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达忠/理论
族群表达者或者表达生命的感觉
——民族文学随想
人不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这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一句名言。这是一句包含着深刻的人生意蕴的话。人不是为活着而活着的，人虽然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即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但是，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自觉的、有目的的生命存在，而表达就是显示这种生命存在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人不能表达他的生命，在生命的进行与展开的过程中不对生命进行表达，那么，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不能实现。生活就是人表达生命而建构起来的空间，表达将人从物质的层面引向了精神的层面，引向了自由的境界，有了表达，人就总是向着自由的王国前进。这是第一。第二，生命一定要进行表达，但是，这正如生命的进行与展开方式的多种多样，生命的感觉的无限丰富一样，我们表达生命与生活的方式与途径也是无限丰富的。农民的田亩，工人的车间，教师的讲台，科学家的实验室，都是人生的表达舞台。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创造者，人类情感空间的构建者，他的表达是与生命的感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说就是，作家的要进行创作，主要就是为了表达他的生命的感觉，把他对生命与生活的感觉用形象的方式来感动读者，来丰富读者对生命与生活的感觉，让读者对人生敏锐、细腻与充满意味。显然，表达生命的感觉就是作家作为作家而存在的一种方式。
这样，我们就似乎找到一条进入文学的道路了。
文学是什么？文学主要的是一项个人的事业，体现的是作家个人的见识、才情、良知，体现的是作家个人对生命的感觉，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认识，表达的是作家个人的生命精神，是作家的生命自由情绪，彰显的是作家个人的生命状态。我们并不否认为民请命的写作，也不否认听将令的写作，但在为民请命中或听将令中，我们也仍然深刻的感觉到作家个人的存在。伟大的鲁迅说他是听将令的，但他的每一篇作品，都鲜明的体现了他个人的决绝的个性，他的作品中所浸淫的那份沉郁、那份冷静，那份执着，那份犀利，那份尖锐，那份深刻，无不清晰的烙上了鲁迅个人的生命印记。梁实秋说鲁迅的作品第一是冷静，第二是冷静，第三还是冷静。虽然这是带有一定情绪的冷嘲，但也一样的体现了一个卓越的学者对一个伟大作家的深刻的洞见。这就是鲁迅所开创的事业，是鲁迅的文学感觉。我们不否认时代对鲁迅的创造，但我更愿意强调，鲁迅就是鲁迅的创造，鲁迅是鲁迅的作品。他的每一篇作品，体现的都是他个人的洞见，是他个人对时代、对生活、对生命、对未来的感觉与认识，是鲁迅的生命情绪与生命状态、生命感觉感动着我们。
文学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一篇作品怎样深刻的全民面的真实的反映了生活，更重要的在于作家在表现反映生活、时代、生命中浸淫了作家自己的洞见，在于作家将他自己的生命感觉、人生状态、自由精神、个人意志表达在他的作品中。作家个人的对生命、对时代，对生活的悲悯与沉思，应该是作品中最富于力量的因素。陶潜的静穆自然，李白的飘逸空灵，杜甫的沉郁顿挫，既是时代的，但更是作家个人的生命感觉，是作家个人对时代的悲悯的结果，是作家个人的生命情绪的彰显与表达，是作家的生命精神与自由意志的张扬与沉积。沈从文说：“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文学感动我们的，永远是那种个性的力量，是那份个人感情的力量，是作家的个人意志所表达与创造的那个世界的存在状态和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悲悯情怀。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创造性，这样的富于个性色彩的自由的表达，那么，就不会有文学，而是宣传，是说教，是劝谕。伟大的鲁迅说，所有的花都有色（我把白色也算作色），但并不是所有的有色的都是花。文学固然也要反映时代，要表现生活，要表达生命，要抒写人生，但并不是一切反映了时代的文字都是文学，并不是一切歌颂生命的作品都是文学，而是那些充满了作家的个人洞见的，体现了作家个人感情的，表达了作家个人对生命、对生活、对时代的悲悯的作品才是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什么是文学的真理。文学的真理就是作家个人对时代，对生活、对生命的悲悯与关怀与批判与沉思，就是作家的个人意志，作家的生命精神，作家的自由意识在作品中的张扬与彰显与表达。
我们从宏观上廛清了文学或者作家的责任与使命，但具体到民族文学与民族作家，我们会发觉存在另一种情形。
