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文
桃江
我们看古时,
哪个生最早?
哪个算最老?
他来把天开,
他不把地造,
造山生野菜,
造水生浮漂,
造林生蚱蜢,
造井生刚蝌,
造狗来撵山,
造鸡来报晓,
造牛来拉犁,
造田来种稻,
才生下你我,
做活养老小?
----《苗族古歌·开天辟地》
岩寨
我从榕江乘车往凯里方向走，途经料里、平永、塔石、永乐等著名苗疆村寨，翻越风景如诗如画的开屯坳，来到了一个叫桃江的小小乡场，当时乡场正逢赶集，只见身着艳丽服装的短裙苗妇女在街上来回奔走，我满心欢喜，决定下车在这小小乡场住上一宿。
我有心在这个叫桃江的地方逗留已非一日了。这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一个心愿。那时茜子在榕江古州镇工作，而我在省城贵阳谋生，因为爱情我们年复一年地在榕江至凯里的这条山道上往返奔波，那时的农公车没有像现在这样豪华，公路也还没有铺上柏油，黄尘浩荡，灰烟滚滚，来来往往之间，我们的青春年华便也不知不觉被掩没了，同时被掩没的，也许还有我们对生活的一点渺茫而卑微的憧憬和向往。二十多年过去，我已不再记得当年我闷坐在这长长的汽车旅途之中的所思所想，唯有这窗外的山水风光依然优美亲切，山峰依然险峻雄伟，令人遐想和敬畏，再就是这沿途到站的地名依然不变，每逢一处都叫人倍感温馨和亲切。
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也还是不知道我的雷山之行的第一站，为何竟选择了桃江。坦白地说，在下车之前，除了这个地名是熟悉的外，我对桃江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它是短裙苗的聚居区，也不知道这儿还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的老家故乡。我是相当盲目地跳下车来的。我后来发现，我的整个夏天的雷山之旅都是盲目的。没有人告诉我哪儿有好看的风景或好玩的风俗，也没有人指引我一条相对成熟而便捷的旅行路线。但是，凭经验，我相信盲目的瞎闯将比有计划的行程更有收获。果然，在后来的整个夏天的雷山之旅中，我每天的收获都可以用“意外的巨大的”来形容。
桃江，我终于真实地走在它的土地上了。时间是2005年夏日里某一天的下午5时。晴。星期一。与我同时下车的还有我的爱人茜子和我的女儿贝童。我把她们随便安顿在路边的一家旅店之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爬上高坡拍照片，此时夕阳西下，山头阳光柔和美丽无比。我沿一条简易的还未最后修通的公路往坡上走，来到一个叫岩寨的苗寨，惊回首，只见山下梯田层层，稻秧青翠，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再回看远处的桃江乡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条小街，却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的现代文明的气象和特征。至少街道两边的建筑已不再是传统的木楼了，而代之以新型的磁砖和钢筋水泥；更有一条铺着黑色沥青的现代化公路穿越其间，车来车往，的确已很难立即感觉得到这地方的古老和传统。但是，一当步入岩寨，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刚走进村口，我就看到，路头有供行人休息的传统的木凳，山背后有高大茂密的风水树林，还有依山而建的吊脚木楼，古老的石板道，别致而艳丽的服饰，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劳作的身影……苗族传统文化的气息立即扑面而来。
我在村口的木凳上坐了一会儿，边坐边欣赏观望夕阳下的山坡和村寨，从我置身的角度了望对面莽莽的群山，我有无限的感慨。山对面是另外一处村寨，叫什么名不知道，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条大路从谷底蜿蜒盘旋直达村子，我猜想那大概是一条正在修建的乡村公路，还隐隐约约看到有人在大路上行走，甚至还比较清晰地听到他们的说话，但是，我猜想如果要走达对面山上的村子，起码也要花半天时间。以我多年在苗乡旅行的经验，我知道居住在这高高山岭上的村寨，一般都是苗族，许多年前我误以为苗族有一种独特的风水观，认为高山才是福地，而且登高可以望远，其村址选择暗含着一种独到的审美观念。及至后来我有机会研究过苗族的历史，并多次深入实地进行走访之后，我才知道，苗家住高山，其实多半是出于命运的不幸和无奈。就是说，那是弱势族群在惨遭强势族群无数次的欺凌、侮辱甚至实施种族灭绝后的被动选择的结果。
