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好心办坏事”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话越来越激荡在田槐逸的脑海里。但有时侯之所以跌倒，确实是由于压的太多，扶的太少，要想站起来，恐怕得真的要换个风和日丽的地方。
学校党支部书记刚作了一场思想工作报告，校长要田槐逸以通讯的方式报道在黑板报上。田槐逸首先肯定了这场报告的重要意义，而后想起了当时台下来回走动的老师和索性睡觉的部分学生，觉得该加上点建议，于是又说如果能结合实际，通俗易懂些，效果也许会更好。田槐逸清楚地记得当时支书多数是在念报纸。当然，田槐逸也知道决不能说支书是在照本宣科。
田槐逸温和的建议也使支书炸开了锅。那是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支书和好几个同事在看黑板报，田槐逸想借支书的单车上街买点油盐，支书哼着鼻子说他马上要外出。
支书到校长那里吵了，到乡教育指导中心巡视员那里闹了：“他分明就是在说我不切实际，照本宣科，我是根据党报上的文章讲的，他连党报文章都不尊重，是不是反党？没跟我打个招呼就直接开炮，这简直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如果他不跟我道歉，以后就另请高明去上政治课。”
巡视员的话更吓人，一进入小会场，就警告田槐逸：“你不要把大学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带到我们农村来。赶紧写一份检讨。”
校长要温和些，先去劝支书：“这么多年来，你也没少骂我，我什么时候跟你计较了？田老师实际上还是个孩子，你有点领导风度行不行？”
劝了支书，校长又去劝田槐逸：“你实在是好心办了坏事。这里是农村，要求别太高了，他们做不到的。不过，既然巡视员都下了命令，为了大家好，你还是委屈一下，写个检讨交差吧。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想也觉得自己损了支书的面子，田槐逸还是交了检讨，但支书对田槐逸已不再有往日的微笑，同事们也不再敢跟田槐逸纵论天下大事。
孤独之余的田槐逸想到了表哥宫鑫延，进了一趟城，想找表哥聊聊，可宫鑫延已下乡。田槐逸在城里瞎逛一阵，又百无聊赖地回学校。
下到另一个乡去做了财政所所长的宫鑫延正经受着一种煎熬，同是下乡来镀金的乡党委书记要弄个工程，请财政所支持点经费。宫鑫延本来也没多大意见，可这书记的口气太冷了，简直是在命令，还不愿暗示事成后的账该如何算。宫鑫延既讨厌他，也不敢做毫无政治保障的投资。无奈这书记来头不小，明摆着是过一两年后就上去做县委书记或副书记的，难以跟他计较。
想了几个晚上，宫鑫延决定还是大方点，不仅答应资助，还以具名的方式将一篇吹嘘书记新工程的文章发在地区报上，说书记真是干实事的领导，既能造福百姓，又没有后遗症，不劳民伤财。有人取笑宫鑫延的马屁拍得露骨了，宫鑫延反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书记的工程不是造福于民？”对方也不敢详说。宫鑫延打的是这样的算盘：即便书记以后不把我列为同志，起码也不当作敌人吧。
宫鑫延从没想过要找田槐逸倾诉什么，就算田槐逸要跟他诉苦，他也只开导田槐逸，不会诉说自己的苦恼。平时在单位上，宫鑫延绝不谈论政府和上级，不随便向熟人敞开心底。田槐逸从物理学中悟出一个道理：每个人都在发出带着个人欲望的磁流，所以，被别人的磁流干扰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怎么强化自己的磁流去化解并超越别人的磁流。
乡里没有什么娱乐，人们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田槐逸都不喜欢这些，暗中还固执地认为只爱吃喝玩乐的人都是没志气又不学无术的。田槐逸还没忘了要奔出去，为此他试着去考了次研究生，可惜英语没过关。田槐逸只好继续孤独地看书和写作。然而孤军奋战太容易消磨人的激情，同时，信息闭塞的环境也使人落伍。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整天忙于芝麻小事的机械人，想到自己正越来越被以城市为主流的社会抛弃，田槐逸不住地恐慌。
