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订了盟誓以后，告劳和告方“父子”俩就开始四方巡视。这时在东北方向的番正山一带有两首领各占着一个山头相互比高低，闹起了一场又一场纠纷。在告劳和告方刚刚到达番正山时，双方便各派部下来告状，除了把闹纠纷的责任推给对方外，还相互攻击，把对方糟踏得不成样子。在听了双方各自的申诉后，告劳便把双方的首领都召拢来，向他们出了三道题目。
第一道题目叫做追影子，要他们在太阳偏西的时候，各自朝东追赶自己的影子，看谁能追过自己的影子就算谁的本事大。双方比赛的结果谁也没能追上自己的影子。告劳说：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有许多不明白的东西。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便要去做，这叫做徒劳，现在办不到，今后也办不到。
第二道题目叫做咬尾巴，要他们在草坪上转圈子，看谁能咬住自己的尾巴就算谁有本事。双方比赛的结果谁都没能咬住自己的尾巴。告劳说：这是因为尾巴长在自己的身上谁也下不了狠心，何况身子在转的时候尾巴也在转，所以这种事很难办到。你们办不到，我也办不到。倘若将来我们的颈子长得比身子还长也许能办到。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是多少年多少年以后的事情。
第三道题目叫做望山头，要双方换个位置站到对方山头去看自己的山头，然后回来向告劳如实报告。在双方互换位置看过之后回来都说对方比自己的高。告劳听了哈哈大笑说：原来你们都说对方比自己的矮，怎么现在又变成对方都比自己高呢？两个首领无法回答，告劳又说：我的判决已经出来了，你们回去想一想，想得如何三天以后再回来对我讲。
三天以后那两个首领对告劳说，他们都想明白，都因为自家身上有毛病，今后要相互尊重，不要再闹纠纷了。告劳当下要那两个首领对天发誓，永不翻悔，闹了几年的一场纠纷就这么解决了。
在解决这场纠纷之后，告劳和告方又继续到别处去巡视，当他们回到大岭岗脚下周围团转九村十八寨在过“吃新节”。一年一度，每天七月的头一个卯日，家家户户都要祭祀古神和祭祀祖宗，预祝丰收。吃新节有叫“吃卯”，既隆重又简朴，头天开田捉鱼，准备办酒席饭菜。第二天又到田头去摘下三支正在打包的谷穗拿来和糯米饭一起蒸，然后拿出来摆在案桌上，烧香化纸，给谷神和祖宗敬酒敬鱼，再将糯米饭分给孩子们吃，祭祀仪式就算结束了。第三天就举行斗牛和赛马大会，赛场一向是在梁子坡下的一片河沙坝上。这片河沙坝呈长方形，北边挨着梁子坡脚，中间隔着一道小溪水，南边挨着一片田埂，道道田埂便成为天然的看台。每年在此之前，人们便用钉耙、撮箕在河沙坝上开出斗牛场和一条宽宽的跑马道。届时，四方男女老幼都来了，或站或坐，戴着各色斗笠和打着一些油纸伞，挤满了田埂和小溪北岸的沟坎上。这一天，告劳和告方“父子”俩也来到梁子坡看热闹。不过从梁子坡往下看，由于斗牛场是选在一道横崖下边，视线因此就被遮了，但马道却可以看十分清楚。在比赛开始之前，为着让参赛的跑马熟悉马道，骑手们总是先骑马在那跑道上来来回回的溜趟。他们常常在马背作出一个好看的姿势，一手抓住马缰绳一手抓着马鞍后翘，身子稍稍往后扬起，马脖下的铜铃哐啷哐啷地响，显得十分潇洒。
在骑手们都遛过马之后，正式比赛就开始了。十几名骑手在马背上，勒马站在起跑线边，他们把马脖下的一串或两串铜铃都取下来了，做到真正的轻装上阵。当一声炮响，十几匹跑马便如飞一般地驮着骑手往前冲，只见骑手们猫腰贴到马背上，几乎和马融为一体，一手抖着缰纯一手挥鞭。马道两边霎时间吼声雷动，许多人跟着涌向终点，看看到底是谁家的马取得头名。第一拨赛完后，第二拨就开始，然后三拨四拨接着赛下去。
告劳和告方“父子”俩坐在梁子坡上，两人看着看着，告劳忽然对告方说：阿方，我来当马，我们父子俩也来玩它几趟如何？！
告方说：行！
告劳当下就脞矮身子让告方骑到他的背上，要他抓住自己的后颈皮。告方随手抓起一根树丫当作鞭子，双脚一夹，告劳就纵身往前冲。
“父子”俩当下就在梁子坡上自西朝东又自东朝西来来回回跑了五、六趟，一切都仿照沙坝上赛马那样跑得既开心又气喘，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无人呐喊助威，是自得其乐。在玩够之后，“父子”俩才在一片草坡上歇下来。过了一会，告方看到告劳躺在草坡上，将头枕着半截树疙瘩在闭目养神。这时告方忽然想起老人们说过：虎头铸有三斤铁，虎背有三斤铜，虎臀是三斤锡。他想，倘若现在有一把大木锤对着“阿爸”的脑壳狠狠地来那么一下，看着那“三斤铁”到底怎么样。他刚想到这里，告劳就睁开眼睛来说：阿方，你在想哪样？告方不由一个愣怔，据老人们说虎们比人还要有灵性，只要你心头转些什么念头他立马知道。当下告方便扯了一个谎，说是阿爸如今跑累了，要是能有一个草墩子给他垫头，那该多好。告劳说：嗯，这样想还差不多！说着又闭上眼睛睡去。不一会，告劳便打起了呼噜声。
告方呢？就守在他“阿爸”身边，继续观看梁子坡下的热闹。
（六）
我们大岭岗公社除了包括大岭岗南面的几个生产队外，还包括大岭岗北面两个自然村，一个叫大岩村一个叫小岩村。在洛里乔和我在卡岭住院期间，忽然有一天小岩村给“四清”工作队送来一个紧急情报，说是在大岭岗那面有三个人背着冲锋枪在林子里窜来窜去，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当徐部长得到这个情报后，心里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件事应当与洛里乔失踪三年又突然回来的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之前“四清”工作已经将洛里乔的问题制定出一套清查计划，即所谓“普遍撒网重点捞鱼”，也就是说在彻底查清洛里乔家祖宗三代横的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梳理出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再顺着这条线索逐渐收网，最后抓出一条大鱼来。在经过十天的“普遍撒网”中，“四清”工作队已经查出在洛里乔祖父一代有个姑婆嫁到枫林寨一户中农人家，而这一家又与阿鲧家大舅是同一宗族，然后又查出阿鲧家大舅是个富农分子，他有个兄弟叫黄光轩。这个黄光轩在民国年间读卡领师范时就参加青年远征军到缅甸去抗日，曾在缅甸那边先后给家里寄来过两封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随国民党部队开到东北去“剿共”，又从东北寄来过一封家书，以后就音讯渺无，估计是随部队撤到台湾去了。前几年，也即是大饿饭的那一年，突然有人从香港寄来一个包裹给阿鲧家大舅，由于当时海峡两岸不通邮，很显然这个包裹多半是黄光轩本人或者是他托人拿到香港寄来。然而那个包裹放在阿鲧家大舅他们那边公社办公室几天以后，忽然就不翼而飞了。公社秘书不因此查询过几天，结果仍是没有查出个水落石出。当下，徐部长便立即组织民兵和动员“贫协”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一百多人的搜捕队。当天下午六点半钟吃饭，然后同徐部长带领着那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翻过大岭岗那面的一片林子包围起来。由于天黑再加上对方有武器，徐部长因此决定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到第二天一早先由“尖刀小组”插入林子里，同时将外面的包围逐渐收缩，采取内外夹攻一网打尽的办法。到了第二天清早，当徐部长他们正准备按计划实施时，小岩寨的人送过情报来了，说是昨天那三个人已转移到他们寨子，此时还在一位老农家里。当下徐部长立即下令搜捕队撤离山林，直扑小岩寨将那老农家包围起来。他们原以为一场血肉横飞的交火即将展开，却不料经过一阵喊话那三个人便乖乖地从屋里出来，束手就擒，并收缴了三支猎枪。经过审讯，他们原来是邻省的一个国家公园的职工，由于公园里逃脱了一只老虎，他们才跟踪寻找到这边来，并且出示了他们的公函、证件、持枪证等等。其中一人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随身带着党员证。不过徐部长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又把他们押回公社看管了两天，经过与对方所在的园林管理局和公园办公室长话联系，证明确有此事，并提供三个人的身材个头，相貌特征，以及那老虎如何跑出公园等细节也都与那三个所供述的完全相符，一场误会才算结束。
