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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起源问题至今含混不清外，西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文化一致、政治统一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现代人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千百年来那些不让汉人插足下湘西的人也许是某一个南方民族（他们已被汉人同化几世纪），或者是现在已经几乎被汉人同化的土家人的祖先。土家人居住在沅水支流比较贫瘠的地区和山上，他们现在一般都讲汉话，很少讲本族语言，但他们也许可以作为湘西最富于西南文化气息的一个源泉。50年前土家人还被叫作土蛮，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在明代他们还被土司率领到东南沿海去抗击倭寇。湘西其他悠久历史的民族还有侗族、瑶族和仡佬族等山地民族，这些人都是苗民的死对头，现在几乎都已迁移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融合各民族的异域情调，中原人民把这种异域情调跟他们的西南联系在一起。⑨
更确实的证明是古老的历史叙述，说起过去１０００年间汉人怎样进入沅水流域和各个支流地区，把挡住他们去路的人赶上高地。最后，到明清两代，渴望找到耕地的汉人又爬上高山坡，在崎岖的高地种植，这片高地从湖南一直延伸到贵州境内苗民山寨。上湘西边地的山区宽达１５０里，是隔开沅水盆地与西边贵州水系的天然界限，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与土著民族的战场。汉人在1615年试图结束边疆冲突，仿效北方长城的办法，建起一道高墙，把苗民全赶到西边去居住。这道墙建在苗民区域内，距离沈从文出生的凤凰城西只有十几里。明朝国势衰微后，苗民在1628年把城墙摧毁。在满人入主中原后，18世纪汉人又卷土重来。沈从文在根据湘西苗民传说写成的一部现代小说中指出，汉人为征服苗民使用的最厉害的武器是——士兵和官吏。⑩
清代在苗民山区已建起许多军事哨所，有城墙，有岗楼。其中有一个城镇建于1700年，用来统治镇溪和子坪的苗民，命名镇。1704年统辖整个湘西兵马的兵备道设在这里后，这里成为清朝湘西汉人统治全区的政权中心。虽然直到1911年住在镇城内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可驻在它四周的正规军却高达7000，其职守不仅是镇抚山区苗民，还兼管沅水流域与邻近省份开化地区的绥靖工作。
像镇城这样的戍卒屯丁的城镇，在基本的文化意义上象征了朝廷的侵入，因为部落民族以前不知道集中人口，建立城镇。对汉人来说，这种边区的城镇首先是用来作为保护士兵和屯垦戍卒的要塞。此外，沈从文热切地指出，跟着士兵拥来的商人不久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这种人并非本地人，而是来自外省，如江西人垄断绸布业，广东人垄断药材业，福建人垄断烟草业。
筑城的汉人还把镇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筑了许多小的城堡、屯、碉堡、营汛。人类学家在30年代吃惊地发现这类碉堡营汛有不少还仍然存在。堡有泥土或石块堆成的围墙，一条贯通全堡的街道，两头都开着堡门，比较大的堡中间有十字街道，有三扇或四扇大门。正是在一座叫黄罗寨的城堡里，沈从文的父亲在一两岁时，差一点被一只老虎吃掉。屯建在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只有100英尺宽，300英尺长，能住几十个士兵，加上一些牲口、粮草。屯也有石头砖块筑成的五英尺高的墙。上面开有雉堞、枪眼。更小的防御工事按固定距离筑在小山顶和大路上，只有一般房子大，但是周围兴起给驻军居住的村子，直到20世纪还保持在原地。据沈统计，镇城共有1000座碉堡、300座营汛。1795～1806年的苗民大起义被血腥荡平100年之后，边区的战斗气氛已被乡村气息所替代，原来山顶上星罗棋布的碉堡已经变成富有浪漫色彩的废墟，居住着戍卒和他们家属的后人。1911年民国成立后，还有许多人仍可领取饷银。今天凭高眺望，还可依稀“想见当时从一个望塔到另一个望塔鼓角齐鸣、烽火报警的光景。”