为避免孤独中被世俗淹没，田槐逸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于是在城乡间展开了难堪的寻芳之旅。
第十一章 寻芳之旅
田槐逸原以为只要有份过得去的工作，人品也不错，就不愁找个也过得去的老婆，但是一番调查后，才沮丧地发现，城里的本科和专科女生的眼睛都盯着有前途的年轻科长、大学讲师和研究生去了。乡镇里根本没有本科女生，就连为数不多的专科女生也都一心朝着城里奔，根本不想拖上个难友来增加上调的难度。
一些业余的社会学家归纳了城乡婚配的特点，说如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倒可以找个同等文凭的女朋友；如果社会硬件一般，即使是家在城里的本科生，也得起码降下一个档次；生在农村又在农村工作的本科生，就得降下两个档次。具体到田槐逸来说，就只能找个中专生或顶替父母来工作的初高中生了。
乡里也有些从现实角度来说符合田槐逸的有工作的中专类女子，他们也比较喜欢田槐逸，但田槐逸想冲出去出口气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不想增加自己出走的难度，也不想制造留守怨妇。
即使读书不多，但只要有份工作，又在城里，田槐逸还是能接受的，想来这样的女子也还是有的，而自己的运气不会太差吧。田槐逸不断打起精神来朝城里寻找。
经人介绍，田槐逸跟陈小妹玩上了。陈小妹家在县城，工作在城边的一间厂里，高中毕业，不懂什么诗文。田槐逸接受的理由是起码陈小妹还认为他是个有志气的人，还看得起他，对他还报着希望。陈小妹的父母都在城里做着小生意，依小商贩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肯定是难以接受田槐逸的，田槐逸和陈小妹只能进行地下活动。田槐逸想，只要陈小妹能挺住，她父母迟早会让步的。然而，没多久，田槐逸却主动散伙了，原因起于两件小事。一次在县城里偷偷见面时，田槐逸拿出三十块钱买了些吃的，半个小时后，陈小妹又想买点小礼物，田槐逸想留点钱买车票回去，推说没多少钱了。陈小妹想也没想就说道：“怎么就没有了？刚才买那点东西能用掉那么多？”陈小妹算盘似地算了个一清二楚，算出田槐逸应该还剩十块钱，田槐逸立即恐怖地想象了将后的家庭自由。看在风度的份上，田槐逸用完了剩下的十块钱，而后去跟同学借钱坐车回校。另一件事是跟陈小妹搭公共汽车去省城玩，有个老农大概有些急，车没停稳就站起来想下车，没想到司机刹车也急，老汉朝前扑了过去，被一个中年妇女骂了个狗血淋头。陈小妹也附和着悄声说：“刚才我就受不了那老头身上的汗臭味了，这些乡巴佬也真是土，连下个车都不懂。”陈小妹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跟田槐逸解释：“我可不是说你，你别过敏。”但田槐逸还是可怕地想到了将后母亲成天被陈小妹嘲骂的景象。
工夫不负有心人，田槐逸在县里的一次笔会上认识了城里的小学教师许惠如。
虽是偏僻的穷县，县文联属下的文学创作者协会也不时组织些笔会。那时文学还相当时髦，所以愿意参加的进来的人也不少。但这个文学创作者协会的人也实在光怪陆离了些，有自以为高雅的，有前卫得时常被公安局留意的，有弄个牌子好去吹牛的，有的甚至是为了寻找谈情说爱的机会。田槐逸不免有些失望。但没多久，田槐逸就感谢这文学创作者协会了，因为他那些充满着理想和真情实感的作品赢得了许惠如的好感，并且交往起来。田槐逸觉得许惠如这名字一听就有浓厚的淑女感觉，事实上许惠如也真的是名副其实，不慕虚，不媚俗，不嫌弃田槐逸，还替田槐逸感到不平，答应想办法帮田槐逸离开乡里。田槐逸一阵阵地感激，把许惠如当作了知音和救世主，甜蜜地以为上帝其实也是公平的。