当然，这场虚惊对徐部长在一心想建功立业上是一种损失。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也就是在那次搜捕行动中徐部长于无意间从剌篷里捡到两片降落伞的残片。据他的分析，在大饿饭时期也即是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一年，肯定有空降特务降落到这大岭岗上。当时特务就把降落伞烧掉了，只留下那几块残片挂在剌篷上。在徐部长看来这件事很可能就与那几年有人从香港寄包裹来与阿鲧家大舅以及洛里乔的失踪有关联。不过老百姓好像又不是这么看，他们认为那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空军与日本的空军在重庆上空发生过一场空战，其中有一架飞机受伤，冲出重围殉难。记得我那时十二岁左右，就听大人们说过此事，并说那个跳伞的飞行员就降落在大岭岗那面的一处半坡上，被老百姓救起来后立即就绑了一副担架，连同他的那降落伞一起抬到虾石镇去。大人们还说，那降落伞的布片绵扎得很，用火烧不着，用刀也割不断。不过，老百姓尽管有看法，都不敢公开道出，万一真的像徐部长分析的那样，岂不是要吃罪不小？！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四清”工作队便派人到医院来接替我的工作，要我回公社另有任务。当时我自然不明白此中的缘由，还以为我的“四不清”问题又有了甚么新的材料需要我回来交待，抑或是我陪洛里乔住院没有尽到职责？我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医院回到公社，然后当天晚上徐部长就上门来和我谈话，给我交待任务。他说由于那时对敌斗争正在深入开展，要评审“四类分子”，工作量很大，而洛里乔的问题又必须同时加紧清查，因此，“四清”工作队的人手已经很不够用，所以喊我回来要我带着工作队的队员小刘出差一趟，到省内某处劳改农场去找阿鲧调查个材料。我知道凡是被派出搞“内查外调”的人，一般都必须是两个人，其中至少有一名党、团员。由于小刘是社会青年，又不是党、团员，徐部长说的工作队人手不足，显然是指这个问题。我当时早已超龄，但还没有退团，再加上小刘也曾参加过洛里乔失踪案件的调查，由我们两人出去调查，自然也就既符合规定又比较熟悉情况。至于为什么要去找阿鲧调查，一方面是由于他家大舅那包裹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和洛里乔以前曾在卡领中学读书，虽然不是同级同班，但两人平日经常玩在一起，有点形影不离的样子，一提起洛里乔，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在大锅饭的那几年，新疆那边曾经有人到我们这一带来招工，说是新疆那边的军垦农场需要大量的劳力，此外在乌鲁木齐也有活路干，只要到了那边即使不在军垦农场而在其他部门，不但可以吃饱饭，而且还可能挣大钱。那几年，像这样的差事当然很有吸引力，因此在我们卡领地区就曾经先先后后有过好几批年轻人跑到新疆去。不过跑到那边去的人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凡是跑去后又跑回来的人绝大部份都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抑或即使不被戴上也被当作坏分子来对待，同样受到民兵和群众的管制。我想，那天洛里乔到寮告坝的赶场，是不是就碰到他的一些同学，几个人一商量便跑到新疆了。他带去换两只兔子的那一包银帽片是不是也就拿去换成人民币用作盘缠了。倘若我这分析不错的话，那么他为何去了三年又回来了呢？是不是在那边出了点甚么问题才跑回来，又害怕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便胡扯什么当天从寮告坝赶场回来在鬼坳上碰他的“阿爸”如何如何。我觉得在卡领陪他住院的时候，我应当把这些问题向他提出来，要他考虑考虑，免得以后还麻烦，还要受到更多的痛苦。作为在农村工作多年的人，我对农村的群众多少还是比较了解，大家都是靠工分吃饭，甚么坏分子不坏分子，老百姓其实不看重和计较这些问题。
我们大岭岗一带农村的晚饭较晚，经常是在收工回家后才来生火煮饭煮菜。在徐部长推门进屋时我正在灶边添柴做菜。锅里煮着老南瓜汤，已经在朴噜朴噜地开了。我立即招呼他坐到堂屋里，开亮了电灯。在一片昏黄的灯光下，他坐到小饭桌边，对着灯光把他事先已经拟好的调查题目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然后就按惯例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说“四清”运动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对敌斗争运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敌情观念，不能有任何一点麻痹思想，不能让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睡在我们身旁，只讲“三和一少”，不讲阶级斗争。我们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我听说你们这个公社的一些青年，前几年到县份上去听忆苦思甜报告会，有的共青团员还发笑……他停下来注意看着我，然后向我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你说的是不是阿鲧？他说：对！就是阿鲧。我看这个有问题。在忆苦思甜报告会上发笑，我看就一定有问题。
