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间谁最大
太阳算最大
我们去问太阳
我不算最大
云才算最大
我们去问云
我不算最大
风才算最大
我们去问风
我不算最大
山才算最大
我们去问山
我不算最大
耗子才算最大
我们去问耗子
耗子推不脱
岁就这么开始
名就这么订出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大岭岗一带流传着人与虎认作“父子”后相跟相随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故事。那老虎名叫告劳，那少年名叫告方。“告”并不是他们的姓，而是苗语译音，除了晚辈对于长辈的一种尊称外，但凡已成为历史上的角色，不论宗族辈份也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用“告”来称呼。至于“劳”和“方”自然就是他们的名了。“劳”在苗语里的意思是酱紫色的皮毛或者身上的花纹呈酱紫色的缘故。而“方”则比较模糊，它既可以是区域的意思又可以是一具体村寨名的词头，比如方良、方祥、方尼等等。告劳和告方，从他们的名称上来说，大体上就如此由来。据老人们说告劳和告方“父子”俩相随了七八年或者更长时间，并且在方圆数百里内外充当过一个个有声有色的角色。本来，也许他们“父子”俩还要继续相跟相随下去，但由于后来发生了好像也是应当发生的事情，告劳才把告方送回家。告方回到家后，据说人们说家里的人替他挑出脚底板上的剌就有两升之多。这当然有所夸张，不过它到底脚板上的刺就说明了一点，即他们相跟相随的时间相当长，所经历的事情也相当多，“父子”俩因而不知穿过多少林莽翻过多少山岭。告方回到家后又住了许多年才去世，他的坟就埋在大岭岗北侧的一处半坡上，那里也许就是他们“父子”俩初次相识的地方。坟包围周长着许多松柏，终年苍翠浓郁，涛声浩浩，让人经过那里便感到一种森然凛然的气氛。我们岭岗大寨是座落在这大岭岗的南侧，要从我们寨子到虾石镇去赶场就必须翻越这条大岭岗，一上一下至少有三十来里而其间又必定要经过告方的坟边，再下去绕过金家寨方可算是到了坡脚，然后又走上二十来里才到虾石镇。据老人们说，大灾荒年头常常就伴随着虎患，告方就是在那大灾荒的年头认识告劳，然后“父子”俩才相跟相随而去。大约就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也不知道从何年何月开始，约定俗成地便传下来一个规矩：凡是到虾石镇去赶场的人，倘若你包有午饭，千万不要在场坝上就吃光，多少要留下一点，哪怕有拇指头那么大的一点都行，在场坝上买点甚么吃食的东西，即使是两小片饼干也可以，然后当你赶场回来从金家寨开始爬坡，爬到告方的坟边时，你要拿一点吃食的东西祭奠一下，你才有精力翻过大岭岗，不致在半坡就脚粑手软，甚至倒在路旁。这当然已成为过去的事，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好像人们已并不那么在意了，而且也从没听说过有人会因此而翻不了坡。我想老人们之所以要留下那么一个规矩并不是由于告方有意勒索，倒好像是想让后代子孙记住一条甚么古训。
在我们那带地方，凡是我这样的同龄人，几乎在少年时候都知道这个故事。老人们在讲这个故事时，常常把那年代背景作过淋漓尽致地渲染一番之后才进入正题。老人们说那一年虎患如何如何猖獗，凡是上山挖土种地或者砍柴割草都必须结伴而行。倘若有谁胆敢独自上山，到了天将擦黑时分还不见此人回来，那么这个人就算完了。告方就是在这样的年间独自一人上山砍小米土，并随生带着父亲留给他的一把宝刀。
那一年告方才满十六岁，正吃上十七岁的饭，父亲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姐姐，再加上一个弟弟，他自然就成了家庭中的主要劳力。那一天，告劳就藏身在小米土的上方，从杂木丛中观察着告方，只见他熟练的挥着柴刀砍着那些杂木和巴茅，背上还背着一把砍刀。告劳不知道那少年的武艺如何，但他敢于一个人上山，而背上的那把刀虽然还藏在刀鞘里，但刀 鞘制作精致，那露在刀鞘外的那一节刀还箍着一圈圈铜箍，在阳光下闪亮。他觉得那少年并非一般角色，倘若要从杂木中跃起扑过去，他先得设法试试那年轻人的手脚如何，看看他背上的那把刀是否锋利。在打定主意之后，告劳便轻轻折一下巴茅，去掉叶片，然后向告方“嗖”地扎去，只见告方眼疾手快，反身一抽，寒光一闪，嚓嚓嚓，那节巴茅杆便被砍成三节，簌簌簌的飞落到草丛中去。告劳不由暗暗叫了一声：好胆量！好武艺！然而告方好象并不把那突然飞来的巴茅杆放在心上，仍然在继续砍他的小米土。告劳当然不甘心，他接着又试了两次，两节巴茅杆同样被对方挥刀砍成三节。告劳佩服了，他决心收伏这个年轻人。他从一株李树上摘下三枚李果，先屙了一泡尿淋过之后再将它们放在那片小米土上方的一块石头上。老人们在讲到这里时常常就停了下来，然后又插上几段古老话，好像说的是告劳和告方本该有着那么一段缘份，所以在告方砍着杂草杂木砍到那块石头旁边时，他竟然也就发现了那三枚李果。在告方吃下那三枚李果后，他就看到他的阿爸站在山梁子上向他招手。这时候告方忽然觉得以往的一切都忘记了，便急忙朝他阿爸跑去。
