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人与巫蛊》之一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蛊的传说由来已久。在众多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中，放蛊者大都是苗人。从武侠小说到电影电视，从正史、地方志到边地游记。

蛊到底是怎么回事？苗人是否会放蛊？2004年年初，在和导师潘蛟商讨硕士论文选题时，我们谈到了这些问题。在潘蛟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对这个有着神秘感的问题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并开始着手对此问题的研究。

虽然我是个苗人，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所知甚少。于是，我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石茂明博士，请他给我一些帮助。石先生建议我不要做这个题目。他也是一个苗人，知道其中困难很多，担心我应付不了。石茂明博士建议我做贵州省黔东南的旅游开发研究。因为黔东南的旅游开发与云南等地的旅游开发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会有新的成果。但是，我当时决心已定，我不可以轻易地就这么放弃了。我谢绝了石茂明先生的建议，继续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从石茂明先生那里，我得到了李德芳的文章。遗憾的是文章只有上半部分，但是从题目《蛊的存在意义及其族属的商榷》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开始的准备工作都是放在文字资料的收集上。通过一番努力，终于收集了不少的文字材料。在阅读了这些材料之后，我得出初步的认识——多数材料上讲述的放蛊事实是不可信的，其中很多内容有相互传抄的嫌疑。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巫蛊不过是某种汉人的类似鬼怪的传说，与苗人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不可能是一种释放毒物的技术。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猜测。我需要弄清楚苗人社会里的相关情况。

2004年7月初至9月中旬，我做了田野调查。贵州省凯里市大风洞乡双江村、黄平县重安镇榔木和谷陇镇加巴是这个短期调查的主要调查地点。

我认为研究苗人的巫蛊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对巫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巫术想象在建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权力关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对苗人巫蛊的研究,有助于澄清问题，避免没有证据的想象和猜测。对于苗人社会中的巫蛊信仰背后存在的妒忌、社会排斥和利益冲突的说明，有助于揭示巫蛊谣言希望构建和改变的社会权力关系。

就现实需要而言，此项研究至少有如下意义：

首先，此研究有助于增加人们对巫蛊谣言的认识。人类学并不是摇椅上的学术，它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不管其服务对象和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怎样，人类学对我们增加对他乡社会现象的认识功不可没。我希望本文能增加人们对巫蛊谣言的认识。

其次，此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巫蛊及其类似内容误解和偏激想象，更加理智或则更加宽容地对待他人，而不是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对于我的很多被指认为有蛊苗族同胞来说这更为重要，他们遭受到太多的不公正的待遇。由于“巫蛊”问题在苗人社会里隐蔽存在，它又不能公开谈论，更说不上争辩，不幸被想象和谣言中伤的人们有苦说不出。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应当有人为他们说话。如果本文能帮助我的苗族同胞更好地认识苗人社会里的巫蛊问题的本质，那么将无疑是本文最大的成功。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尽管中国历史上关于巫蛊的记载众多，然而长期没有专门的研究。对蛊进行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开始的，而且有西方学术的影响。

巫蛊问题真正引起国内学术关注是抗战时期，由于大量汉人迁移到西南地区，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内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陈国钧在《苗族的放蛊》一文记述了与古籍资料相似的苗人防蛊的传说和防治之法。作者记述到许多汉人坚信苗人会放蛊，但是作者认为传言中不可思议的地方很多，所谓的“中蛊”可能是由于不卫生条件下的偶然中毒。陈国钧注意到汉人因为和苗人太隔阂又欺凌他们，因而惧怕苗人用蛊毒报复。作者没有与苗人交谈过。陈国钧开启了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此后，李植人在《社会研究》第23期的《苗族放蛊的故事》。李植人通过对放蛊故事分析认为“蛊”的可能是人们对自然疾病的解释。作者指出长期轻视苗夷的观念存在，使得汉人故意夸张形容，将蛊传为一种苗族奇闻。李植人认为所谓苗人放“蛊”只是一种迷信。二者后来都收入了文通书局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它们都指出所谓苗人放蛊是汉人社会的迷信或传闻，而中蛊可能是人们对不卫生的条件所造成的一些疾病的解释。另外，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明确地表明苗人的态度和观念。

1960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刊发了李卉的《说蛊毒与巫术》一文。由于两岸分割，作者只能从历史文献的出发，以对文献资料的分析阐发了对巫蛊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一些汉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往患上寄生虫病，又目睹西南民族的毒药制作，并耳闻那里的黑巫术之风，以致他们将这三者牵扯到一起，变成了书籍文字多有记载的巫蛊传说。李卉认为对西南少数民族使用毒药和黑巫术的恐惧，使得蛊被用以解释汉人遭受的寄生虫病。李卉认为所谓的巫蛊是对黑巫术的特定想象。