我不说话，他又继续讲下去。他说阿鲧和洛里乔的关系，不只是有亲戚关系，而且还有私人之间的关系。洛里乔失踪的问题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根据我的分析，在他失踪那年的头几个月就有蒋介石的空降特务落到我们这大岭岗上，这些事都应当联系起来看。抗日战争是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没有咱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能取得胜利吗？国民党能抗日吗？国民党几百万陆军都不抗日，还有啥子空军抗日？这简直是笑话，是阶级立场问题……徐部长越说越激动，那平日使用“咱们咱们”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我们这一带有的本地干部常常是一句一个“咱们”，似乎用了这词就是一个老干部，不是“三八”式的抗日干部也是“六四”式的南下干部。我看徐部长越来越激动，把挂在屁股边的小枪掏出来，仿佛是一种习惯动作，一挥手就叭地拍在小饭桌上，然后拿起来再叭地来一下。我当下也紧张起来，生怕那小枪走火，子弹一下子就窜进我的身上。我们这一带的老百姓说：共产党员有两条生命，一条是政治生命，一条是自然生命。倘若那小枪走火，一枪把我打死，他无非是赔出一条政治生命，但还一条自然生命。我呢，我做完了，因公死亡也算不上。
徐部长，我，我怕……你那小枪……我嗫嚅着说。
你怕？你怕啥子？搞阶级斗争你怕啥子？我们就是要消灭赫鲁晓夫？他盯住我说。
徐部长大约是忘情于自己的讲话，似乎并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经我再次提醒，他才把那小枪收起，别到腰间。临走时我跟他要那调查提纲，他略为踌躇了一下，然后将那提纲递给我。徐部长一走，我立即跑到灶房去揭开锅盖，一舀那老瓜片都已被煮粑，瓜汤也所剩不多。第二天我和小刘办好介绍信又领了出差费，第三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一直在发愁，想到此次出差的任务难度相当大，不知道怎么办。我问小刘，你参加过几次调查，你觉得有哪些好办法。小刘搔了一阵头皮。我又问，你们在调查阿鲧家大舅时的情况怎样？小刘说那老家伙什么都承认，也知道有包裹从香港寄来给他，就是不承认他得到那包裹。小刘说他们也动了些手脚，先是要他下跪，给他背磨扇，然后又将他捆绑了一夜，但他就是一口咬定说他只听村里的人讲有包裹寄来，放在公社里，但他并没去取。我们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取。他说他家成份高，生怕有海外关系，哪里还敢去认那东西。我们诈他说他已去取了，那包裹里有白糖有奶粉，白糖奶粉里藏有金条子，有发报机。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大喊冤枉，我们又对他采取了一些手脚。结果，那老家伙便自杀了。
我说：死了？！
小刘说：没有！抢救过来了。
我说：我怎么没听人讲。小刘说：徐部长要我们绝对保密。不过我们这边不说，那边也要说，人们迟早要知道。我问小刘是否也参加了动手动脚。小刘说他只作记录，并没有参加。他认为那包裹八成是公社里的哪一个干部私下拿走了。听小刘的这一番话，我想也许是我的阶级觉悟不高，在思想上还有点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不过由此我又想到我们此次去调查阿鲧，像阿鲧那样软硬不吃的人，怕不能用那种办法吧。据说阿鲧刑满留场就业后很快就被提升为干部，在供销科里工作。
从我们公社到阿鲧所在的劳改农场相距为几百里，虽然也有几段是解放前修的国道公路，但大部份是公路便道，弯来拐去，要经过七、八个县的县境，其间又必须在一个别的县城歇上一夜，第二天才赶到。讲起来实在有些凑巧，就在我和小刘中途住宿的那个县城里碰到了阿鲧和他们农场的一位职员，两人来跑供销工作。阿鲧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他一定要请我们吃顿饭。这使我感到尴尬又为难。本来我们此次出差就是专为他而来，想不到不期而遇，我自然不能和他说些什么。另一方面，看到他那样真心诚意，我实在又无法谢绝。在尴尬和为难中，只好跟他来到一家饭馆里坐下。几年不见，阿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潇洒而豁达，身着一件茄克式的工作服，又增添了一份干练。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就吩咐那职员点菜。我们主客四人，他就要了八个菜一个大汤，再加两斤包谷酒。看到那职工一口一声地称呼他为科长，我心想这些年来阿鲧果然混得不错。想到那次在团县委会议室开他的批判会，便想趁机向他道歉几句，说是那次我也发言批判过他。不料我刚开口他就把我制止了。他说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他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说我当时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在那种情况下我能不参加能不发言吗？不过他又说他倒是应当感谢那位团县委书记。要不是他那样对待他，说不定今天他也和大家一样在修理地球。席间，他又问起我们公社的情况，我打起苗话告诉他，我说我有公务在身，最好我们不谈到政治上的事。他点点头又笑了笑，然后我们便用苗话夹杂着汉语或用汉语夹带着苗话，谈起家乡生产、生活上的一些内容。吃完饭在饭馆门前分手后，我和小刘便回到县政府招待所，我把我和阿鲧用苗话谈的内容又向小刘重述一遍。小刘说他到我们岭岗大寨来生活了半年多，也基本上听懂了苗话。
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阿鲧所在的劳改农场。在农场作过联系之后，由于阿鲧出差未回，我们只好住进农场的招待所里等着阿鲧回来。三天过后阿鲧回来了，由农场政工科安排我们在一间会客室里向阿鲧调查。在这之前，我当然作过充分的考虑，也即是哪些情况可以向阿鲧讲，哪些情况又只能讲到怎样的程度？哪些情况根本不能讲。在我讲这些情况时，阿鲧始终在专注地听着，从表情上看，他虽然有时感到吃惊，有时显得困惑，有时又皱起眉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不过，从总的来说，他仍然是显得谦和而且平静，不吭一声。末了，我按徐部长给我的那调查提纲提了几个问题，希望他认真回忆，给我们写个材料。他点点头，说是过两天去拿。过了两天到第三天，仍然由农场的政工科安排，地点也仍是那间会客室。我问他材料写好了没有，他说他不想写。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和想法。他说顾虑倒没有，但他有看法。我问他有甚么看法。他说他没有想到我们的阶级觉悟那么高，警惕性那么强，想像力又那么丰富，他这话显然是指我按徐部长那调查提纲所提的几个问题而言，但我又不好向他明说什么。看到他似有极力控制着一种情绪，眼里泛起火花，语言中也不乏讥讽的味道。我不由愣了一下，觉得阿鲧还是当年的阿鲧，似乎变化并不大。停了一阵，我说：阿鲧，你还是给我们写个材料，实事求是，你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然，我们回去不好交差。他想一想，说：可以，明天下午来拿。
第二天下午，我们按时到政工科，说是来跟阿鲧要材料。政工科的人说阿鲧出差了，留下材料在这里。我接过材料来看，只有一页多纸，盖着政工科的公章和阿鲧本人的私章，还按着他的手印。
我心想：是不是阿鲧不想再见我？！
（七）