这类有围墙的住所除了为沈从文的小说提供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外，还把当地人象征性地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两类。中国城乡之间普遍有一种社会界限，而在湘西，这种城乡之分一开始就具有种族界限。当大多数苗民被汉人同化以后，这种区别更具有文化界限。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的湘西，“乡下人”仍然是苗民的委婉说法。紒紟矠沈从文也自称乡下人，他所说的乡下人只是指不是住在下河的人，却不一定指苗民。但沈从文一写到乡下人的“‘愚蠢’、粗鲁、不会交际时，看来指的是苗民。他们不懂城里人的礼节，连起码的礼貌规矩也不会，更不用说能说会道了，因此容易被逼得跟人打起来”。紒紡矠苗民除非被当作汉人，否则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但到沈从文的时代，很多苗民都已参军。搬到城里去住（包括镇，他们占镇人口的三分之一）。紒紣矠在沈从文的小说里，苗民就在城墙外头种地、开店铺、做豆腐、粑粑来沿街摆摊叫卖，还能够在船上充当水手。总而言之，苗民跟汉人通婚、文化上被同化，反过来汉人也被苗民同化的结果，就在镇城外慓悍的农民当中产生出一种汉苗交融的地方文化。沈从文在他的《我的小学教育》里这样写道：“在镇，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许多苗民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一样，在坩埚里融合后，彼此都同化了。”
与此同时，在镇城的西北方向，未受到汉人同化的苗民，依然保持着他们祖辈传下来的生活样式。他们一直避开汉人为设防建起来的通道、驿站和交通中心，远远地住在那些人迹罕到的山坡上，宁愿与世隔绝，反倒觉得平安。他们聚居的村落叫寨子，寨子里不像汉人村落那样有正规街道，而是许多小道错综交叉，有如迷宫，使陌生人进去后会迷失方向，遭到伏击。苗民也会耕种水田，会在山中梯田间建造水车来灌溉田畴，但大多数苗民喜欢刀耕火种的粗放种法。这可能是民族的习惯，也可能是他们老处在汉人包围之中，不得不作好随时退却的打算。苗民为了取得独立生存付出了高昂代价。然而他们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毕竟感到怡然自得。
把湘西描绘成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乐土，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人。早在19世纪，湘西就以风景秀美、中国山水画家和文人墨客未曾点染吟咏过而赢得“中国的瑞士”的美称。紒紦矠外国观光者更把湘西推崇为扬子江流域中风景独特的地带，因为只有湘西这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与外界隔绝。湘西的山不算高，然而蜿蜒流经其间的条条江水，却像鬼斧神工的雕刻大师那样，把它映衬得千奇百怪，浸泡成一片碧绿。山中的岩洞，悬湍的激流，以及层出叠嶂插入平川时构成的景观，足以使最富于浪漫气质的人也叹为观止。许多风景地至今游人们还难于涉足其间，因为苗民一般不愿汉人知道这些仙境。
在民国建立后战乱频仍的早期，湘西这片地方也相当安宁平静，被看成独立于世的小小王国，有的人甚至把它称为世外桃源。外界人没有看出，湘西土著居民与世无争的态度，原来是出于仇外心理，却把它看作怯懦退让，以为这些远离交通干线生活的乡下人，必然像古代传说桃花源（现在沅水下游真有一个桃源县）中的隐士那样，生活得无忧无虑，所以才与世无争。
像这样一个苗民与汉人、山区与河谷、西部与东部具有明显冲突的地方，怎么会被人看成一片有共同特征的地区呢？其实，这个多民族区在过去满汉两族统治时期推行的怀柔政策使得地区观念没有滋长机会。可是，军阀割据又给了湘西（包括苗民）以拯救全区人民摆脱中央统治，争得政治上完全自治的新机会。
湘西在区域自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有四个独特条件：第一，直到20世纪，政治上统治湘西的体系始终是地方武装势力，现代化的清末新军从来没有进驻过湘西。因此当民国初年全国转入军阀割据时，湘西早已自成一个军事体系，没有别人敢来插足竞争。其次，从战略地位上说，镇这个早已站稳脚跟的行政中心，恰巧并不位于湘西的经济核心地带，而是远离交通大道的山区。
第三，镇在丧失了国家和省的粮饷后，却能用新的经济财源加以弥补，即贵州的鸦片，用船运到沅水下游各地时，湘西可以从中抽税。由汉苗两族组成的镇人，长期以来是东方来的殖民者所觊觎的目标，现在却转而在经济上占了上风。第四，由于他们和旧的军事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清朝并没有对旧体制加以革新，于是镇人的子子孙孙和门生故吏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新的地方权贵。
湘西的军队是18世纪最初30年间组建起来的。当时清朝官员把最后没有归顺的苗寨头人加以撤换，设置了三个厅，每个厅都归道管辖。三个厅被称为镇、乾州、永绥。其中永绥后来证明不易镇守，就把厅治移到茶峒，每个厅都由正规绿营军镇守。也就是后来沈从文写的中篇小说《边城》里出现的那个茶峒。
1795～1806年苗民叛乱以后，清朝派遣绿营军7800人到三厅来驻守，还带管其他两个山区的县。绿营军有一半驻扎在镇，归一个总兵统领，受湘西提督节制。湘西提督府不设在长沙而设在湘西的辰州，临近这片难于驾驭的地区，提督又受北边武昌的湖广总督节制，不受湘西巡抚管辖。这样一来，从军事上看，湘西与湖北的关系倒比同湖南的关系更为密切。
