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刚送一个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出门，突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年轻的声音：“K，最近好吗？”我一下就听出是卓不群的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卓不群是我的同事，去年我们一起被分配到我现在所在的公司，两个月前，也就是我们告别学生时代一周年之际，他给总经理留下一纸辞呈，不辞而别了。
卓不群走得干脆利落，没有半点的拖泥带水，倏忽一下就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了，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和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也毫不知情。同事们到处寻找这个胆敢不上班的狂妄的家伙，我担心他小子夜里用黄汤将自己灌醉了，或许正躺在哪条阴沟里睡大觉，于是跑到常常去的那片林子大喊大叫他的尊名，找遍每一条沟沟壑壑，然而一无所获。后来，我沮丧地回到住所，在他的房间里的桌子上发现了他那几乎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狂妄无比的“辞呈”：
辞呈
尊敬的总经理先生：
本想在此说声“I＇msorry”的，但我的行动证明任何抱歉的话都是多余的，我不想回答为什么，也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工作态度以及事业责任心之类的问题，我唯一要说的是：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那些不平等的合同、我的那些人事档案，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成为束缚我自由脚步的桎梏，那些东西都给你们吧，如果你们自认为抓住了一个把柄的话！我套用拜伦的话呈上：不是我不够好，不配留下来；就是这里不够好不配我留下来！
卓不群
2004年6月15日
当我将这份辞呈交到总经理办公室时的情形你可想而知，那猪头猪脑的总经理还没来得及看完，就扭曲着一张可怕的脸将辞呈揉成一团，一把摔在办公桌上，那只愤怒的手顺势将桌上的茶杯碰掉地上，发出尖锐而恐怖的声音。总经理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滚他妈的蛋！”就不再理我。我觉得他在骂我，我显得相当尴尬，灰溜溜地滚出了总经理办公室。
由于没有什么事需要忙，我和卓不群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现在广州，无业游民。我问他干嘛不找工作，是不是工作难找？他大笑着说，我现在可工作怕了，趁身上还有几个子儿，先过一段神仙日子再说。我对卓不群是很了解的，大学时不读教科书、不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不读党义，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心里想的也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有一次，他一边笑得像鬼叫地拿着王朔的一本小说伸到我面前，说，你看你看，这个村支书妈的真牛逼：“当里个当，当里个当，让我先入你那个裆，你再加入我这个党。”王朔在书里讲一个北方的流氓村支书向要求进步积极入党的女青年要挟的事，狗日的真不是东西。卓不群就是这样，这家伙跟王朔一样不正经。一天嚷着自由啊自由的，现在倒好，工作没了，了无牵挂，自由到家了。卓不群本名卓飞，他认为父母给的这个名字很让他没有个性，于是他将“卓尔不群”的“尔”字砍掉，据为己用。
他身材颀长，有些偏瘦，一头短发恰倒好处地铺在顶上，笔直高挺的鼻子上方架着一副黑框窄长的树脂眼镜，显得清秀、文弱。穿着简单而随意，一双运动鞋、一件白色圆领T恤、一条牛仔裤或短裤，成了他整个夏天的里装束。他话语不多，朋友极少，一双眯缝着的眼睛不经意间时常流露出某种自负和不屑来。
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在公司岗前培训上，那时公司团部组织的女同志让非团员的同学举手，当时就我和他举了手。那台上的老大姐代表党亲切地询问我们这样的好青年怎不要求进步，加入组织呢？看来那个组织代表完全把“进步”直接等同于加入组织了，似乎“党员”或“团员”就是优秀青年的代名词。照此逻辑，我们两个就是不思进取的不良青年了。卓不群大概对此非常不满，顶了一句：“为什么要加入呢？”引得组织代表尴尬了一会。