这一年的大岭岗凌大雪也大，本来那冰凌已够粗蛮了，再加上那年的雪花又常常三天两头便纷纷扬扬地撒下来。由于承受不了那冰凌的重压，遍坡的杂木杂草便都变得弯腰弓背，有的甚至一头栽到地上。在白天，告劳和告方“父子”俩倒也可以四处走动，因为那太阳虽然被阴云遮住，但阳光毕竟不是透过一些暖气来。然而一到晚上，太阳落坡以后，那北风便开始肆虐，像吹口哨似的满山遍岭地呼啸。为着躲避这场大雪，“父子”俩便只好躲进一处崖壁下过日子。这时候，告方发现“阿爸”有好些白天和好些晚上，显得既沉闷又孤单，便开口对告劳说：阿爸，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新阿姆来呢？告劳听到告方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先是愣了一下，然而便慢慢地将头勾下去。过了好一阵，告劳才抬起头来，问告方：阿方，你真的想有一个新阿姆吗？
告方说：阿爸，我早就看出来了，除了在办公事的时候以外，你心里其实也很孤单。依我看来，要是阿爸你再找一个新阿姆，我们的日子也许要好过得多。我本应早就跟你提出来，我怕你还在想念着那老阿姆，惹得你心头烦恼。
告劳说：要是我真的再找一个新阿姆来，你会不会有意见？
告方说：我怎么会有意见？要是我有意见，我还会跟你提出来？
“父子”俩当下就商定了，再找一个新阿姆。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当百花竞放百鸟欢歌的时候，告劳和告方“父子”俩便从那崖壁下抖擞精神出来，登到那大岭岗的最高峰。告劳指着南方一座大山，只见那山势十分雄伟，好像挨着天边耸立，闪着一片蓝光。告劳对告方说那座山名叫昂诺山，方圆百里，因为山高林密，草深泉秀，山头终年积雪不化，所以才有了那么一个美名。告劳说好山才有好水，好山好水才有好女子。我们要找的那位新阿姆，只有到那山上去了。
“父子”俩当下就决定去昂诺山找那新阿姆。他们昼伏夜行、翻山过水，走了三天又走了两天才到达那昂诺山上。在他们到达的那天，昂诺山的虎们正在举行鼓会，方圆数百里的男虎女虎们都来了。鼓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十分热闹。像这样的大型鼓会，作完各种仪式之后，然后由鼓主打上三盘鼓，让各方各路来的女虎都来跳，从中选出最漂亮的的“美女”。在选定“美女”之后便开始进行打鼓比赛，让各方各路自己推出一名男虎参加，除了看他们打鼓的姿式是否刚键优美之外，更主要看他们能打出多少套路，然后选出最高超的“鼓手”来。在选定“美女”和“鼓手”面前，让“美女”摘下颈项上的花环套到那“鼓手”的颈顶上。这时候全场一片欢腾，再由鼓主亲自打上三盘鼓，让所有的男虎和女虎都来跳，每过十三年一次的鼓会就此达到了高潮。这当中，告劳和告方“父子”俩一直站在鼓场边观看，不动声色，直到那各方各路推举出的选手们都只打到第七套路就放下鼓棰时，告劳才低声对告方说：阿方，这下你看看阿爸的手艺吧！告方点点头，告劳当下便一步跳到鼓场中拿起两根大鼓棰，他边敲边跳，腾挪跳跃，交叉打，反手打，翻身打，从最低一层套路打到张九层最高套路。当告劳打完最高一层套路后，按礼节他先放下鼓棰，然后站在那木鼓边等着下一个选手上场，相互作揖之后他才下场。他等了好一阵，不见有选手上场，老鼓主又绕场大喊三声，仍然不见选手上来。这时候，鼓场上先是屏声静息，然后就禁不住窃窃私语和发出低低的赞叹声。勿庸置疑，高超鼓手的荣誉就属于告劳了。当鼓主家领着那“美女”将花环套在告劳的颈项时，全场便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嗬锣——嗬锣——嗬锣——欢呼声应山应谷。
鼓会结束后，告劳和告方又在昂诺山逗留了几天参加“游访”活动。本来在鼓场上告劳和那“美女”早已相互倾慕，在“游访”的时候他们又再次见面谈心，一拍即合。在约定好的日子，告劳和告方就准备把新阿姆带回大岭岗。不料风声很快就传开，一些不服气的男虎们便相互邀约，埋伏在一处山坳上，准备将那“美女”抢回去。当告劳告方“父子”俩和那新阿姆来到那山坳时，一群男虎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一场恶战眼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告劳说：阿方，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我们又不能让新阿姆由他们枪回去，怎么办？现在由我来保护新阿姆，你呢，就只好请出你的“白刷条”来吧，不过，双方毕竟还是亲亲戚戚，其中有你新阿姆的舅子，也有她姑表姨表的兄弟，你可要手下留情，千万不要伤到他们的要害地方。
告方点点头，然后一个箭步跳到坳口边的一处草坪上，有意将对方引到开阔地方以便施展本事。那些虎们并不知道告方的厉害，便咆哮着向他扑去。告方当下便东躲西闪，左劈右挡，声东击西，以退为进，要不了半个时辰就已经将对方砍倒四、五个躺在草坪上，余下的就只嗷嗷地吼叫着，却不敢再向告方扑去。
告劳看看情势已定，便大声对告方说：阿方，向他们道个歉，告别一声，然后我们就上路吧！
告方当即手握刀柄，刀尖向下，表示和解的意思，然后又向老虎们抱拳一揖，便转身跳出草坪。
告劳和告方“父子”俩就这样带着新阿姆返回大岭岗。
（八）
在我和小刘从劳改农场调查阿鲧回到本公社之前，我们公社“四清”工作队发生了两件事。第一桩是“四清”工作队党委中的一个委员老邱和“四清”工作队中的一个年轻女队员小白在一起睡觉，被农民当场抓住，告到党委来了。老邱是州政府机关里的一位科长，有妇之夫，而小白则是此次吸收参加“四清”工作队的社会青年，十九岁，初中毕业生。倘若他俩在夜间睡在一起，咋个搞也许无人知道，谁知他们竟然在大白天趁社员们都出工时就在小白的房间里睡上了，被房东回家来拿东西发现。按照我们大岭岗这一带的风俗除了向房东赔偿玷污损失外，还要出钱买狗来扫房。本来那房东要当场将这对男女扭送“四清”队党委，只因老邱跪下哀求，那房东才顾及“四清”工作队的面子而没有那样做。不过事情已经不胫而走，老百姓自然也就有许多议论。而议论的重点当然是在老邱身上。你堂堂皇皇的一个科级干部，有妇之夫，你肯定是花言巧语来欺骗那年轻姑娘，利用社会青年急于谋得一份职业的心理，把人家一个黄花闺女搂到床上。事情发生后，“四清”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盛老本想一手包庇下来了事，但事情已经在群众中传开了，怎么办？经过队党委的紧急会议，并报请“四清”工作团团部批准，立即将老邱调到别的“四清”工作队去，然后又把小白开除工作队，让她卷铺盖回家。老邱一调走，队党委自然少了一名委员，从而让徐部长补了上去。
第二桩是医院用测谎器对洛里乔作过多次测验后仍然测不出他是否在扯谎。开始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们以为是那测谎器有了甚么毛病抑或是他们自己在操作上的问题，但经过专家来检查和作了示范性的操作结果，证明那测谎器既无毛病，而他们操作也没问题。因此，最后的结论便是：洛里乔此人具有非凡的心理调控能力，就连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拿他无计可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让洛里乔继续在医院住下去已是毫无意义，于是便电话跟我们公社的“四清”工作队联系，派人去给洛里乔办过离院手续，然后又让洛里乔坐上那辆救护车，由大夫和护士把他押回公社交与徐部长。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徐部长只好将他秘密关进公社的一间仓库里。继续对他进行审讯。由于这种举措是绝对保密，因此局外人是无法知道那审讯的情况。不过据我看来，洛里乔肯定要遭到与日俱增的磨难，包括让他下跪和背磨扇等等。
