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好个名
名声响得很，
像一座皇宫，
有龙睡山岭，
官兵千年来不到，
官兵万年来不了。
龙到哪里去了？
龙王出世了。
龙王是陈学渊，
龙王是侯教之，
龙王是该往，
他们来商量，
要把官家打，
赶走方你的嘎来，
让大家有干净地方。
官家追过来，
放火烧西江，
红光满天亮，
邻寨都遭殃。
讲起那时候，
我们真悲伤。
——《苗族古歌·龙王出世》
西江
我们从羊排寨后山的堰沟上走下坡来，看到山谷间一片开阔平坝上稻田如织如锦，山坡两边木楼缘山而建，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王站长说：“西江到了，这就是西江。”
我心中大为惊异。因为在我以往的进入西江的方式中，从未有过从西江后山进入的经历。而且说实话，过去我虽然多次来过西江，但还不曾来过这后山，这一次的进入方式，既使我感觉意外和惊奇，也使我感觉到新鲜而别致。我明白此时我又走在西江的土地上了。我满心欢喜，漫步下山，然而沿着一条新修的水泥便道走出村寨，来到位于坡脚田坝边的西江民族招待所。
“你什么时候来过西江，潘教授？”王站长问。
“什么时候？”我被王站长突然的提问弄得有些不知所措。稍稍迟疑，我说，“我经常来的。”
“经常来？”
“对，经常来。”
“来干什么？”
“来干什么？”对这样的问题我自然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以前嘛，是来玩，后来嘛，也是来玩。”
王站长可能以为我不耐烦回答他的问题，便不再问。但事实上我的回答是认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有机缘来西江做客，与西江人一道吃鼓藏，过苗年，后来又有多次机会陪朋友来旅游过，最近的一次旅游，是2004年夏天陪北京大学的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一家人来西江游玩，每一次虽说都是来去匆匆，但反反复复的到来，也自恃是对西江有些熟悉了。
没料到王站长比我更为熟悉。他从水利学校毕业出来后，先在西江镇水利站工作，一艟褪鞘嗄辏改昵安乓蚬ぷ餍枰魍较橄纭Ｒ虼怂蛔呓鹘稚希筒煌５赜肴舜蛘泻簦酱δ苡龅绞烊恕?/SPAN>“像回家一样。”他说。
当天晚上我们夜宿西江民族招待所，镇政府备便宴招待。我因这一天的旅程太长太辛苦，已疲惫得无心于酒席，潦草吃过两碗饭后回房倒床即睡。王站长却一如平常，继续与昔日同事斗酒行乐，直到深夜方归。
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上山拍照，他继续跟随。
我们由平寨出羊排下东引，转了很大一个圈子。
“你以前来过？潘教授。”王站长的疑问依然没有释怀。
“是的，来过。”我淡淡地说。
我想我对于生活，也一样相当的疲惫了，所以平时十分的不情愿去回忆往事。但当生活与命运的安排，让我不得不回忆的时候，我对于青春时代的见识和经历，能记起来的，便似乎也只有伤痛而已。
那时候，我对生活太过好奇，性格也过于执拗而倔犟，近乎偏执狂，凡事总喜欢率性而为，但头脑里其实空空荡荡，又无知又迷茫。只凭了一副年轻而健康的身体四处漂泊，四处瞎闯，生活完全没有目的。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成长的时光流逝，所有生活的印迹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了无痕迹。所以西江于我似乎有如梦游一般，仿佛来过，又不曾来过。
我们从平寨街上岔小路上羊排，我已不记得二十年前这条街是什么样子了，也不再记得那小巷原先的模样，但眼前的街景是美丽而繁华的，街道宽阔，商店林立，新修的水泥便道干净而便捷，房屋也新修了好多，而且似乎都是按一种相当普遍存在的时髦的旅游文化街道来设计和建造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还有经过刻意装饰了的“美人靠”廊檐，看上去土洋结合，古今贯通，使人深深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西江在苗语里叫“Dlib jangl”，旧时译作“仙祥”或“鸡讲”。传说古代这里曾是一片林海，河沿是沼泽地，早年因苗族“Dlib”氏族人构寅、构卯兄弟到此开荒种田，繁衍人口，其他地方苗族遂将这一大田坝地方称作“Dlib jangl”，意即“Dlib”（西）氏族的田坝。“仙祥”、“鸡讲”，以及后来的“西江”均由此得名。清雍正以前，西江属“生苗”地界，史籍鲜有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建“新疆六厅”后，设丹江厅鸡讲司，正式将此地纳入国家管辖之中。民国5年（1916年），西江籍官员董光伯、侯兴华等人共同提议将原“鸡讲”易名为“西江”，沿袭至今。
今日的西江苗寨由平寨、东引、也通、羊排、也薅、南贵、乌嘎等八个自然寨组成，合成一个连成一片的巨大村寨，人家超过1000户，人口4000多人，故素来有“千户苗寨”之称，据称这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
一千余户的木楼人家，缘山而建，层层铺排达于山顶，那气象的确非同一般，西江也因此而十分有名。当然有名的还远不止于此，更在于它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我早年来西江浪游，听到人们讲述过很多西江的传说，十分神奇。