山让路，水让路，巴茅草纷纷倒伏，告劳和告方“父子”俩从此就开始了他们那一段既惊心动魄又辉煌灿烂的生活。
（二）
公元1954年在农村开展那场“四清”运动是采取所谓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由省、地、县抽调一批干部，再吸收当地县份上一批相当数量的社会青年，组成各个“四清”工作团，然后一个工作团负责一个县，团部设在县城里，指挥和部署全县的“四清”运动。每个工作团下分成若干个工作队，然后一个工作队负责一个公社，队部就设在公社党委会内或工会管委会内，工作队以下又分成若干工作小组，各负责一个生产大队。从运动的全过程来看：第一阶段是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揭发当地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初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第二阶段是培养骨干，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进一步深入开展阶级斗争，重点是揭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是夺权斗争，除了一部分生产小队外，公社和大队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由工作队和工作组掌握。第三阶段是在群众中揭发和开展“内查外调”的基础上将当地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进行梳理排队，经过洗手洗澡，解放一批干部，然后集中火力打击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批臭。第四阶段在继续揭发批判当权派的同时，深挖阶级根子和社会根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引向或者联系到“地、富、反、坏”分子身上，开展对敌斗争。第五阶段是抓革命促生产，作到革命生产双丰收。
在第三阶段中，“四清”工作团还提出另一项任务，即查清当地干部中的“双保险”问题。这里所谓的“双保险”是指在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除了对沿海一些地区进行骚扰破坏外，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内地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而为着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农村中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在蠢蠢欲动，他们以结亲嫁女和认保爷认干爹等等方式和手段在基层干部中寻找对象，企图“堡垒从内部攻破”，颠翻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势下，基层干部中那些意志薄弱者担心蒋介石一旦反攻进来，便纷纷跟“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拉上那样的关系，还要查“地、富、反 、坏”分子本身及其家属子女的反动言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岭岗大寨已于三年前失踪的落里乔突然回来了，从而引起一系列纵横交错一波跟着一浪的事件发生，也不知那是悲剧、喜剧，抑或是一场闹剧，让人啼笑皆非。