以上这两件事情当然是与徐部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徐部长已被提升为“四清”工作队党委委员，正是春风得意大显身手的良机；另一方面洛里乔的失踪回来的问题却又深挖不下去，让他受挫，使他心烦意躁，毛焦火辣。我和小刘就在这个时候回到公社，再加上我们带回来的调查材料又不是一大撂，而是不到两面纸的一份，因此我估计我和小刘将要挨他一顿臭骂，甚至比臭骂还要厉害的后果。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我和小刘怀着不安的心情去向他汇报时，他却只是静静地听着，甚而在他那厚礅礅的脸膛上撩过一种神不守舍的样子。当我把阿鲧所写的那份材料交与他时，他也只是匆匆看了一下，然后就放进衣袋里。末了，他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要我们休息几天，以后还有任务。从“四清”工作队的队部出来， 我看小刘立即显出一副孩子气的样子，情不自禁地连连对天作揖。我呢？我仍然是一肚子的迷团。也不知以后又将是什么任务。
大约过了两天，徐部长就派人来喊我到“四清”工作队的队部去，要我写个检查，为什么我和小刘那趟出差外调并没有完成任务。他把纸、笔交给我，要我在工作队队部的办公室里写，什么时候写完成就让我什么时候回家。他好像有甚么急事，在对我说完话后他就急急下楼出去。那几天，大约“四清”工作队分驻到各大队各小队的队员都在忙着评议四类分子，因此工作队队部的人几乎都下村下组去了，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秘书，戴着老光眼镜正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整理材料，大约是徐部长给他交待了任务，因此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从门边探过头来看看我，然后又回转身去继续整理材料。我坐到一张书桌边，想了很长时间，不知这个检查怎么写，那一天天气忽然变得很阴沉，调头往窗外看去，天空是一片灰朦，已经是栽秧上坎的日子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气。我想去想来，我只好将把我和小刘那次外调的全过程如实写出来，看看能否交得了差。下午五点来钟，当徐部长从外面回来时我终于把检查交给他，但他只溜览了一下，就把检查掷在桌上，说我写这一些婆婆妈妈的过程是不是在敷衍塞责。他训了我一顿，却又不给我指了毛病在哪里。我只好又拿起自家的那份检查，从头再看了一遍，也觉得确实像个汇报材料，不像个检查。大约又过了一个多钟头，徐部长才让我回家，要我明天按时到办公室，什么时候写好什么时候回家，那话音就像夯杵夯在楼板上，又重又响。第二天，我当然就不再写汇报材料，而是写我的思想历程，从接受任务开始到途中不期而遇碰到阿鲧，直至到了那劳改农场后与调查对象的几次“交锋”，末了还写上一段追溯到为什么未完成任务的阶级思想根源，检讨了像我这种中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与摇摆性等等。从上午一直写到下午五点来钟，中间当然也有过几次停顿，总是想加强一些政治性的话或改得较深刻一些，终于又把一篇检查写出来了。然而这次检查仍然没有过头，又被徐部长将它掷到桌上，然后又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说我在耍花招，没有重点不敢涉及到要害问题。我又再次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太低，但又弄不清那重点和要害问题在哪里。徐部长说如果我一辈子写不好就让我写一辈子。我当然明白他的话，是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是不会轻易让我过关。不过好在他把我训够之后终于又让我回家，要我第二天按时到办公室去。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里下起了一场雨，屋檐水滴滴嗒嗒地响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来，那雾气还在山岩里弥漫和在山间上流连，天空也仍然一片灰朦。我按时到了办公室，正碰到徐部长也在办公室里。我大起胆子向他请示，我那份检查要怎样才突出重点和抓住要害。他示意我坐到桌边，同时就伸手到屁股后边去摸搓，我心里不由一怔，以为他要掏小枪。结果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背起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像电影上的将军在临战前思考重大决策的样子。末了，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他现在有急事出去，要我自己考虑。
老老实实，不要跟我耍滑头，要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他给我甩下这么几句重话，就匆匆下楼。
然而此后一连三天我都未见他的身影，问及那老秘书，他才告诉我说是徐部长已到“四清”工作团团部开会去了。同时又告诫我，要我每天必须按时到办公室去写检查，并说这是徐部长交给他的任务。这实际上是限制我的行动，或者说等于把我软禁起来，所不同的只是我每天还可以回家睡觉。我渐渐地也就有了些想不通；本来我是已被宣布解放了的大队干部，并且被安排到医院看管洛里乔，然后又带小刘去外调，怎么现在反过来我也落到网里来了？后来小刘才告诉我，徐部长所谓的要害问题，其实就是外调途中碰到阿鲧，我们俩吃饭时用苗语交谈的事。然而这件事我在第一次的检查材料中已经写了，只不过我没有说是两个在用苗语说话。小刘说徐部长曾经单独找他谈过话，要他向徐部长汇报外调的经过，并且就训了小刘一夜，特别是那一段用苗语说话的问题，徐部长拍桌子打板凳，要小刘如实交待。小刘说他听得懂苗语，和我在第一次检查中所说的并无多大出入。但徐部长不相信，还因此派人到阿鲧所在的劳改农场去作过调查。据说由于调查的人出言不逊，被阿鲧当面冷嘲热讽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幸有农场政工科的人出来圆场，阿鲧才给他们写了份材料。不过据小刘说那材料的内容虽然和我与小刘所交待的一样，但写法上很别致，好像是阿鲧故意在开玩笑，将材料写成像农村小剧本那样的一段段台词。
问：……答：……
问：……答：……
我问小刘他怎么知道。小刘说在把材料拿回来与他对质时看过。
阿鲧当然和我不一样，他有个性，敢说敢当，而我则一向听领导的话，领导说白我不敢说黑。这大约是我这种出身于中农家庭天生的坏胚子，凡事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树叶子落下来也会打破脑壳。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在徐部长到“四清”工作团团部开会的那几天，我每天都按时到“四清”工作队队部办公室去写检查。我常常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或者呆坐在桌边，让那脑子一时变为一片空白一时又成为乱麻一团。也就是在那天，寨子里忽然悄悄地传开了一桩令人大惑不解的事，即那家伙进寨来了！
