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崔玉不喜欢吃苹果。1992年，崔玉坐着一辆慢车离开了成都。我给她买了苹果带上火车。火车开走了，我才想起来，她不爱吃苹果。
很长一段时间，我习惯将爱情与苹果搅混在一起。我喜欢苹果，甚至热爱苹果，我想让她也喜欢苹果，热爱苹果。我经常固执的反复问她，你为什么不喜欢吃苹果？苹果有什么不好吗？对于我这样的追问她总是表现得很生气。有一次，她甚至还骂了我，说我是疯子。这是多么让人伤心的事情。因为我爱崔玉，想让她也爱吃我爱吃的苹果，这难道也有错？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崔玉并不像我爱她那么爱我。是这样的，当我们在姑妈家第一次做爱之后，我问她，你爱我吗？她说，爱。我又问她，你爱我什么？她沉思了很久，然后很困惑的看着我，说，她也不知道。
当火车开走后，我一直在想，她会在这次旅途中吃下一个苹果吗？哪怕半个？
我知道我这样去想问题很傻，所以后来我就努力的不去想有关苹果的问题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渐渐的也远离了苹果。我开始淡忘苹果的味道。当我淡忘了苹果的味道之后，我发现，我也开始淡忘了崔玉。这样的关联是我有一天突然发现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是十分的惊讶。怎么会这样？这太可怕了。小但说，这不奇怪。我问为什么不奇怪？他说，1、说明你以前如何爱她是你自己夸张的；2、纵然你真是对她有过刻骨铭心的爱，但你现在完全可能不爱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对小但的解释还是不满意。小但说，怎么不可能？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是，我又开始在房间显眼的位置摆上了苹果。那大约是在崔玉离家出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底和1994年初的那段时间。那也是红富士苹果开始出现在成都市场的时候。这种苹果看上去不是特别的红艳，但据说吃起来味很甜，口感很脆。我又有了在午睡后和晚饭前吃一只苹果的习惯。
但我吃起苹果来已经不感觉到有丝毫的愉快。还不如吃菜头。我甚至对一切带甜味的水果都腻烦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要每周买一次红富士苹果放茶几上，一是看，二是吃。一度时间，来我房间玩的女孩也帮着我吃。她们倒是很喜欢吃这些苹果的。她们说，红富士好吃。看着她们一口一口吃掉我为她们削的苹果，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比我自己吃的感觉舒服多了。看着她们吃苹果，我觉得，对我想起崔玉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还把崔玉过去的照片放大了挂在客厅和卧室。崔玉在那些照片上经常用眼睛盯着我，不论我换哪个角度坐着或躺着，她都用她迷人的眼睛盯着我。“迷人的”，崔玉的眼睛在照片上也是迷人的，同时，也是“陌生的”。那些照片基本上是我为她拍摄的，最初的样片也是由我自己在暗房冲洗和放大。当然，那些照片都是黑白的。我重新放大这些照片，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又像过去在八十年代那样，用床单蒙上窗子，将书房临时布置成暗房。
2
我是在与崔玉恋爱的期间，成为摄影爱好者的。
1986年，朋友们在蓝吧为了讨崔玉的欢心，不仅吹嘘我是诗人，还说我是一个很前卫的摄影爱好者。在影楼工作的崔玉，刚好十分反感影楼那样的唯美摄影，想要尝试一下怪的，不那么唯美的东西。这逼迫我第二天就去买了摄影器材，以便不辜负朋友们的谎言。
是小但教我按下的第一次快门。我买的是海鸥牌120双镜头单反相机，比较便宜的那种。开始，我总是把照片拍完之后，拿去让小但冲洗和放大。几次下来，小但就说，你应该自己买一台放大器，学会暗房的一整套技术。于是，我就买了一台放大器，以及别的冲洗工具和药水。这一方面是我已看出小但的不耐烦，另一方面，我和崔玉的关系日益亲密，已经到了需要拍一些隐秘镜头的时候了，再拿去让小但冲洗，也不方便。
