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厚兄只不过是一个下等文官罢了，但在我们遥远的塞罗拉那儿，他就像国家文化部长一样，又高贵又稀罕。不过，那种高贵和稀罕也只是他个人的感觉而已，别人并不那样以为。如果你在塞罗拉街子那儿看见他戴着一顶鸭舌帽迈动悠闲的步子目中无人一般地走过来，那么你务必在他那张眼皮底下亲切地叫他德厚部长而不能叫他德厚站长，且装出一副肃然尊敬的模样，否则他就用鼻孔来回答你，如同一头重感冒的小公牛。要是反过来呢，你埋头做着自己的事儿不理睬他，以为他可有可无，他就从你身旁傲然而过。但到了年关的时候，你要买一张好看的年画或者一副中意的春联，要么闲时间去买一张甲等的电影票，你就得求上他文化站的门儿了，你才感到，德厚兄才真正地让你彻底地可有可无了。
其实，那是因为你太卑微，在我们塞罗拉那儿没有一点儿身份的缘故，在他的面前不值一提。只有翁书记和许主任，或者县里下来的文化局长什么的，德厚兄才远远地就在那儿笑成了一朵残败的花儿等待着他们了，之后又毕恭毕敬地从右手边的上荷包里掏出香烟来递给他们，然后一副谄媚像儿凝然一座木雕似的在脸上那儿定格。那时候，只要他们其中有一个拍着他的肩膀说：德厚部长，好好干啊！他便将头低低地埋下去了，良久之后才说：领导，别，别开玩笑！
德厚兄我们共事过五年，就是在塞罗拉中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语文教师，但德厚兄心中仿佛没有过我，因为一次我们为争论一首古诗的平仄问题时我认输了，他就以为我对音韵一巧不通，根本不够格当塞罗拉中学的语文教师，我便在他心目中也可有可无了。于是，逢人便说：现在的大学生哪，哎，当不得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
但后来德厚兄又仿佛一天之间对我肃然起敬了，就是我初任塞罗拉乡长的那一天。秋日，天空高高地浮在佛顶山上，几丝白云很淡，无动于衷地贴在远远的一角，塞罗拉街子横陈在天空之下，让那几个悠闲的人们走过来走过去。我正在办公室里构想着我们塞罗拉的前锦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进来了：杨乡长，恭喜恭喜！我将头抬起来一看，是德厚兄，他仍戴着一顶鸭舌帽，凸起的颧骨上方嵌一双无神的眼睛，笑嘻嘻的在两腮那留下几条深深的沟纹。他显得有一些拘谨，尽可能地做出一副恭敬的模样，声音仍是他惯常那种公鸭似的声音。
嗨，德厚兄！我说着站起来，向他伸过手去，是你老先生呀！
他迟疑了一会儿，两腮颤动了几下，才伸出了双手来。他的手掌很薄，指节细长而枯黄，就像一把干枯的嫩毛竹。
他没有说什么，脸上只是久久地堆着谄媚的笑纹。
坐，德厚兄，请坐！
德厚兄就在我安排的椅子上坐下来了，规矩得像一个听话的中学生。他等我坐下之后，一边向我递烟，一边笑嘻嘻的恭维我：杨乡长，我早就看准了，你迟早是我们塞罗拉的头面人物！
那一次，他的香烟是从右手边的上荷包里抽出来的，是我们塞罗拉那种高档的遵义牌香烟，然后两只手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跟前。我知道，德厚兄左手边的上荷包里还揣着另一包香烟，是劣等的比合作牌略好的乌江牌香烟。要是往常，他充其量给我甩过来一支乌江罢了，并且做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态，就像他给众多塞罗拉的平头百姓们甩去一支乌江一样，让你既有一种享用嗟来之食的感受，而又在心里铭记着他这样一位下等文官的恩情。只有翁书记他们几个才能有资格享受他右荷包上的香烟。但是，你也许受宠若惊了，在遥远的塞罗拉那儿，还有一位掂量得起斤两的人物看你不薄呢，那么，你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于是劣等的香烟便在你的两指之间自得地夹着，在众多没有接到德厚兄香烟的人面前美美地炫耀了一次，青色的烟圈在当街的天空中升腾，你的心里头已经乐不可支了。