许惠如的父母自然是不同意，但身为中学教师的许氏父母似乎技高一筹，不公开反对，也不公开支持，由女儿自己决定。结果，玩了一段时间后，许惠如渐渐地觉得乏味了。一次同学聚会上，许惠如重逢一个发了达的中学同学。这有了钱和势的同学也是文艺爱好者，也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依然把许惠如当作公主来看待。彼此坐着公家车出入高级场所一段时间后，许惠如觉着自己高贵了不少，觉着上流社会的生活才是她应该追求的。有了各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实现各种各样的理想。于是，借口去进修，结束了与田槐逸的历史。
宫鑫延敲响门窗时，田槐逸正独自有滋有味似地喝着闷酒。宫鑫延问：
“不够意思，喝喜酒也不通知我一声。”
“我这是闷酒。”
“闷什么？”
“闷死害人的细菌，保持人生信心。”
表兄弟俩接着喝下去，菜不够，由宫鑫延带来的女朋友去炒，正好田槐逸前天多买了些蔬菜。
宫鑫延的女朋友说不想闻他们的酒气，也不想听他们的酒话，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了。宫鑫延一挥手说去吧，别跟人家走了就是。
田槐逸看了看门口，宫鑫延会意地说：
“想不通我又换了一个，而且还不怎么对得起观众，是吧？”
田槐逸会心地笑了，说：
“连你都愿意接受，那她肯定有特别之处。”
“没错。已经有十几个熟人不理解我的选择了，可我坚信我会比他们幸福。她不漂亮，所以有自知之明，能始终把我当回事。更重要的是她老爸是县组织部部长，看情形起码还有十几年的官运。你怎么样？”
“还不死心。”
“那就好。”
事实上宫鑫延也对田槐逸的前途感到渺茫。下来容易，上去就难。有条件上去，也不会被踢下来了。宫鑫延觉得田槐逸太把自己当个读书人了。不过，宫鑫延没有直接说出来，他知道表弟已够难受的了。
宫鑫延这相貌普通的女友让田槐逸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平衡，但人家过硬的社会背景又让田槐逸依然沉重地感觉到与表哥的差距。田槐逸又咬紧了下巴，继续考虑该怎么走出去。
清理一下近来的成绩，田槐逸感到了危机。不知是江郎才尽还是编辑的口味和眼睛已改变，被退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零星的投稿命中率倒也使田槐逸在县文艺界还保持着点名声，但依然没有哪个相关的县级部门说需要他。每当他去打听调人的情况时，人家总是告诉他刚调够了人，尽管县文化局里的人没几个是发表过作品的。
第十二章 南方屋檐下
1988年初，一个来自南方沿海的信息改变了田槐逸的人生轨迹。田槐逸的两个高中同学只带着张毕业证书，到珠江三角洲的南野华侨农场找到了教书的工作。这两个同学拿的是专科文凭，比田槐逸早一年毕业。也因出身寒门，被分到最偏远的乡中学，一直耿耿于怀，终于还是下狠心走了。看在同病的份上，同学给田槐逸来信说农场里还需要老师，有心的话，快点动身。
田槐逸自然会动心。本来千军万马奔海南时，他就动过念头，但他嫌海南远了点。田槐逸也还做着在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的梦，但历史也告诉了他：在领导眼里有了思想污点的话，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成了狂风中的炊烟。
田槐逸下定决心要去珠三角找同学，虽然也可能仍然是教书，但毕竟是在正在热火朝天的地方教，起码工资要高得多。田槐逸很想离开让他抬不起头的家乡，再怎么惨也不想让家乡人看到，何况外面的世界也许真的精彩，也许还有翻身的机会呢。
田槐逸没有告诉家里。父亲已不能干重活，弟妹们还在读书，就靠母亲务农来勉强维持。田槐逸不忍心再让家里人担心，只希望能尽快到珠三角拿到高一点的工资，给家里减轻负担，让父母放下心来。
田槐逸没写辞职申请，因为学校一知道，家里跟着就会知道。临上车时，见到一同事来送人，田槐逸忽然想到不该影响学生的功课，有点豪迈地跟同事说“我要走了，麻烦你去告诉校长一声，请他重新安排人。”同事竟然一点也不惊奇，理解地祝他一路顺风。
