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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衣衫褴褛、背上背着一背篼煤的民工在一所砖房前站着。砖房门口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农村人打扮的中年人。门口有一台枰。两个民工一个看不见脸庞，一个可以看到半边脸。能够看到这半边脸的民工满面的煤垢，从头到脚，全身像是从煤堆里滚过来的。他茫然地望着远方，也许对苦难已经麻木，也许在想着什么。照片显示：他们是在准备将他们背篼上的煤过枰。
这是一张怎么看怎么像是在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的照片。整张照片背景灰暗微黄，阴沉沉的压抑。这张照片在网络异常的流行，不知被转载过多少回了。良知的声音在传统媒体无法发出，幸亏有了网络，让它能够发出嘶哑的呐喊。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已不知出自何处，只有简短的介绍让我知道它摄于我所在的贵州：“他的名字叫王致中，今年17岁, 他在贵州以背煤为生。一箩煤40KG，从煤坑内向上爬100米，然后再走1000米山路，才可挣1元人民币！！！”……
有人说这张照片是假的。也有人说它其实是解放前的照片，经过了技术处理而已。我不懂照相的技术，也不知道利用电脑技术能将照片处理成什么程度。然而不管它是真是假，即使文字的解说无法让人信服，我仍然可以作证它表现的东西是真的。唯一的理由是我在贵州，我看过类似的场景。
我走过贵州很多地方。在贵阳市，头桥的松山村、大营坡、后槽的捡垃圾的少数民族住的暗无天日、恶臭熏天的矮土房我就光顾过几回。在与这些被视为城市的垃圾的苦难深重的人们的交谈中，我的心曾经滴过血。我也曾经在贵州省开阳县、息烽县、松桃县的煤窑、猛矿场里和民工们交谈过，亲眼目睹过他们的遭遇。另外，我的乡亲们、我的几个表兄曾经在湖南娄底等地的煤窑里打过工，过年回家时我曾亲口听他们诉说过他们在那里的事情。然而，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2001年8月我在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某煤窑里看到的场景：工人用小车将煤从黑森森的洞里推出来，然后顺着长约500米左右的斜坡将煤背上公路。如此的劳作一天，所获的工钱不过区区15元。15元，可以让一个人忍受肉体的痛苦流一天的汗，并且冒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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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麻木了。我看过的类似场景太多了。麻木能让一个人无动于衷，因为反复的刺激已导致了神经，进而情感的麻痹。而且这样的苦力活我也干过，那种“受到震憾”按理说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它已在一种浸透着优越感和居高临下中内含了地位和处境的不对等。只有没受过这些苦而良知未泯的人才会“受到震憾”。但是，这样的震憾在体验的隔绝中会只是一种一时的良心发现而不是一种人格结构的改变吗？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不错，在最该流泪的年代，我都没有流泪。当年那个在工地上顶着炎炎烈日挑沙、和浆、挑砖的少年，当年那个同学吃着小炒却独自一个人啃着馒头，躲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像做贼一样怕被人看见的青年，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曾一次次地重现在我的脑海中。然而，我都没有流泪。我想我是个刚强的男人。我不会流泪的。我不会垮掉。我最多沉默。
然而我流泪了。当我的眼睛第一次触及这张照片，我就发现我已崩溃了。在天旋地转中，我似乎已离开了我所生存的当下，化为一个小黑点朝远方忽忽悠悠地飘去。过去的痛楚的岁月，那些经历所铸成的辛酸记忆便有如梦中重返。当两颗泪珠从眼睛里滚落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我的哽咽，和我的心跳。我突然觉得我的心在流血。
仅仅是这张照片吗？不，还有很多。很多苦难，很多许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住在城市的人所看不见、想像不到的苦难。这些苦难记载着那些苦苦挣扎在其生存完全无法保证其做人尊严的人们的耻辱。这些耻辱，足以击破我们对农村的浪漫想法和诗情画意的强加。
2000年的夏天，我回家时曾和乡亲们闲扯过一些家常。谈着谈着气氛越来越转向对现状的不满。有位大叔40多岁，他儿子刚刚从西南师大毕业。在他儿子读书的五年，有两年全靠他在广东干苦力挣钱供。说起农民的生活，他用了一个常常出现在原来的宣传大师们的“文本”里面的词，那就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记得当时我只感到一种黑色幽默般的酸楚。这个词，早已脱离了用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语境，着着实实的就是当今中国农民――至少是西部农民，或范围更为缩小：贵州农民――的写照！