我接过德厚兄的遵义牌香烟，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正要在腰间搜索火柴，一颗踊跃着火苗已经送到我的眼前来了，是德厚兄的那个汽油打火机。我本来想说：德厚兄，我要抽左边荷包那一种香烟。但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没有说出来，就接上了他的火，然后抬起头，四目对视了一会儿，便各自地笑开了。
德厚兄。良久，德厚兄仍在那儿媚笑着，两眼在我的脸上游移，仿佛等待着我说什么，于是我说：你过奖了，我本来不是当官的料，我只不过是滥竽充数罢了。
他说：不，杨乡长，你这等有才学的人当乡长都委屈了呢！
我说：德厚兄，我还是当一个语文老师的好，也许当一个语文老师还不够格呢。
他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中学语文教师，只是塘小鱼大，你始终要到大海里去。
我说：哪里哪里，有很多东西，我永生永世都还向你学习呢，比如音韵学什么的。
他的脸一时红到了脖根那儿，一向含笑的脸形扭曲成一幅变形夸张的漫画作品。我就不断地吐烟圈，有意地不去看他的脸色。
良久，他才说：杨乡长，不，不，那时候，我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感觉我一时将话说得有些失了分寸，与自己的身份不相宜，于是又说：德厚兄，今后还请各位多支持呢！
一定的，一定的，杨乡长，只要有用得上的地方。
德厚兄当上我们塞罗拉的文化站站长其实也很不容易了。他原先不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之后当了很长时间民办老师么，但他一心并不在教书上，而是想如何在塞罗拉中学弄到一个转正的指标，再利用那儿作为跳板，千方百计谋到一官半职。德厚兄虽然如此而已，但在遥远的塞罗拉那个地方，他却是一个秀才，工于楹联古韵，什么声律启蒙啦增广贤文啦之类背得烂熟如流，出口便是一些雪对风云对雨晚照对晴空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之类，他虽然没有许主任他们那么神通广大，但比我们一般的人门路宽广得多，就是许主任家接儿媳妇的时候，还得请德厚兄去撰写喜联呢，于是一副红联上两行耀目的大字拖着大刀一般的尾巴熠熠生耀：两个黄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之后，德厚兄便在许家光亮的门楣前背着手踱着，单薄的身影套上一件青布衫，鸭舌帽下瘦黄的脸色漫溢出几丝得意的神情。嘴上吟哦着一串平平仄仄平平仄，摇晃着那颗小脑袋。不久，德厚兄便被许多人围住了，之后就听见一连串的恭维话：现在的读书人算啥，有本事就要像德厚先生那样！
德厚兄年轻时候没娶过老婆。但是，德厚兄不是不惹女人，不，对于女人，他比我们塞罗拉中学的任何一个单身汉都懂得得多，连许主任家的千金许小芳如何与韩太师老师恋爱又如何告吹，他也比其他人清楚，而且为许小芳爱上韩太师的事情颇为愤然，像夺走了他的情人似的。他只是瞧不起带着泥土味的农村姑娘，想找一个腿脚颀长腰如蜂面色白淅的非农业姑娘，然后建立一个双职工家庭，彻底地跳出农门。但是，慢说德厚兄了，就是我们塞罗拉中学那些大学毕业生如祁明照老师他们都不敢这样想，德厚兄连自己都还带着半身的泥土味，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民办教师罢了。
然而，德厚兄就是比大家有门路。他凭着那几句平平仄仄平平仄和那笔带刀形的大字，硬是在塞罗拉那儿劈出一块地盘来。不久，县教育局就发现才子德厚兄了，给塞罗拉中学一名民转公的指标，而塞罗拉中学的民办教师唯德厚兄一人，竞争对手等于零，自然就落在他的头上了。与其说是给塞罗拉中学一个指标，毋宁说是专为德厚兄解决转正问题。后来，听说主要是德厚兄背着许多土特产上局里去了好几次，与局长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这只是传说，你看见他扛着货包上局长家去了？
就在德厚兄转正后不久，他就和我争论那个关于古诗的平仄问题了，结果我沉默，他就断定我不配当中学语文教师。
