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文
这一天我们按原计划要去走访另一个叫格头的苗寨。因为有一截路通班车，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起来赶到方祥街上等班车。乡下的班车很不准时，我们从6：30等到8：30，共等了两个小时才开车。不过还好，路上总算还顺利。车出方祥，经雀鸟，到达格头坡头后下车走路，往一条深谷里走，路程并不算很远，10华里的样子。但坡度大，又因昨夜下过大雨，路滑难行，所以走得辛苦一些。
但格头寨不错，风景秀丽，环境幽雅，有一种在别处苗寨不常见到的天生丽质。走到村口，我叫王站长和小李先行进村去安排伙食，同时在方便的情况下请村干安排几个漂亮一点的姑娘来照相。说老实话，我很少干这种事，按我的本性，我只喜欢随意行走，然后顺其自然，自然而然，但是，我发现，如果不是刻意安排，我根本看不到这一带苗族妇女的盛装，而我知道，这一带已属长裙苗世居的地域了，她们的衣着与短裙苗大为不同，她们的色彩更鲜艳，银饰更华丽，我当然很想见识，同时也希望能给她们拍照留念，所以特意做了这样一次“安排”。
大雾依然在山头徘徊，但天空已有晴和气象，不一会太阳果然破雾而出了，热辣辣地照耀着大地。我和茜子一直顺着大路走，边走边捕捉各种生活镜头。走到村寨中间，发现全村以木皮当瓦覆盖木楼的房屋占绝大多数，同时发现村中安装按收卫星电视的“天锅”也有不少，而且寨内道路宽敞，环境清洁。打听后得知，原来路是由县旅游局和民族局资助修整的，卫生则由村人轮流值日打扫。看来县政府的意思，是想充分利用格头村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旅游，打造成雷山新的旅游品牌。
这样的发展思路当然无疑是正确的。在我看来，整个雷山县就是一个山之王国，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皆是陡坡山地，发展其他产业没有任何优势，唯有这山是全部的依靠和指盼。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雷山的产业发展只能在这山上做文章，而山的文章怎么做，当然一在多种经营，二在旅游开发。这一点，现在早已成为了整个雷山县上上下下一致的共识，如今雷山县无论是党委政府，还是民间百姓，几乎全部都一心一意扑在这山上，做足做活山的文章。格头虽僻在深山，却也因此受益良多。道路和卫生环境的改善便是明证之一。
格头村人显然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旅游宣传意识。村民首先不再害怕和逃避镜头，而且在被拍照的过程中还有着相当自觉的表演欲望，几个中年妇女主动闻讯前来请求拍照，她们虽不着盛装，但也令我十分感动。随后身着盛装的姑娘也出来了，不仅任随我安排布置，而且还主动给我提出不少拍照和选景建议。由此可见她们对于旅游和旅游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熟悉和适应。
尤其使我欣喜的是，这几位身着盛装的姑娘个个都长得蛮不错，都颇为上镜。因为在此前的行程中，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几个上镜的姑娘，原因就是外出打工者太多，而绝大多数皆为村里的年轻人。
我给姑娘们照完相，村支书就过来喊去吃午饭了。支书姓杨，名正荣，念过中学，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精明能干又不失苗族与生俱来的朴实本份，他把伙食安排在村里专门负责接待外来游客的另一位村民家，那村民也姓杨，刚一落座，就立即要与茜子认本家兄妹。茜子很高兴，一再赞美格头地方漂亮。
“漂亮吗？”支书问。
“漂亮。的确漂亮。”我和茜子真诚地说。
“搞旅游搞不搞得起来？”
“搞得起来。这只是迟早的问题。”我说。
“人家来看什么？玩什么？”
“看山，看水，看人。”
“山水各可以，人都出去打工完了。”
“去了多少？”
“我们村有128户，540人，出去打工的110人，不包括崽，就是说，我们村有1/5的人在外面打工。”
“你旅游搞起来，他们会回来的。”
“那可能。”支书一脸笑容，十分亲切。“但现在没有人做活路。”
“做什么活路？”
“修路啊，我们想修公路，想搞集体事情，就找不到人了。
大伙抬起了酒碗。又说到了保护区的事。他们显然对现行的管理制度十分不满，说是国家只要他们保护，又不给他们任何补贴，很不合理。