对于落里乔的失踪，我当然比较清楚，三年前大家还在吃集体食堂的时候眼看寨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得了浮肿病，并且就开始死人，其中有的本来还是一条结实的汉子，忽然间就浮肿了，拄着拐杖到食堂去领罐罐饭，偶一失足就摔到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此时，落里乔的父亲想起自家上有老下有小，单靠集体食堂那几罐稀饭已是无法过，他想到落里乔的母亲在出嫁时带来一包银帽片，大约也有那四、五两重，何不如悄悄拿到场坝去换回两只兔子，一公一母，打个木笼子放在房间里，即使村干部来了也不会发觉，兔子不吃粮食，只需扯些青草和菜叶子来喂就行，长得快也繁殖得快，喂大了即可宰来吃也可以偷偷拿到场坝去换点粮食。当然，落里乔的父亲也不知道，这包银帽片是落里乔母亲剩下唯一的一点“私房”了，要留给落里乔的妹妹，算是当娘的在女儿出嫁时表示的一点心意。在我们大岭岗一带，父母一般都偏爱女孩，不但小时候幺姑妈回娘家，在喝酒吃饭的时候她唱起《姊妹歌》，唱得爷爷奶奶和阿爸阿妈都哭了，好像一家人都哭成了一团。第二天幺姑妈走的时候，不但爷爷奶奶送了很多东西，阿爸阿妈也送了许多东西。就连我自己，那时我身上只有三块铜板也悄悄塞到幺姑妈手里。不想姑妈不但没收下，相反她还塞给我更多的铜板，说是让我拿去买叮叮糖吃。
当然这些都是解放以前的事，解放后好像不兴这套礼仪了，但那一层心意毕竟还在。大约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洛里乔的父亲打算动员洛里乔的母亲拿出那银帽片的时候就很费踌躇，一方面他担心拿银帽片去换兔子是犯法的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怕因此而伤了洛里乔他妈的心。不料洛里乔母亲却很慷慨，也胆大得多，她说日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管它甚么资本主义不资本主义。你看阿婆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枯竭，那老人老了就像半夜里的孤灯，一旦油干灯草尽，说灭就灭哩。如今救人要紧，一包银帽片算个甚么，你就交与儿子拿去换一双兔子来吧！第二天，洛里乔便揣着那包银帽片到寮告坝去赶场，谁知他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从我们岭岗大寨到寮告坝也不过十五、六里路，照说能不能换到兔子当天就应该回到家里。然而过了三天仍不见洛里乔回来，一家人就开始着急，问了左邻右舍也去赶场回来的人，他们有的说赶场那天确实看到洛里乔在场坝上转悠，有的说在散场时还看到洛里乔也回到了场口，想来他应该是回到家了。洛里乔的父亲担心儿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他在场坝上准备拿银帽片来换兔子时候被甚么歹人瞄上了，在半路上将他打劫，连命跟着丢了，或者是那天洛里乔是空着肚子出门，会不会在回来的路上饿粑了身子，一头栽到哪里的沟坎下爬不起来。据老辈人的经验，灾荒年常常总是伴随着虎患，那么是不是洛里乔栽倒在哪里的沟坎下，半夜里被老猫或者豺狼叼吃了？一想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情，第二天洛里乔的父亲便抬脚出门，总之从我们岭岗大寨至寮告坝，一路上勿论坎上坎下，沟沟凼凼，他都寻了个遍，却都没有发现儿子洛里乔被歹人害了被老猫叼吃了留下的形迹。到了寮告坝以后，洛里乔的父亲又想，也许是儿子缺乏经验，在拿出银帽片换兔子时被公社的保安人员抑或是市场管委会的人员抓了，但洛里乔的父亲又不敢到公社去问，弄不好是自家暴露，轻则被训斥一顿，重则被关押起来。想去想来，他只好去问家住在场坝边边的汉人，说是在前一场期是否有人拿首饰来换兔子被抓的事。那些汉人好像也很诚恳实在，说是他们并不曾看到也不曾听有人说起过。看到洛里乔的父亲那着急忙慌的样子，他们便安慰他说不要紧，这年头谁不在想法活命，即使拿了点首饰来换一、两只兔子也犯不上啥子大的王法，无非是把首饰没收了，过一久总会将人放出来。洛里乔的父亲想想也觉得有道理，然后又想到独生子还有一些木匠手艺在身，说不定是他在回家的路上碰上甚么熟人请他去修个门窗或者打个家俱，再过几天也许就回来了。这么想过之后，洛里乔的父亲又满腹愁绪地离开寮告寨。一路上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勿论坎上坎下，沟沟凼凼又察看了一遍，同样也没有发现儿子被害的形迹。回到家后，为了安慰家人也是为了安慰自己，说是儿子洛里乔大约是被公社的保安人员和市场管委会的人抓去了，或者是到哪个亲友家去做木工活路去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事，过一久儿子就会回来。日子又过一个多月，洛里乔的父亲又到一些亲友家去打听，结果甚么消息也没有。在希望破灭之后，一家人就哭了一场，认为洛里乔已经不在人世。
那一年，洛里乔家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奶奶、父亲、母亲以及一妹一弟，一共五口人。大约是由于洛里乔失踪后不到三个月，父亲和母亲就相继去世，家里便只剩奶奶和一妹一弟，不用说那日子过得如何的艰辛了，左邻右舍都暗暗担心，但家家都自顾不暇，哪能有力量来帮助那一老两小呢。