这一回德厚兄可以专心致志地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非农业姑娘来谈情说爱了。但是不行，德厚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酒贪杯，永远也改变不了农家子弟那种慷慨激昂的习惯，只要有人请他去写春联什么的差事，他必烂酒如泥，不省人事，然后又平平仄仄地吟咏着什么。而那些娇贵的非农业姑娘又最看不起好酒贪杯的男人，于是，德厚兄想要建立双职工家庭一直就成了一个梦。
有一回，罗敏老师不知道怎么回事斜视了德厚兄几眼，德厚兄就以为罗老师在向他暗送秋波。这个微妙的神态让蒋兴业老师看见了。晚上，蒋兴业老师踅进了德厚兄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聊了一席知心话。
蒋兴业老师说：德厚兄，你看，——罗敏老师，如何？
德厚兄震动了一下，即刻又沉静下来，说：罗敏老师？我看不错的，你看中她了？
蒋兴业老师说：不，她会看上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德厚兄说：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蒋兴业老师若无其而又认认真真地说：我看，罗敏老师八层看上你啦，她已经两次向我打听了你的情况。
德厚兄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颤动起来，说：真的？你都说了些什么？
蒋兴业老师说：我没说什么，我只说你的语文课上得很不错，是我们塞罗拉的秀才。
二人不说话了。德厚兄联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阳光很好，洒在我们塞罗拉那儿无边无际，罗敏老师在水井边洗菜，德厚兄也去了，德厚兄看见罗敏老师稀疏的刘海很好看，眼睛让阳光照下来笑成一朵花很可人，德厚兄就向她拂去了一点儿水，罗老师抬头一看，是德厚兄，她将脸盆一古脑儿就给德厚兄泼去一盆水，然后扯开腿就跑，留下一串脆脆的笑声，德厚兄淋得一身如同落汤鸡。他想着想着的时候越发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蒋兴业老师看德厚兄不说话，就做了一副起身告辞的模样。德厚兄慌忙拉往了蒋兴业老师。
他说：蒋老师，坐一下。
蒋兴业老师说：德厚兄，是不是需要我做一点工作？
他说：哈哈，要是蒋老师方便的话……哈哈！
蒋兴业老师说：其实，是不复杂的，你找个机会让单身汉们去哪儿聚一聚，大家来撮一撮，不是顺理成章了吗？
他说：也是也是，蒋老师对于女人——还是很懂的。
不久，德厚兄就买来了三只鸭子。那时候，三只鸭子，对于我们收入不高的单身汉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支出了，德厚兄那样舍得化消，已经是一次壮举。鸭子煮好了，就在罗敏和王玉琼老师的屋子里，除了德厚兄和二位女老师而外，就是我们那群单身汉老师。蒋兴业老师是主持人，他示意罗敏老师向德厚兄拈鸭肉，德厚兄就客气得不行，连声说：谢谢，谢谢罗老师！后来，王玉琼老师出来了，单身汉们也陆陆续续地走出来，给德厚兄安排一个有利的机会。他们躲在钟长根我们的小屋里，等待德厚兄的浪漫的故事。
罗老师好勤奋哟，看那一堆书！
是德厚兄公鸭似的声音。
罗老师到塞罗拉来习惯么？
也是德厚兄公鸭似的声音。
良久，又听见德厚兄说：罗老师，其实，乡下也有乡下的乐趣，……当然罗，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都进城去。
……
不知怎么地，祁明照和蒋兴业老师扑嗤地笑起来了，大家也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于是，在笑声中听见德厚兄踏着楼廊的重重的脚步声离开罗敏和王玉琼老师的小宿舍。我想，那时候他的嘴巴一定翘得很高。