夕阳终于从山头坠落下去了，光线迅速暗淡下来，拍照已失去了光影的支持，我沿原路返回桃江。因知道了我的到来，雷山县政府派了办公室的小李来与桃江乡政府接洽，谋求合作和关照。当天晚上，文乡长设便宴请我吃饭--那的确是便宴，他们就在我下榻的小饭店里点了几个炒菜约我吃饭喝酒，我猜想那可能也是乡里唯一可以固定签单请客的地方--陪吃的还有一位办公室的杨主任，只是没想到，这位杨主任居然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而且说早年写过小说，发表过一些作品，并在若干年前十分痴迷地订阅《山花》杂志，说每期杂志一到，最想要看的就是我的作品，他至今仍对我早年的小说习作《好郎哥住在那遥远的地方》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样一种缘故，当天晚上我们的谈话和喝酒自然就十分的融洽和投机了。茜子和孩子吃完饭即上楼去休息，而我和文乡长、杨主任及小李却一边喝着淡淡的米酒，一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有关文学文化和苗族历史的天南海北。
“岩寨那么美，为什么不搞成旅游点？”我问。
“想搞，不通路，搞不起来。”他们说。
“不通路？可以走路嘛。”
“游客不爱走嘛，要是游客能走，我们桃江好看的寨子还多得很。”
“还有哪些寨子好看？”
“个个寨子都好看。”
“个个寨子都好看！”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回答，事实上也是我自己已知的答案。但文乡长和杨主任还是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掌窝、南脑、南八、年显、掌八、乌勇、掌雷、乌兑、花腊、桥兑等一些风情浓郁的苗寨，尤其是介绍到桥兑时，他们强调了这是目前全乡除乡政府所在地外唯一通车的村，是县国土局杨胜武局长的家乡。由此而引出了我后来的桥兑之行，因为他们说的杨胜武局长，正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当时我立即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一定要跟我的老同学回一趟他的老家。
因为说到杨胜武局长，文乡长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接过电话，表达了我的愿望，电话那头说，这事太简单了，没问题。回答得很干脆。
文乡长放下电话，立即给我敬酒，说是替我的老同学敬的，我当时已经非常有酒意了，但也只有一饮而尽。而后他们又打电话请来了乡人大的吴主席，与我一道在我下榻的饭店的客房里去聊天至深夜。在他们精彩的讲述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来旅途劳顿，二来不胜酒力，三来地方气候太凉爽了。那时窗外的天空夜阑深邃，星斗盈天，大地一片沉寂。
当阳光再次照耀桃江大地的时候，我和茜子已经早早爬到了岩寨的高坡上。我手执相机，守候在村口路头。我喜欢拍摄那些土著居民劳动的场景。就曾有人赞扬过我的照片，说最大的特点说是朴素而真实，对此我当然不想否认。事实上我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世界，自然与一般人群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包括摄影，人类学的摄影更倾向于“忠实的记录”，而不总是想要去捕捉“美丽的瞬间”。我就是怀揣“忠实记录”的观念守候在每一个生活的村庄和路口的，我很少让别人发现我是一个摄影者，我甚至没有让人察觉到自己是一位外来的游客。我头戴草帽，脚穿解放鞋，俨然一位当地土著。