然而这时洛里乔的奶奶却忽然变了个人，老太婆虽然已是六十多岁了，竟然那么顽强坚韧地带着两个孙子度过那场大劫难。当然，在那如此沉重如此艰难的压力下，老太婆确实也是被压弯了身躯，原先那直挠挠的硬朗，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佝偻了，那腰身几乎就变成了90度。寨子里的人常常看到她拄着拐杖，仿佛一路上在寻觅什么，迪迪笃笃地穿过寨子中的石板路。后来由于解散了集体食堂和把自留地分还各家各户，寨子里很快就恢复了生气，那情状就好像一些被压在石板底下的草草忽然间就迎风伸展了。然而老太婆的身躯却再也直不起来，她仍然佝偻得几乎成为90度，拄着拐杖在寨子里迪迪笃笃地张罗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老太太，你丢了哪样东西呀？由于心情变得轻松，人们就不乏幽默，所以一些年轻人在遇到落里乔奶奶时，就常常这么既崇敬又带着几分调侃地和她对话：要不要我们帮你老人家找一下？
我找金子银子呀！老太太慢慢地扭过脖颈，偏起头往上瞧一瞧那问话的人，一脸祥和的样子，然后又常常加上一句：其实我是在找一只红蜘蛛，你们能帮我的忙吗？
按我们大岭岗一带苗家人的习俗，红蜘蛛象征一个人的命魂。她对年轻人说的这句话，那意思就是各人的命魂各人自己找，谁也帮不了忙。
日子就这么过来，既漫长又倏忽。当落里乔回到寨子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入村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那一天正逢开秧门，我们岭岗大寨的几个生产小队男女劳力都下田栽秧。小学校也放了农忙假，年纪大的小学生也跟着去参加劳动，其他年纪小的也带着弟妹到田坎边去玩耍，整个寨子几乎就成了空寂一片。大约在上午10钟左右，落里乔就翻鬼坳然后顺着一带破脚进入寨子。他家的房门自然也是挂着一把锁，连屋当头那菜园子的门栅也被人用绳子拴上了，他一时进不了家，便坐到门口边的石凳上，连肩上挂着的黄挎包也没有拿下。据说当他的妹妹从田坝头回家来拿东西时，看到落里乔正愣愣地坐在门前的石凳上，蓬首垢面，衣衫褴褛，连脚下的一双解放牌胶鞋也烂得脚趾都露了出来。在脱口而出喊了一声“哥——”之后，她忽然意识到不知对方到底是人是鬼，调头便往田坝头跑。过了一会，落里乔的奶奶、妹妹和弟弟跟着从田坝回来，开门让落里乔进家，然后是我们那一房族的族公等也过来了，要我也回去看看。我当时不由吃了一惊：他没有死？那么这三年多来他跑到哪里去了？！当我跟着他妹妹进到屋里时，我看到落里乔此时已洗过脸，换了衣服和一双布鞋，他原先穿的那些破烂衣服都放在一只脚盆里，脚盆边还放着他那双破烂胶鞋。我坐下后刚想和落里乔说话，族公就把我喊出门外低声对我说他准备宰一只鸡，一半煮熟一半留生都砍好搅拌在一钵子里，然后再煮上一钵南瓜，要我也跟着陪落里乔进行一番观察考验。按我们这一带苗家人的风俗：凡是到山上后在半路上吃到沾有老虎尿的东西，这才失踪了那么多年。现在只需将熟鸡肉和生鸡肉拌在一起，摆到他的面前，看看他夹的是熟鸡肉吃抑或是生熟不分，由此可判断出来。
我说：族公，落里乔……他，他怎么会是这样呢？
族公说：开始时他们也不相信，但是问去问来，落里乔始终一口笃定他根本没有什么失踪三年，而是头天他才到寮告坝去赶场，在回到鬼坳时碰到他的阿爸，他阿爸还给了他一团糯米饭吃，然后就带他上山去找银子，第二天才回来。族公他们又告诉他，说是他的阿爸阿妈已经过世，如今家里只有他奶奶和弟妹。落里乔却不相信，他说他昨天去赶场时他的阿妈还送他到村口边，要他早去早回。至于他的阿爸，他说在鬼坳分手时他阿爸又继续上山找银子去了。而他的阿妈，她昨天还告诉他，她要到舅舅家去讨点红萝卜种籽，过几天就回来。
我说：族公，这会不会是落里乔在失踪期间受到过甚么很大的打击，得了病，神志不清，脑子恍惚了？族公说：不是不是，肯定不是。凡是这种人常常都是一头一尾记得清楚，中间那一段都忘了，失去了记忆。
我一时也说服不了族公，便认了他出的那个点子，然后又跟着他进屋。我一边和洛里乔说话一边就留心对他观察。我发现洛里乔的思维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在语言表达上也有章有法，这使我大惑不解。看到族公已在准备宰鸡，我想起我毕竟是个村干部，又刚刚被“四清”工作队宣布解放，倘若我也跟着族公他们陪着洛里乔吃饭，一旦让“四清”工作队知道了，我怎么说得清楚，于是便借故告辞出来。
第二天我问洛里乔的妹妹，她说她的哥生熟不分，狼吞虎咽，把那些生鸡也吃得满嘴血糊淋拉，吓得她当时连脚杆都发抖了。
（三）