路上，田槐逸忽然怆然想起大学时外逃的同学黄凡。他弄不清楚是物以类聚还是不得不逃，但他相信自己决不会象黄凡那样死路一条。
见到同学时，田槐逸产生了些非份之想，问可不可以到机关里碰碰运气，同学立即就劝他别想得太美了，说这里只缺教书的，不缺坐办公室的。
同学说的没错，南方沿海一开放，有门路和有能力的老师都转行去了，只有机关还是不那么好进，如果是外地人，则想一想都是浪费精力。精明的机关领导已发现，经济越发展，权力就越有回报，便抬高了机关的门坎，并且守得很严。
经同学帮助，田槐逸被录用在南野农场的南野中学。虽然还是教书，但工资比老家高一倍，且似乎还有跳槽转行的可能。田槐逸决定一改以往的作风，不再多管其他闲事，一心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收入，搞好内外关系。
田槐逸的适应能力还不错，半年时间就基本听懂了那常令内地人头痛的南疆话。一次在外吃饭时，旁边有两个小官员模样的本地人在谈话：
甲：“最近你们那里来了不少外地人，不怕本地人有意见吗？”
乙：有什么办法，本地的大学生不愿来，愿来的本地人又没多少料，还诸多要求。接受外地人，我们省了培养费，他们也不敢提太多意见。
甲：那应该很好相处吧。
乙：文化和能力倒过得去，就是不太会做人，总以为有点能力和文凭就可以两耳不管窗外事。也有些人会来坐坐，却太不懂行情，以为一两袋水果或一小包土特产就可以打动领导。
这番对话让田槐逸悟出一个道理：人性的进化其实还很滞后，大多数人都还是动物。身处海边，能最先吹到海风，但不等于就具有大海一样的灵动和开阔。
田槐逸暗中算了一下账，可他终究弄不清如今的后门价格。象田槐逸这样刚来的外地教师，工资紧够生活，哪有成千上万的闲钱去孝敬？如果他们能明码标价，且担保一定能成，那就算去借钱也无妨，反正只要能进到吃香喝辣的单位，一两年就可以捞回本了。无奈各个部门都是暗中弹性操作，也不知道成功系数，万一弄不成，你还能去问他们还钱？只有哑忍着新增的债务。
田槐逸决定从工作和写作上为自己制造亮点。一番了解后，发觉有着上千学生的南野中学竟然没个学生刊物，他决定成立个南野文学社，并办一份同名的油印刊物，既作为学生展现习作的平台，也为自己创造点成绩。学校很快同意了。
几期以后，和外校的文学社取得了联系，还应邀参加了市中学生文联大会，这可是以前没有的事。田槐逸心里热了起来，似乎已经看到了点曙光。然而田槐逸忘了一句话：过分喜欢什么就会栽在那什么上。
那时候官倒盛行，报上有篇报道说某市官倒弄垮了几个老牌企业，使得职工们生活无着，忍无可忍中走上街头示威。田槐逸本来已不想关心什么政治问题，但这篇报道的内容和标题也太触目惊心了，田槐逸实在难平心中之忿，提笔就写了篇杂文《人民与政府》，说人民与政府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等号，如果政府抛弃了人民，为着国家和大众着想，人民完全应该重新选择政府。一味地做愚昧的良民，事实上是一种犯罪。知道报社绝对不敢登这样的文章，田槐逸以化名的方式刻印在了校刊《南野潮》上。
有好心人来提醒田槐逸，说大城市里的学生正在闹学潮，不怕被人乱点鸳鸯谱吗？田槐逸说，都什么年代了，还随便捕风捉影和上纲上线？我说的这点道理，早已是世界性的共识了。我既没通敌卖国，也没去游行示威，不过是根据报上的报道发点议论而已，有什么错？好心人摇头而去。
九月初的全场教师大会上，田槐逸的那篇文章被场党委书记点名批评了，说是宣扬了不良思想，影响很坏。散会后，一个曾参与这校刊出版工作的党员教师就来责备田槐逸，说他只不过看在同事份上帮忙刻印而已，干吗把他的名字也印了上去？田槐逸心里鄙视他，懒得多说，承认是自己工作疏忽，拍着胸脯保证独立承担责任，决不连累其他人。第二天，组织科就派人下来调查，进而，学校领导和同事们见着田槐逸都敬而远之了。
田槐逸记得他并没有送样刊给场部，肯定是学校里的人捅了上去。
组织科科长要田槐逸写份检讨，田槐逸说：“我没有错，写什么检讨？顶多只能写个事情经过。”科长想了想，只好同意。
