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邵阳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990年统计，苗族有30.6825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78％。境内9县3区都有苗族聚居或杂居。巫水流域的苗族聚居区，是仅次于湘西的湖南第二大苗族聚居区。
第一节 源流与分布
唐末宋初，雄溪地区曾置溪峒徽州，为羁糜州，系“叙州蛮”一支的活动地方。这一带的苗族先民乘五代中原之乱，据飞山自守，史称“飞山蛮”。《宋史·蛮夷二》载：“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峒州。”其辖地在今绥宁、靖州、城步及会同、通道一带，其部族除杨氏外，尚有蓝、李、潘、蒙、秦、邓等豪族，他们论功行赏，散掌州峒，并以、正、通、光、昌、盛、进”七字为等级，建立封建领主制度。在今城步、绥宁县境，有杨正修为峒的赤水峒（今城步杉坊），杨正给为峒酋的东山（今绥宁东山），杨正款为峒酋的罗岩峒（今绥宁、通道境）。明初名将、凉国公蓝玉的先祖蓝昌见，此时与杨氏结盟，立有战功，杨氏令其世守扶城（今城步丹口乡）。南宋以后，居住今巫水流域的杨、潘、蓝、李、秦姓等“飞山蛮”后裔，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被正式称之为“苗”。除杨氏等豪族外，唐、宋之际，还有不少苗族从江西和长江流域及洞庭湖一带先后迁至今城步、绥宁、武冈等地定居。今绥宁黄姓苗族先祖，就是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自江淮徙古、洪二州，然后落籍渠阳（今靖州），其后裔分迁到绥宁、会同等地。
元代，苗族大量迁入境内西部，逐渐成为巫水流域的主体民族。元朝末年，今湖南西南一带的苗、瑶等族人民，在吴天保、杨留总领导下，于顺帝至正六年(1346)十一月起兵反元。次年五月攻下武冈城。其后又占领辰、沅、叙、靖等州，并乘胜转战湖北，一部分义兵进入河南。至正九年反元起义失败，一部分苗兵与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汇合；有的参加两湖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有的徙居江淮一带。祖籍城步扶峒的明初名将、黔宁王沐英和凉国公蓝玉，其祖、父辈因参加吴天保、杨留总起义，后来徙居安徽，谪戍定远，所以《明史》载他们为定远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民变四起，活跃于江浙一带的张士诚农民起义军陷平江（今苏州），嘉兴紧张，元军无力应付。元廷在“策无所出”的情况下，急调世为土官的城步赤水峒“苗帅”杨通贯（赐名完者），率领所部苗兵转战于江浙一带。苗军不仅战斗顽强，而且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喜着斑斓衣饰。苗兵到江浙后，却受到元人的岐视，认为“苗蛮不当使之窥中国”，不少人因引而愤然倒戈，参加张士诚农民军。杨完者遇害后，一部分苗兵亦就地留居，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汉族之中。元末战乱，宝庆、武冈二路的苗族，移避贵州的亦不少，后来定居于水城。同时，也有不少苗族，因战乱从外地迁居境内。今绥宁、城步苏姓苗族先祖苏昌裕，系此时携眷越枫门岭至高坪（今绥宁关峡苗族乡境）定居。今城步牛石和绥宁黄桑坪吴姓苗族亦是这一时期自江西过洞庭，上辰玩，经会同、通道，而定居于今城步、绥宁两县。