告劳和告方“父子”俩所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召集各个山头的大、小首领们来订立一个盟誓。老人们说，凡事都有个起因发脚，造成告劳要订立这么一个盟誓是由于告劳的妻子下山去咬猪的缘故。老人们又说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我们还得先从告劳的妻子下山去咬猪讲起。告劳妻子名叫阿匹，当告劳和告方“父子”俩在游山过岭然后准备返回自家的窝洞时，阿匹下山窜到一处村寨去咬死了人家的一头猪。当她背着那头大肥猪窜到寨子边时，寨子里的人拿着火把挥着锄头和梭标赶来了。在这紧急关头，阿匹准备纵身跳翻寨墙时，也不知是由于她一时的慌张或是背在背上的那头猪过于沉重，她竟没有跃过寨墙，而是落在墙头那栽起的尖桩，让尖桩剌通了肚子。经过一阵拼力摆动，她虽然摆倒了尖桩，让身体滚落到寨墙外，然后猛起窜了几丈远，终因伤势过重而摔倒在一片土坎下再也起不来了。当告劳“父子”俩回到自家的窝洞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们痛苦地想三天三夜才决心召集各山头的首领们来订立盟誓。到了订立盟誓的那天，首领们都如期赶到，一共是120条，都集中在大岭岗主锋下的一片大草坪上。按照礼仪程序，在盟誓开始之前要宰牛，当下便有几个首领窜到草坪下边去把一个正在犁地的老人吓跑，然后由告方去把那条牯牛牵到草坪上，经过告劳点头后，一场与牯牛搏斗的场面就出现了。各处来的首领们都想显显身手，他们把牯牛围在核心，然后绕起圈子，打量着怎样下手。第一个扑上去，只一个回合就被那头牯牛一角打翻到草坪下。第二个又扑上去，又被那牯牛一头顶到土坎上，几乎就动弹不得。第三个扑上去也同样败下阵来。三个首领算是三条好汉了，却都没能拿下牯牛，剩下的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上前。这时候，告劳便对告方说：阿方，还是拿出你的白刷条来吧！告方点头走进草坪，他先抓起牛鼻圈把那牯牛牵起绕草坪一圈，然后又把那牯牛牵到草坪中间站定，转向告劳问道：阿爸，何时动手？在告劳点头示意之后，只见告方用左手把那牛鼻圈往上提起，让那牯牛昂起头，亮出那粗壮的脖子，然后右手迅速抽刀对着那牛脖子挥刀砍去，再将刀用力一拖，霎时间那牛脖子上一片绯红。紧跟着告方用肩头一撞，将那牯牛撞了个蹁跹，倒到草坪上，那血水便像喷泉般从脖子上涌出。当下众首领都一齐转身朝着告劳，然后又看着告方，频频点头称奇，想不到那么一个单单瘦瘦的少年，竟有如此高强的本领。
在把牯牛宰了之后，告方就按照他阿爸的意思将牛开膛破肚，将牛肉割成120份，整整齐齐地摆在草坪上，并在第一份肉上搁上一把茅草，意思是在吃完肉后要留下那一块皮子，用茅草穿起带回去作为参加盟誓的凭证。
在众首领吃了牛肉之后，告劳就登上草坪中央的一块大方石上，正式开始盟誓，那时候告方对虎们的语言还不怎么熟悉，尤其是那些盟誓的古老话更不好懂。不过告方到底跟他的阿爸生活了好些日子，因此他毕竟还是听懂了六、七成。简单说来，那盟誓的内容大体是说：天生万物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无土不生命，无金不克木。当今人间遇劫，灾荒年月，我们要体恤其艰，念兹其苦，不要雪上加霜，随便去咬人的牲口，有违天意。倘若一定要咬，必须得到主人的答应。苍天在上，黄土在下，我们吃了牛肉也喝了牛血，盟誓在心，谨守不渝。告劳先朝西高声念一遍众首领也跟着念过一遍。告劳又朝南朝北念过一遍，众首领也跟着朝南朝北高声念过一遍。一时八面来风，应山应谷。
盟誓结束后，众首领纷纷散去。告劳“父子”俩便拿出一包用棕衣包着的银子拴到那插在土头的犁把上，算作是付与那老人的牛价钱，然后“父子”俩就各处游山巡视去了。
据老人们说，从那以后虎患就减少了。同时，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净化自己的语言，在吼叫自家牲畜的时候不再使用“你这老虎咬的”或“活该让老虎扛了”这样一类的话来咒骂了。
