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苗学研究的历史上，有三部实地调查报告非常有名，大家称之为苗学研究的三座里程碑。即
1.《苗族调查报告》（日本）鸟居龙藏著，1905年在日本出版，1936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
2.《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合著，1937年写成，1947年出版
3.《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湘西苗族）石启贵著，1940年写成，1986年出版，2002年增订本
第一座里程碑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苗族――《苗族调查报告》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德岛人，世界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从1895年起，在我国东北、西南、台湾、内蒙古等地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长达50余年，调查方面包括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习俗等，主要著有《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千岛阿伊努人》等。
1902年，鸟居龙藏深入我国西南腹地做民族学田野调查，回到日本后，于1905年写成《苗族调查报告》并出版，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苗族的田野调查著作，也是最有影响的外国民族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一。《苗族调查报告》主要写了贵州的苗族，全书计10章：旅行日记、研究苗族文献、苗族地理分布、神话、苗族体质、苗语词汇、苗民的土俗和土司制度、苗族的刺绣花纹、笙、铜鼓、总结。并有大量插图。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开创了苗族研究的先河。但它的缺点是编排杂乱，生活部分叙述太简略，因此，读完全书，却不能得到苗族现实生活情况的一个印象。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出版后四十多年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一直雄观论坛，成为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权威著作、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典范。一个外国人尚且如此顽强地对他国民族进行学术调查，而当时我国众多学者中却没有一个像鸟居龙藏那样深入做学问的人，因此，那时我国研究边疆民族的学者们皆感到十分惭愧与不安。鸟居龙藏主要是调查了我国西南地区，也曾路过湘西，但他却没有去调查湘西的苗族。故后来，当时我国民族学先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称湘西苗区为未开垦的民族学处女地，于是在1933年5月，派凌纯声、芮逸夫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
第二座里程碑
我国“海归派”学者研究苗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蔡元培（1868－1940）,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我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曾留学德国，学习民族学达三年，1924－1926年，到德国汉堡大学专门研究民族学，回国后，发表《说民族学》、《民族学之进化观》等文章，把民族学专业传播介绍给国人。
凌纯声（1902－1981）,我国第一代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担任民族学研究专家，长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做实地调查，重点研究我国南方民族和东南亚民族。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
芮逸夫（1898－1994），我国第一代著名的民族学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专家。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和民族文化。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论稿》、《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苗蛮图集》等。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院长非常重视民族学的研究，并兼任民族学组组长。1933年5月，蔡元培派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实地调查，开垦湘西这片民族学工作的处女地。调查历时三个月。1937年凌纯声、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但由于战乱直到1947年才出版。这是一本民族学的煌煌大著 ，不但弥补这方面四十多年的缺憾，而且其成就又远远超过鸟居氏而上之，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是我国民族学家写的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填补了中国学术在民族学调查研究领域的空白。因凌纯声、芮逸夫师学的是西方民族学理论，故他们的学术风格不免具有浓厚的西方学术色彩。《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分为十二章，即：苗族名称的递变、苗族的地理分布、苗疆的人生地理、苗族的经济生活、家庭及婚丧习俗、政治组织――苗官、屯田、巫术与宗教、鼓舞与游技、故事、歌谣、语言，并配有图片35副，包括苗人房屋图、苗人服饰图、吃猪、打家先、舞蹈动作等生产生活、宗教方面的图片，有的是摄影图，有的是手绘图。《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着重描述和反映了当时湘西的社会情形和文化状况，尤其是文化方面；遗憾的是，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时只是作为学者建设学科的工作目标，重点在于对湘西苗族文化的猎奇，而对当时苗族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很少涉及，可以说，《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学者文人典型的“他者呈现”。这个遗憾后来由湘西苗族自己的本土学者石启贵补充解决。
第三座里程碑
本土苗族学者研究苗族――《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石启贵（1896－1959）,湘西吉首乾州人，苗族。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毕业于长沙湖南群治法政大学。回乡后，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并于1926年开始调查、搜集苗族文化资料，引进外面先进生产技术，力求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探索苗族发展强大之路。1933年5月，当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时，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因石启贵是个“苗族通”，且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三个月后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他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石启贵于1940年完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文稿。因石启贵本人是苗族，生活在苗区，深知苗族人民的情况和处境，他认为弘扬苗族优秀文化是很必要的，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发展苗区经济，摆脱贫困，争取政治平等。因此，他从苗族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把苗族文化研究和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就是以一种“自我呈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苗族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需求。这是第一部由苗族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关于苗族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全书分十二章，即：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梗概、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政治司法、教育卫体、文化娱乐、诗赋词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苗疆建设。与《苗族调查报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相比，《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的调查更加深入，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不少凌纯声、芮逸夫未记载的内容，揭示和阐明了外人所不能认识的事项；并且强烈呼吁苗族政治上的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真正反映了当时苗族贫苦大众的心声。
近百年过去了，时代在变化，苗族文化也在变化，正是由于有了《苗族调查报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这三部宏伟的苗族调查著作，让后人永远记住了20世纪初苗族的真面貌。同时，这三部调查报告也奠定了苗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典范。让我们向辛勤的调查者们致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鸟居龙藏、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
本文作者石朝慧，苗族，民族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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