明朝初年，今城步、武冈等地有一部分苗兵由宝庆卫指挥胡大海率领，随傅友德、沐英等征戍西南。一部分被征调到贵州西部戍守，有的与当地苗族妇女通婚而落籍，其后裔留居于今晴隆、普安、郎岱、水城等地，人称“喇叭苗”，他们是被征调外出的城步等地苗族的一个分支。《郎岱县访稿》记载他们是“明初移来之楚地人”，“即古之荆蛮”。明代，城步、绥宁等地的苗族活动和起义斗争此起彼伏，从明洪武年间至弘治年间的134年中，苗民的起事、起义就达16次，其中几度形成高潮，规模较大的有正统至天顺年间的蒙能、李天保起义和弘治年间的李再万起义。英宗正统元年(1436)以蒙能为首，率广西蒙顾峒（今龙胜县境）和湖南横岭峒（今城步岩寨、长安营乡）苗民起义，一度攻下绥宁、新宁、靖州、会同等州县。到正统十四年，起义扩大到贵州黎平、天柱等地。代宗景泰元年(1450)，明廷遣总兵梁瑶、参将李震领兵镇压，迫使蒙能退守广西。景泰六年二月，蒙能攻打平溪卫（今贵州境）中火枪阵亡。由“逃入苗中”的湖北麻城人李天保继为首领，蒙能之子蒙聪为帅，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复与官军鹰战。直到英宗天顺四年（1460)才平息战事。此次起义和弘治时的李再万起义失败后，城步等地苗族因避祸，有不少人避居广西，今龙胜、资源等地的杨、蓝、阳、银、潘姓苗族，均是这一时期从城步徙入的。这一时期，武冈附近亦有苗人屯聚。《明史·诸王三》记载，恭王朱徽燥继其父庄王朱梗之位，寄居武冈州。景泰二年（1451），徽揉之弟徽煠谋乱，分遣家人段友洪等入苗中，“诱诸苗以银印金币，使发兵攻武冈。”新宁苗族亦杨姓居多，一支是明正统年间苗民起义领袖杨文柏的后裔，明中叶后卜居麻林等地；另一支是清代从城步下六都（今蒋坊、茅坪）经大古迁入新宁黄金等地定居。明末清初，苗族外迁内徙仍赓续不断。据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1988年云南大学出版社）载：清乾隆六年(1741)，杨清保、粟贤宇率城步、绥宁苗民起义失败后，有陶、侯、黄三姓苗民为避祸经贵州松桃迁至该州的弥勒县定居。“陶”乃“逃”的谐音，使其后裔不忘起义失败后的死里“逃”生。此时，在巫水流域，苗族仍然是主体民族。《清史·高宗实录》卷七百九十载：“苗疆各属内，永州府属之江华县，宝庆府属之城步县，沉州府属之芷江县，靖州本州暨所属之通道、绥宁县，均属苗疆要区。”清乾隆《靖州志》也记载．“城步、绥宁二县山界毗连，势如合壁。城步民居十之三，苗居十之七；绥宁民居十之四，苗居十之六。”自此以后，苗族在境内的分布基本趋于定型。
城步苗族自治县、绥宁县是邵阳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两县所有乡、镇都有苗族聚居和分布。1990年，城步苗族自治县有苗族12.1045万人，主要聚居在县境巫水流域的清溪、蒋坊、茅坪镇、兰蓉、白毛坪、浆坪、白云洞、丹口、平林、柳寨、羊石、儒林镇和南部山区的汀坪、蓬洞、江头司、五团等24个乡（镇）；县北资水源头的三水、资源、花桥、金紫、西岩镇等乡（镇）也有部分聚居区。绥宁县有苗族17. 6929万人，主要聚居在关峡、长铺子、黄桑坪、蓝家、联丰、寨市、乐安铺、朝仪、东山、鹅公岭、武阳镇、双河、枫香、竹舟江、河口、麻塘等乡（镇）。其中关峡苗族乡有苗族19887人，为境内苗族人口最多的乡。武冈县有苗族5125人，主要分布在江塘乡、邓元泰镇、荆竹镇和城关镇等地。新宁县有苗族1167人，主要分布在黄金、麻林、靖位、窑市等地。
第二节 习俗与文化
（一）、习俗
境内苗族既聚族而居，又与汉、侗、瑶等民族交错居住，在习俗上往往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既形成某些共同的特征，也有因地而异的习俗特点。
苗族寨落大多依山傍水，或在山冲，或在溪畔，小村落几户至十几户，大团寨数十户至数百户，深山峻岭亦有少数单家独户。村前寨后，喜植枫、椿、樟、梧，杂以棕搁修竹。住宅大多为木结构建筑。其中双层重檐木质卯桦结构的吊脚楼最有特色。吊脚楼下空间为牲畜圈、灰屋和厕所，一楼为住所，二楼为放置粮食等物的仓库，一般四排三间，一正一横；也有的六排五间，一正两横。一楼前面有较宽的走廊，连接中堂与横屋。走廊靠檐边装有带靠背的长条板凳。屋子的大门常开在住楼左侧，过道与走廊相通。这种住房适应山区特点：倚崖顺坡，节省地皮；离地拔起，干爽利落，通风亮气；一门出入，四周有板栅与外隔离，可防兽防盗。