我又重新用床单蒙上了窗户，重新取出放大器，我的书房又成为一个暗室。
配制药水的比例我需要重新温习。放大器有几颗螺钉也坏了，需要修理。底片以前存放得太混乱。不仅如此，有的底片已经发霉，或者粘连在一起。我开始一片一片的将它们清理出来。然后，第一张底片被我插进了放大器的镜头下。
我调整焦距。
一周的时间，崔玉重复着在显影液里由模糊变清晰的过程。她的眼睛总是最后才清晰起来的。而她的乳房不论处于何种角度，总是最先在相纸上浮现出来。我基本上不去回忆。这些正在放大并显影的照片是从1986年那个夏天开始拍的，然后，到1989年，我就没有拍过黑白片了。应该说，照片上的崔玉是淫荡的。我以前没这样认为过，现在才这样认为。她面对镜头摆出各种色情的姿势。她经常要故意露半只乳房出来。她分开双腿，用她纤长的手指掩住底裤。指甲上涂有莹莹发光的指甲油。我不想去回忆，但我还是无可奈何的记得，这样的照片每拍完一次，我们总是忍不住要做一次爱。我们是在我姑妈的房间里拍的这些照片。很多次，她脱光之后，就披了一件姑妈的丝绸睡衣。那件兰色花纹的。我以前没觉得她这样很淫荡。甚至，有一些姿势还是得到我鼓励的。我也知道，镜头下的崔玉和她平常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这样，我才不认为她面对镜头的姿势是淫荡的。其实，不管崔玉平常是怎样的，她只要被拍摄下来，就很淫荡。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这就是说，不能用镜头去看崔玉。但在拍这些照片的当时，我没这样去感觉。尽管，拍完后我们会做爱。其实，这就跟做爱一样，做爱的时候，我会认为崔玉是淫荡的吗？如果仅仅是我用镜头看崔玉，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用“淫荡”这样的观念去看待她。
问题就出在，那一叠她在雪地中拍下的照片。那个躲在镜头后面看她的人是谁？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崔玉也想不起来）的人，也像我一样，从镜头中看见了崔玉。
3
“今天天气不错啊。”
在去财大的公共汽车上，我对崔玉这样说。
这是个适合做爱的天气。很成都的天气。公共汽车上的人们都面无表情。站着的人很疲惫，有座位的人也是无精打采。也许，在这一辆公共汽车上，只有我和崔玉正在喷发着一股生命的激情。因为我们是一对目的明确的乘客。我们要去财大找马小兵借房子做爱。
我感觉崔玉快不行了。她甚至在公共汽车的颠簸和摇晃中忍不住开始了呻吟。
“我讨厌公共汽车。”她说。
“我也讨厌。”我说。
“我讨厌公共汽车上的这些人。”
“我也是。”
“马小兵会不会不在？”她突然流露出恐慌的神色。
“他应该在。”我尽最大可能做出坚定的表情。
“要是不在呢？”
“不会不在。”
马小兵应该在，他没有理由不在，我在心里这样说。其实我也知道，他完全可能不在，他有什么理由等着我们去呢？他并不知道，今天我和崔玉要去他那里借房子做爱。
“今天不是周末，老马应该在学校上课。”我说。
“见了他你怎么向他开口？”她问。情绪好象舒缓了些。
“我说，马小兵，把你房子借我们用一下。”
“讨厌。你以前总是这样向朋友借房子的吗？”
“什么以前？”
“就是以前。”
“没有以前。”
“撒谎。”
“你别管以前。现在还说不定呢。”
“我讨厌你的以前。”
“我也讨厌。”
“你才不会讨厌呢。”
“我会。”
“那你今后是不是也会讨厌以前？”
“今后？”我想了想。
“今后不会。”我笑了。
“张乐，你太狡猾了。”
她的手这时候捏了我一下，我没有去捂我的裤裆，反而呵呵的乐了。
这是一条漫长的西行之路。
那些无精打采的人一站一站的下了，又一些无精打采的人一站一站的上来。汽车过了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泥泞路了。路的两旁，是田野和农舍。西南财经大学，也就在农田和农舍和一些竹子以及桉树的包围之中。
大约是中午两点过一点。我们先去马小兵的宿舍。
像所有大学的青年教师宿舍楼一样，马小兵所在的宿舍楼的走廊上也是安置着若干蜂窝煤炉子和煤油炉子。条形的课桌充当案板，上面堆满了未洗的碗碟和乱七八糟的芹菜、土豆、鸡蛋壳。单声道喇叭里罗大佑的劣质歌声，从那些半开半掩的门缝里放出来。《皇后大道东》和《东方之珠》在那天中午搅浑在一起。
我的确不是第一次这样带着一个女孩来敲马小兵的房门了。