在我家乡，当年即使是培养一个人走出农门也意味着一个家庭将陷于破产。猪、羊等畜生变卖殆尽自不必说，连耕牛等生产工具都无法幸免。而在现在，没有钱读书的传闻不时地扑进我的耳中。而我清楚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没钱送娃娃读书将意味着贫穷的恶性循环。没有一个人“跳出农门”，这个循环便永远无法打破。我得说：农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在当年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中已被抽干了血；他们，在这个社会既得利益疯狂掠夺国有资产的时代环境中，正迅速地被挤到破产的边缘，无情地被吞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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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0年达到了0．458，2001年达到了0．459，每年以0．1％的速度在递增。不用说，这样的贫富差距是惊人的，连那些被曾经描绘得有如地狱般黑暗恐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没能达到这么高的系数。但它确实在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了。从理论上讲照这样递增下去，离社会崩溃的一天将不远了。是的，治安越来越差，矛盾一触即发，在表面的安定和繁荣中，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火药桶，不知道哪一天引爆。
那么如此巨大的悬殊的贫富双方分别是哪些人呢？富的一方也许是官员，也许是明星，也许是商人，也许是知识分子，但贫的一方，则只可能是农民。在社会的两极中，位于最底层的那个极端的，除了农民，再没有其他的人了。这样的对比在生活中无情地上演，比理论更触目惊心。富人可以一掷千金，玩转地球，在宾馆、机场、酒店中穿梭不息，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而农民则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手里的小额纸币捏湿了都舍不得用。他们长年劳作在田间地头，却只能维持生存，有些人甚至无法解决温饱。在贫困山区，现代化与农民彻底绝缘，当有的城市已经跨入“后现代”时，他们不仅没能达到“前现代”，甚至仍处于那刀耕火种的蒙昧时期。
我不是学者，我没有任何资料可抄。我无法用数据来说明农民穷苦到什么程度。但我毕竟有经历，有眼睛。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农民的穷苦程度吧：
杨阿炳是我家乡的一位农民，30多岁，有一儿一女，与妻子一共四口人，住在我邻村。他妻子一直算是一个半残疾，不能干重活。当年与父母兄弟分家时只分得一亩多薄田、五亩旱地。苦苦地劳动一年，所得的粮食还不够吃七个月。杨阿炳也曾经去广东等地打过工，但只能干苦力，并且还被骗过几回。结果打工两年，所挣得的钱还不够买一年的粮食吃。打工一回来，就像从来没有出过门一样，粮食一吃完一切都没有改变，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他家座落在寨子边边。三间小木房摇摇欲坠。一踏进家门就看到房子四面通风，没有钱买木板装，只能随便地拿一些烂麻袋糊起。房间里面空空如也，从这头望到那头。左边那间是灶房，用泥巴垒起的灶台胡乱架着几口锅，便算是一个厨房了。右边的那间便是“卧室”。我突然想想了西班牙某作家在他的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之所以称为卧室，是因为除了人可以在这睡觉以外，别无其它理由”。这位作家是谁和他的小说叫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记住了这句话。将只有一张乱床摆放的乱糟糟的房间称为“卧室”，其中的黑色幽默令人心酸不已。杨阿炳家的“卧室”里放置着两张床，床上凌乱地堆着破破烂烂的棉被。
可以说，除了生活无法缺少的床、碗、凳子、桌子外，杨阿炳家再难找到可入眼的家什了。这些东西和农具、养的猪等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全部折合起来，估计也就一千元顶天了。如果扣除猪钱，如果不算房子钱，我想他家的东西最多也只能值五百元。而这五百元、一千元，在城里人眼里简直就不算是钱。这样的家庭平时连吃油都困难，买一包盐包都得靠杨阿炳上山去砍一挑柴去卖。他姑娘和儿子读书都挺用功，但学费越来越贵，杨阿炳说他已经是咬牙挺住了。他们一家人没有谁穿的衣服算是好的。他和他妻子都是鹑衣百结，姑娘和儿子的也是补丁连着补丁。这样的家庭，你只要叫他拿出一两百元，他都会陷入绝境。
许多城里人只能通过民工来认识农村和农民。但是，他们对民工的歧视妨碍了他们的认识。或者说他们不屑于认识，因为那是一个与已无关的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前年，有个上海白领写了篇帖子，陈说他终于知道了还有一个与他所处的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这确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差别就像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这个上海白领受到很大的触动，使人对人性和良心还不至于完全绝望。但尽管如此，他们对农民仍然是隔膜的，原因只归结为一点：他们不是农民，也没有当过农民，他们的受到触动仅仅是品格、良心的一种自然反应。