由于那几天天阴下雨，大清早有人发现在关着洛里乔的那间仓库周围出现了一串老虎脚印，好像那家伙是从山上下来，绕着仓库转圈子。而且不只是一个晚上，而是一连几个晚上，似乎是从一道田埂上过来。从那留在稀泥地上的脚印看来，那五个脚趾张得很开，方圆就有大碗口那么大，证明那家伙相当魁壮也相当凶猛。在我们寨子里有好些人家都喂有狗，平日里常常是满寨乱窜，并且每天也常常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闹得满寨子很热闹。然而那几天，全寨子的狗们忽然间就似乎变得蔫巴了。除了白天敢窜寨外，一到了晚上便都夹着尾巴躲在各自主人屋角里，屏住声息，好像很紧张很害怕的样子。显然在人们发现那大脚印之前，它们早已闻到了那种气息，因而才出现那种异常现象。老虎进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前些日子某处园林局的三位职工来寻找他们公园里跑脱一只老虎的事，并且还闹了那么一场大误会。同时也有人想到洛里乔失踪三年的事情，莫非真是他的“阿爸”知道他的“儿子”遭罪，找到寨子里来了。但无论是公园里跑出来的那个家伙，抑或是洛里乔的“阿爸”，一寨子的人都很紧张。每到那幕色苍茫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关门团户，不准娃儿跨出门槛外。甚至有的人家还准备好扁担、锄头、钉耙、柴刀等等，倘若那家伙突然闯进门来，以便操起东西自卫。此外，大家还相互串通，一但有谁发现那家伙立即就拿起铜盆或瓷盆来敲打，既相互通告，也可以把那家伙吓跑。总之，整个寨子都被笼罩在一种神秘和紧张与惶惑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当然也感染了我，不过我并不相信那是洛里乔的“阿爸”从山上下来寻找他的“儿子”，而是怀疑那家伙很可能就是从公园里跑出来的那一只，不知怎么就窜到我们寨里了。那么它又来找甚么呢？又为什么一连几个晚上都窜到我们寨里来呢？这消息当然也传到那秘书的耳朵里，有一天我照例在上午八点钟到“四清”工作队队部办公室写检查，他忽然从他的房间里踱出来，低声问我知道不知道寨里最近的情况。他所说的“情况”显然是反映那脚印的问题，我装着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他不说话却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阵，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快了！快了！事情也该结束了。
我问他：甚么事快了，要结束？
他不说话，又戴上自己老花眼镜踱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不过，在我们岭岗大寨处在这么一种气氛中时却有一个是例外，那就是洛里乔的奶奶，那个佝偻得近乎90度的老太太，每当天将擦黑时分，她总是照例拄着拐杖“迪迪笃笃”地到自家的自留地去讨菜，或照例满寨子去找她家喂的一只小毛猪，吆猪回厩。当然也曾有好些人劝她，暗示她那几天寨子边出现了老虎脚印。天黑了，要她不要随便出来。
你说的哪样脚印？莫不是我家洛里乔的阿爸找到了银子，跑来找他儿子去看？老太太由于佝偻又加上耳朵有些不方便，每当有人劝她时，她总是扭着头仰起脸来看着那跟她说话的人。不过即便是找到了银子也不能乱拿呀！不是自己的东西你想拿也拿不到，那只不过是前世有过哪样缘份才让你看他们一眼，算是见过面罢哩！说完，老太太又“迪迪笃笃”地往寨里寨外走去。
从“四清”工作队方面来说，由于工作队党委成员以及分驻在各生产队的工作组长从卡领城头开完会回来，好像上边又有了甚么新的指示精神，忽然间散驻在全公社各个大生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队队员都纷纷赶来，而且都背着各自的背包提着网蓝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土特产，叮叮当当，“四清”工作队的队部，楼上楼下，里里外外，竟也就像当初他们入村时的景象。他们是不是在准备撤离？
也就是在那几天，我忽然在村子里碰到了那位左撇子公安，戴副墨镜朝我走来，大约有意让我认出，他一边走一边就把那墨镜取下，我本想要回避他，但已经来不及了，便向他打了个招呼，他却也点点头，然后朝一家院坝走去。当时我就想，他突然到这里来，莫不是为了那老虎脚印？莫不是他要立案侦察？……我愈想愈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这天晚上，大约由于胡思乱想超过时限我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下半夜之后才迷糊糊地睡去。大约到了天刚亮的时候，也不知是村里的犬吠声把我闹醒，抑或是我醒了之后才听到犬吠声。我觉得那犬吠声叫得很奇怪，仿佛不是一只两只，而是全村子的狗们都赶来，一齐狂吠，并且从村里一直叫到村外。第二天，我就听到村里人说，那左撇子公安，确实来侦察仓库边的脚印案子，他明察暗访，折腾了好几个晚上，结果什么也没有弄到，然后在那天的大清早匆匆离寨。在离村的时候，也不知是他的某些形迹可疑，抑或是他身上带些什么气味，从而引起狗们的注意，一直把他赶出村外两里多路，弄得他十分狼狈。
那一年的“四清”运动好像就是那样草草收场。我找到了徐部长，他也正在收拾东西，我问他还要不要我写检查，他开口说不要不要，忽然又意识到甚么，转过身来接过我手中的那份检讨，随便翻了一下，大约只想看看我到底写了多少页码，然后就把它揣进衣袋里。
在“四清”工作队撤走之后，我忽然想起洛里乔还被关在那间谷仓里。好在我身上还有一把钥匙，我立忙赶到那间谷仓把锁打开进去。谷仓当然是一间空仓，里面只存放着一些农具和一些撮箕与蔑筐之类的东西，光线不暗，但有一股霉味。我看到洛里乔坐在一领草垫上，背靠板壁，已经蔫巴得站不起来了。我当下就蹲下身去将他背起来，我觉得我生平第一次自作主张地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九）
告劳和告方“父子”俩带着新阿姆回到大岭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带着新阿姆到西北方向的云攀山一带去巡视，替各处首领们排解了一些纠纷，大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又转回大岭岗来。这当中，告劳发现新阿姆对告方不好，常常在告劳打盹的时候，新阿姆便向告方呲牙咧嘴，眼含仇恨。告劳看在眼里想在心上，他明白这一切都由于告方用他那“白刷条”在那山坳边的草坪上，将其五六个姑表兄和舅舅砍倒成一片的缘故。当然，告方是严格遵照告劳的吩咐，并没向对方的要害处使劲，但他们毕竟是让告方的“白刷条”砍伤砍倒了。告劳想，既然那仇恨的种籽已经在心坎坎上播下，那么终会有一天会发成芽芽。告劳左想右想，他决定找个机会对告方说：阿方，看来这新阿姆对你不好哩，说不定在某个日子我不在场的时候她要加害于你啊。与其让这些事情发生，不如趁早让你回家吧。何况我们父子俩相随已经好多年了，你也回家去看看。从告方这方面来说，他当然也早已察觉新阿姆对他不好，只是由于“父子”情深，他舍不得离开“阿爸”。另外也由于“阿爸”和新阿姆新婚不久，他也不便开口说出，免得造成他们之间的隔阂。如今听了“阿爸”的这一番话，告方想了好一阵，终于点头答应。在分别的那一天，告劳送告方走了一程又一程，两情依依，各都在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当他们终于来到一条山溪边时，告劳对告方说：阿方，我也不能再送你了。你就在这里洗个脸，喝几口水，然后你就回家吧。告劳亲自给告方洗了脸，又捧几口凉水给告方喝了。在临分手的时候，告劳又对告方说：阿方，你走吧，不要调头来看我。告方默默点头，告别了告劳。当告方大约走了两根田埂的时候，他忽然想起阿爸为啥不让他调头看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想，告方便调头往后一看，忽然他看到的不是他的“阿爸”，而是一只斑斓大虎，正在田埂的那头看他。告方害怕，拔腿就跑。告劳一边追过去一边大声喊道：阿方，阿方，是我呀，你不要害怕，不要怕！告劳越追，告方跑得越快。告劳只好停下来，一边又大声说：小心，阿方，小心，不要摔到田坎下边去。