太阳的光线由山头缓缓向山腰移动，天空也由暗谈渐渐变得透亮。路旁的南瓜花在静静开放，田里的稻秧在闪耀着露珠，而早起的燕子伫立在电线上，默默守望。云雾在山间缭绕，但也很快散去，最终让我看清了整个桃江的真实面目。这是一条深深的大峡谷，两边是险峻陡峭而让人望而生畏的山峰，谷底有一条小河，山头才是人家，从谷底到山头上的人家，直线距离大约在300米左右，我后来发现，雷山县内的苗寨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格局，即相当一部分苗寨是建在悬崖上的。岩寨正是这样，西边是悬崖绝壁，北边是山的尽头，南边是陡坡，只东边有一条小路可达乡场。
因为日前听文乡长和杨主任介绍过岩寨有不少制作民族工艺品的专业户和传统艺人，我和茜子决定去拜访一户专门制作苗族妇女头梳的工匠。我并不知道这工匠家住何处,随便问一村民,回说:“你们一直往那头走，走到只有一栋房子的地方就是了。”我和茜子于是穿过寨子，来到最西边的一个单家独院，果然远远地就听到了机器锯木的声音，一问，正是专做梳子的人家。主人姓余，名新荣，是一位十分和善的中年男人，他就在他楼下的工房里接待我们。他一边制作木梳，一边接受我们的访问。“生于哪能一年？54年。到今年53岁了。家里几口人？4口。我，我老婆，还有一个崽，一个姑娘。大的是崽，今年初中毕业，准备到凯里去读技校，小的是姑娘，还在读小说五年级。我从哪里学来的手艺？自学的，开始是去丹寨赶场,看人家妇女戴的梳子好看,就偷偷看,回来边想边学做,后来做成了,寨上又有两个人跟我学，现在他们两个中有一个死了,还有一个在外面打工,桃江乡地方就剩下我一个人做了。一天可以做几把?可以做20把。但我不是整天做,我是得空才做,还要做活路,种田。梳子好多钱一把?大的5块,小的4块,扣除成本,一把梳子可以赚2-3块钱,卖不起钱,因为别处也有人做,我做的只能在我们桃江地方卖,赶场天才卖,没得多少钱。”
余师傅是个天才。访问得知,他并没读过几天书,小学没有毕业.做木梳的手艺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先是全部用手工制作,后来改为半机械化制作,而所有机械全部是他自行设计和组装的。我后来发现,在苗疆腹地,像这样的能工巧匠并不少见。
我担心余师傅的手艺会失传，问他：“你儿子想不想学你的手艺？”
“不想。”他说。回答得十分干脆。
“为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现在只想出外面去打工赚钱，一点都看不起我们这些活路。”
事实上，这样的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
太阳越升越高了，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余师傅的活路，便向他告辞，寻小路返回桃江乡。茜子临走时买了他一把梳子作纪念，余师傅说；“收你们的钱，不好意思。”我说：“不客气，你的梳子做得很好。”
我和茜子不想原路返回，便沿小路顺坡而下，来到公路边。此时，太阳已经跃出山顶老高了，几近于中天，山坡上到处是忙忙碌碌的短裙苗民。从我的长焦镜头里看过去，逆光中劳作者的身影十分美丽迷人，而远处的桃江乡，则像一幅山水国画，朦胧而动人。
桥兑
我的大学同学杨胜武如约前来桃江与我相会。我们在桃江匆匆吃过一顿午饭后，即刻驱车前往他的家乡桥兑--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村子。
他特意从别的单位借来了一辆北京吉普。开车的是他的一位也在县里工作的堂弟。
像是老天爷特别安排和照顾似的，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就是说，空气的透明度特别高，正是那种让摄影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天气。
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格外强调这天的天气，一是这一天的天气的晴朗程度确为我整个夏日里少见，可以说是我出门以来见到的最适合摄影的一天，二是此前我刚从南边的从江过来，在那里我因不堪忍受一位贵阳游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侮辱，而与其争执打斗，已将我的三角架打烂；而失去了三角架的支持，我就特别在意天气的帮忙--因为此时我只能靠手持相机了。
这一天的桥兑之旅真可堪称神奇之旅。除了天气的帮忙外，似乎一切都有如神助，就是说，我希望看到的风景这一天似乎都看到了。在去桥兑之前，我对这村寨毫无概念，我只是听文乡长和杨主任介绍说，桥兑山高坡陡，行路艰难，由此，我想象的桥兑大概也不外是岩寨的另一个版本罢了，及至真正踏上了去桥兑的旅途，我才发现，一路的山水风光远比我想象的要险得多，也美得多。