后来，我进了财务科，他进了机械室。我们同住在两室一厅的单身宿舍里。他的房间里摆满了书，平日没事，把门一关，就是“家天下”。正好我也不幸染上好读书这一恶习，真是臭味相投两书痴。我发现他的书基本上是些文学书籍，比如卜易生的戏剧、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牛犊顶橡树》、歌德的《浮士德》、笛福的《荡妇法兰德斯自传》、《莎士比亚全集》等等，基本上找不到一本相关专业书。他说，那些教科书，毕业前就当废纸卖了，剩下的舍不得卖掉，也舍不得仍掉，就带回来。我问，都看过吗？都看过，他说。我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别无其他爱好，不抽烟，不打麻将，也不玩女人，每个月发了工资，就从书店里抱一大堆书回来。我觉得他在自讨苦吃，显得太闷了，干嘛不谈谈恋爱呢？他透过五百度的近视眼镜向我投来嘲弄的一瞥：“你相信爱情吗？如果你不信，何必去浪费时呢！”但他并不是那种只会读死书的人，他是能把死书读活的人，我认为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他是个很理性的人，但我觉得他某些方面过于极端，或者说死认理。他常对我说他这个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坐过牢，一旦坐了牢，他不是强奸犯，不是纵火犯，不是杀人犯，肯定只可能是政治犯。他读过“坐牢作家”李敖的大作，对李敖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之为偶像。但李敖不是随便谁都能学的，至少我觉得卓不群不能，李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圆滑一点做人。比如我，我没有入党并不是我不想而是人家不让我通过，同样，我没有当官并不是我不想当官而是在别人眼里我还不具备这个资格。我觉得我够圆滑了，我虽然没有在总经理面前厚颜无耻地拍马屁，但至少我那卑微的笑容总是挂在脸上的。至于爱情，自从我的第一任女朋友离开我的怀抱之后，我就开始不相信了。人生行乐须及时，我就是这样。
卓不群是个不太受约束的人，似乎规矩是为别人而设的，惟独他可以例外。上班迟到他不在话下，开会开溜他不在话下，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一次会上，总经理谈到公司纪律问题，严肃批评了卓不群，他二话不说，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了出去，留给大家一脸的惊愕。他太孩子气了，我毋宁把他看作一个任性的不懂事的大孩子，尽管我们年龄相仿。他仿佛不知道怎么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没有学会一点的人情世故，他那诗人的气质使他显得敏感、脆弱、冲动、极端，因此他常常感到痛苦，感到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为敌。
他常常跑来对我说，他呆不下去了，他觉得周围的人们令他感到憎恶。他说，我感到工作对我毫无意义了，仿佛生命的意义只在于无休止的忙碌，你看得出，我现在书也不看了，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在网上消磨时间和睡觉，没了理想，没了激情，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俗人！我建议他跟我一起去打麻将，交朋友，或者上酒吧泡妞；总之去能释放自我的任何地方，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快快乐乐地活着。俗有什么不好呢？你瞧，本公子大俗人一个，开心就行，上帝耶酥不俗，可他老人家可够惨啊！
然而有些人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我如此循循善诱，卓不群始终没能从自我的泥潭里超脱出来。他不断与周围的一切发生摩擦和冲突。他和机械室的工长吵了起来。那段时间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谁肚子里都一窝火，看不顺眼，就恶语相向。再加上卓不群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就算老总他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区区一工长！他诅咒道：“他妈的逼，一群老巫婆！变态工作狂，老子还年轻，想把老子玩完是不，狗日的！”他显得情绪激动，不可自抑。在我看来，问题主要在于他一开始就没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他太自我中心化，再加上一颗花岗岩一样顽固的脑袋，使得他处处不讨好。我的人生信条是：是生活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生活。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可能在这个世界找到幸福。否则，你得到的只有痛苦。我们卑微地活在世上，我们不是征服者，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可偏偏有人不信，妄想改变一切，妄想坚持自我。多么天真啊！耶酥告诉我们，当人打我们的右脸时，我们就把左脸伸过去。可是，你怎么能一拳打掉对方的牙齿呢？宽容一点，随和一点，现实一点，我们就发觉：世界是美好的。我们何必抱怨生活呢？又有什么资格怨天尤人呢？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这样在大地上生生不息。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梦幻，畅饮这人生的美酒吧！