苗族服饰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天启年间包汝揖撰的《南中纪闻》。其时绥宁“苗民不冠不履，男妇俱左袄佩刀。男子头插难尾，身穿短袄，胸背两臂俱绣花。妇女头髻偏挽右傍，顶上插一银牌为饰，上衣齐腰，亦俱花绣。男妇下截只穿长裤一条。冬夏跳足”。城步苗族服饰，旧志亦有“椎髻跳足，佩刀挟弩”之称。清乾隆年间“改土归流”后，“椎髻”改为“项髻”，用丝麻青包头巾或蜡染蓝青布巾缠“大包头”，雅名“黔乌”。无论男妇均如此裹头，仅未嫁姑娘不用。清代，城步、绥宁苗族大多着无领梅条花边对襟衣或大襟左社上衣。男裤短而宽大，镶大花边，小腿缠青色长幅绑腿，喜用布巾扎腰。妇女多着家织挑花裙，腰束宽扁织花带。童帽非常讲究，除制作精巧，刺绣细致外，还满布银饰，戴在头上，不仅银光闪烁，而且叮当有声。晚清至民国初年，苗族女子逐渐改裙为裤，男子装束亦趋汉化。
苗族地区多以大米为主食，红薯次之。新中国成立前，粮食产量低，杂粮、旅把亦成为半年粮。苗民饮酒的嗜好十分普遍，喝酒多自己酿制。常饮的有水酒、烧酒，以及连糟煮食的糯米甜酒，还有以烧酒浸泡甜酒而成的状酒等。城步南部山区及县城等地，副食以“油茶”为最。油茶不仅是迎宾待客时必备的饮食佳品，而且是饭前必食的饮料。油茶并非一般清茶，而是一种咸、苦、辛、甘、香五味俱全的茶汤，系原生的酮茶叶用水煮后，擂烂过滤，佐以食盐、葱、姜、山樟子等万烧成浓度较大的油茶汤。再加上经过油炒的又香又脆的阴米、花生、黄豆、玉米等制作而成。既能解渴，又能充饥；热天喝后能消暑解热，冬天喝后又可祛湿去寒。吃油茶时，一般要连喝四碗，象征四季平安。吃罢四碗，要将茶碗叠起来，表示领情谢意。不然，主人以为你尚未满足，就继续泡茶。若客人一次吃不了四碗，事先要向主人说明，否则视为失礼。绥宁南部苗乡亦有喝油茶习俗，制作方式较城步简单。绥宁苗乡流行万花茶，用半成熟的冬瓜皮、袖子皮、白糖、蜂糖、桂花香精等原料制成。先将冬瓜、袖子皮切成手指大小、形成不同的条条片片，再在上面雕刻各种花草鸟兽，组成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雕好的冬瓜、抽子皮，先用稀释了的石灰水浸泡，去掉生涩苦味，然后与青铜、明矾一起用文火煮沸返青，使之仍然新鲜脆嫩，待沥干水后，加适量白糖、蜂糖和桂花香精，拌合均匀，然后反复曝晒，使之透明如玉。饮用时，抓几片放进滚沸的茶水中，冲泡成浓郁香甜的万花茶。万花茶是苗民招待尊贵客人的饮料，也用它来表示男女之间的爱情。上门求婚的青年男子，如果被姑娘看中了，她奉献给青年男子的茶杯里，将有四片透明如玉的万花茶：两只“凤凰呈祥”，两朵“并蒂莲花”。如果姑娘没有中意，茶杯里则只有三朵万花茶，而且都独鸟独草，求婚者自然知趣而回。
苗族同胞质朴尚礼，乐于助人。城步、绥宁苗区，逢坳修凉亭，遇水砌跳岩。修路架桥，常由苗寨筹捐资金，苗民义务投工。并在凉亭、路边置“懒板凳”，开水井、架水览，供过往行人歇息和饮水。岔路口常立有分路碑，指明岔道去处。乡下老者常打草鞋和备针线包挂于风雨桥头和凉亭中，以方便行人。苗族村寨无论谁家红白喜事，邻里均主动上门帮助做事，不计报酬。对孤寡老人，常送柴送水。对困难者，不登门讨债。
苗族地区在生产习俗上仍保留不少古代遗风。其中打锣挖舍和赶山猎兽、见者有份之俗最有特色。城步南部山区烧荒开舍，互相换工、帮工，相邀结队，打锣挖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挖土，由一名歌手在前边打锣鼓边唱山歌，给挖土者助兴鼓劲。谁落后或掉队，歌手就到谁跟前敲锣打鼓唱歌，鼓励落后者迎头赶上。城步、绥宁苗民在农闲时，常结伙上山打猎，称为“打山”、“赶山”。打猎时，先敬“梅山神”，围猎之中，一切联络均以梅筒为信号。打得猎物后，按“见者有份”的原则进行分配。第一枪打倒或第一刀刺中野兽者分兽头和兽皮。兽头的砍法是将兽耳向后压倒，于耳之所到之处砍断。如果为二人射中或刺死，则分第一、第二射手。项圈肉也分头圈、二圈。先寻获猎物足迹者，可得四足。其余参加围猎和在场见到的人，按人数平均分配，即使妇女抱着小孩路过见之，也要分给两份。