从桃江出发，我们乘车往永乐方向走上一小段路，车子便从一条新修的泥土公路处拐弯进去，爬坡，拐弯，再爬坡，再拐弯，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置身于危险之中，因为公路越来越陡峭，也越来越狭小，而外侧却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我开始上路时还兴致勃勃地和开车的小杨说话，不久我就把嘴巴紧紧关上了。小杨的车显然也开得并不轻松，他开得极慢，还时不时走下车去搬动和捡拾路上的石头。他的堂兄杨胜武一路聊起修这条路的艰难，说没有钱，老百姓修了一半就不想修了，他们多次回家来动员，劝说乡亲们挖公路，现在好歹算是挖通了，但路还很不像个样子，说不知道该去哪能里搞点钱来再修好一点，修宽一点。他们又回忆起了当年不通路时从这险峻陡峭的山崖上走出去读书求学时的情景，说那时真是苦不堪言，但不读书又别无出路，只好顶着头皮去读，其艰辛程度已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当他们这样聊起来的时候，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杨胜武同学当年在大学里读书的情形，他那时是个很好学也很勤奋的学生，为人纯朴友善，生活艰苦朴素，话语不多，近乎木讷，但极聪明，他多才多艺，喜欢打篮球，能吹一曲好芦笙，每逢我班的文娱活动，由他领袖跳起的芦笙舞总是能成为我班最出采的节目。
“你现在还吹芦笙不胜武？”我问。
“没时间吹了。”他回答说，语气中透出几分无奈，又略带些伤感。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都步入了中年，两鬓亦霜白了。
“你是你们桥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吗？”
“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都是本村或本乡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也是。
“正是有了武哥他们作为榜样，我们后来这些人才肯读书咯。”他堂弟补充说。
“当时有没有想过退学不读的事？”
“想过，不过还算幸运，我最终还是考上了大学。”
知识改变命运。被改变命运的当然又不止他一个。由于他的命运的改变，最终导致了整个村庄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改变。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实际上折射出一个时代变迁的历史轨迹。我从一则史料上看到，正是这个桥兑村，在清末民初，当政府分配给他们一些外出读书的名额时，他们都是请别处的汉人来帮他们完成这个指标的。两相比较，的确让人感慨万千。
胜武同学母亲在早年亡故，父亲也在前几年去世，三个妹妹也出嫁了，他在桥兑的老家实际上已没有亲人。但他还是经常回来看望故里的乡亲。他是整个村寨的骄傲，
车子在一处山坳上停下来。胜武走出车子，朝对面山坡水田边的一处牛棚大声呼喊，不久就传来回应声，胜武给我解释说，他的一个堂兄在那牛棚里做活路，他邀他一起回家。
“他去吗？”我问。
“去。”
车子又缓缓上路，在另一处山坳里等候，我和茜子下车来拍照，天高云淡，景色无边，令人陶醉。我不停地按动快门，同时口中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胜武的堂兄很快追了上来，他还带来了一群孩子，我们一起挤在吉普车里，共8个人，车子刚刚爬上另一个山坳口，我赶紧提出要下车走路，胜武以为我怕死，说没有事没有事，我们经常坐10多个人。我说我不是怕这个，而是看到了寨子，还有美丽的山峦和梯田。我叫他们先坐车回家去搞饭，弄伙食，我和茜子慢慢走路下去，边走边拍，胜武同意我的建议，他立即给堂弟和堂兄作了些吩咐，然后也下车陪我和茜子步行。
我们沿公路往山坡下走，一路可见绿油油的稻秧和绵延的山峰，以及远处的木楼村寨 ，在阳光下组合成一幅幅奇妙的构图。我一遍又一遍地惊叹着，欣喜若狂。此时的我，虽失去了一付三脚架，但似乎早已忘记了日前的不快，只管忘我地拍摄。镜头里是一个纯美的人文世界，一个安详和平的苗家村落，仿佛远离着人间一切的纷争和烦恼。而明亮的阳光和纯净的空气，则可以让我在手持相机的情况下，也能把光圈打得很小，以保证有足够的景深。