一个多月后，组织科来电话说市里的处理意见下来了，要学校领导带着田槐逸去听市里的指示。校党委书记借口有事，走开了。还有点书生气的校长经不住田槐逸的请求，不得已带着田槐逸去。市里的意见说年轻人难免冲动，教育一下就好了。科长还当面烧了黑材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校长赶忙站起来很激动似地握着科长的手说感谢。田槐逸没去握手，似乎也没什么感动，他依然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因为早在孔孟时代就已提出民本思想，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唐太宗也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今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如果连这最起码的民本思想都接受不了，那真是太可悲了，该做脑部手术了。
从组织科回来的路上，校长好心地劝田槐逸：“要读书人丢下那只笔是很难的，但还是玩点山水算了吧。”
田槐逸决定努力学习睁只眼闭只眼的能力。
个别熟人开起了田槐逸的玩笑：“你成这不大不小的百分之十的右派实在是划不来，如果没有平反的机会，你在这里的政治生命就算完了。就算有平反的那一天，也没你的名额，因为你既没被批斗，也没被降级或开除。”
田槐逸慌了。
一个不知是好心还是恶意的消息灵通人士的透露使田槐逸决定离开农场，尽管当面烧材料时，那科长曾说如今政府还是开明的，要田槐逸甩掉思想包袱，努力工作。那消息灵通人士说组织科实际上还留有田槐逸的黑材料，说是经过调查，学潮期间田槐逸虽没去游行示威，也没有来自外地的信件，但写了不好的文章，影响很坏。
看来组织科还动用了警察去调查，田槐逸真是感到后怕。田槐逸一边上班，一边留意报上的招聘消息。总算给他发现了《南野都市报》在招聘编辑和记者。田槐逸悄悄去应聘，一番问答和查验后，被录用了。于是，第二天，田槐逸便从此在农场消失了。为不影响学生的功课，他打电话去叫校长另请高明。校长在那头追问他在哪里，田槐逸只说干不了了，没再说别的。
那家报社只看了田槐逸的写作成绩和当场的应对，并没具体询问他的具体历史，当然，田槐逸也没敢把《人民与政府》那篇文章的事作为进入媒体的资本。
牵挂田槐逸的人当中，除了家人外，还有表哥宫鑫延。家人倒是早已收到田槐逸的汇款和信，放了心。宫鑫延则连田槐逸的半个字和半句电话都没见到，多少有点不快。
离开老家后，田槐逸被全县通报批评和开除，宫鑫延因此才知道了表弟的南逃。宫鑫延也觉得田槐逸该出去闯闯，磨掉那书生气，但也担心他在外面混不开。
田槐逸的出走给宫鑫延最大的触动是想回城了，可他爸爸要他再呆一年半载，原因是担心他回城后鬼使神差地沾上学潮，一再告诫宫鑫延小心言论，断绝对外通讯，专心研究农村致富问题。想想自己在城里也确实有几个爱激扬文字和指点江山的同学，田槐逸听从了老爸的提醒。
一个漆黑的夜里，门一被老同学付仁敲响，宫鑫延就知道麻烦来了。付仁家境较差，大学毕业后分配得又不好，牢骚自然较多。一关上门，付仁就劝开了：“我知道你混得不错，要想让你去参加游行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你是有良知的读书人，能不能看在同学份上，帮忙散发一下传单？如今的官员实在是太守旧太腐败了。当然，不包括你这个芝麻官。”
付仁边说，宫鑫延边迅速地思考着对策。向上级反映？不理他甚至轰出去？都不妥。如果能想办法让他将主要精力转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上，无疑是最好不过的。宫鑫延说：
“我尊重你的政治态度，但如今有所偏远小学正等我送钱去，你先陪我去一趟好不好？”
帮助希望工程，付仁乐意。
看到宫鑫延打老远赶山路送钱去，村民们都很感激，简直把他们俩当作了太阳。孩子们更是开心得唱歌跳舞来欢迎。
晚上睡在村民家里，看着窗外幽远的天空，宫鑫延说：“看到了吧，无论社会还怎么的不完善，百姓的实际生活总是最迫切的，孩子们更是耽误不得。我不勉强你，你自己慢慢思考，我得先睡了，明天还要随镇领导去慰问另一处刚受灾的村民。”