以后，德顾兄就不理睬我们那群单身汉了，仿佛他不是我们塞罗拉中学的语文老师一般。其实，不外乎为了三只鸭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德厚兄？你不是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吃商品粮的姑娘么？
他没有跟我们往来，但不能说他在塞罗拉也失掉了才子的美称，就没有与他往来的人，正如缺少了我或你，地球照样转动一样。有人看见，他与翁书记亲热起来了，不久不久就要送去一条遵义牌香烟，或者一瓶老窖，然后二人吃得醉醺醺地很知己。过去，从没听说德厚兄与翁书记沾亲带故，几经酒逢知己饮之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清理出他们原本是转折亲。于是，德厚兄对我们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看不起我们教书和，也看不起教书的职业了。
有一天，我上街去准备买一盒牙膏，将要到供销社的门市部那儿的时候，看见德厚兄走过来了，鸭舌帽和青布衫都换了新的。我走过去，将要喊他时，有人已经喊住他了：哈，德厚部长，上街来？留一张好票啊！只见德厚兄笑嘻嘻地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仰面而去。
怪哉！德厚兄当什么部长来着了？我不好打听这件事情。回到学校的时候才听蒋兴业老师说，德厚兄通过翁书记的关系改行了，就在我们塞罗拉文化站当站长，领导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放电影，另一个管理图书并负责上下联络，德厚兄事实上无事可干。不知为什么，塞罗拉的人喜欢叫他德厚部长，可能是从国家文化部长那儿类推下来的？不，不是，是德厚兄不喜欢称文化单位叫文化站，他说：什么站长站长的，到底是烟草站、农推站还是防疫站、水利站？文化部门本来就不应该与它们相提并论。你不看见国家文化单位文化部吗？我看基层的文化单位也应该叫文化部！德厚兄向人们那样慷慨陈辞着，仿佛也很有理由，于是人们便称他德厚部长。
你别看我们德厚兄这个小小的文官，平时仿佛可有可无，但到了年关或什么节气的时候，他可神气了。我们塞罗拉无论开展什么活动，都要请德厚兄定夺，然后指挥他手下两个青年跑腿，他便坐在带扩音器的话筒前边发表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等讲话，夹杂着一些增广贤文，显得渊博极了。
德厚兄每一次讲话都涉及到一项内容，就是省委书记接见过他们，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灿烂最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吧！说是接见德厚兄他们，其实是接见省里的一批专家学者，德厚兄只不过是夹在其中让省委书记握过一次手而已。那一年，省里有一家民间文学刊物拟发一篇文章涉及到我们塞罗拉一位民族英雄，有位知名学者给文化站来了一封信，请文化站的同志将有关那个英雄人物的传说和文献史料送上编辑部去，德厚兄就号召手下两个青年忙了一个月，将材料整理好后，德厚兄亲自送到省里。那天，学者刚好到省委开会去了，德厚兄在编辑部找不到他就直奔省委，在省城各界名流当中德厚兄找到了那位学者，德厚兄就夹在那群社会名流当中让省委书记握了一次手。人们不知道又年轻又瘦弱戴着鸭舌帽的德厚兄代表哪一方面名流，不断向学者探问，弄得学者不知从何介绍，德厚兄也很尴尬。但后来德厚兄向人说起这事的时候，省略了许多细节，就成了省委书记接见他们，仿佛他也是一位社会名流一般。
两位青年已经看不惯德厚兄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为德厚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主张很不合时宜，比如五四青年节，两个青年主张办一次舞会，他却主张开一次座谈会然后办一餐伙食，豪饮一次。比如春节期间两个青年主张开展一次篮球比赛活动，他却主张举办一次对联比赛，结果两样都搞。德厚兄既好面子，又不善理财，文化站本来不多的业务经费经他几次请客送礼，就所剩无几了。两个青年建议，去新华书店弄一点书籍来卖，筹集一些钱，再发动塞罗拉青年捐一点儿资，开办一个录像放映厅，申请向县局要一点儿支助，既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又有一些资金来源的渠道。德厚兄说：文化部门就是文化部门，文人怎的还有经商挣钱的？局里有文件这样做吗？