传说西江人是上古时期“三苗”国的遗民，其始祖为蚩尤，时到今日，仍有老人能背诵从蚩尤到当代的历代祖先世系表。苗族本无姓，但有名，在世系里是父子连名，如“蚩尤”的儿子叫“傍尤”，“傍尤”的儿子叫“立傍”，“立傍”的儿子叫“树立”，“树立”的儿子叫“水树”……如此类推，直至当代，共280代传人，经历了约5000多年的历史。
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依赖任何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的情况下，居然如此完整而清晰地传承到今，实在让人惊异，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恰恰又是苗族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那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无文字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和集体记忆。他们的祖先世系表是这样，他们长达数千行的古歌和史诗也是这样，包括一切生活技能和耕作制度，莫不是靠着口传身授而代代相传的。
传说西江人从前不用西历，也不用汉族农历，而有自己的历法，叫苗历，至今过节时仍沿用苗历。他们以十月为岁首，每逢十月即过苗年。而十二年轮回举行一次“吃鼓藏”的活动。
二十年前，他们的这些古老而传统的节日我都曾亲自参与过，场面的确至为壮观。苗家人过节有两大特点，一是特别舍得吃，二是特别舍得欢乐。按说一个以农耕为业的山地民族，其经济总量实在有限，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须十分节制才是，但是，很奇怪，在节日期间，苗家似乎是从来都不吝啬吃和欢乐的，他们打粑粑，杀猪宰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吹芦笙，唱歌跳舞，倾其所有和所能与各方来客狂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所燃放的鞭炮，——家家比响，户户比多，实在是“奢侈”得不像话。而上千户人家的同时燃放，则使整个山谷浓烟弥漫，遮天蔽日，连人的呼吸都感觉困难。我那时为凑热闹，也曾燃放过一万响，这数字应该说超过了我全部童年所燃放鞭炮的总和。
苗家人的性格是很开朗的，无论命运是如何的不济，现实是多么的严峻，生活是多么的艰难，他们依然很善于苦中作乐。
传说西江是出美女的地方，是有名的“美人窝”。这一点当然也早已得到了证实。一个地方出产某种特殊产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茅台镇出产茅台酒，景德镇出产景德磁，同样的工艺，在别处却不能复制，其间的道理是很难说清楚的。西江出产美女，与人们常说的陕西“米脂的婆姨”相类，那也是一方水土润育的结果。从青年时代起，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黔东南山地浪游，几乎走遍了黔东南主要的乡镇，比较起来，西江的女子的确是十分出众的，这一点应该名不虚传。我觉得西江女子之所以有口皆碑，获得普遍的赞誉，原因有二：一是得益于山水养育的天生丽质，二是善于作后天修饰。这也是为后来诸多的民族学家们所普遍认同的一个结论。
我和王站长沿一条水泥路往羊排后山上走，迎面就遇上几个青年女子，虽然不施粉黛，也还不着盛装，但几个人齿白唇红，眉青目秀，的确有一种天生的美丽品质。
王站长打苗话邀她们照相，她们看看我，有些犹豫。王站长又告诉她们，最好是回家去穿新衣服来。我明白王站长所说的新衣服就是她们的盛装，就说：“没关系，这样穿也蛮好看的。”她们说，不好看，丑死了。于是她们走开了。
我后来得知，苗家人常常之所以不愿让客人拍照，并非出于什么复杂的原因，更不是由于对肖像权的顾虑，而是怕“丑”，怕把自己太随便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由此可见，苗家人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苗家姑娘无论怎样贫穷，她都会尽最大的能力打扮自己。在西江，当芦笙响起，姑娘们成群结队身着艳丽的盛装和繁杂沉重的银饰载歌载舞时，那些没有盛装和银饰的姑娘是很伤心和难过的。
从东引坡头往羊排寨看过来，西江的楼房层层叠叠，一幢挨着一幢，鳞次栉比，密檐重瓦，从观赏的角度讲是很好看的，但如此绵密的木楼建筑，就潜藏着巨大的火灾隐患。我查阅过史料，历史上西江被大火吞噬的次数可是不少，有些火灾是无意中造成的天灾，有些则是人为的灾难。
西江既然以寨容庞大和人口密集著称（民国时期西江区人口占全县人口的1/3），自然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每次用兵，西江的木楼人家都要遭受到火灾的伤害。早年的不用说了，老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大火有两次，一是民国31年（1942年）的西江农民暴动（史称“黔东事变”），国民党保安团为惩罚暴动农民而故意纵火焚烧西江寨，四五百户人家几乎全被烧光。二是“文革”期间的一次无意失火，东引寨300余户人家全被烧毁。
