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8日，是父亲节，那天的贵阳，天空格外明朗，火辣辣的太阳悬在天上，直直地射向大街小巷，街上的行人少了许多，大概是怕这闷热的夏季，都躲在家里去了，即便稀稀拉拉地看见几个出门的人，都是带着伞上路，不是因为逛商的欲望，恐怕他们都懒得上街了的，只剩下车来车往。父亲就是那天来的贵阳，事先我不知道那就是父亲节，父亲也不是来贵阳过节的。“我嘴里老是来血，我想来贵阳看看”，之前父亲就说过好多次这样的话。我说那您来啊，趁早来。“不是因为我一走，这家就没人管了吗”，父亲明显觉得我不耐烦了，但是，那天父亲终究是拿定了主意来了贵阳的。
一大早，父亲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已经上车。我怕他路上上当受骗，于是告诉他外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比不得乡下老家，路上小心为好。父亲老实巴交惯了，出门也很少，听我这一说，就又想不来了。我说也没什么，您不是认得几个字的么，认得字就不怕迷路的，父亲出门最怕迷路。记得那年我考上大学，家里商量着叫父亲送我去学校，父亲说：“哼，那大街小巷的，又长又宽，车辆又多，我怕迷路”，最后还是我自己去的学校。
从老家到贵阳，需要颠簸十来个小时才能到的，如果乘汽车过邻近的湖南靖州坐火车的话，倒是可以便宜一半以上的路费，在贵阳念书的时候，我都是采取这条路线来的贵阳，但坐火车耗费的时间和坐汽车差不多，而且没有座位，所以我还是叫父亲直接过老家县城天柱。父亲六点出门去等人家湖南的过路车（是路过老家唯一抵达天柱的客车），九点到天柱城，当日下午五点半才到贵阳。幸好是下午时分，贵阳的太阳刚好偏西，天空的闷热已经缓和了许多。
车到站后，父亲就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我，我告诉父亲就在体育馆汽车站等我几分钟，不要跑动。我第一眼看见父亲时，他正坐在体育馆门前的广场边，蓬松着花白的头发，用一张硬壳纸扇着风，可脸上的汗水依就顺着他满额折皱流个不停，嘴角边还有血迹，眼睛深凹了下去，父亲见了我笑了笑，而我却笑不起了，父亲的笑容已被他满脸的皱纹遮盖了去，教我分不清他脸上的纹哪一条是笑容，哪一条是皱纹，我只是凭借他的眼神，看见父亲是在笑。父亲对于自己的病，在老家那边找过了很多土医生，土医生没办法，只是告诉父亲他的病很有可能是肺部的问题。我说：“这来了贵阳，一定要医断了根再回去”。“哼，我还是赶紧随便检查了就回家去”，父亲说。我说这不都才到呢怎么又想着回家了。热死人，太热了，我宁愿我们那边的天气，父亲说。不过比起老家，贵阳的夏天确实闷热多了去，但这个有着“森林王国”之称的都市，就全国各大城市而言还是避暑的理想去处，就在今年刚刚获得了“避暑之都”的美誉。我把这些都说给了父亲听，父亲说还是老家好过，出门见山见树见风，在这里只见人见车见高楼大厦。在贵阳，看来父亲是待不下去了，我心里在想。
我把父亲带到河滨公园对面的一家招待所休息，一是因为隔着我的住处还远，二来父亲一路奔波劳累，要是想去散散心，消除点疲惫感，就可以就近到河滨公园去逛逛。走进招待所，父亲看了看挂在门上的标价，单间80元/间，标准间120元/间，我说我们住标准间吧，父亲马上接过话，“住单间，你睡我不睡，我看一晚电视”，我说那怎么行啊，住标准间。父亲一辈子都是这样节约，他从来就不舍得随便花了一分钱，他穿的衣裤，都是我们穿过了的，放在家里他舍不得丢，于是捡来自己穿。“你们也难啊，在外面也很不容易的，我这老骨头烂惯了，再烂圈一个晚上不会有问题的”父亲说。顿时，我只觉得鼻子酸酸的，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了。
我提着父亲带来的行李包，走进了招待所的房间。休息片刻后，我叫父亲去冲个澡，然后再去吃饭。房间里面就有洗澡间的，但没有浴缸，只是淋浴，父亲不会用，扭去扭来都是冷水，而他只喜欢洗热水，我说我去给你叫服务员来，正说着就有一个女服务员路过房门口，我叫她去帮父亲开水，父亲见得是个女的，连忙关了洗澡间的门，说我自己开吧，会开的。其实父亲是洗了一次冷水澡，因为他只洗了几分钟，要是在家里，他准要洗个把小时的。洗毕澡，我们就找馆子吃饭去了。