上面是有以文补文的精神的。两位青年说。
什么以文补文？我没有听说过！德厚兄说。
两位青年从桌上将上面关于以文补文的文件递给了德厚兄，请他过目。德厚兄看了很久，说：这个文件的句子都不通顺，要办，你们两个办吧，我不知道！
录像放映厅自然办不成，两位青年也只好作罢。但文化站三人的小集体里已经酝酿着一场小小的风波，时时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口角。终于，有一次，德厚兄揪着他手下一位青年气势汹汹地直奔我的办公室来了，那青年笑眯眯地走在德厚兄的前边。
我慌忙扔下手中的文件，说：德厚兄，什么事？先把人放开！
德厚兄瘦黄的脸又一次变了形，气汹汹地说：杨乡长，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你看！
德厚兄说着递一本杂志给我，然后帮我翻开杂志的目录。我逐条地看下去的时候，在中篇小说栏目里有一篇《逆反者德华兄》，不知怎么的，有一位读者在那个题目下面写了一行《迂腐者德厚兄》，那位青年读到那个题目之后，他拉了德厚兄一把，说：德厚兄部长，你看，你的大名上杂志了！德厚兄一看，赫然写着带有嘲讽他的话，他就咬定是手下那青年干的。
那青年说：杨乡长，不是我写的，我只不过是读到了那个题目后让德厚站长看了一下，没想到，德厚站长对那句话那样生气。
我看了青年一眼，示意他先出去，留下德厚兄和我。
我说：算了，德厚兄，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你的为人大家都看到的！
他说：我就是看不起那些小青年，什么开放喽，搞活喽，狗屁不如！
我说：德厚兄，你回去吧，工作还是好好干，我们塞罗拉的精神文明建设情况好坏，与你这个文官分不开啊。以后，对年轻人还是多加关心，多加教育，他们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也应该采纳，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德厚兄给我递了一支香烟，点上火，笑了一笑，连连地说：是，是是，乡长怎样说我就怎么办。出去了。
德厚兄挑剃着带泥味的农村姑娘，又想往着如意的吃商品粮的女人，勾画着一家双职工的蓝图。多少岁月过去的时候，多少姑娘就从德厚兄的眼皮底里掠过去了，没有一个属于德厚兄，不知道是人家看不上德厚兄嗜酒贪杯，还是攀不上那个部长夫人的尊位。德厚兄一任时光流逝着，额上和两腮慢慢地爬上了许多皱纹，寂寞时分便吟哦着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类诗句，小小的脑袋顶着鸭舌帽从我们塞罗拉的街子上晃悠悠而过，充分地表现他那个小文官非凡的气质和风度来。
德厚部长！
德厚兄双脚突然立定了，念念有词的嘴巴立即定格成一个规则的O，两肩略微耸了一下。良久，他才转过身去，一只有力的手已拍在他的肩上，是许主任。
嘿嘿，许，许主任，是你老领导？德厚兄憨笑着。
许主任说：嗨，今天晚上，到我那儿去，千杯少，怎样？
德厚兄说：嘿嘿，老领导面前，嘿嘿，不敢，不敢。
许主任说：德厚老弟，现在挨上翁书记——就把我老许忘了？
德厚兄慌忙献上一脸谄笑，说：不，不，哪里呢，许主任误会了，要是许主任不嫌弃，我去，我去，嘿嘿。
就是那天晚上，德厚兄和许主任又知己了一回。之后许主任就将一个寡妇扔给了德厚兄，当然是一个吃商品粮的，身后还拖着两个流溢着非农业人口血液的小孩。那寡妇是许主任手下一个死了丈夫的职工，在门市部那儿销售土特产。