如果有人还不清楚农民穷到何种程度的话，那么有个研究农民问题的民间学者淮生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方法。淮生的方法归结为三点。在此我愿当一回文抄公，将他的话抄袭如下。我认为，他提供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农民穷苦到何种程度，虽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常识，却无疑具有指导意义。这三点分别是：
“1， 看一看：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
2， 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
3， 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一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淮生《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中国有多穷 ？ 中国为什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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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太好欺，太好愚弄了。在历史上，除非官府逼得他们无法生存，反抗不反抗都得死，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而只要能活下去，他们断断会安分守已的。
城里人每次来乡下，农民都可以像招待贵客一样拿最好吃的东西给城里人吃，这些东西平时都是舍不得给子女吃的。迷路了、需要投宿的城里人只要在农村，总会得到及时的帮助。可是，当农民进入城市时，他们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是白眼，是歧视，是呵斥，是辱骂，甚至是――虐杀。
人们从孙志刚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我得说这主要就是进城农民的命运。孙志刚也曾是农民，但使公众注意他的，却主要是“大学生”这个到目前为止仍然闪烁着光环的牌牌。一个农村打工妹卖淫是不会引起别人注目的，因为没有新闻效应，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一个女大学生若卖淫，那可就不得了了，媒体非炒翻天不可。这反映出人们对农民，是何等的歧视，似乎他们卖淫，他们被打死，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待遇，都具有某种情感上的合理性。在孙志刚之前，无数个进城打工的农民被典型的极权主义恶法剥夺人身自由，被侮辱、伤害甚至打死，没有激起什么风浪。因为农民这个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力量能表现出他们的呼声和抗议。更因为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没有新闻效应，许多媒体不敢或不肯介入。这些在自己的国家都被要求办“暂住证”的、流落异乡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饱受剥削和摧残的农民，被近乎残忍地忽略了。这个社会分层的逻辑上的基点，与几千年来一样，仍然是建立在歧视、压榨农民的基础上的。
1998年，当时我还在铁路上干一分厌恶至极的工作。偶尔也免费坐火车去某地玩。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那一年7月份我坐火车经过湖南娄底时，在车上所发生的那一幕。这敞车是贵阳铁路分局某客运段的。我记得当时我尚穿着铁路制服，在一个位子上迷迷糊糊。天气异常的闷热，整个车廂上的人都蔫蔫的。突然我听到一声“这是哪个的麻袋？！”的怪响，清醒了过来。睁开眼睛一看我看到两个乘务员中的一个横眉怒目，另一个指着行李架上的一个大麻袋向车廂里的人大声喝问。透着痞味的贵阳话和满脸的横肉，构成了一定的威慑力。
没有人回答乘务员的话。接着刚才那个喝问的乘务员又厉声喝问：“到底是哪个的？！没得哪个要我把它搞下来噢！”。一边喝叫一边动手把大麻袋举了下来。这时座位上终于站出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说那是他的。正在他胆怯地不敢拿眼睛望着乘务员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等着挨骂时，令他意想不到，同时也令我，以及车廂里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啪！”的一声脆响，那个乘务员竟然打了那中年农民一记耳光！这个乘务员手都不想抽回，顺势抓住中年农民的衣领凶神恶煞地责骂他刚才为什么不说话，说那麻袋是他的。中年农民唯唯诺诺，被打了耳光不仅不敢反击，反而愈发的胆小。而正在这时另一个乘务员也冲上来打了他一个耳光。