贵阳的小吃是相当多的，比如丝娃娃、螺丝、青岩臭豆腐等等，都在小吃圈里非常有名气，不过我最喜欢吃红油粉，我问父亲吃红油粉不，父亲说吃，我们就在馆子里要了两碗红油粉。我吃得狼吞虎咽，没几分钟就搞得碗底朝天了，但父亲却只是吃了一小点。我问父亲是不是胃口不好或者不好吃，父亲说胃口倒是没问题的，“身体虽然有病，但这胃口却从来没有减过，幸好啊，得这胃口好才坚持到了现在，但现在要有那种饭吃就好了”，父亲说。我说什么饭啊，包谷饭？父亲说不是，“那种饭大城市没有”父亲说。我说到底什么饭啊，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说：“稀饭”。父亲以为城市人就不吃稀饭的，“城市人不可能喝稀饭，哪来稀饭呢？”，父亲说。我叫服务员给父亲送了碗绿豆稀饭来，父亲看见稀饭很是吃惊，在城市，父亲以为这是很希奇很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尽管他很想吃。在父亲看来，城市和农村的区别，首先在于饭的软硬，他认为城市人就是吃“国家饭”（硬饭）的，只有农村人才吃稀饭。在父亲他们那一代，新中国恰巧起步，人民多灾多难，贫困不堪，父亲吃过草根树皮，后来好了点也只是能够喝稀饭，这些年上了点年纪，却吃不来硬饭了，只有喝稀饭才送胃。我给父亲加了点白糖，他再用汤勺在碗里搅了几转，就喝了起来，看那样子比吃红有粉香。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父亲去了省医，这是父亲来贵阳的主要目的。尽管还没有到上班时间，但站在医院里等着看病的人早已挤满了。“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怎么都还是那么多人生病啊”，父亲看见人多，就这么问我。我说不是全部都来看病的，城市的人一生病，大部分是全家出动，所以医院就很挤，再说城市人，只要有个喷嚏，都会上医院的，不比咱乡下老家啊。我给父亲解释说，父亲很是相信我的解释。我说我要去我排对挂号了，挂个专家门诊，可靠点。父亲说挂一般的那种吧，节约点开支。其实专家门诊也就十元五毛而已，比普通的贵了七元。将近排了半个小时，才轮到我。医生问：“什么名字？”，我说是我老爸。医生再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刘---刘----刘-----。我没有亲口说过父亲的名字，二十多年来我只喊父亲“父亲”，小的时候是不敢喊，大了就觉得那很不礼貌不得孝道，但这一次我必须得亲口说出父亲的名字了，我满脸通红。“喊做哦刘宏有”。站在一旁的父亲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他用的可是地地道道的黔东南酸汤苗啊，医生怎么能听得懂呢。“叫刘宏有”，我用那夹杂着酸汤苗的贵阳话告诉医生，这才算把挂号的事办妥了。
对于医学，我是一窍不通的，之前我和一个好朋友说过父亲的病，朋友告诉我，父亲的病应该挂内科，所以我们挂了内科。我们寻着内科的指示牌，前走，右拐，再上楼，再前走，再右拐，就到了内科候诊厅。候诊厅东倒西歪的坐满了人，因为大家都是病人，所以看上去没有几个人脸色好看，陪病人来的亲戚或家人，脸急得比病人更难看。我把父亲的病历卡交到护士那里，找了个空位置让父亲坐，接下来只得继续等了。期间因为我跑了厕所，护士念到父亲的名字时父亲听不出是在叫他，所以错过了一轮，直到十一点四十，才又轮到了父亲。走进专家门诊室，只看见一个年轻人在里面。
“请问是大夫吗”，我说。
“哪里不舒服”，那年轻人问我。、
我说是我老爸不舒服，我没问题的。那叫你老爸来啊，你来干什么。那年轻人说。我说我老爸就在门口。
父亲看见专家门诊室地板干净，又没人打招呼示意进去，所以就不敢进去。我说父亲进来，到你了，父亲才走进专家门诊室。
“哪里不舒服嘛”，那年轻人说，用的贵阳话，父亲听不懂，其实父亲会讲点普通话，但贵阳话说快了，他的确一点听不懂。
“乃的冒虚福”，我给父亲翻译年轻人的话。
“乃的咧，就是心钵宕以向痛得要死”，父亲说。
“阿是说胸脯以上痛”，我给那年轻人翻译说。
“阿么有哪样症状不得嘛”，那年轻人好象是询问我，又好象是问父亲。
“格冈有模果症状冒”，我向父亲翻译那年轻人的问话。
“模果咧，就是心钵荡以向的部位痛得要死，嘴巴老是来血”，父亲说。