（四）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四清”工作团的组成情况。本该不应再罗嗦什么，但为着较能更多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所以还再作一点补充：在抽调地、县干部参加组成“四清”工作团时大约是为使运动能更好更顺利地开展，除省、地干部外，凡是在某县所抽调的干部一律不能参加该县的“四清”工作团，而是采取各县互换的办法。因此，当年派到我们大岭岗“四清”工作团就有不少是征远县的干部。又由于我们大岭岗公社党委会和公社管理会就设在我们岭岗大寨的寨脚边，所以“四清”工作队的队部自然就安排在公社党委会和公社管委会的两幢大木楼内。工作队队部共有十多人，除了队长和副队长外，还有几位秘书以及负责保卫负责宣传和负责行政事物等等，都住在那两幢大木楼里。其中有一位是征远县人武部干事姓旭名芳，男性，四十多岁，胖乎乎的一个中等个子。他虽然也住在寨脚边那两幢大木楼里，但由于他同时兼任组长的关系，所以他常常就到我们寨上来，东串西串，屁股边插着一支小枪，从军服里翘起很是显眼。大约在初次和寨子里的群众见面时，不知是由于介绍不清或是当地群众出于对他的尊敬称他为“徐部长”。于是看到他不但默认，而且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于是我也跟着社员们喊他“徐部长”。大约在洛里乔失踪三年有突然归来的第三天第四天，这位“徐部长”就喊我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无陪着洛里乔到卡领一家医院去，陪着洛里乔住院，一边在生活上关心他，另一方也注意观察他的思想情绪。总之一句话，要我配合医生和护士们作一些工作。从“徐部长”和我谈话的情况来看，“四清”工作队已经知道洛里乔失踪归来的情况，并且作出了决定要让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和进行治疗。这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洛里乔在失踪三年期间脑子受到过甚么伤害或者精神上受到甚么严重的打击，以至造成神志不清，思维混乱。不过我同时也有些考虑，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不是“四清”工作队在考验我，看看我是否能积极主动与医生、护士们配合，完成“徐部长”交与我的任务。
在“徐部长”跟我谈话的第二天上午，从卡领方向开来了一辆救护车。当救护车停到公社院坝里后，从车上下来三个穿白大褂的人，并且立即就上楼到“四清”工作队的队部去。当时我正在院坝里等，不一会“徐部长”他们就到洛里乔家去。当我们把来意告诉洛里乔家人时，洛里乔显得很冷漠，倒是奶奶很激动也很高兴，拉着“徐部长”的手一口一声地感谢政府和“四清”工作队对他孙子的关注。
从我们公社到卡领县城大约有五十多里路，其间虽然也有好几处爬坡翻坳，但路况还算好，所以用不了一个钟头，我们所坐的救护车就来到一家大医院门口。在办住院手续后，洛里乔和我就被安排在二楼的一间病房。病房里一共有四个床铺，两铺靠窗两铺靠门，其中有一铺在我们住进去之前已经有了一位病人，另外的三铺虽然没有病人，但从那床头柜上留着的一些药和吃用过的水果罐头看来，似乎原先也住过人，只是为着安排洛里乔和我住进去才将那三个病人移到别的病房里去了。这家大医院环境十分幽静，透过那铁丝纱窗便可以看到窗外的几株松柏枝，浓荫一片。不过由于我生平还没有住过医院甚至连到医院看病都没有，因而医院里到处都让人闻到的是那一股碳酸水的气味，使我很不习惯，并使我感到整个医院似乎就浸泡在这种气味中。当然，这些毕竟是小事一桩，我很快就习惯了，然而有两件事却使我感到震惊，并让我感到是否会有什么祸事落到我的身上。
第一件是在陪着洛里乔住院几天以后，我发现与我们同在一间病房的那位病人是用左手拿筷吃饭，用右手写字。这使人想起过去我曾和他打过交道，并由此想起几年前的一桩桩往事。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季全国上下正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着要教育年轻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感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县的团县委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报告会，将全县的共青团员和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集中到县城里去听报告。作报告的人是一位名叫赵老二的老雇农，他说他从小就帮地主家当长工，受尽了种种剥削和压迫，到了三十岁还找不到老婆。他说他如何地想女人，想得实在难熬的时候，他就去偷那地主的小老婆和那地主家小姐晒在后院里的内裤，甚至有几次他还想爬到地主家那匹正在发情的母马后臀上去。按说这个忆苦思甜报告会应当经过团县委的审查，一些不该讲的不讲，该少讲一点的少讲，可是赵老二在讲那想女人的地方似乎特别的起劲，以致好些女团员和女青年都把头勾了下去。那年我除了担任大队会计外还兼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在赵老二作完报告后，团县委书记又作了一个讲话。