马小兵一直喜欢重复讲述的故事，说我有次带去一个胖女孩，简直胖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张乐和这么胖的女孩搂在一起。（妈的脚！有那么胖吗？就算有他说的那么夸张，胖又有什么不好？）然后他接着说，他那天很想与我和那个胖女孩呆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不想给我们让房子，他想赖着不走，他其实也喜欢那个胖女孩，他以前是喜欢瘦的，一见之下，临时改变了爱好。但是，他又正色道，像他那样的朋友，怎么能重色情友，或者说，掠人之美呢？（这倒是事实，马小兵从来助人为乐。）于是他陪我们坐了一会，说了几个引胖姑娘大笑的和胖子有关的笑话，就借故说学校要政治学习，他先失陪了。
“要去多久？”我问。
他一脸坏笑，他知道我问这话的用意。
“那也说不好，”他用他的河南口音说，“就看校党委书记的情绪。他要是那天没和老婆闹别扭，可能话就多些，谈国内形势的同时也谈一谈国际形势。如果那天他被老婆骂了，可能就只谈一谈国际形势，而国际形势从来就没多少可谈的。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早点回来陪你们喝茶。”
这家伙是故意在难受我，好让我做起来不那么从容。
这也是应该的嘛，马小兵对那些听他故事的人一摊手说，他总不能太便宜我了。而事实上，他那天做朋友已经做到无私的境界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学习。他无所事事的在校园里东游西荡。看了一会学生打篮球；去办公室盲目的整理了一下教案（他在财大是教“马克思与燕妮”这样的欣赏课）；站在女生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和几个女学生讨论了一下诗歌（他在校刊上发表过几首顾城似的小诗，“女孩给了我女孩的温柔/我却用它去寻找男孩”，因此被聘为本校“铁门槛”学生诗社的顾问）；和外经贸系的一个戴假发套的副教授在图书馆的露台上下了两盘围棋；最后，实在磨不过，还跑出校门，在校侧的一个茶铺里看了一场武打录象：《黄飞鸿》。直至黄昏，才万分疲惫的回到宿舍。
当然，他回来的时候，我和那个胖姑娘已经走了。
崔玉是第一次站在马小兵的宿舍门前。她紧张，并浑身不自在。我撩开那块常被马小兵当成揩手帕的蓝花花门帘，把门敲了一下又一下，那扇被马小兵在酒后多次踹过而不坏的老式木门始终不见有回应。
“算了吧。”崔玉说，声音小到了极点。
“马小兵，你别装睡呀？”我已经是在大声嚷嚷了。
“他肯定不在。走吧。”崔玉说，声音仍然是小到极点。
一个中年眼镜走了过来，手里提着暖水瓶。他说：
“你们去足球场看看在不在？他中午是要踢足球的。”然后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你们是哪里的？找马小兵干什么？”
我一急，说：“街上的。”
“街上的？”中年眼镜马上开始警惕。
“电视台的，”崔玉说，“是马小兵大学同学。”
“哦。”中年眼镜提着他的暖水瓶走开了。
在去足球场的路上，我对崔玉说：“你真能撒谎啊。”
她只顾走路，并不理我。我看得出来，她是紧锁住眉头在走路的。
我说：“崔玉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了？”她说。还是紧锁住眉头。
“他可能就是踢球去了嘛。”
“我又没说他不是在踢球。”
“也可能踢球的地方也不在，这要有思想准备。”
“那就不在呗，还准备什么？”
“但你好象不高兴的样子。”
她不说话。她又不理我了。
足球场到了。我们先看场上奔跑的那些人中有没有马小兵。然后，又看场外替补席上的。马小兵剃着光头，个子又小，是很好辨认的。场上一共有四个光头，蓝队有一个，黄队有三个。蓝队那个光头的头很大，显然不是马小兵。黄队的三个，都有点像马小兵，个子矮矮的，跑起来有点老马的派头，但仔细看了，也都不是老马。再看替补席，却是一个光头都没有。
崔玉已经走到替补席旁边去了，她正在问一个看球赛的小男生，看见马老师没有？那小男生左顾右盼了一会，说，刚才还在，怎么一下就没影了？
“是不是去图书馆了？”小男生最后看着崔玉说。
也不知为什么，崔玉的情绪一下好多了。她过来笑嘻嘻的对我说：
“去图书馆看看吧。”
去图书馆。那里的人说，马小兵今天没来过图书馆。
“你们去教室看看吧。”一个胖乎乎的女生说。
教室。连学生都没有，更别说马老师。
我坐在教学楼外的台阶上。崔玉靠在一根大柱子上。有两个女生在不远处的树荫下一边吃冰激凌，一边好奇的向我们张望。
