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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还记得，1992年成都下雪的准确日期？朋友中茂说，他记得，是12月27日。
1992年12月27日，成都下了一场大雪，你还记得吗？我在玉林南路芳华横街3号一个叫橡皮的酒吧问小但。然后我又问马小兵。他们都说，记得。我又问，下雪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什么？小但做出他一贯的沉思状，结果还是说，不记得了。马小兵呢？他一双孩子气的大眼睛在镜片后面东摇西晃了半天，说，下雪了嘛，就是下雪了嘛，干什么呢？呵呵。他又古怪的看了我一眼，那你又在干什么呢？我说，我老婆离家出走了。靠，小但说，又他妈的要怀旧了。
小但大概也有三十六、七了吧？但他一点不显老，他说话还能带上那个时兴的“靠”字，说明他真的是年轻的，跟得上潮流的。他的图片社一直做得很好，前两年又加盟了柯达公司的KEX连锁经营，在成都就投资开了三个KEX店。现在，这几个KEX店的管理他已全部交给我在做。1992年，在那个下雪的日子里，我就成了小但图片社的一员。是的，就是那年的12月底，我终于下决心辞去了那个破杂志社的工作，“下海”了。小但给了我一个带“总”字的职位，梦幻图片社创意总监。他自己则是社长兼艺术总监。所谓创意总监，就是做一做项目方案，以及为画册和媒体宣传撰稿等文案性工作。他除了支付我与“总”字相称的月薪，还承诺这个图片社有我10%的股份。1992年12月27日，小但是这样说服我的，他说，改革的风吹得如此之大，新时代已经张开大手猛拍我们的房门了，你怎么还坐得住？你难道不想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一吗？
那天，是小但跑来将我从床上拽了起来。已经是黄昏了，但下了雪的黄昏，仍然是那么明亮。小但说，这么好的美景，你却在床上浪费。那天跟他一起裹着雪花闯进我房间的，还有一个高脚长手的女孩，小但说，她的名字叫朵朵。我被小但硬从被窝里拖出来，站在地板上穿裤子的时候，朵朵就靠在我旁边的衣柜上。她比我高出整整一个脑袋。这么高一个女孩，我觉得很可笑。小但说，朵朵是模特儿。就是衣架子嘛，我说。我要把她包装成名模，小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在那衣架子的脸上摸了一下。衣架子呀的一声叫起来，冰死了。她用双手捂住小脸，并抬起她的一条长腿，往小但身上踢过去。就在他俩打情骂俏的时候，我已经穿好了裤子。我说，要去哪里，我跟你们去就是。
那天，我们在通往啤酒馆的路上，踩了很多积雪。那天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在街上踩雪。8年后的今天，中茂就说，那天他在雪地中走了很久。我没问中茂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在雪地上走？我没问。1992年12月27日，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在雪地上走，都是幸福的。那天我们是三个人在雪地中走，我，小但，还有高个子女孩朵朵，我后来叫她长脚蚊。三个人啊，在雪地上走，我们是不是特别的幸福？
那些我曾经熟悉的街道，眼前都陌生起来。雪花像一个布景工，把这个城市重新装饰了一遍。踩在雪地上，感觉这城市就要上演一部童话剧。我看见每一个在街上踩着积雪走路的人，他们的神态都与平常不一样，脸特别的红，四肢的摆动特别的轻盈和奔放。雪地中的路灯，也特别有路灯的感觉。1992年的成都，还不像现在这样时兴过圣诞，1992年12月27日，也不是圣诞节，但在我的追忆中，那一天，那一晚，就像是一个节日。
我问朵朵，你多大了？
朵朵说，就快19岁了。
那你是第一次看见成都下雪吧？
好象是吧。朵朵说，你对下雪特别的在乎吗？
我说，我快满30岁了。
朵朵啊了一声，点了点头。这个假装老练的女孩，在1992年那个雪天，对一个快满三十岁的男人做了一个善解人意的表情。这表情让我对她另眼相看。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雪天，在快要抵达啤酒馆门口的时候，我终于答应小但，和他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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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但问过我，是不是朵朵使你下了决心？我没否认，但也没有承认。
那天，我们在雪地中走了一个多小时，当到达啤酒馆的时候，应该说，我们的手脚都有点僵硬了。我们推门进去。可以这样说，1992年，最美好的回忆都凝固在那天晚上的啤酒馆了，这说法一点不夸张。我们推门进去，里面好象已经没有了座位，到处是热浪。我对小但说，好象没有座位了。小但说，你他妈瞎眼了，那么多座位。说着，他就往一个角落上挤。我也顺着他挤的方向看过去，真是，乌家学、马小兵他们都在那里呢。他们高高的举起啤酒杯，使劲的晃着，显然他们也看见了我们。在我和朵朵跟着小但往乌家学、马小兵他们那个角落挤过去的大约两分种内，啤酒馆的那架破钢琴弹奏的正是《春天的路上有一些泥泞，有一些草梗》，这我记得很明白。
