 东北亚 民族国家 跨界民族 论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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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之迷 发布于2007-12-14 0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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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看过一次，接着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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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 发布于2007-12-14 01: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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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提出来，要我在这里发表昨天晚上，我在餐桌上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及苗族在其中的意义的讲话。
在此，我声明，那是内部讲话，不能公布于众的。再说，我也没有稿子，是即兴之作。
谢谢大家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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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sxxs 发布于2007-12-14 02: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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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好好的拜读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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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佬 发布于2007-12-14 08: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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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过瘾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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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man 发布于2007-12-14 09: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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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等石老师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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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风 发布于2007-12-14 09: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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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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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我发言时的主持人是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金志勋教授。评议人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川岛真教授、韩国暻园大学郑文祥教授。大家进行了非常好的交流。他们三个都给我的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
川岛真教授的问题是：
1、欧美国家的苗族回访中国，他们是因为有欧美才回中国的吗？非欧美国家的苗族又是如何的态度呢？
2、既然苗族如此，那么，其他跨界民族也有类似的现象吗？
3、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苗族的这种状态，或者如何受其影响？
郑文祥教授的评议中有这么句话：
石茂明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从“diaspora”的理论来看国际关系，而且有深入的个案研究。
他的问题是：
1980年代，欧美国家的苗族回访中国，对中国带来撞击，民族政策遭遇挑战、需要改革，请问具体地说，这种挑战是什么？
金志勋的问题是：
中国既然已经有了56个民族，为什么还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比如美国，没有美国民族这样的概念，只涉及“国民”。
几位教授的评论部分，我基本不记得了，只记得郑文祥教授的一句话。所以，有点可惜。而他们的问题我都记得，因为问题是需要回应的，必须记住。大家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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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山 发布于2007-12-14 10: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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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真教授的问题是：我是农民以农民的方式回答，别见笑，只是应该有农民的声音！
1、欧美国家的苗族回访中国，他们是因为有欧美才回中国的吗？非欧美国家的苗族又是如何的态度呢？这里可以比喻成我这样走出大山的苗族，在高度发达的城市中生存，有了一定的成就之后想到了自己的根，寻根是回国的理由！世界上欧美相对发达，非欧美苗族也相对落后，苗族在非欧美的处境随着那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同步，无论如何,寻根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分贵贱！
2、既然苗族如此，那么，其他跨界民族也有类似的现象吗？苗族是一支有几千年迁徙历史的民族，遍布世界各地，民族是没有国界的，其他民族或多或少会有类似苗族一样的历史,我想不会有象苗族那么多的磨难，都是相对稳定的生活，我的一家不正是苗族的缩影吗？
3、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苗族的这种状态，或者如何受其影响？苗族是多面性的，我只能这么说，因为苗族是走进大山之后在新中国的领导下又走出大山的！分部基本上是在山里，发展相对保守，信息落后，观念落后，迷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苗族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阻碍．可是山里人冲出大山的欲望非常强烈,苗族地区的条件和地理环境都是苗族本身无力开发的宝藏，用落后的生产技术更谈不上在本土发展．可我相信苗族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其他兄弟民族敬佩的，那种不屈不饶豪爽奔放，那义不容辞的为人处事一直是苗族人的优点，在兄弟民族中的评价也很高的！是一支敢于对抗压迫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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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江 发布于2007-12-14 11: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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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欧美国家的苗族回访中国，对中国带来撞击，民族政策遭遇挑战、需要改革”，希望早日看到站长对上述问题的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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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祥教授的问题是：
1980年代，欧美国家的苗族回访中国，对中国带来撞击，民族政策遭遇挑战、需要改革，请问具体地说，这种挑战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难度，知识面没有接触到，以个人的想法随意说说！从发达的欧美国家回来的苗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寻根，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苗族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视中国为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一口，可以说是中国必须提防的狼，无论是那一个民族回到中国，他除了是从中国走出去的民族外，或多或少地存留对民族的情感好象已经和祖国对立了，对祖国的感情也不是那么单纯，就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为中国人，而他们不愿承认是中国的一份子，中国能放任他们吗？这是不可能的！从发达国家回来的苗族虽然富有，如果不认同祖国国情而存异心,回来也没用！我们只欢迎热爱自己民族的同胞回来帮助苗族的经济发展！国家的政策苗族是用坚定的立场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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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勋的问题是：中国既然已经有了56个民族，为什么还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比如美国，没有美国民族这样的概念，只涉及“国民”。
有那么一种惯性力，任何国家，民族还是我们自己，都自然而然地拿美国和中国比较，我觉得是一种好事，从旧社会起美国一直是和中国形成对立格局，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是中国最理想的伙伴，从政治上中国是牵制美国的劲敌．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一直是以老大的身份和世界对话，美国的利益是放在他们的第一位，这个从中国台湾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来，两个国家的历史没有可比性，美国的原住民本身就不发达，是一个从四面八方的精英，汇集而成的国家，精英层次的人最注重利益，伤害到他们的利益是不会让敌人好过的，更是他们的霸权主义思想作祟，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冲击了美国的利益，但是他们拿我们没办法，因为中国也有原子弹！中国的历史悠久，几千年的争斗都是兄弟在打架，当遇到外来劲敌时也会团结在一起，国共合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古代的战事也有很多例子，外敌打败了，兄弟又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美国聪明，利用中国的弱点牵制中国的发展，一但台湾的利益大不过大陆利益时，美国会对中国客气点，但是不能不提防背后的阴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都是原住民，当然需要统一的民族称呼，中华民族就出现了，这是共产 党最伟大的杰作，重复一下,和美国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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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er 发布于2007-12-14 14: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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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恭贺！
感谢三苗老师给咋带回来这么丰硕的论题。作为苗族之子，在国际这种大舞台，宣扬苗族文化和苗族历史，我们应学习三苗老师这种超常规的民族精神。让苗族真正走出国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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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仔 发布于2007-12-14 16: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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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没有现场听见站长发表的即兴演说，深感愦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应该怎样才能把民族的文化更好地保存下来？希望我们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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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羽宇 发布于2007-12-14 17: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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