“走吧。”崔玉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
我站起身来。
当我和崔玉站在财大门口的公交站台等返城车的时候，我们俩真是一对绝望透顶的男女。
“去哪里？”我问崔玉。
“回城再说。”
4
我到底有多长时间没在朋友们的面前谈起崔玉了？马小兵说，有一年多了吧。我就问他，我今天和你谈一谈可不可以？谈什么呀？他问。谈崔玉，我很肯定的回答。为什么要谈崔玉？他居然问为什么要谈崔玉？我没话好说了。
你还是找小但去谈吧，马小兵最后这样说。
好吧。于是我找到小但。我说，小但，我们谈一谈崔玉吧。小但正在为一本画册设计草图。他很惊讶，你今天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谈一谈崔玉。恩，他“恩”了一声，放下手中的钢笔，却并不马上转过头来看我。他在看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过了很久，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你谈吧。
这时候，我却无话可说了。
于是，小但重新拿起钢笔。那么，改天再谈吧。他头也不抬的说完这句话。
改天，我又找到小但。这次，小但放下钢笔，先开口问我，她离开成都有多长时间了？我说，我也没仔细计算过。他想了一想，就算是一年半吧。我点点头，这样算也行。那么，他问我，你想和我谈什么呢？我沉默良久，然后说，我还是去找马小兵谈吧。
1993年，马小兵已经不在财大做教师了。他帮人编一份杂志，这杂志叫《眼镜》。
我等到他下班，然后他问我，去哪里谈？我说，还是蓝吧怎么样？马小兵说，好。我们便打车去了蓝吧。把乌家学也叫上吧，马小兵说。好，把乌家学也叫上。于是，我们又给乌家学打了传呼。叫不叫小但？他问。我说，算了。
乌家学还没到，我和马小兵相对而坐，都比较沉默。其间，我问过一次他的那个杂志有没有读者，都是些什么样的读者？而他也问我，还写诗吗？和那些诗人还有没有交往？他说，《眼镜》这杂志是卖眼镜的人看的，不是戴眼镜的人都会看。我也说，早不写诗了，也早与那些诗人没来往了。然后我们就各自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掺了雪碧的长城白。过了一会，马小兵说，崔玉喜欢蓝吧。恩，我点了点头。那时候，好象也没别的酒吧。马小兵又说，是我们帮你在蓝吧搞定的。是，我说。接着，马小兵就提高了一点音量，问我，你究竟想谈什么？
这时候有人开始弹钢琴了。弹钢琴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她弹的曲子是《致爱丽丝》，一首老掉牙的曲子。
我说，我发现这一年多来，我把她都给忘了。
我是用很缓慢的语调说出上面这段话的。说过之后，才感觉到喉咙异常的刺痛。
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又换了一支曲子在弹，很熟悉的曲调，就是不知道名字。马小兵问我，什么曲子？我说，想不起来了，但是很熟悉。是哪部电影里面的？他努力在沉思。我说，好象是哪部电影里面的。然后，我也开始沉思。隔了很久，马小兵说，你说你忘了是什么意思？我想了一想，就是不怎么会想起她了。一次也没想起过？他这次询问的神情比较专注。我说，那也不是，偶尔也想起过。嘿，那就对了。他突然情绪高昂的拍了一下手，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把她忘了嘛。我突然也提高了一点音调，我说，但是那跟完全忘了有什么差别？
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回了回头，她看了我们一眼，又回过头去继续看她在键盘上滑动的手指。我想，她的手指一定很长，很细，很滑。
那你想怎么样？马小兵问。
是啊，我想怎么样？这是我没法回答的问题。
那天，乌家学没有来。他在我和马小兵都已准备离开蓝吧的时候，打了个电话来，他说，台里临时要换个节目，他得加班，很抱歉。Sorry（这是乌家学继bibi之后学会的第二个英语单词）。
我继续将那些放大的照片加以剪裁，并挑选出一些装进镜框。
还有那些苹果，我一如既往的坚持没天吃一个。我把削下来的果皮晾晒在窗外的防护栏上，像晒罗卜干一样。那些来帮我吃苹果的女孩，她们只管吃苹果，也从没问过，为什么每次来我这里，都能吃到苹果？甚至也没在意，我几乎从未当着她们的面，吃过一次苹果。终于有一次，我决定要和她们中的一个谈一谈。