打了中年农民耳光，两个乘务员仍然不放过中年农民，一边叫他交罚款一边说他麻袋里的东西是违款物品严禁带上车要没收。中年农民突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几乎要流泪。而乘务员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衣领。当时我确实再也看不下了，我马上站了起来用贵阳话向那两个乘务员说算了。乘务员看到我穿着铁路制服和听我口音，没有像对一般的乘客那样吹胡子瞪眼，但他们并没有理我，仍然继续抓着中年农民的衣领。我再次劝解。终于两分钟后，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也理亏，便给了我一个面子，放了中年农民一马。但中年农民无缘无故的被打耳光这种极耻辱的事情却就这样算了。他退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看那种表情似乎是在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乘务员转而和我拉上两句话，我虚伪地应付着，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这两个人走后我对中年农民说你可以去向列车长举报啊。中年农民没有理我，刚才我的口音和身上的铁路制服让他怀疑我和那两个乘务员是一伙的。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明明是你花钱坐车买服务，但垄断行业催生出的虐待狂们是不会将你当人的。已经不是你买他的服务拿钱养他，而是他可怜你让你坐车，在车上，他有权支配你，虐待了你你也没法。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垄断行业的“窗口”，只要有农民模样的人出现，那么从“窗口”里射出的目光只有歧视。我注意到：有时列车员在查票时，只要你穿得光鲜看起来头不小或戴起眼镜，他们是不查的，而专门盯着农民模样的人恶声恶气地纠缠。我有个同事跟我说，穿得好一点太重要了，如果一副穷酸样，去那些政府部门办事是没有谁理你的。如果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农民，那就得看办事人员的心情了，心情不好他估计会把火发到你头上，而你只能承受。我也曾经给我家乡出去打工的人出过点子，要么你们个个戴起一副眼镜（没有度数的那种平镜）冒充读书人，要么给我戴墨镜冒充黑社会，估计麻烦就少了。
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深入骨髓。这是农民好欺负吗？是他们欲借助贬低农民抬高自己的身价吗？也许是的。但在他们骂农民时，农民并没有惹到他们，也没在他们面前妨碍他们欣赏风景。当年，刚“踏入社会”时我曾经和一个同事打过一架，就为他辱骂农民。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我作为一个农民内心里自卑，骂了农民我感觉是对我的肆无忌惮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如果是针对我本人而不是针对“农民”这个抽象的实体，估计不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反弹。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和他们几个上班打牌，一边打牌一边闲聊。他们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扯上了农民，说他们在何时看到农民如何如何的，一边绘声绘色地说一边骂“烂农民”。当时我心头极度不爽，但碍于面子不发火地对其中一个“烂农民”骂个不停的同事说农民又没惹到你，你骂哪样骂？他瞪起鱼眼对我说我就骂了，又要搞哪样？我心头陡地火起，说你再骂一次？他竟然一迭连声地说“烂农民烂民……”。当时我已是气昏了，那一张脸顿时在我眼里变得极度的丑恶，也不知是怎么的我就先动手了，一拳就击向了那张脸。我已无法回忆当时打架的过程，唯一的感觉是太快了。后来另外两个同事把架劝开后对我说人家又没骂你，有哪样打的？我说我就是农民，不是骂我又是骂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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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农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像一座承受海浪袭击的孤岛。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家乡和20年前我刚懂事时比，根本就没有多大变化。除了青年男女倾巢出动去打工勉强能寄回一些钱买化肥买粮食买衣服穿外，一切都还照旧。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不允许他们出去打工了，现在的农村能变成什么样子。而这些被称为“民工”的农民，在城市，在沿海地区除了必须在血汗工厂里忍受一天至少十个小时的劳作外，还得时时刻刻担心被查晢住证。他们只能暂住，而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敲诈一笔。
农村的各种苛捐杂税令农民苦不堪言。许多农民被逼得自杀而死。这些报道曾一次次地上演，而它们只不过是事实中的极小一部分。也有农民愤而杀向官僚、反抗政府的。前几年，我家乡就曾爆发过农民抗税的风潮，像农民起义一样，当时政府还派了武警进行镇压。这还是在民风粗犷、农民一有事就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拿刀拿枪地啸聚的地区，在这里政府尚不太敢对农民耀武扬威，比如根本不敢下到农村指指点点骂骂咧咧。而在民风不粗犷的地方，从一系列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官府纯粹是对农民敲骨吸髓。