“我们地方山多，没有田，粮食不够吃，以往可以砍几根木头卖，换几斤大米，现在不准砍了，也不准打猎了，我们吃什么？”
“保护区培养了两个管护员，负责监督我们，他们有工资，我跟他们讲，你拿那两个管护员的工资送我买油盐，我负责你保护得好。你送我点钱买煤烧火，我保证不砍一棵树子。他们不听，现在有人偷偷砍树子，他们来找我的麻烦，来罚我的款，好不合理的。”
酒是一碗又一碗往下喝，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正说话间，天上又响起了炸雷，接着很快又下起雨来了。
“潘教授，你看，这就是雷公山的气候，说变就变。”小李说。
“是啊，真奇怪，刚才还是晴天大太阳，怎么突然就下起雨来了呢？”我和茜子都纳闷地说。不过，因为有了昨晚的见识，我们对今天突然到来的雷阵雨也感觉不太吃惊了。
雷声渐小之后，我们出门上路，打道回府。可是刚一爬山，雨又大起来了。我们虽然每人都撑了一把雨伞，但还是很快被淋湿。我紧紧抱住摄影包，任凭雨水将全身浇透。
爬到公路边，天又转晴了。山间浓雾翻卷，壮美迷人。
当我们乘班车返回到方祥的时候，方祥四周的村寨已是夕阳冉冉，炊烟袅袅。尽管当时已经十分困倦了，我还是坚持着在方祥街上走走，看看，同时谋划第二天去雷公坪的事情。小李负责去买新鞋，备干粮，请挑夫，我则到街边购买当地苗歌的VCD光碟。
为了更好了解方祥这片土地的历史，当晚我挑灯夜读，再次复习一遍张秀眉起义的有关史料。事实上在若干年前，我就已经关注到张秀眉了，那时候我还在贵阳某科研所谋职，当时接触过的史书，有《苗族简史》、《苗疆闻见录》、《平黔纪略》、《咸同贵州军事史》、《张秀眉之歌》之类。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用小说形式写一部《张秀眉传》，然而总是不能如愿。此时身边带去的一本小书，是由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在1960年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二十七集，内容为张秀眉起义史料、传说和歌谣专集，书不厚，只174页，然而越看我越难以入眠。
综合有关张秀眉起义的史料与传说，我大致得知他起来的过程是：
1855年3月15日，贵州台拱厅（现台江县）抱效板凳寨下寨贫苦农民张秀眉因不堪清廷官府残酷剥削、压迫和民族歧视，率领苗民起义，当日即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台拱厅城，一路进攻清江厅（今剑河县），另一路攻打黄平。
先期，起义军气贯长虹，势如破竹，连连取得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义军连破台拱、清江、丹江、镇远、下江、都江、铜仁、八寨，松桃、印江、思南、石阡、玉屏、清溪、思州、凯里、施秉、都匀等城，几乎占领和控制了整个黔南、黔东南和铜仁地区。然后在接下来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整个这一片苗疆地方进入了历史上罕有的高度自治状态，在歌谣的唱叙中，苗族人民把这段时光形容为苗族有史以来难得的“好年成”。
1862年6月，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大渡河遭清军全歼，太平军由此走向彻底灭亡，清军转而集中兵力大举进剿张秀眉义军，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同年9月1日，张秀眉的侗族同盟军领袖姜应芳在天柱被擒牺牲，张秀眉的义军从此由进攻阶段转入防守阶段。
在此后的几年里，张秀眉与清军的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双方互夺城池，各有胜负，清军略占上峰。
1869年3月26日，张秀眉取得黄飘大捷，但未能扭转整个战争形势。
1871年后，清军逐渐收复了黔东南大多数城池，将张秀眉义军包围在雷公山一带，张秀眉大势已去。
1872年3月22日，张秀眉集中全部兵力在乌鸦坡与清军决战，其手下将领大部分战死，只有张秀眉、杨大六和百余义军逃脱，但仍被封锁于雷公山附近，4月6日被清军诱出生擒，解往长沙杀害，起义宣告失败。
张秀眉从起事到失败，前后历时18年。这是我所知道的苗族历史上斗争的时间最长，取得的胜利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起义。直到今天，雷公山地区不仅还残留着大量有关的战斗遗址和古迹，而且还在继续传唱着关于英雄的颂歌。