“阿说阿嘴巴老是来血”，我给年轻人翻译父亲的话说，其中省略了父亲重复的前面那一句。
“阿么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讲哦，你身上到底带有好多钱来，你老者的病，可严重哦”，年轻人看着我说。
我说怎么个严重法啊。
年轻人告诉我，如果我钱多，就让父亲先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再慢慢化疗，如果我钱不多，他就给先我开个诊断意见，按照他的意见办就是。
我看见年轻人取出一张纸，在上面写写画画了一会儿，就把单子交给我，叫我下午两点半上班时间联系他，由他带我们到“为民大药房”交钱抓药。
父亲问“诊断书”上医生都写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素来医生的诊断书就没几个人能看懂的，他们用的多是暗语或者简写字，再说医学上的专业术语非学医的怎么能懂呢。
算啦，按照医生说的做，我跟父亲说。
父亲很是不满意，对于那青年人的诊断。至少应该告诉是什么结果，父亲说。
我和父亲正想走出专家门诊室，走进来一个戴眼镜的白大褂老头。
哪里不好啊。白大褂老头说，用的普通话，父亲听出了。
“就是我的这个胸脯疼得要死，口里还来血”，父亲用夹杂着酸汤苗的普通话告诉白大褂老头。
“坐---坐---坐”，白大褂老头说，并示意我也坐下。
然后他拿起听珍器（这东西以前医生在我身上也用过，所以我才晓得叫听珍器）给父亲检查，还问了许多话，白大褂老头在问父亲话的时候，那年轻人一直在记。最后白大褂告诉父亲，很有可能父亲得了结核，要么就是肺部其他病症，他叫我先给父亲照片，再化验痰和做皮试，抓紧时间治疗。我一看手机上的时间，一点半，已经大大超过下班时间了。
走出专家门室诊前，我把年轻人的“意见”还给了他，我看见他立即偷偷地将“意见”插进了裤兜，我还听见他喊那白大褂“老师”。
下午两点半，我拿着白大褂老头的诊断单去划价，然后带着父亲去治疗室。治疗室的护士都很年轻，大概都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个个都还是学生模样。护士叫父亲坐下，父亲坐下了，护士说要打针呢，父亲就捞起衣袖，说打吧，我不怕的，护士说脱下裤子，打屁股呢，父亲说打屁股啊？我明显看见父亲脸上的皱纹顿时紧骤，手脚也变得迟缓，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护士在父亲的屁股上用沾了酒精的药棉擦了几下，然后在擦了酒精的部位插下了针头，再慢慢地推动注射筒，筒里的药水注射完后，再用沾了酒精的药棉压住注射药水的部位，轻轻地取出针头，这样就算完成了打针。护士叫我们第二天再去专家那里咨询结果即可，因为化验痰，要求痰必须是早上的，而且在取痰前不能吃东西，这天的检查就算这样完成了，时间已是下午五点，我和父亲就走出了省医。
父亲说将就又去那家招待所吧，难得找呢。我们就又往招待所走去。
父亲难得来贵阳一次，到了招待所后，还是邀父亲去公园逛逛，我心里想。哪晓得到了招待所还是父亲先提出来要去逛公园，这使我心里很惭愧，应该早就让父亲出来玩玩的，从我到贵阳读书算起，都快七年了，七年来我却没有邀父亲来过贵阳，哪怕是一句假意话，我都没有说过。在老家那个山旮旯，父亲一待就是六十年，六十年来父亲没有出远门过，更说不上出远门旅游了。自从母亲去世，父亲就肩负着一家人的担子，他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六十年来，他坚持着为那个风雨中摇摆不定的家遮风挡雨，这就是我的父亲。
在河滨公园，父亲看见很多人在玩吊车，他也想去，我去给他买票，但人家不卖，说他年纪大人，坐上去不安全。父亲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人家高兴。突然间我想起我的一个同学，在中医学院读硕士学位，我想恐怕他帮得上忙吧。我立即跟父亲说，找我的同学去，学医的，硕士生呢。父亲素来就仰慕和尊重读书人，听说还是研究生，更是想去看看了。本来那同学也轮到马上毕业了，事情亦多，但我拨电话过去，正好在，天助的巧啊。