这个女孩就是朵朵。
我问她，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爱的时候？她正在嚼刚咬进嘴里的一块苹果，便停止了咀嚼，眼睛在天花板上看了一圈，然后说，也应该是有过吧。不过你说的特别想究竟是特别到什么程度呢？她问完这话，又开始嚼那块刚才存放在嘴里未嚼完的苹果。而我呢，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又开始为她削下一个苹果。她看见我又在削苹果，赶紧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才说，吃不动了，别削了。但我还是继续削。她见我神态固执，也没再坚持。于是我说，特别想就是已经到了十分强烈的程度，十分强烈就是那种非做不可的感觉，明白吗？
朵朵看了我半天，然后很严肃的问道，你想说明什么呢？
这女孩，很难得看见她这样严肃的神态。
于是我说，我想和你谈一谈我的前妻。你大概不知道，一年多前，她离家出走了。这几天，我回忆起我们的许多往事，其中我反复回忆的一个往事，就是有一年情人节，也是我的生日，那天，我们特别想做爱，但却没有做爱的地方。我们把很多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结果都让人绝望。这心情你理不理解？
朵朵已经开始吃我给她削的第二只苹果。直到把那只苹果吃完，她才漫不经心的说了一句，不理解。临走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你别生气，我真不理解。
5
我决定去找崔玉认识的人，也就是崔玉的朋友，跟他们谈一谈崔玉。
这过程基本上像是那种侦探或间谍所为。
首先，我得找到崔玉可能遗留下的通讯录。这动机促使我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房间。我是从她的梳妆柜开始的。然后是衣柜，床头柜，书柜。最后是一切可能藏匿片言只语的地方。这次整理，我又有许多意外的发现。
我在梳妆柜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盒还剩下三支的摩尔牌薄荷型香烟。我从不知道，她还抽烟。这发现让我十分的震惊，可以说，震惊的程度不压于上次我发现那些在雪地中拍摄的照片。她还抽烟？但是我从来没在她的嘴唇和手指上闻到一丝烟味。除了三支剩下的香烟，还有一只打火机，也和香烟一起装在烟盒里。这是一只细长的笔型的打火机，是淡蓝色的。我顺手用这只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一股清凉的薄荷气息从我的喉咙掠过。看着细长的烟枝上忽红忽暗的火头，我仍然想不出，崔玉，她是如何，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吸烟的？
那么，她还有多少不为我知的秘密？
很快，又一个秘密被我发现。一瓶润滑油，与指甲油和口红混在一起。我当然知道这种润滑油的用途，但我也十分清楚的记得，我们，从来没用过。而她，又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使用这样的东西呢？虽然，第二个发现已经不让我那么震惊了，但我还是感到了隐隐的疼痛。我陷入了沉思，甚至是有点恍惚起来。我不敢在这一条线索上想下去。
我又继续在她留在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口袋里搜寻。
存折。这是我不熟悉的一本存折。也就是说，它记录的不是我们家庭的共有储蓄。明白的说，崔玉一直有着一个隐瞒的储蓄帐号。从这本存折的记录上可以看出每一次存款的时间、金额，以及每一次取款的时间和金额。最后一次取款时间是1990年12月。这是一次大额取款，也就是说，这次取款后这本存折基本上就是废纸了——只留了一元钱守着那个神秘的帐号。
1990年12月6日，崔玉取这么多的钱做什么用呢？
我记得，那期间崔玉常被电视台请去给晚间节目的主持人化妆。那些时候，我在干什么呢？1989年过后，我将我对诗歌的爱好推向了极端（胡冬说我是疯狂）。我几乎拜访完了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先锋诗人。有的是胡冬带我去的，有的则是我自己撞上门去强行认识的。我热爱诗歌，我在这些已经被公认的诗人面前朗诵我的诗，请他们评说。开始，他们无一例外的对我都没有好感，他们也可能跟胡冬一样，在背后说我是疯子。但他们还是请我喝了酒，因为，我不仅朗诵自己的诗，我还能背诵出他们中任何一个诗人的若干首代表作，甚至不那么有代表性的，连诗人自己都遗忘了的早期习作。