当他在给赵老二的报告给了很高的评价后，他忽然话锋一转，说是在我们这个队伍里还有少数人思想感情有问题，然后就不点名地批评个别团员在听报告时发笑。我记得当时团县委书记在批评个别团员时显得很严肃也很激动，他几次从讲台上站起来，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听众，似乎就要用手指一指，当场就把那个别团员指出来，会场里因之变得一片鸦雀无声。散会时我在会场门口碰到我们公社的团总支部书记，他告诉我在吃过饭后要我也到团县委会议室去参加开会。我立即就意识到要去开批判会了，我问他到底是哪个在发笑。公社团总支书记说：哪个？你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公社的阿鲧呀！
阿鲧？我感到很惊讶。阿鲧是枫林寨人，枫林寨距我们岭岗大寨只不过五里多路，再加上大家都是一个公社的团员，所以见面的机会自然不少。阿鲧是个高中生，在我的印象中他虽然常常对一些问题有独立见解，但为人诚实大方，生产和工作也积极肯干，还曾被评为优秀团员。我记得那天他就坐在我前面的两排，与我的侍位成个斜对角，但我并没有见到他发笑。那么，是不是与他同排坐的人看到他在发笑而将他告发了，抑或是在会场上来回走动的团县委干部发现，然后就当场向主席台上的人作了反映？吃过中饭，我就提前到团县委会议室去。我希望阿鲧赶快认错，作一番检讨过头算了。然而我万没料到会议刚开到一半，阿鲧竟和团县委书记顶了起来。他说他并不反对忆苦思甜，而且认为很有必要，但他认为那次忆苦思甜的报告有问题。当着全县的男女共青团员和一些男女青年，让报告人大讲特讲那些事，连现在他都不好再重述一遍。
团县委书记说：你有意见有看法可以，但你为什么要在会场上发笑？
阿鲧说：我本来并不想笑，只是好些女团员和女青年都勾下头去，我忍不住就笑了一下。
团县委书记说：那么，你笑的意思是什么？
阿鲧说：我觉得它滑稽。滑稽的东西就令人好笑！
什么滑稽？团县委书记咄咄逼人地追问。
我说滑稽还算客气了，应该说是低级庸俗。阿鲧也不示弱，针锋对麦芒地顶过去。他是我们公社最有辩才的家伙，虽然平常他并不多说话，但一当与人辩论起来，即使没理也能扯出理来，而且常常显得有逻辑也很机敏。
本来是一场严肃认真的报告，却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你不害羞，我倒替你害羞！他又说。
你你你……简直是在放毒！放毒！团县委书记气急败坏地跳起来。
我不是在放毒，我是在消毒。我要当着这三十多位共青团员的面，向你放一把火，把你脑子里的那些脏东西烧掉。阿鲧冷静地说。
两个人这么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一场批判会也如此不了了之。
过了两个月，县公安局就派来两个公安员将阿鲧逮捕了，罪名是反对阶级教育，反对社会主义，辱骂国家干部。在逮捕阿鲧的那天，我们公社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公社干部很忙，所以就由我来接待那两个公安员。其中一个就是用左手拿筷吃饭，用右手写字的公安人员，给我很深印象。想不到几年以后我们却在同一病房里相见，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可我却由于他的特征而把他认出来。在认出他之后，我便觉得这一切好像是着意安排。
第二件是我原来以为“四清”工作队要查清洛里乔失踪三年的问题，首先要经过治疗，恢复他的记忆，治好他那种神志不清的病态，然后才能弄清楚他失踪的情况。这和我的想法大体相差不大，所以“徐部长”找我谈话向我交待任务时，我自然很愿意和医生们配合，然而我却不曾想到他们把洛里乔送来住院，目的却是对他使用测谎器。测谎器是什么样子，我过去连听都没听说。在我的想像中这东西也许就像医生们常用的听诊器，只需将它按在扯谎者的心口上，然后对他进行审讯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他回答，真真假假，都会在一种什么样的仪器上显现出一些什么样的图像或符号，然后再根据这些符号和图像加以分析，推出结论。当然，这是我的一种推测，不过我倒也觉得也许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无论如何它总比过去用“坐老虎凳”，捆绑吊打，灌辣椒水，以及用强度灯光长时间照烤等等要进步得多。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测谎器其实并非绝对准确。要不要使用测谎器，据说在国外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可以使用，另一种则认为它同样是一种不人道的作为。