因为汉族人口占中华民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民族作家一般意义上就是指汉族创作者之外的其他民族创作者。因而，民族作家不仅仅是一种称谓，更重要的而是一种身份界定，意味着创作者是代表着民族进行创作的，是民族文化代言人，是族群的表达者。族群的表达者，这注定是民族作家的使命与责任。我们知道，由于长期以来的汉族文化的大一统地位或者中心地位，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处在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尤其是作家文学的创作，许多民族的作家文学，是进入现代以后才产生的，并且仍然要借助汉语言来表达。这样的现实情境，就决定民族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要承担起比一般作家创作要多的责任。这表现在一方面要把自己民族“少数”的生活状态揭示出来，也就是宣传介绍民族风物、风情、风习，让民族被遮蔽的生活为外界所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因为民族是“少数”的现实，创作者显然就被视为民族的精英分子，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自然就要求他在创作中要反映民族的文化、思想、精神、情感。这两种责任，就决定民族作家首先是为民族在进行创作，是为族群进行表达，而表达作家个人的生命感觉反面退居其次。因而，民族作家的创作所表达的也往往是族群生活的表象和普遍性的文化意象，而没有表达出作家个体对生活、生命的感觉与认识，没有体现出作家对生命，对民族，对时代，对生活的悲悯与沉思。作家是作为纯粹的民族的代言人、阐释者或者象征在进行创作，而不是作为一个有独特生命感觉的表达者在进行创作，这样的创作当然也就注定是概念式的或者是表象的。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许有人要用这句似乎是真理的话来反驳。我不想否定这句话存在的意义，但是，我想廓清民族的之所以是世界的，是因为民族的内核中蕴含着的意识、理念、情感是人类所共通的，因而，只有体现了这种意义上的人类意识的作品，体现了人类的普遍悲悯情怀的作品，而且是属于作家个体生命感觉的作品，才会是世界的，才会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并不是说，你表现了民族生活，为民族进行创作了，作品就具有世界意义了。这常常是民族作家们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沈从文或许是现代最成功的民族作家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写他的湘 西的，写他的八百里沅水，与苗家人的生活有密切联系，但他不是为了写湘西而写湘西，不企图作湘西历史的阐释人，也无意作苗族文化的表达者，而是通过他笔下的湘西的人生，显示他的美在生命的美学理念。他说，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沈从文散文选》）他的《边城》不仅此是为了塑造一个清纯美丽，自负敏感的苗族少女形象，而是通过边城的世界，“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的‘爱’字作一度如恰其分的说明。” “为人类的‘爱’字作一度如恰其分的说明。”（《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这是一种多么富于见地的文学理念。也正因为沈从文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来表现湘西的人生，偏远的湘西才获得了世界的意义，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鲁迅在其著名的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真是大师的深刻洞见。这个时代这所以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在这个时代实现了由外向内的转化，即由单纯的表现外在的生活表象，转向表现作家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传达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与生命感觉。我们民族作家也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创作，来思考族群的表达者与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的关系。
在族群的表达者或者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我们的民族作家往往注重的是族群的表达，而忽略表达生命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一种悖离。作家首先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生命的感觉的，通过作家的生命的感觉来表达族群，表达族群的文化、思想、精神、情感。这样的表达才是向文学的前进，文学才是回归于文学。
民族文学，民族作家作为一个概念，重要的不在于民族，而在于文学，在于作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文学回归文学，作家回归作家，让作家完全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创作与表达。
2003、12、15日于凯里
★余达忠，男，侗族，1963年3月出生，文学副教授、民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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