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文
伍略老师走了。我们文学园中的一棵大树倒下了。这是我们苗族文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学界的损失。我夹在他生前的众多亲友之中，在贵阳景云山殡仪馆里最后一次目送伍略老师的时候，我握着他的夫人罗星芳老师的手，眼眶里禁不住盈满了泪花。
伍略老师2006年3月27日离开我们。那天晚上，我在网上巡游。电话铃响起，女儿接过来，是我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苗青先生。他用与平常异样而悲沉的语调说，伍略没了，是今天下午走的，与黔东南的几位朋友打了电话，都没有联系上，请你把噩耗转告他们……那时候，夜空无边无际的黑。我抬起双眼从窗花望出去，时间久久地凝滞了。天哪，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关上了电脑，迟缓而颤抖地打开一个卷宗，一件件地翻阅着伍略先生多年以来给我的信件，一张慈祥的面容，在我的眼前文弱地绽开来，那个语腔缓慢而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老人，仿佛还在我们的面前缓缓地展开他的讲演似的，一幕幕的情境又清晰地在我的记忆中回放。当夜色走向深处的时候，我控制着心灵深处的悲伤给文扬打电话，文扬立即接起了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了。语调悲沉。之后，又与达忠打电话，与克俭打电话，与文明打电话……空气在悲痛中凝结在一起。
我认识伍略老师，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的。1980年代初期，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我在一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里攻读中文专业，开始关注起文坛上的一些掌故来。也不知道是从哪位学长那里，第一次听到伍略老师的名字。那时候，伍略老师还远在北京，在《民族文学》编辑部任编辑。后来，我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蓝皮的书来，那是一本小说集，书名叫《山林恋》，著者正是伍略老师。我立刻把那本书买下了，兴冲冲地来到宿舍里捧读的时候，被书中那些动人的故事和人物深深地撅住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绿色的箭囊》，过来好长的时光，我来到一个边远的小镇任中学语文教员的时候，我还记忆犹新，曾经在教室里向我的子弟们讲述那个跨越时空的故事，几十颗小小的心灵久久地沉浸在伍略老师的故事里，以幼稚的想象能力，在小说的世界中遨游……从此，伍略这个名字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我的子弟们心中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一次见到伍略老师，是很久以后了。1992年春末，我去贵阳出席一次会议。启程的前一天夜晚，我伏在火炉上把我的短篇小说《钟声悠扬》誊写完毕，第二天，我带着小说的手稿前往贵阳，来到伍略老师的家。我惴惴地敲开伍略老师家的门的时候，一位慈祥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迎接了我。那位老人正是伍略老师。那天，我在伍略老师家的时间不长，与伍略老师并没有说很多话，但我记得我们谈到了家乡，谈到了苗族和苗族文学。他接过我的小说《钟声悠扬》的手稿，放在他的案几上，我就从他家走出来了。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接到了伍略老师的一封信，信里说，我的小说将编发在1992年《民族文学》第11期头条，其中还夹寄了责任编辑雪燕老师关于编发《钟声悠扬》的信的复印件。我兴奋得无以复加，一遍遍地阅读着伍略老师刚劲的文字和雪燕老师隽美的文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一个青年作者殷切的期望和真挚的关爱之情。自此，我和伍略老师频繁地书信往还。他的每一封信，对于居住在边远小城里的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如今，我抚摸着那些信件，阅读那一行行先生亲手写下的文字，仿佛先生还坐在我的面前对我进行谆谆教诲，禁不住眼泪潸然。