这是后话，然而当时我之所以知道洛里乔在接受测谎器的检查却是医院的一位小护士小吴，她忽然拉住我问道，说是我的那个病人是不是跟老虎跟了三年才回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当时我不由吃了一惊，便向她反问她怎么知道。她说我那个病人那几天正在接受测谎器的检查。我说什么叫测谎器，她忽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慌忙对我连连摆手，大约要我不要再问。我转身准备走，她忽然又赶上几步拉住我说，那测谎器是进口货，前几天她们医院才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弄来，要绝对保密。她要我不许再对任何人说，否则要闯大祸。我点点头说我绝对保密。回到病房后我才想起怪不得洛里乔和我住院后的头几天，医生护士们并没来给洛里乔检查身体，而当他在接受了测谎器的检查时那些医生和护士们总是把他带到另外一间房间去，而且不准我跟着过去看，甚至连我站门外边也被他们赶回病房。在知道洛里乔正在接受测谎器的检查后，由于同病房中还有一位左撇子公安，再加上我已经给护士小吴作过保证，所以每一次洛里乔去接受测谎回来，我都不向他问个什么，只留心观察他的神色和情绪。我发现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后，洛里乔已经很具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也许他早已作好思想准备，或者在他被测验之后立即就作了心理上的调整，因此在他每次返回病房时我总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的变化。
也正是在那几天，洛里乔的奶奶却拄着拐杖提着一只篾饭盒到医院来看望她的孙子。前面说过，从我们岭岗大寨到卡领城头大约要走五十多里路，其间还有好几处是爬坡翻坳，又是个大热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而且佝偻得几乎成为90度，她怎么能走完这段路程。当护士们领着他走进病房时，只见她满头灰沙，那枯焦皱巴的脸上留下一道道被汗水冲涮出的沟渠。奶孙俩见面的情景自不必多说，我立即便给老太太找水洗脸，接着又倒了一杯糖开水给她喝。老太太喘息了一会，然后便打开那篾饭盒，饭盒里一半装着糯米饭，一半是几条蒸熟过的腌鱼。老太太坐在床头边，一面要孙子吃东西，一面就唠唠叨叨地叙述这些天来家里的情况。这当中我发现洛里乔好像不时在走神，有时他木然地望着窗外，两眼空朦，也许这是他一边在听着老太太的叙述一边就想到别的问题，或者他看到左撇子公安也躺在病床上而不愿意作出任何反应。老太太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然后就执意要早点回家，说是家里还有人。临走时，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红包，交与她的孙子。我知道这是一种避邪物，里面装有米粒、花椒和一些草药。洛里乔接过那红包揣入怀里，然后站起来把他奶奶送到门口。在征得护士们的同意后，我把老太太送到车站，给她买了车票，扶她上车坐好，然后待车子开走后我才返回医院。当我把我如何安排老太太坐车回去的事简单地告诉洛里乔，要他放心时，他听着听着，先是那眼泪不断地涌出，随后就禁不住放声嚎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着床铺，悲恸欲绝。我知道这是长时间把一种情绪郁积在心的结果，但我却一时不知怎么办，直到护士们听到哭声跑来劝慰，才终于使他平静下来。
半夜里忽然起了风，而且那风好像刮得相当大。由于这家医院一边是挨着一片旷野，因此那风便没遮没拦地直向医院肆虐，把窗外的树枝也刮得摇晃不定。此时，我听到洛里乔又在低声啜泣。
过了几天我又在走廊上碰到护士小吴，我低声问她：测谎器对洛里乔的测验怎样。护士小吴看看左右无人，觉得我这个人还能信守承诺，便低声对我说：不行！那洋东西对他简直是毫无作用。他还是说他赶场回在鬼坳上碰到他的“阿爸”如何如何，始终不改口。
大约又过了两天，从一些迹象看出，我知道那种测验已基本结束。此后，医生和护士们既不带他去“治疗”，却又不断地将许多药品有瓶装也有纸包，有丸子也有片片，各种各样送到洛里乔的床头柜上，并要他遵嘱服用。洛里乔是个初中毕业生，论文化他比我还高，对于那些药品他只需看看那些药瓶和纸包上的说明就清楚了，一切都不用我操心，从而我的任务因之就变为纯粹是陪洛里乔住院这么一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