张秀眉起义失败至今已整整过去133年了，人民至今仍在怀念他。在苗疆，只要一提起张秀眉，无论是上层的知识分子，还是下层的普通百姓，人们都会很自豪和骄傲地说：“秀眉公，我们的英雄。”
传说张秀眉被捕后，被押过他的家乡台拱厅，当地人都纷纷跑去看他，对着他的囚车悲哭不止。人们唱道：
捉到你呀，哥哥！
你去不久就转来吧？
你去了呀，哥哥，
喊呀喊不应，
哪天才回来？
所有后来传唱《张秀眉之歌》的苗家后代歌手，唱到这几句时，没有人不落泪，没有人不呜咽，没有人不伤心欲绝。
比之于那些痛不欲生的苗家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张秀眉本人却表现得十分的坚强和乐观，他对前来送别他的人们唱道：
好哥哥，好弟弟，
好姐姐，好妹妹，
有活快去做，
有花快去绣，
这世我去了，
下世又转来，
转来和大家，
把官兵杀绝。
得坡来栽树，
得田种庄稼，
子孙像鱼崽，
快乐赛官家。
说老实话，我自恃自己也是个有泪不轻弹的男人，但每次读《张秀眉之歌》读到这几句，我的鼻子都会酸得控制不住。
张秀眉为什么要起义？他为什么成为英雄？人们为什么如此思念他？缅怀他？
历史学家们后来总结说，张秀眉发动苗民起义的背景，一是汉族地主疯狂掠夺苗民土地，使本来土地就十分紧张的广大苗民被迫破产，流离失所，生活难以为继；二是地方官吏在清王朝内外交困（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连年巨额赔款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的背景下加强了对苗民的搜括和勒索，导致苗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激化。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广泛重视，或已经注意到了但却没有提及，那就是由来已久的民族歧视。
历史以来，统治阶级很少把苗人当人看待。这一点，我们只须翻翻历代史籍里记载的数不胜数的歧视性语言和侮辱性事件就知道了。史诗里也唱道：“惨死罗！惨死罗！/年轻人被绑走，/牲口被拉走，/房屋田土被占去，/年老的气死了，/姑娘们被糟蹋了……”苗族学者唐千文在论述到张秀眉起义的目标时说：“1732年，清朝调动六省清军残酷镇压、屠杀黔东南被征而不服的‘苗疆’，共烧毁我苗寨1224寨，杀害无辜革民30多万人，抢走13600多妇女儿童流放他乡为奴。这次镇压，使我‘苗疆’人口减少‘十之七八’。但清王朝还害怕仅剩下的‘十之一二’的苗人进行反抗，于是在‘苗疆’派大量正规绿营兵，仅在古州、台拱、清江、八寨、上江、丹江、下江七厅就驻军13000多名，设二镇、三协、二营及一百多处司、汛、塘层层军事指挥机构。常驻‘苗疆’清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隔离、封锁、镇压苗族人民，在‘苗疆’作威作福，动不动就到各苗寨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平时‘一应劳苦力役之事，皆出于苗，稍不如意，恶言骂之，棍棒打之！’而守卫‘苗疆’各交通路口的清军官兵‘看守出入要路，凡苗民负货经过者，多低价强买，稍不从命，即殴辱拴锁，苗民怕其威势，常弃货担而逃’。在1732年那次差点达到‘种族灭绝’的对苗族人民残酷屠杀后，除了在‘苗疆’驻正规军13000余名、驻汛兵几千名外，又借口‘逆苗绝产’太多，要设‘屯军’领种。于是从外地清军中抽出现役军人携带家属到‘苗疆’占领苗族人民好田好土。当时清朝共在‘苗疆’安设屯军9500多户，每户屯军占领苗人上等田6亩、中等田8亩，下等田10亩，加上水田附近好山好土一并占领……这9000多户屯军，共设100多个屯堡，每个屯堡设百户、总旗、小旗三级组织，武器配备每户腰刀一口，每个屯堡另配梭标42根，火枪60支，乌机炮二位，除常备火药、铅弹外，每年另加火药2斤，铅弹3斤，用以随时镇压苗族人民。这些屯堡，都砌堡墙，安堡门，不准苗人通过，把苗人隔离起来。而这些屯军平时都‘素以欺压苗民为快’。”
除此之外，历代统治阶级包括汉人地主都歧视苗族的语言和服饰，一次又一次采取横蛮措施强迫苗民改装，因而“常常发生‘挑裙子’的侮辱行为”（费孝通语）。因此之故，苗族社会中流传这样的谚语；“石头不能当枕头，官家不能做朋友。”