城步、绥宁苗族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方面，父母包办和自由选择并存，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先娶后冠，男少女长，”系父母包办婚姻的体现；“跳月求偶”、“歌语联姻”、“草标幽会”、“信物定情”，则是自由恋爱的表现形式。苗族姑娘出嫁前夕，好友都来“陪嫁”，唱《嫁女歌》，以歌来抒发离别之情，姑娘则难舍难分地“哭嫁”。其间还要吃“离娘酒”和“辞行饭”。“哭嫁”过程中，歌声情真意切，在座送嫁女宾无不掩面而泣，直至凌晨方才“出闺”。城步蓬洞一带苗族姑娘出嫁之际，还要请歌郎对唱“酒歌”，一般要唱一天一晚。全套“酒歌”分“拦门歌”、“十折歌”、“公爷进地歌”、“结亲路歌”、“三代根基歌”、“奉亲歌”、“过定歌”、“谢主家歌”、“龙船歌”9个部分，歌词有15000余字，均用苗语演唱。歌郎每唱完一段，大家跟着和起歌尾，悠扬悦耳，热闹非凡。唱到最后主家用一只腊鸭表示“龙船”，双方歌郎各扯一端，边扯边唱，唱赢者赢得鸭子，意为赢得“龙船”，为酒歌中最精彩的高潮。唱完“酒歌”，迎亲队伍领着新娘，唱辞别歌回程。绥宁关峡等地苗族姑娘“出闺”，兴“踩格筛”。即出嫁姑娘将出门时，媒人用格筛托着出嫁衣裳、银饰、花鞋等，让姑娘穿戴完毕。姑娘来到中堂屋三跪三拜，拜别祖宗、父母叔婶及兄弟姐妹后，爹娘在一旁哭泣着把格筛放在一盛满谷子的斗上，出嫁姑娘站上去，便由亲兄弟（没有亲兄弟则由房兄弟）背着出门。城步南部山区还流行招郎入赘之婚俗，不仅无儿户女儿不外嫁，而且有子之家也要留下一个女儿在家“讨丈夫”。上门郎不需给女方聘金和聘礼，只要带少量礼品或不带礼品入居女家举行简单的婚礼，即成为女家之一员。上门郎常“男从女姓”，按女方姓氏和班次重新取名，享有财产继承权，同辈男女均以兄弟相称，最忌“姐夫”、“妹夫”之名。所生子女，长随母姓，次随父姓，或全随母姓。
城步、绥宁等地是较早地兴过春节而不过苗年的苗族地区。苗族同胞每年的大小节日较多，各地也不尽相同。农历三月初三，是苗家的动春节，为了祈求祖先保佑，使当年五谷丰登，人畜两旺，要杀猪或杀鸭子，做糯米把把敬祖，并接女儿女婿来娘家过节。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生节，也是苗族的乌饭节。这一天，要给耕牛喂酒、酒糟和谷物，让耕牛歇息一天，称“四月八，牛歇扼”。这一天苗族同胞吃乌饭，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和英雄。城步、绥宁的杨姓苗族吃的是用木叶染成的乌饭，也叫黑饭，祀传说中的祖先杨文广、杨八姐（金花）。城步丹口一带的蓝姓苗族，吃的是用乌米煮成的乌饭。传说这种乌米是其祖先蓝玉被杀时头滚到田里因血染而产生的乌米。这种乌米在蓝姓氏族中世代相传，自种自食，并且要每年过节祭祖时才吃。农历六月初六，是苗族的禾莞节。这一天，苗族同胞要杀鸭子敬五谷大神，买肉打酒，邀亲友聚会及出嫁女儿回娘家。吃饭之前要先到田边给田头社公（即五谷大神）挂青，也叫挂田青，并设酒祭奠。路遇好友也不能说话，彼此遮面而过，表示对五谷大神的虔诚。
农历九、十月间，境内苗族地区五谷收割后庆贺丰年，因地域姓氏不同过节的时间不同。城步五团等地银姓苗族在九月的“卯”日过节，逢“申”年的66 9p }q日为大节，因“申”年要12年才有一遇，故又叫“十二年大节”。过节时，要杀猪，打核把，蒸糯米酒，在节坪祭祀祖先。祭祖之后，大家才开怀畅饮，共庆丰收。城步兰蓉、白毛坪、蓬洞等地苗族则在农历十月逢“亥”之日过鼓堂节，人称“庆鼓堂”，系苗家的重大庆典。其前奏是每年农历二月逢“未”之日向祖先和诸神祈祷许愿，祈求其保佑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待金秋收割完毕，十月第一个“亥”日，便是祭祀诸神的还愿之时，要杀猪宰牛，蒸酒做核把，喜庆鼓堂。