不知什么时候，胜武的堂兄从一处水田里走出来，手里竟然提着一袋活蹦乱跳的田鱼，他加入我们的队伍，与我们一同慢慢沿公路走下山坡，来到了古老的桥兑村。因为我们的到来，村寨早已喧闹起来了。胜武一路上与人打招呼，我和茜子只管拍照，因为处处是景，我们拍不胜拍。茜子不停地感慨，说这村寨实在太漂亮，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寨子漂亮的？我说不知道呀，胜武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家乡如此美丽，也从未有人向我推介过桥兑村，因为文乡长他们介绍说这是唯一通路的村，我是图方便才决定来这村的。当然，我之所以决定要来这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近距离观察短裙苗人的日常生活，而与胜武回家，即可非常方便自然地实现这个目标。
此时，夕阳西坠，我和茜子已真切地坐在桥兑村短裙苗一户人家的廊檐上了。廊外是一片结满果实的梨子树林。这是胜武的一个堂叔家，因为胜武的故居已没有人居住，他便以此为家。按短裙苗风俗，凡到家的人，必须吃一顿饭才能算是真正到家，所以一当我们到来，胜武的堂叔立即生火为我们做饭做菜，要宴请我们。胜武说，伙食已安排在村支书家，那既是他的另一位堂兄，也是少年时代的同学，他早年没能考上大学，后来去当了几年兵，退伍后曾在乡政府鬼混了几年，后来却不知为什么辞职回家了。胜武从县城里带来了一些猪肉和啤酒，已提前交给开车的堂弟拿到支书家，于是胜武告诉堂叔说，我们要在支书家吃饭，你也去。堂叔说，那边要去，这边也吃一点。他立即油煎了一条活鱼，叫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只好随便吃了几口，然后赶往支书家。果然，支书家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宴。我们落座后，大伙一齐举起了酒碗。这是真正其乐融融的一顿晚餐，所有的人都为人们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最后的夕阳依然在屋外的田野上徘徊。这又不能不令我心动。在酒过三巡之后，我终于按捺不住要跑出去照相的冲动。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景色，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有时一次错过，就是终生错过。所以当我向他们提出要去照相时，他们也并不强烈地反对。当然，胜武的解释起了很大的作用。胜武对他们说，教授就是这样的，教授对酒没有兴趣，对光线很有兴趣。他们笑了起来。在笑声中，我和茜子再次返身走进村寨，走进洒满金色夕阳的田野。
直到光线完全变暗，再也不能支持我手持的相机了，我和茜子才从田间地头走回来，在村口的吉普车边等候胜武他们的到来。那时天空尚有余霞漂浮，而月亮已开始升了上来，山影朦胧，寨子里灯火点点。从山上收工回来的村民们总是热情地用苗语跟我们打招呼，见我们听不懂苗语，又改用汉语邀请我们跟随他们去家吃饭。茜子感叹说：“这地方的人真纯朴。”我说：“苗家地方都这样。”茜子说：“侗家也这样。”我说：“少数民族都这样。”
胜武大醉而归。支书和一些村民把他送到村口。我们与村民挥手告别，打马回城。胜武的意思是要把我们一家直接送回雷山县城去住，但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想在桃江再住上一夜。茜子也是这个意见。茜子说，桃江太美了，不住真是太可惜。胜武只好依了我们。
抵达桃江后，我本打算洗脸洗脚就上床休息了，没想到胜武却又去安排一桌酒菜，叫我们一家下楼吃饭。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嘛，谁还能吃得了嘛。胜武说，我知道你们没吃饱，来来来，老同学，喝几杯。
结果那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喝到后来简直是刹不住车了。因为那米酒太甜，太好喝，连平时滴酒不沾的茜子也忍不住喝了两杯。我们边喝边聊起地方的文化和历史，直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