告方回到家后又活了很多很多年。告方死后，他的故事便流传下来。记得有一次落大雨引起山洪暴涨，把一群小老虎从甚么山沟里推上来，推到我们寨脚边的一座大桥底下爬到桥底下的一块大石板上，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唱着歌。
山高不算高
水长不算长
一年生三胎
一胎生九个
生满山满树
生满江满河
这天早上，告方肩挂着烘娄到寨子边去捡粪，当他走到那大桥边时，忽听到桥洞底下传出一阵雏嫩的歌声，他便悄悄走近桥头，弯腰往桥底下看去，只见一群小虎正坐在那大石板上唱歌。告方觉得好玩，便大吼一声：嗨！你们在搞哪样？！
小老虎们被他这么一吓，把歌词都吓跑了，便一齐从桥洞底下爬出来，围住告方要他还他们的歌。告方被小老虎们缠住不放，他只好临时编了一首歌还给他们。然后小老虎们又回到桥底下去唱，一边唱一边拍着巴掌，那雏嫩的歌声和哗哗的流水声又一遍遍传来。
山高不算高
水长不算长
一年生三胎
一胎生九个
忽然发瘟疫
只剩下一双
三年生一胎
一胎生一个
生来做种子
做种在世上
据老人说那座桥其实就是我们寨脚边的那座老木板桥，在那桥底下确实有一块大石板，无论怎样落大雨引起怎样大的山洪暴涨，但那沟水却总是翻不那那石板面上。
窗外落雪簌簌，火塘里柴火旺旺，告劳和告方那带着寓言与童话的故事，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
（十）
在熬过那严重的饥馑年代之后，老百姓刚刚缓过一口气，忽然间又开展“四清”运动。不过这场运动从整体的目标、策划、方法、步骤等等来看不可谓不明确，也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不知何故，这场以大兵团作战方式的运动却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倘若换一种说法，似乎以这样来概括：“开头气势汹汹，中间狠斗狠批，末尾不了了之。”这是从运动本身来说，倘若从干部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有他们的说法，这就是用三出戏来组成的一句话：开头是《洪洞县》、中间是《三岔口》、末尾是《将相和》。这三出戏很流行，因此也就勿须多加注释。不过话又说回来，勿论那开头、中间如何，但末尾毕竟是《将相和》了，所以吃亏的仍然是老百姓，比如像洛里乔这样的人物就成了那祭坛下的牺牲。
我和洛里乔虽说是本寨人，而且还是同宗族，但我毕竟对他了解不够，至少在他失踪三年又突然归来的种种现象，实在使我无法理解。我以为他从公社的仓库里出来后也许应当有一点什么样的行动，然而他好像浑然不觉，是他早已心中有数承受那种打击，抑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不过从一些表象来看，失踪三年归来后家庭已发生了那么大的变故，作为一个长孙和长子以及对弟妹的责任都没有尽到，从而感到内心的痛楚。大约是为了弥补这一点，他除了把一家的粗重活路一肩扛之外，他还选用了那最棉扎柔软的杉木材料，按着他奶奶那身躯佝偻的尺寸，打制了一把特别的躺椅，然后又用一床棉被铺在椅上，让奶奶吃过饭后躺在那特制的躺椅上，享受那一点身心的宁静。几年前的那一场大饥荒，儿子儿媳相继去世，长孙失踪生死不明，而对着如此沉重的打击，老太太终于挺过来了，如今长孙归来，孙女也顶了半个劳力，三孙子也上了小学，老太太毕竟已接近七十高龄的人了，油干灯草尽，人死如灯灭，老年人说声走就走。有一天我碰到洛里乔，我把我这话意思对他说，他点点头说他明白。到了冬月间的一天，老太太忽然对洛里乔说她想吃一顿猪粉肠。她说她年轻时吃过一次猪粉肠，很香很香。第二天洛里乔就特意赶了50多里路到卡领城去买了一笼猪粉肠，拿回来洗整干净，然后用一只大砂罐炖粑，又特意作了一碟可口的佐料，然后舀了一大碗摆在奶奶面前，让她慢嚼细尝。在吃完了小半碗猪粉肠后，老太太就起身躺到那特制的躺椅上，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似乎在回味着那粉肠的味道，又似在回忆着年轻时的一些往事。老太太这么一躺就躺了好几个钟头，大约到了太阳开始落坡的时分，老太太忽然向洛里乔问道，说是有人在吹唢呐，忽远忽近，是不是有哪家在结亲嫁女？洛里乔说他没有听到，等他到门外去看看。洛里乔站在门外听了好一会儿转来，正准备跟奶奶说话时忽然发现奶奶似乎已经不行了。洛里乔立忙对着奶奶的耳朵连喊了几声，老太太才微微睁开眼睛，竭力想欠起身子。洛里乔立即抱起奶奶，一边喊：奶奶，你哪里不舒服？是不是想喝水？我给你泡好一缸茶水，要不要我给你去拿来。老太太摆摆手，一双眼却盯住远处的山头，脸上泛起一层慈祥的笑意。讲起来也真稀奇，当洛里乔也跟着他奶奶的目光所投向的方向看去，那轮红日正挨到那山岭上，变得又圆又大，太阳仿佛有火焰在沸沸扬扬，十分壮观。而当那一轮火球忽溜一下落到山岭后时，老太太的头也一下歪倒，在长孙的怀里阖然而逝。老太太虽然已经断气，但洛里乔仍然抱着她约有半个钟头，然后才轻轻将她放在躺椅上。
这一带地方的苗家人有句话，把老人去世比喻为太阳落坡。这句话似乎由洛里乔的奶奶第一次验证了。
在办丧事的时候，几乎整个寨子的人都送东西，或几升米或一只鸡或几点豆腐和几捆白菜等等。这似乎也勿须言传，因为人家都觉得这位老太太是一位最值得敬重的老人。当洛里乔奶奶过世的消息一传开，除了本寨以外，一些邻近村寨的人，包括沾亲带故的人，甚至仅仅是与洛里乔父亲和洛里乔本人相识的人也都来吊唁，十分热闹。这当中来得最远的一个当然要算阿鲧了。在接到洛里乔请人到寮告坝发出的报丧电报后，他就日夜兼程几经转车赶到卡领，然后在卡领买了一床最好的寿单和砍了两腿猪肉。他把寿单放进挎包里挂到肩膀上，两手提着两腿猪肉，嘴上抿着一张车票，最后一个挤上了最后一趟客车，终于赶上了洛里乔奶奶的葬礼。本来寨子里的人也曾作过商量，大家凑钱给老太太请两拨唢呐和一拨芦笙送她老人家上山，但因后来有人提议，说是“四清”工作队刚撤走不久，公社里还留有两名观察员，最好不要请唢呐和请芦笙，免得过分热闹引趣的干预，这才罢了这层意思。
在送老太太上山后回来吃热络饭时，当着六、七桌客人，阿鲧举起酒发表了演说，中心意思是说老奶奶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和惊人的承受能力在任何伟大人物面前都毫不逊色，她无疾而终是因为她最慈祥最善良，像这样的老人应当进入天堂，在天国里安息……阿鲧说着说着，眼圈里便开始发红。他立忙噙着眼泪借故离席到门外把泪水擦掉，然后转身回来拿起自己的碗酒，和大家一饮而尽。大家知道阿鲧这人一向不轻易赞美一个人，也从不轻易掉泪。