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跟我一样狂热的文学女青年，她是成棉一厂的纺织女工，我们是在东郊一个俱乐部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认识的。她好象比我还熟悉那些已经成名的诗人。她说，四川这些人我都见识完了，就这个样子。她还说，现在她最想见识的，就是于坚和韩东。我问他们在哪里？她说，于坚在昆明，韩东在南京。那不是很远吗，我说。她一笑，说，可以说很远，也可以说很近。眼睛幽幽的看着远处的虚空。这女子，说起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她也不完全如人们说的那么丑，甚至，也可以说是很动人和比较漂亮的。于是，当有一天她提出说我们去见识见识这两位省外诗人的时候，我真的一点反对意见都没有。
“先去昆明，还是南京？”我问。
“你说呢？我有点拿不定主意。我喜欢于坚的坚硬与磅礴。但我一样也喜欢韩东的尖锐和深邃。我拿不定主意，真的。先去看谁呢？我恨不得同时见到他们。”她又将眼睛望着远处那个幽幽的虚空。
“那就先去昆明吧，顺便我们可以去大理和瑞丽旅游一下。”我建议道。
“你不虔诚。”
“怎么不虔诚？”
“对诗歌和诗人不虔诚。”
“我只是说顺便嘛。”
她不再与我争辩。最后我们还是先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
我对崔玉说，我跟马丽去昆明拜访于坚。崔玉什么话也没说，她正收拾化妆包，要匆匆赶去电视台。她已经见过马丽一次，对这个说话疯疯颠颠的女人倒也没有特别的反感，她甚至还送过马丽一支口红。那是有一次马丽和乌家学来我家，崔玉看了马丽半天，然后问，你用的什么口红？马丽从包里取了一支口红出来，崔玉拿过去看了，说，这口红不适合你，我送你一支吧。临出门的时候，崔玉还是问了我一句，就你们两人去吗？就我们两人，我说。她没说什么，提起化妆包就走了。
成都已经是深秋了，但昆明四季如春。
我们在昆明玩了三天，没有见到于坚，然后，坐火车去了南京。南京很冷，但我们见到了韩东，还有他身边的于小韦、鲁羊和任辉。2001年，我又在杨黎的橡皮酒吧遇见了韩东，这一年他客居成都，据说正在恋爱。我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偏着脑袋看了我半天，说对不起，真的想不起来了。我说某某年我去南京拜访过你。他还是想不起来。我又说，那次，还有一个叫马丽的女孩和我一起。于是我描述了马丽的模样。说起马丽，他一下就笑起来了，记得记得，是1990年嘛。杨黎和何小竹这时在旁边说，韩东啊，你重色轻友。韩东说，不是不是，那个马丽……他没说完，又笑将起来。那个马丽就那么好笑吗？我不明白。
那次我们在南京呆了5天。离开南京的时候，南京正在下雪。
回到成都，我兴奋的告诉崔玉，南京正在下雪。出乎我的意料，崔玉对此表现得很淡漠，这使我感到惊讶和困惑。出什么事了？当然这样的疑问是我现在才有的。当时，我只是百思不得其解。这种淡漠在我回到成都后一直笼罩着我。古语说，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第一晚上就没做爱。先是她去洗，她洗完后上了床，然后，我又去洗。我洗完后进到卧室，她手里拿了一本杂志，她说，月经来了。我手里抱着换下来的衣服呆站了片刻，然后说，那我睡沙发。我把衣服扔到了靠床不远的沙发上，正准备去衣柜里取棉被，她又说，或者，你去睡书房吧。