德厚兄结婚了。德厚兄一结婚女人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一喜讯很快在我们塞罗拉传开，许多人遇见他的时候都说：德厚部长，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啦！德厚兄就嘿嘿地笑着，但心里却骂道：操你妈，老子像你那样随便乱拣，年轻时候都有一打！德厚兄仍嗜酒如命，女人骂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他却说：你懂个屁，李白酒醉诗百篇，你懂吗？接着就吟咏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高常明镜悲白发来了。女人没有法子，就默默地任德厚兄去摇晃那颗小脑袋。
第二年，县乡换届了，文化站也要换届。不久，县文化局来人了，考核我们塞罗拉乡文化站的干部。德厚兄请了两桌客，请了乡里的领导，县文化局下来的人，还有许主任他们。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德厚兄还是被换下去了。
德厚兄被换下之后，他很想不通。他说：杨乡长，我没犯什么错误呀！
我说：德厚兄，这是局里的意思，局里的同志说，你为我们塞罗拉的文化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但考虑到你的年龄和精力问题，还是让年轻人来搞，你不是可以协助年轻人做好工作么？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呢，你说是不是，德厚兄？
德厚兄没有说什么，出去了。那一次，德厚兄没有笑，也没有向我递烟，出去的时候头都不回，径直地从院子那儿过去，把单薄的身影融进了街子。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秋天凋残的落叶那种悲凉的景象。天也高远，云也淡淡，一抹无力的太阳光斜斜地照下来，到了街子那儿的时候，已经失去了那种温馨的暖意了。
之后，德厚兄就以酒为乐，许主任不理睬他了，翁书记不认他为转折亲了。德厚兄自个儿有就吃就喝，没有就借，借了就不还，如是多回，便没有借给他的人了，人们再也没看见他提着香烟或美酒上哪一位领导的家门。喝醉了就打女人，骂儿子。因为德厚兄喝酒无度，叫他上门写春联的人了渐渐地少。日子就落落寞寞，一天到晚没有一个人与他说心里话。穿在上身的青布衫和头上的鸭舌帽也常年没有洗过似的，邋遢得不成样子。
一天晚上，德厚兄又醉酒了。那位给他带去一个完整家庭的女人说：你是太不像人了！德厚兄不知道怎么的一气，又一次将女人打出了门，女人也一气，就带着两个小的走了，一去就不见再回来。
我已经好久没看见文官德厚兄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看见德厚兄的时候，是文化站庆祝建站十周年的那一天，两个年轻人把德厚兄作为元老请来，让德厚兄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批评，但德厚兄没有说什么。我本来想找他说几句什么话，但庆祝会没散，他就走了，此后一直没看他回来。是不是会议没办伙食的缘故？
后来，很久以后的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观看着萧瑟的秋风将落叶从乡政府院子那儿哗哗吹过去。几个年轻人说说笑笑地从街头上走过来，我仔细一听，一个青年说，他在县城里遇见了我们塞罗拉的文官德厚兄。那时候，德厚兄已经醉得不成样子，睡在郊外的一处马路边不省人事，满地的呕吐物在他的头边和脸上散发着怪味。嘴里念念有词：不，不喝了——醉了。茅台酒？——茅台酒也不、不要了，省委书、书记——哇！——接、接见我们的时候喝、喝过了！哇！——
我的眼前一阵晕眩，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椅子上。良久，我睁开模糊的双眼，看见秋风已过，天空深邃而高远得可望而不可及。
原载《民族文学》1993年第9期（总第147期），责任编辑：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