农村已是贫穷、灾难的象征，统治的罪恶本质在农村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按照历史的规律，它也终将会变成反抗压迫与榨吸的策源地。自90年代已来，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已大到令政府也不得不重视的程度。而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普遍性的贫穷预示着不解决这一问题，有可能对社会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构成巨大冲击的社会动乱的萌芽将得以生长。在家乡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生存的危机将迫使庞大的农村青年珽而走险。而政府对农村的榨吸，正有助于将这样的干柴点燃。农民既承担着改革、社会进步的成本，又直接被卷入被掠夺的漩涡之中，其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多地少的严峻局面使他们的富裕终成泡影。当历史已进入21世纪的时候，贫困山区的农民，仍然被排斥于文明的进程之外，成为现代化的异路人。
农村的败落，农民的悲惨生活，农民的被歧视，农民的被剥夺掉各种政治经济权利，农民的被压迫和榨吸，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看不下去。当一个为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的阶级到现在仍被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加以公开歧视和侮辱时，所有的意识形态宣传都是谎言，在无数双投向那张涂脂抹粉的丑恶脸庞的睛睛的逼视下，这张脸庞只能变得面目狰狞。同样是人，这个拥有庞大人口的阶层在中国却等同于“贱民”，既承受着掠夺，又承受着辱骂甚至杀身。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无声地控诉着以权力、文化、职业和地位等为特征的歧视结构，并指向统治本身的合法性。
因此有了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大声疾呼，有了“三农问题”的提出，有了许多学者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有了许多人对农村农民的关注。许多人问农村农民出路何在，以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提供出不同的方案和思路。这些方案和思路要么是城镇化，要么是农业产业化，要么是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不一而足。这些方案和扎扎实实的帮助将改变农村的面貌，使农村也能在现代化中分得一杯羹。但关健是消除歧视。政府应该像投入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那样也在农村投入公共水利、桥梁、公路等的费用，而不能让农民自己掏腰包，因为他们掏不起。无论如何，不惜血本为了美观投入城市的绿化而不抽出一点钱来帮助农民消灭贫穷，是不正常也不公平的。那些对农民构成歧视的恶法和政策，必须废除。必须能让农民能获得与城里人公平的工作机会，不应该看身份而只能看能力。应该让农民能在国内自由地流动，在流动之中寻找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学费越来越高，在贫困农村地区，不要说读大学，就是读小学有些农村家庭都读不起。失学儿童仍然有很多。而农民是学历最低、文化知识最少的一个阶级，在这个“21世纪”，没有知识的人只能被扫地出门，若读不起书，许多农民的孩子将永远失去竞争的能力而只能被压在社会的下层。政府应该真正实现“义务教育”的诺言，砍掉那些与“义务”不相称的学费，真正让每个农民的儿子都能接受教育。在政治权利上，应该按人口比例选出相应的人大代表，使农民能真正拥有政治权利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农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呼声，更无法从一开始就对那些以损害自己为代价的政策和法律提出严重的抗议。
农民，一个贫贱凄凉的背影。农民，一直浓缩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悲剧。农民，“山坳上的中国”的挑夫。农民，苦难永恒的象征。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许多城里人出身于农民，或上溯一代、两代、三代是农民。许多知识分子、商人、官僚、白领是农民出身。让我们不要忘了曾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和脚下的那一片黄土地。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面有菜色、憔悴沧桑的人们。让我们为他们的苦难和被歧视而感到耻辱。让我们帮帮他们，因为这也等于是帮我们自己。即使我们没有能力，那就让我们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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