我在书房一连睡了三个晚上。感觉也没什么，她就是情绪上淡漠一点，其它方面对我还是蛮好的，换下来的衣服她都帮我洗了，看电视的时候还削苹果给我吃，就是话少一点，也不怎么有笑脸。开始，我也以为是不是马丽这女人让她起疑心了？于是我就给她解释，我和马丽只是文学上的朋友，很一般的关系，在昆明和南京都是各睡一间房，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每当我这样给她解释的时候，她就很陌生的看着我，然后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看上去好象是真的没听懂。虽然这样，我还是觉得她有误会，一有机会，就向她解释。有一天我已经在书房睡下了，她走了进来。我们开始接吻，然后做爱。过后，我说，你真的要相信我，我和马丽……不让我说完，她就问我，你为什么老是提这个女人的名字？她这样一问，我还真是回答不了。不要再提这个与我们无关的名字了，她说。就这样，一切又好象回复如初。只是，她神色中的那一点恍惚，也被我忽略掉了。直到我发现那些雪地的照片，我才联想起她在这段时间的异样，那种淡漠，以及被我当时所忽略的那一点恍惚，都是因她自己的原因，与我，乃至什么马丽，的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6
见到梅和眉是在经济电视台三楼的综艺部。是乌家学告诉我，梅和眉一度时间是崔玉最密切的朋友。我便让乌家学帮忙联系了这次见面。乌家学上次蓝吧失约，这次利用工作之便帮这个忙，算是他对我的一点补偿。
“我们是工作上认识的。”梅和眉点了支烟，毫无表情的看着我说。
应该说，眼前的这张面孔我是十分熟悉的，甚至比熟悉崔玉的面孔还要熟悉。几年来，我都是她主持的娱乐节目的忠实观众，但近距离的在生活中见到她，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她真的没有在荧屏上那么漂亮。或者说，没有她主持节目时那样的亲切和生动。
“你好象很敌视我？”我说。
“为什么？”她哼的笑了一下，并用一种傲慢的动作弹掉手上的半截烟灰。“真搞笑。我会敌视你吗？有什么必要。”
她似乎没有主持节目时那么丰满，难道她只在工作的时候才将自己丰满起来（比如，戴上一只假的胸垫）？她的眉眼也没有上节目时那么亮丽。乌家学已经告诉过我，一度时间，她的形象设计是由崔玉包了的。崔玉很能用她的化妆笔将一个女人的所谓内在魅力提炼出来，尤其对那种有点另类的长相，更是得心应手。无疑，梅和眉的长相就属于有点另类的那种。
“我也是听人说，你和她是朋友。”我说。
“你究竟想和我谈什么？”她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作为崔玉的丈夫，也许我还不如你了解她多一些。或者说，真实一些。”
“开玩笑呀你，崔玉的丈夫，来向一个女人了解自己的妻子？你真是。”
“我没别的意思。如果你不想谈，我不勉强。”
她凝视了我好一会，渐渐的，目光柔和起来，到最后，竟流露出一丝笑意。
“你请我吃晚饭？”她说这话的时候，又有了荧屏上我十分熟悉的那种亲切和生动。
下楼的时候，我还问她，要不要把乌家学也叫上？她一笑，说，你请客并不全心全意啊。于是，在电梯里碰到乌家学，我也没开口向他发出邀请。我们的朋友乌家学，他竟然很不懂事的问我，你们要去吃饭吗？我说是。不请我？他又问。我说，不请。我的语气因尴尬而变得生硬。梅和眉则若无其事的站在一旁。乌家学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梅和眉一眼，神色暧昧的说，那是那是。
“好象崔玉跟我说起过，她丈夫没有幽默感。”
在巴国布衣酒楼入座后，梅和眉这样说。这也是那天晚上我们关于崔玉的话题的开场白。这开场白很好，充分证明了梅和眉作为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谈话才能。一个很懂得语言艺术的女人，将话题展开得自然、顺畅，气氛恰到好处。
“你相信吗？”我问。
“以前没见过你，也说不上相信与不相信吧。刚才见你和老乌说话，我开始觉得，崔玉那样说，也许是有点根据的。”
“那就是说，你已经相信了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男人？”
“准确的说，是没有幽默感的丈夫。”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谁知道你对别的女人怎样呢？”
这后一句话，由于它的暧昧程度，让我有点失去了判断。我只好如实的说：“确实我从别的女人口中也听到过相反的评价，说我还是有点幽默感的那种男人。也许，还不算很幽默。”
就是在荧屏上，主持最搞笑的节目的时候，我也没看到过梅和眉这样笑过。当我说出上面那段话之后，她开始那样的笑，简直就是笑坏了的笑，或者是，一种妖里妖气的笑。笑过之后，她喝了口红酒，等红酒从喉咙滑下去（她是用手抚摸着让红酒滑下去的），她说：
“崔玉的丈夫，你很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