1849年，即太平军起义前夕，湖南全省的53个营官军中，除了五个营外，全都驻扎在雪峰山以西各县，镇就驻了35个营。清朝末年改革军制，废除全国绿营军，另组新军，可是军制改革还未推及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民军推翻。因此，跟北方的联系切断以后，镇守镇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后，镇镇守使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
上面这段历史还不包括绿营军的另一种部队屯田军，屯田军也可上溯到19世纪早期。虽然屯田军归长沙的湘西巡抚节制，但他们像正规军一样，到了1911年还没有被裁撤。其原因是，这些部队长期集中驻在镇，处于道尹的管辖下，当地戍卒豪强很容易把这批戍卒屯丁划归地方，一方面也因为屯田部队兵丁早就在屯田安置中同湘西土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片国家的屯垦农场面积超过十万亩，大多由戍丁屯垦或租给当地人种植，收取租税贴补军用。
虽然这批屯垦军队主力是8000汉人组成，然而屯田军整体在承平时期看起来很像一个汉苗共同体，因为有5000苗民屯田士兵由苗族官佐统领。这些苗民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戍守的碉堡，住自己的营垒。实际上他们就是当地的太上皇。因为苗族军官可以审案，收税，在五个边区县境内有警察，使这个地区变成部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没有规定土司们的权力可以世袭，但显然他们已变成当地世代沿袭不衰的统治集团。民国初年（1912年）的一次大整编中，许多屯田的部队已编入正规军，可这个屯田部队本身早已形成一个公众的企业，拥有田地，给官兵发饷，仍然是一个苗民自治的社会。苗族军官官衔原是清朝颁授的，按理应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取消，实际上直到1935年国民党的军队势力到达湘西时，苗人的军衔始终沿用不改。紓紞矠在沈从文看来，这个汉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在他的家乡扎下根基，牢牢地庇护着这一股融合汉人与苗民、刀剑与铧犁、城市与农村的古色古香的社会。1936年湘西的自治状态才宣告终结，然后便是长达15年之久的内部混乱，使沈从文能把湘西风物写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
【注释】
⑨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２６４～２６６、４６０～４６３页。湘西的苗族在文化、语言上本来就说不上纯正统一。许多清朝的方志都表明，苗族是从贵州各个地区移居到湘西。这种迁徙从清代一直延续到１９世纪，因而湘西苗族就经历了一个文化上互相同化的过程。见凌纯声、芮逸夫《湘南苗族调查报告》（１９４７年，上海版）１２～１５页。引进汉族文化也许算是苗族的最大的同化力量。
关于土家或土人的民族本体是有争议的。土家人说的土语（中国有些傣族也说所谓土话）据说属于藏缅语系，跟彝族（倮倮族）的语言一样。要知道在１９５７年将湘西苗族自治州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之前，土家还未定为民族。历史证明，土家人的后裔不管现在散居在任何地方，他们在湘西历史、地区宗教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沈从文对土家族就是这样评价的，见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３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湘西其他种族，见莱巴尔等《东南亚大陆的种族》、德博克莱尔《东南亚部族文化》、埃伯哈德《华南华东的地方文化》。上述这些著作都没有提到土家；只有盛襄子的论文里可能提到过，但用的名称是“土苗”。
⑩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６页。又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３０～３２页、１１３～１１５页，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是根据湘西苗民传说，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沈和我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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