亲友们，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吃菜呀！我们苗家人重死不重生，因为死也就是一种生的开始。难得左邻右舍的帮助，难得亲朋好友们的赏脸。来大家吃菜，吃菜！阿鲧代替主人招待亲友，一边就夹肉给一些上年纪的客人。
吃过热络饭之后，大约在下午时开始，邻近村寨来的亲友就开始陆续离去。送客的时候，每位客人包了一团糯米饭，糯米饭里包有两片煮熟的猪肉和几点豆腐，这不算作回礼，而是作为客人在途中的“防饥”之用，一般都称为午饭。另外还让客人拿走两只“寿碗”，既是一种礼仪，也包涵有客人祈求在天之灵保佑子孙有吃有穿，健康成材的意思。
冬去春来，到了第二年清明扫墓时节，本来阿鲧说过他要赶来给老太太作第一次扫墓，再尽一次孝心。大约由于工作忙的关系他不能如期来了，便给洛里乔写来一封信表示歉意。由于阿鲧没来，我只好在这里顺便交待几件与他有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头一年我和小刘调查他的时候我们在某地县城不期而遇，我曾问过他在刑满留场就业之后，怎么很快就提升为副科长的问题。大约由于小刘和其他人在场的关系，他只是笑着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待以后有机会再谈。当晚也只是顺口问问，想不到阿鲧却将它当作一回事放在心上，后来他终于对我讲，他之所以被提升为副科长纯粹是一种不可思议难以名状的偶然机遇，或者是命运对他开的一次玩笑。他说有一次他们几个刑满留场就业的人员被农场派到邻县去运化肥，中途在邻县的一个小镇上投宿，那饭店的负责人是该镇镇长的老婆，她随身带着一个男孩，生了一头的浓疮。在吃饭的时候，那几个与阿鲧同行的伙伴便向那镇长的老婆胡吹了一通，说什么阿鲧是世代名医家庭的传人，医道高明无比，像那男孩子的头疮在阿鲧手下根本不成问题，保证药到病除等等，当下那镇长的老婆便向阿鲧连连作揖，说她那男孩的头疮已经请过不少医生用过多少药物均不见效，恳求名医传人可怜孩子如何如何。阿鲧说尽管他当时已是刑满留场就业，但对他莫名其妙就被判刑劳改，心里头仍然有着一股怨气，甚至对一些国家基层干部如镇长这类人物也产生了成见。他本想不予理睬，但看到同行伙伴们不断地向他丢眼色作暗示，于是他便顺口对那镇长老婆说，要她去找那新松木皮乳浆来敷，不出半月就好。这其实是我们大岭岗一带老百姓的一种骂人的隐语，诅咒人迟早进棺材。阿鲧说也不知那是老天爷有意安排，弄假成真，抑或是生活中时有发生的那种歪打正着，想不到那镇长的老婆果然依了他的话去如法炮制，而且居然就让那男孩的头疮治好了。这还不算，更使阿鲧觉得稀奇的是那镇长恰巧正是他们那劳改农场党委书记的亲姨佬。出于要报答阿鲧这位高人的大恩大德，两姨佬双方一通讯息，于是连阿鲧自己也不知道就由一般的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一下就被提升为供销科副科长。后来当阿鲧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尽管他并不在乎这些，但每每想起这件事，内收里便时常引起一种内疚和自责，觉得对不起那男孩，也觉得自己生平做了一件亏心事。
第二件是那一年的“四清”运动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就随之开始。在红卫兵大串连到处“火烧”“炮打”的煽动下，我们卡领县最早起来造反的就是五年前由团县委组织的那一场忆苦思甜报告会的报告人赵老二。由于那场报告会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事后阿鲧因之被抓去判刑劳改，而赵老二却被吸收参加工作，并且很快就升任县工会的副主席。也不知五年前团县委的干部们怎么就找到了这位角色，认真说来他其实并非是什么老贫雇农，而是家住城边边的一个无业游民，从小就随着他的父亲在牲口市场混日子，学做掮客生意。后来其父病死，他自己就只好到县城附近一个地主家去看管牛马。解放后就在那里分了田地，取了老婆成了家。当红卫兵串连到我们卡领县时，他就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控诉当年团县委领导对他的迫害，内容主要是那次忆苦思甜报告会。在那张大字报中他说过去他所讲的什么偷女人的内裤，偷看地主家小老婆如何洗澡，以及想爬到那发情的小母马后臀上去等等等，纯属子虚乌有，而是团县委的干部引导他去这样讲，说是那样才有针对性，才有特色。他现在要“反戈一击”，控诉当权派对他的迫害，洗清他的恶名。由于赵老二是县工会的副主席，所以当他的大字报一贴到街口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县工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并且很快就有人贴出反驳的大字报，说他是投机分子，是政治扒手，满街张贴，以至发生了一场武斗，从而拉开卡领地区武斗的序幕。在开展夺权的时候，赵老二便理所当然成了县工会领导班子中的第一把手。这些事阿鲧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但据说有人告诉他时，他却只一笑置之。
至于落里乔的失踪问题，阿鲧好像很清楚，据说落里乔确实是跟着他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一道跑到新疆去了，在一个军垦农场里作工。后来在新疆北部的一个叫什么的山口上曾经发生一桩震惊中外的事件，几千人企图从那山口上逃往苏联，据说落里乔也参加了这一事件，自然也就不可能继续留在军垦农场作工，便设法在当地一家集体企业找一份活路。并被那里的一个姑娘爱上了，好像两人还作了海誓山盟的这一类事情。但后来那姑娘的父母不同意，另给女儿找了一位吃“国粮”的作对象，他因此实在受不了，便毅然离开那里。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天水时，发觉自己身上的钱已经不多，要补票已不可能，便在天水下车，然后就凭着他那份木工手艺，沿着铁路线替人打工挣饭吃，走走停停，足迹遍及好几个省，终于回到家。又据说洛里乔根本没有参加那场流血事件，而是在军垦农场里作工，只因太想念家人所以才回来。他本来还挣到了一些钱可以坐火车回来，却不料在列车进入贵州境内的赶水车站时，他身上的钱连同车票都被小偷一起摸走了，所以在列车员查票时就把他赶下车，他只好从赶水徒步回来。此外，还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这里就不一一赘述。然而勿论是哪一种说法，洛里乔回来后又为甚么说他根本就没有失踪，而是在鬼坳上碰到了他的“阿爸”如何如何，据阿鲧说那并不是洛里乔害怕被戴上什么帽子，而纯粹是为了要保护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让他们在遥远的地方继续吃葡萄和吃哈蜜瓜。
不过所有这一切，人们都不愿去将它们一一考证，而宁可让其扑朔迷离，好像既清楚又不清楚，这样才让人觉得更有嚼头更有滋味。
在山上扫墓的那天，日子好像特别晴朗，当祭奠仪式作完之后，坟上插起的一笼红黄白三色纸幡在微风中飘扬，这时候大家忽然看到从什么时候飘来一朵云，有一铺晒席那么大，久久地悬浮在那纸幡上的高空中，既不为风吹散，也不随风飘走，于是大家心里便都明白，便都默默地祝福她老人家在天国安息，也祈求她保佑子孙后人。
1993年9月初稿于剑河柳川巷
1994年9月修改于黄平牛场街
原载《民族文学》1996年第9期
原刊编辑：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