“西江最近十几年来好像没有发生过火灾吧王站长？”我问。
“还有噢。”王站长说：“大火灾没有，小火灾还是不少。2000年还失过一次火，是一个癫子烧的，把原来的老电影院都烧掉了。”
“那怎么办？”
“哪样怎么办？”
“那癫子。”
“没有办法嘛，癫子，杀他杀不得，关他也关不得，还不是放了他。我们这地方，最怕就是怕癫子和酒鬼。人喝醉酒了，也爱出事。”
太阳从云层破雾而出。阳光下的西江苗寨的确美丽而壮观，但如何保护和开发好这个古老的苗寨，的确是一个很大也很紧迫的课题。这里的保护，不仅是防火，还包括如何留住整个苗族文化传统。1998年，西江被列为全省重点历史文化名镇，2000年又被列为贵州省人民政府13个重点保护和开发的村镇。为此，贵州省规划局的专家们还专程来到西江，帮助西江镇政府对西江实施全面的规划。这些消息看似鼓舞人心，但以我多年行走的经验，我觉得那些规划也好，设计也罢，其实也同样潜在着危险，一些太过于冒昧的规划和设计方案的推出与实施，其对传统的破坏力往往比几次大的火灾还可怕。当然，我祝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在西江镇发生。
从东引坡下来，我们走的还是水泥便道。王站长说，这些便道的建设就是落实实施古镇文化保护措施的部分内容之一，是当地政府投资的，花了15万元人民币，实现了村寨内所有道路的硬化。
“下一步呢？下一步怎么搞？”我问。
“那我就不晓得了。”王站长说。
下一步西江将怎样发展？未来的西江又将是怎样的？我不得而知。带着疑问，也带着些许的忧虑和伤感，我和王站长走回平寨大街，我看到今日的西江大街模样大变，一切都更加的旅游化了，也更加的现代而舒适了。街上还行走着不少的外国游客，有人说，云南有丽江，贵州有西江。那么西江以后会不会成为丽江呢？会不会同样由于大批外国游客的涌入而出现一条新的“外国街”呢？
手机响了。小李从县城派车过来接我，车子已到达镇政府。我和王站长赶紧走拢过去。
我们要驱车前往的另一个苗寨控拜村，是一个有名的银匠村，多年来，村人几乎全部靠加工银饰谋生。我久闻此村大名，故而特别安排日程专门前往走访。
车子出西江后沿河而走，拐两个大湾经干荣到达开觉，再爬坡，往一带山岭上盘旋而行，不久就看到了两个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村寨，一个叫麻料，一个叫控拜。
“这两个寨子历史上以什么著名呢潘老？”茜子问道。
“我是从史料上看到的，说这地方以前是西江出台拱的要冲，强人多，土匪多，以前我还不知道控拜是有名的银匠村，我只晓得这个地名在史籍上出现的频率很高。”
“潘教授讲的确实是合（对）的，”小李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刚才经过的那地方，就叫杀人坳，以前是土匪专门杀人的地方，他们捉到人，就拿到这里来杀，现在讲起来都还蛮怕人的。”
我要说，我对控拜这个地名之所以耳熟能详，并非我对其情况真的十分熟悉，恰恰相反，控拜于我是十分陌生的，包括小李讲的土匪多的情况，我能够理解和想象，但并不知其详情。我之所以对像“控拜”、“咱刀”、“桥兑”这样的一些地名留有印象，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曾十分着迷于苗族文化的研究，而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反复看到这些地名的出现，久而久之，我也就有了印象。
后来回到雷山，我翻开《雷山县志》，才发现在第四章《战事》中，有这样一节，题目就叫“控稗之战”：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清副将寿长、参将哈尚德随巡抚张广泗进驻苗疆，安屯设堡，沿挂丁左、右山而进，初一日破格细等三寨 ，初二日破朗利等寨，初三日破交蒿等寨，初四日进兵控稗（今控拜），清将见山头土城绵亘数里，城内人马熙攘，枪炮矢石密布，即下令进攻，抢占土城。军民在其首领枉枉、枉洞、枉保指挥下，与清军激战。终因力量悬殊，民军失利，有147人战死，跌岩、滚坡死的百姓甚多。子母炮、铜鞭炮、鸟枪、盾甲等武器尽皆损失，牛羊等损失无数。初六日清军进攻鸡讲等七寨，枉汪、枉保被俘，唯枉洞（即生羊）逃脱，其妻遭清军杀害。
“张秀眉的义军当时也在这一带活动吧？”茜子问。
“当然，”我说。“不仅活动，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他的大本营，因为这里已经是雷山县的最北边了，已经挨着台江县边界了，张秀眉是台江人，因而这带可以说是他最稳固的根据地。”
“哦，你这样一讲，我也有点清楚了潘教授，”小李说，“这一带我以前没走过，现在我对这一带的地理和文化清楚多了。”
我们走进控拜村。竟在村支书家意外发现雷山县原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姜宏芳也在此采风，大为惊喜。姜宏芳是雷山县苗学研究会的秘书长，也是当地知名的苗学专家，年前我即与他相识，对他的学问及为人都十分敬仰，本来上雷公坪时我就有意邀他同行，但小李说他年纪大了，恐怕不方便，我才没有喊上他。不料却在这偏僻的乡野遇上了他。
“姜老师你好！”
“潘教授你好！”
我们握手欢庆这意外的相遇。屋子里坐着七八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录古歌吗？”我问。“没有，”姜宏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