张秀眉起义的直接诱因，正是源于一次清官兵对苗民的侮辱事件。当时台拱苗民因连年天灾人祸，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已不具备，但仍被官府要求加收因镇压太平军而必交的赋税，为此，黄平知州杨承照专门来台拱‘查办’，台拱苗民已本已怨声载道，派三个代表前往官府请求免除新增赋税，但他们的请求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还在官府的利刀威胁下写下纳税保证书，杨承照威胁三个苗民说；“如不纳税，先诛汝三人，随后调军剿灭尔类。”三个苗民代表的屈辱经历激起了广大苗民无比的义愤，第二天就有几千名苗胞愤怒冲入台拱城内，寻杀杨承照。杨承照逃回镇远，但扬言要‘“举十万大团，灭苗清产”，于是苗胞奔走相告，说，官府要来杀我们了，“岂能束手以待？”不如反了！张秀眉见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率众起义。
那一年，张秀眉已经32岁了，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年龄。
18年后，张秀眉起义失败被俘，他已经是一位50岁的老人。
史料记载张秀眉在长沙就义时，清军是以“点天灯”的方式来处死他的，就是在他头上挖一个洞，然后注入桐油点灯，活活折磨致死。他的另一位大将杨大六则被施以坐火铜马（即让人坐在铜马上，再给铜马加热，使人烫死）极刑。这既表明了统治者的残暴，同时再次证实了他们确有“以羞辱苗民为快事”的罪恶事实。
但统治者羞辱的只是他们的肉体而已，而无法羞辱他们的灵魂。
史籍里记载说，苗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他们片面强调和夸大了苗民富于反抗的性格，却遮蔽了造反背后的血腥和苦难以及被逼上梁山的真实历史。
苗民为什么“喜欢”造反？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最重。他们又因何造反？因为他们没有家园。
历史以来，苗族一直是一个被驱逐和被追赶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迫迁徙的民族，史学界普遍认定苗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迁徙。第一次发生在远古时代，经尧、舜、禹三代的反复“征伐”，而被迫迁于“三危”；第二次发生在西周到战国时期，由于西周对“荆蛮”的多次用兵和楚国势力的扩大，苗族先民再次被迫离开江湖平原，迁入武陵、五溪地区；第三次发生在秦、汉至唐、宋时期，由于民族战争及人口压力等多方面原因，苗族再次向西南方向迁徙，散居于今云、贵、川及桂、滇一带；第四次发生在元、明、清时期，苗民继续由武陵地区向云贵高原及东南半岛迁移，有些跨越国境，到了东南亚各国；第五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战争及民族迫害又使大批苗民流离失所，变成国际难民，从而向欧美及澳大利亚各国迁移。古歌里说：“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实在是既形象又写实。
所以无论是张秀眉，还是历代起义的苗民，他们起来反抗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争取拥有一小块土地而已。“得田种庄稼，得坡来种树”，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而这梦想在他们打倒了官兵之后是暂时实现了的。苗族诗人唐春芳在咏唱英雄张秀眉时说：“但看苗疆，万里晴空。无一官兵，再来逞凶。家家乐业，户户物丰。过年过节，走亲访朋。芦笙悠悠，铜鼓咚咚。苗族人民，其乐融融。”应该说，这样的生活追求实在是太卑微了。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生活理想在历史上却从来未得以最终实现。
为了实现这小小的理想和愿望，张秀眉苦苦奋斗了18年。苗家人也苦苦挣扎了数千年。
雷公坪，张秀眉义军的根据地，也是他最后退守的大本营。明天我就要去瞻仰和拜望了，叫我心中怎么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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