伍略老师为人为文，都极其认真。我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私人交往中。他不是那种出色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他的许多话语都源自于实际，所以，常常使人听后难以忘却。他在讲话里，通常引用一个典故，或者一个民间传说，之后引伸于现实，博大精深而入情入理。我在许多文学研讨会上，或是在许多次我们促膝相谈中，都听到过他那些平和温婉的语气，观点明朗而态度谦和，叫人心服口服。伍略老师为人为文的认真，尤其表现在他对稿件的态度上，无论是他自己的文稿，还是帮助青年作者看稿，他总是一丝不苟，包括错别字的纠正和标点符号的圈点，他都不厌其烦。对于一句文言文的引用，或者一段典故的出处，他总是反复的校核，有时候还要翻阅多种版本。当两个版本不一致的时候，他总是犹疑良久，再三推敲，直到彻底弄清。有一次，大约是2001年底吧，他写一篇随笔《“百官皆阉”与“一票反对”》，用文稿纸誊写好后寄给我，在随寄的信中说是叫我帮他打印出来。他说，他身边的青年对于古文不太了解，再说他们也不太仔细，常常打出差错。我打后寄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回信说：你打印的稿子真是一流水平！后来他又为我的朋友欧阳克俭的诗集写序《逝者如斯夫》，文中引用了许多文言文。先生又将稿件工工整整地誊写，邮寄过来了。信中说：有好多字，我身边的青年打不出的，你再帮我打一次，最后一次。我打下来了，并且把电子版发在网络上，但有几个字，我也打不出来。可伍略老师非常满意。现在，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帮助伍略老师打印文稿了，就像他仿佛在信中有预见一般，真是最后一次了。我每想到这些的时候，心中一阵阵灼痛！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是在关注自己的荣誉，而是把目光投放于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从他们的漫长历史中，观察他们如何坎坷艰难地走过来，从他们的生存状态中，洞悉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从他们创造下来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中，预示和展望他们举步前行的方向。伍略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作家，在他的创作生涯里，总是把他的热情倾注于自己的民族，甚至整个人类。1993年秋天，他从贵阳来到我生活的小城进行中篇小说《虎年失踪》的创作。我为他定下了一间清静的房子。每每创作疲倦了，走出小屋，可遥望着清水江缓缓地奔流，遥望着远处鲜红的柿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整整一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到小屋里去看望他两次。我们在清静的小屋里，谈论着创作的甘苦，谈论着自己的民族，谈论着人类的艰难困苦……有一天，小城的郊区有一座苗寨开展斗牛比赛活动，我早早地踏进伍略老师客居的小屋，把消息告诉先生。先生立即表示，我们必须去观看。他说，这是一个农耕民族啊，这个民族对牛有太深的感情，我们必须去看！我们没有乘坐车辆。我们走在乡间的小公路上，来到那座坐落在清水江畔的苗寨，坐在一堆木头堆上，遥望着青山绿水。说不清是什么缘由，我们谈论了沈从文先生。伍略老师自言自语地说：是呀，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典范，一个有心人啊！那时候，我立即感到，是呀，伍先生正是和沈先生一样，也是一个有心人啊！
我和伍略老师在谈论苗族的时候，谈论到了我们的民族英雄李洪基。他说，等我的《虎年失踪》脱稿了，我们去造访李洪基的故乡。后来他的《虎年失踪》脱稿的时候，贵阳的几次三番的电话把他召回了。去造访李洪基故乡的计划一直成了他的梦想。在那一个月里，在他的督促之下，我写下了散文《月亮寨的传说》，后来发表在《山花》1993年第12期上。先生回贵阳这后，把一个月之中，对于小城的印记写出一篇美文《清江小城》，后来也发表在《山花》文学杂志上。
也许由于疏懒的缘故，在伍略老师最后的日子里，我整整半年没有与先生联系了。我和先生最后的一次通联，是先生的来信，说是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涿鹿大战》，希望能够把苗族在剑河久脸苗寨的分迁遗址用图片记录下来寄给他，让他更清晰地了解苗族分迁背景。我一时不能奔赴久脸，在回信中寄上分迁遗址的叙述文字。他很高兴，回信说那些文字对他很有帮助，但还是想看看遗址的图片。但我一直没有再去久脸那个地方，他想看看那个分迁遗址的想法也成了他的一个梦想。至今想来，我太任性了。我为什么不专程去走一下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把那个分迁遗址用相机拍下来邮寄给先生呢？
现在，伍略老师走了。我说什么都多余了。伍略老师的远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这些遗憾，我们是无法补救了。最近几天，我又一次清理那些陈旧的文件，在书橱里发现了一本书《流向远方的水》，那本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的著作，却是伍略老师多年以前转赠于我。我想，伍略老师就是一脉流向远方的水，他和他的文字将永远滋润着他的民族，滋润着我们人类。
2006年4月14日于剑河
著名苗族作家伍略（左）与青年作家杨村（右）在研究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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