黛曼（Norma Diamond）在1988年指出由于苗人与汉人间在宗教实践、婚姻、家庭组织或者生态等方面不可调和的文化的不同造成了汉族对苗族的怪异想象。也就是说，巫蛊是汉人针对苗人的一种谣言和想象。显然，黛曼深化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1]

但是，也有认为苗人的放蛊有可能存在。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报告了巫蛊传说和一个巫蛊案件，没有什么分析。当年协助二人调查的石启贵在后来编著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巫蛊辟谬”一节对凌纯声、芮逸夫作了批评。他认为由于苗人过于迷信，人们相信巫蛊谣言并对巫蛊感到恐惧。他指出，“今者社会，众口云云，该以愚多智少，寡不胜众，以故便成一人传虚，百人传是。”[2]石启贵先生注意巫蛊谣言的传播在形成巫蛊信仰中发挥的作用。

张紫晨在《中国巫术》一书，高国藩在《中国巫术史》一书，邓启耀在《中国巫蛊考察》一书，袁定基在《论放蛊和防蛊治蛊习俗》一文中，都将巫蛊看成是一种巫术。其中，高国藩注意到“蛊道巫术”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变化。而邓启耀实际上看到了巫蛊的想象性，即它仅仅是一种信仰——或则说是迷信，它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并形成社会内部的分隔。但是，由于他没有将巫术与巫蛊区分开来。因而不能摆脱巫术理论的影响。

詹鄞鑫在《心智的误区》一书、黄世杰在《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一书中相信巫蛊是一种实在的巫术技术。但是，除了收集许多神奇的传说之外，他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巫蛊确实是一种具体的、有形的巫术技术实践。容志毅在《南方巫蛊习俗述略》一文中也持类似观点。他相信是由于北方的畜蛊者大量流放到南方地区，所以到隋唐以后，巫蛊便主要在江南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容志毅认为明清以后医药的进步使得南方的放蛊和防蛊习俗获得了微妙的平衡。

谭新民在《贵州文史丛刊》中发有《“放蛊”真相略考》一文。作者认为蛊是古代奴隶主用毒虫残害奴隶的酷刑，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放蛊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所为，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人们传说苗人放蛊一是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二是由于文化落后，医疗条件差。一些人进入苗族地区“水土”不服，听信谣言，胡思乱想。

1996年翁乃群针对Diamond Norma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卷上发表了一篇《蛊，性和社会性别》。他以我国西南纳日人的调查为基础，指出“杜”（蛊）信仰的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自身。他描绘了纳日人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杜”的信仰，仔细分析了这种信仰所造成的社会结果以及“杜”指控与纳日认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

对于苗人社会中巫蛊信仰存在的原因，一些学者也作出探索。陆群、谭必友在《湘西苗族巫蛊信仰生成之剖析》中认为苗族巫蛊信仰生成是恶劣的环境下疾病流行，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将疾病原因归为巫蛊。由于在一些方面与众不同，一些妇女被诬为蛊妇。吕养正在《苗疆巫蛊蠡探》一文中认为放蛊术是一种恋爱巫术，是熟悉毒药的妇女在父权取代母系制后争取权力的结果。蛊妇则是在男性巫师价值确立以后，从女巫类别中退化出来的奇异形象。统治阶级的利用造成了巫蛊信仰的泛滥。麻勇斌从巫师职业与两性关系角度作有《苗族神性妇女研究》，他认为是职业竞争造成了谣言的产生和维持。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区分了巫术与巫蛊的不同。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巫蛊是一种信仰的存在，而不是真实的术类的存在。这种信仰又与巫术信仰有紧密的关系，纠缠在一起，因而常常造成人们的误解。二者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所以本文首先进行了巫术和巫蛊的区分。

其次，本文通过梳理部分历史文献展现出巫蛊观念的一些变化轨迹。今天我们熟悉的巫蛊观念是受到古代志怪文学的影响，由对他者的奇异想象开始，经过谣言传播，形成一种令人恐惧的信仰。各个时期的巫蛊想象既有传承的一面，也有该时期自己的特点。

最后，本文受到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谣言理论的启示，认为谣言是巫蛊信仰存在的重要基础。谣言本身是重要的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当谣言以类似神话传说的方式出现，并形成传统，它的往往不被人们置疑，而被视作某种真实的东西。反击谣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它变成一种信仰流传后，要清除它的危害是不容易的。由于巫蛊谣言暗合人们的某种想象和心里需要，这种信仰一直长期存在。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利用。由于涉及蛊的文献资料繁杂，因而对于文献资料的时间顺序和内在联系，本文一直比较注意。本文力图避免一些研究中对后世说法证明前世说法的滥用。

对于苗人社会的情况的描述来源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结合。田野调查往往能够获得一些当地人的观念和认识，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来源。在苗人传统社会，人们对巫蛊问题的看法也存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少数人简单的表述很接近问题的本质。

TAG: 苗蛊 苗人与巫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