卓不群无时不刻不在思量着离开这个地方。有一天，他神经兮兮地对我说，他准备去应聘记者，《南国早报》，明天就走。我只当他一时心血来潮，一个学通信专业的干什么不好非得做那劳什子记者呢。第二天，他果然背了个简单的行囊，只身登上了开往南宁的列车。三天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一会说南宁那鸟地方真他妈的燥热，一会说南宁骑自行车的比乘公交车的人还多，一会又说南宁的女人比非洲的黑寡妇还要难看。一问到应聘结果如何，他那得意劲就来了，竟放狂言道：“此乃囊中之物，唾手可得之！”在我面前不禁一番添油加醋地吹嘘起来。然而，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南国早报》社仍然没有任何佳音带给我们未来的记者，它大概忘了这件重要的事。卓不群不禁有些愤愤不平，和自古以来所有“怀才不遇”的才子一样，大发了一通牢骚。
有一次，卓不群问我：“K兄，以你高见。你认为我这个人宜于从事哪类职业？”
我故作沉思状，笑道：“依我愚见，你和苏东坡先生一样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满腹牢骚，首先不宜当作家。固然你对李敖先生景仰非常，想必一做文章即指天划地，骂东骂西，禀承李氏风骨，争做李门走狗。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代不同了，李敖那套吃不香了。况且他李敖为防后顾之忧，早将前三名垄断，你即便写得再好，也不过拾人牙慧，坐在第四把交椅上。你写的那些东西用来自我意淫一下也罢了，若搬弄出来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何况你小子籍籍无名，想出人头地，难于上青天。现在的作家，来几段清风明月，写几篇无关痛痒的马屁文章，再跟各路刊物主编们称兄道弟，稿费呼啦啦就从天上掉下来。可是你又自作清高，一副天下皆浊唯我独清的神气，不肯顺应时势潮流。因此，作家一途，此路不通啊！”
我像一个饱历人世沧桑的老夫子一边大摇其头一边忍不住心里偷偷地笑。卓不群显得神色沮丧，居然为我的一派胡言所动了。一脸不甘地说：“我虽不敢自喻千里马，但也算得上一匹百里驹，我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识货的人！”
“哎，”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卓不群啊卓不群，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古时候王阳明在街上散步，看见满街都是圣人；后来李敖在街上散步，他看见满街都是混蛋、王八蛋；现在你跑上街去，你看见的混蛋、王八蛋的数目肯定比李敖看到的多。为什么？因为时代越前进，混蛋王八蛋就越多。你若不信，上街随便抓个人问问，肯定没人说你不是王八蛋。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真正的伯乐都作古了，现代的伯乐都由那些混蛋王八蛋来冒充。你怎能期望一个混蛋来相一匹千里马百里驹呢？以前欧阳修遇到苏轼，他说：我应该退休了，让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欧阳修毕竟是个识货的人，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苏轼是个人才；可现代的伯乐们，恨不得一脚踩死你呢！”
我这样信口开河地夸夸其谈，俨如博古通今的大师，神态未免有些夸张。卓不群看我那神气活现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我接着说：
“鉴于你好想东想西，造物主又赐予你一副愁眉苦脸，一天到晚痛苦不堪。有三种职业倒是适合你，其一是哲学家，如叔本华；其二是音乐家，如贝多芬；其三是雕塑家，如米开朗其罗。”
当然，以上的话我们不过当茶余饭后的笑料而置之一笑。我们都是很迂酸的人，自以为读了几本闲书，就忍不住卖弄一番。
对于一个性情乖僻的人，人们往往敬而远之，没有人愿意和一个怪人交朋友，即使两个怪人之间，也未必能友好相处。但我正好相反，我喜欢交朋友，我天生就具备擅长交友的素质，能友天下之友。我的朋友多得数也数不清，有时我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朝我笑笑：“嗨，K，你好啊！”我也朝之笑笑：“嗨，你也好啊！”但我却不知道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因为这种情况我见识多了，并且大家只是点点头、打声招呼而已，并不必坐下来侃上几个小时。我的朋友可谓囊括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政府官员，有银行职员，有戴盖帽的，有炸油条的，有作家、诗人、女教师、女护士、黑道人物、坐台小姐……我觉得交朋友是一种人生乐趣。圣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诚哉斯言！如你了解我这样明达的性情，你就能懂得我与卓不群之间的友情，我简直要说：“他是我兄弟！”
在我眼里，卓不群始终是个小弟弟，他总有一天会成熟的，他总有一天会像那回头是岸的浪子痛感“今是而昨非”，在生活的磨砺下他所有的锋芒终将消失殆尽。他像易卜生笔下的离家出走的娜拉一样，离开了我身边，至于他往后的命运如何，笔者和读者一样，只好耐心地等待着。我等着有一天他重新回到我的身边，靠在我的肩膀，尽情地淌下他的悔恨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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