天亮时，付仁说：“似乎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们也不能光看到这些细琐的事吧，大环境干净了，小环境才有希望。”
宫鑫延不想再多说，带着付仁到山上看一种果实，说这种果实有相当的药用价值，因为近年来鸟兽被偷猎得严重，所以这种果实结得更多。村民们也知道这种果实的药用价值，无奈交通不便。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收去卖，既可以帮助村民，又可以自己赚钱或为国家赚钱。要是不信的话，明天先拿一百斤去省城里试试。
宫鑫延帮付仁收得了一百斤，跟付仁说他最近没空，要付仁自己到省城去跑一趟。如果赚了，付仁要六成，他要四成；要是赔了，由他宫鑫延来全部承担。
付仁一下子被激起了另一种使命感。为避免学潮同道们的嘲笑，付仁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来。刚回到县城，付仁就迫不及待地下来跟宫鑫延汇报说一斤赚了四块钱呢，问还能不能收购。宫鑫延说：
“山里还多的是，不过你得记住，如果真的能保持每斤净赚四块，咱们得自觉存下两块给山里的孩子们。同时你还可以给自己定下一个山区致富之路的课题，说不定一两年后，就能从这条路上耀眼地站起来。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山区的人有钱起来。”
“但要是村民成立了个经济实体的话，岂不是又招来吃喝卡要的人？”
“做游动商去跟村民收购嘛，干吗要大张旗鼓地成立公司？”
第二趟贩运，宫鑫延和付仁共拉去了一千斤，结果同样是每斤赚了近四元。于是，付仁终于决定脱离那帮正想游行的同志，工作之余带着本钱和课题到山区来了。宫鑫延的行为引起了那些同志的不满，索性趁着形势紧张时把付仁说成了主要分子，但公安局找到付仁时，付仁却正在山区里帮学校搭建房子。村民们也证明说付仁为他们做了不少好事，还说如果要把付仁带走，得先问问他们。调查组的人相信了村民，把付仁从名单上剔除了。付仁也算会做，对公安局的人说全赖宫鑫延用爱国爱民思想教育了他。
几个月以后，县里抓了几个贴传单贴得很积极的小伙子。财政局想推出宫鑫延来突出本局的政治名声，让宫鑫延去汇报如何站在安定团结的高度上转化付仁的。宫鑫延的父亲也要宫鑫延抓住这次机会，突出自己的光辉形象。宫鑫延却直摇头，说典型不过是被人嫉恨的对象，甚至是某种非常时期的遮挡工具，进而就会成为过时的障碍物。宫鑫延竭力推掉了局里的好意，说他也没什么特别的，任何一个具有基层经历的人都会那样做的。
但在单位的思想谈论会上，是不能不说点话的。一声不吭，容易被人误解为暗中抵触。想了想，宫鑫延说
“我是学商业的，谈不出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只不过是几年的实际工作使我相信做人做事跟走路差不多，既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更不能飘离地面，否则，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摔倒。”
没多久，宫鑫延回到财政局当了副局长，主管开发投资项目的审批。本来上面想让他当乡长的，但他一再强调政治工作非他所长，提议让更适合的人去做。父亲很遗憾地问他为什么不愿做蛇头而甘愿居龙尾，宫鑫延说一来他实际上厌倦了下面的辛苦生活，二来人事形势此一时彼一时，弄不好一辈子就在乡与乡之间的调动中结束；三者他也快要成家了，想拥有多一点的时间来照顾家里；四来城里的信息始终比乡下灵通，混官和做生意都方便得多。
付仁没有升职，也没有被调离，但比起断送了前程的那些曾经的同志来说，付仁还是暗自庆幸。
平静下来后，宫鑫延自然地想起田槐逸，他担心田槐逸的自制力，不知道表弟是否也跟别人去凑运动的热闹，有没有蹲进班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