一般每年一小庆，三年一大庆，以寨或数寨为单位，先推举会首，确定执事，组织全寨出动，敲锣打鼓，伴以芦笙唤呐，齐集寨坪，唱歌跳舞。祭祀活动从“请神”的“请圣歌”开始，“庆神时”喜唱“坐堂歌”、“长鼓歌”、“踩田歌”、“望日歌”、“芦笙歌”，到“送神”时诵唱“送圣歌”形成高潮。整个活动融音乐、舞蹈、祭祀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山寨情趣。在绥宁，苗民仍有“以十月为大节”过苗年，共庆丰收的习惯，以东山、鹅公岭等地最为隆重。过苗年一般是按姓氏定日期的，龙姓在十月十五，吴姓在十月十六。届时杀猪，捕鱼，打松把，寨中呈现一派大节景象。
（二）文化艺术
城步、绥宁苗族有古老、丰富的文化遗产。苗族民间文学以口头文学为主，有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款词、寓言、笑语、卡子、花话等多种形式，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达了苗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有的以远古神话为题材，如《皮肚金沙抓太阳》、《东山老人南山小妹》、《盘古开天》、《盘王的传说》、《狗取稻种》等；有的以历代英雄的反抗斗争作题材，如《飞山令公》、《李天保再世》、《李再万的传说》、《粟贤宇的故事》等。还有的讲述苗乡的风土形胜，反映苗家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和道德风尚。唱山歌是苗族同胞的一种特别爱好。无论是在紧张的劳动场所，还是轻松的闲暇，常常歌声连绵。绥宁长铺子、河口、竹舟江等地苗民，每年农历三月三有登神坡山赛歌的习惯。城步西南境山区的苗胞，每逢婚寿喜庆，兴开“歌堂”，对歌通宵达旦，甚至数天数夜。最有民族特色的是缠绵徘侧的嫁女歌和明快悠扬的贺郎歌。嫁女歌是苗家姑娘出嫁前夕在自己家唱的，姑娘的女友围一个圆圈，故又名“花园歌”。先由新娘自己哭嫁，女友伴唱，唱的是劝慰之词，歌中用“哩啦哩”衬词唱和，所以又叫“哩啦哩”，亲切优美，缠绵徘恻。贺郎歌是新娘到男家之后，由男方亲友演唱，它以旋律动人、节拍形式变化多端而闻名。著名作曲家白诚仁创作的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用城步苗族贺郎歌的音调为主要创作素材，其明快的曲调、悠扬的旋律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听众。1979年10月，绥宁县苗族农民作者李荣民以苗乡“歌语联姻”为题材的山歌剧《相亲亭》，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相继荣获国家文化部文学创作荣誉奖和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团结奖。境内苗族不仅能歌，而且善舞。1964年，根据城步苗乡喝油茶习俗编创的《油茶舞》，曾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大会。1980年，城步苗族舞蹈《打泥脚》，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并获创作、演出二等奖。吹木叶是苗家特有的一种口技吹奏形式。青年男女上山随手采摘一片柔韧的木叶，抵在嘴唇上，便可吹奏出多种山歌调，悠扬婉转，清新动听。苗族雕刻、剪贴、刺绣、挑花、银饰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苗医苗药、苗拳虎拳等传统技艺自成体系。气功、巫术亦在传统技艺中占有一席之地，往往与医术、武术结合，是有一定价值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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