从河滨公园到中医学院，坐15路车甲秀楼下，再穿过西湖巷就到了的。路过西湖巷的时候，我指着水利厅的大门说，我们就这里面的。只是我现在下工地了，很少来这里。父亲望了一眼水利厅的新办公大楼，说，天啊，这么高的一栋，不难爬啊？我说用不着爬，有电梯呢，人站进去，想到哪层楼就上哪层楼，很方便。父亲还是不大相信，不爬楼梯怎么上的楼。
中医学院地处市区，地盘不大，教学楼和办公楼相互拥挤，校园内休息和散步的地方都很少，父亲看得到处都是男男女女手拉手的，很是觉得不像学生，这大学也就在父亲眼里失去了大学的神秘感。难怪你读书的时候就谈恋爱，父亲说，这话里的意思好象是理解，又好象是责问。我们跟门卫打了招呼，走上研究生宿舍楼。以前听同学说过，这栋研究生宿舍楼，一半住女生，一半住男生，这就更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走进宿舍，我和父亲几乎是同时很吃惊地“啊”了一声，因为为我们开门的居然是专家门诊室里的那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也灵光，立即像老朋友刚见面一样，给我和父亲打招呼。我的同学正坐在电脑桌前玩“反恐”，看见年轻人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便问，你们认识啊。我没揭穿谜底，就简单说，今天刚认识的，在医院。
原来那年轻人也是刚考上的研究生，白大褂老人就是他和我那同学的导师，同学知道父亲的病已经经导师诊断后，没说什么了。导师都诊断过了，学徒是不敢来推翻导师的诊断书的，就按照我们导师说的做吧。我那同学说。
父亲认为白跑了一趟，急着就要回招待所了，我也只得遵从父命。
这一晚招待所，父亲和我住得都不舒服。因为隔壁房间住了一对年轻男女，整晚上在说话，时不是发出点怪叫。招待所的招待所的房间壁是模板做的，基本上隔音效果为零。那年轻男女闹得合不上眼，我和父亲却痛苦得睡不进梦去。第二天，父亲硬是和老板讨还了一半住宿费。
按照百大褂老人的诊断书，我必须带父亲再去专家门诊，意味着我们必须再和白大褂见面。父亲有点不耐烦了。还是专家呢，见了病人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父亲说。我说也不能怪专家，恐怕这病是得需要这样观察呢。送你读书多了是不。父亲明显要生火了，我只得沉默。果不然，我们再次走进专家门诊，白大褂老人告诉我，你父亲没病，检查结果是正常的，要么叫他住院观察治疗。气得我差点也想吐血。
父亲说要回家了，这些狗屁专家，日他妈的打个喷嚏也叫住院，疼得死人都说正常。我记得父亲也是懂一些药方的，父亲读过小学五年纪，也就是他经常说的高小文凭，他不但知道李时珍的故事，还知道华佗。父亲买过一本《本草纲目》，厚厚的一本《本草纲目》被他翻了不知多少遍，后来遇文化大革命，《本草纲目》被红卫兵搜了去，幸好其中被翻脱落了的几页没有被搜到，父亲靠着那几页书，给不少病人抓过药，包括我母亲。母亲一生多病，幸得父亲懂得几个方子，为家里节约了不少钱，但母亲好是过早地去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小，我最小的小妹还在尿床，母亲说她最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我们几孜妹，其实应该是我们对不起母亲。
我劝父亲再待几日走，父亲说城市里不自由，口水都不得随便吐，走路还要看红绿灯的颜色，红灯的话还不得随便走马路。在城市，父亲觉得处处受到限制，加上天气闷热，怎么说他都要回到那山旮旯去。我只好送父亲上了回家的汽车，我知道父亲心里肯定很失望，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座城市的医院，父亲一点都不适应。我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去学医，不去考医学院，然后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我估计，即便我是学了医，可能也会说白大褂老人那样的话。如此，还不如不学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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