那时侯啤酒馆的时尚就是伴着钢琴唱英文歌曲。或者，更放肆一点，拿吉他唱崔健的摇滚。那天晚上，就有好几个人上去唱了《在雪地上撒一次野》。我不是十分喜欢崔健。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时候上去唱邓丽君的歌曲，比如《甜蜜蜜》，比如《在水一方》，我会更喜欢一些。而事实上，当我和朵朵跟着小但终于挤到那个角落找到位子坐下之后，就有人上去抱着吉他唱了一首邓丽君。不过，他唱的是那首《再见！我的爱人》。有人告诉我，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万夏。啊，他出来了？我有点惊讶。马小兵说，李亚伟还坐在那边呢，听说他们刚出来不久，无罪释放。接着乌家学告诉我，“非非”和“莽汉”的诗人今天都在这里。那么，杨黎何小竹也在？我猛喝了一口冰凉的啤酒。要不要去认识一下？乌家学问。算了，我说。
乌家学前不久刚进了电视台，如愿以偿的做了节目主持人，很在意社交。是主持什么节目？综艺，乌家学回答说。难怪，一向色运不佳的他，如今也有漂亮女孩陪坐两旁了。小但已经和那其中的一个做起了“你傻瓜，我傻瓜”的猜拳游戏。还剩下一个漂亮女孩，总是在咬着指甲，喝一口啤酒，咬一会指甲。她的皮肤很白，这么白的皮肤真是少见。她叫什么名字？乌家学告诉过我，但我现在不便在这里说出她的名字。这女孩后来去了北京，在演艺界混得还小有名气。那个和小但做游戏的女孩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有说她去了日本，是嫁了鬼子还是做了艺妓？大家都不清楚。但也有人说93年在海口的一个歌厅见过她。那晚上这女孩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那一对晃荡着的饱满的乳房。这么饱满的乳房，也真是少见。
凭心而论，那晚上我对乌家学带来的两个女孩并没有什么想法。崔玉离家出走不久，我还没有完全振作起来，对女人（尤其漂亮女人）的感觉比较淡漠，就是敬而远之吧。可能那个时候，我对酒的兴趣是唯一的。所以，如果说那天晚上我也很兴奋，那是因为啤酒的原因。我记得中途我去洗手间吐过两次，然后又喝。朵朵后来说，我去洗手间吐的时候，是她扶着我去的，但我根本就不记得了。小但也说，那天晚上我还上去唱了一首歌，这我也不记得了。就是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是这样吗？也不是。我还是记得，那天晚上，朵朵那双修长的手老是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那小脸上的一对修长的眉毛，整个晚上也都在飞舞。我说过什么话？这真是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不停的在笑，一副很快活的样子。这样回想起来，那晚上我应该不止吐了两次。然后，我记得有人举杯高喊，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有人附和，这是一个欢喜的时代。接着，就是一浪一浪的洋溢着啤酒芬芳的笑声。我不记得那些高喊的人的模样了，意识深处，只有一些模糊而游移的人影。
3
马小兵认为，我有雪地情结。我承认，是有那么一点。但我拒绝他进一步的弗洛伊德似的深度分析。因为这样的分析我自己也可以做，太一目了然的事情，做起来就很没意思，很不弗洛伊德了。我说，与其分析雪地在我潜意识中的那个什么结，你不如分析分析，我和朵朵这样的女孩纵然在一张床上睡觉，也不会发生性的关系，这当中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
朵朵是我在1992年12月27日下雪那天认识的，与1986年6月1日我认识崔玉相隔了6年零6个月又26天，计算没错吧？与崔玉离家出走（具体日期我说过已不记得了）相隔大约1个月到2个月。我认识崔玉的时候，崔玉20岁，我25岁。而我认识朵朵的时候，朵朵不满19岁，我则差几天就满32岁了。当时的崔玉身高是162cm，三围是86，58，89。而朵朵身高175cm，三围是77，58，83。崔玉说，她的幸运数是8和6。朵朵说，她的幸运数字是77。星座方面，崔玉是射手座，朵朵是魔羯座。血型，崔玉AB型，朵朵B型。崔玉对酒精过敏，单是我喝了酒与她接吻，她也会醉。而朵朵喝酒基本上不醉，除非你先让她喝白酒，然后又灌她红酒。我说过，第一次看见崔玉便让我联想起某种可以吃的食物，但食物的名称是之后很久才想起来的，就是羊角面包。这样的联想其实也说不上十分准确，但却很真实。我说的真实，就是那种感觉。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包括手的感觉，舌头的感觉。总之，那天在姑妈的房间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那个食物的名字，羊角面包。崔玉的身体给我的整个感觉是一只羊角面包。朵朵则没有让我联想起任何食物。如果认真的要去联想，我倒是可以想出一堆来，比如橡皮擦，椰子树，长脚蚊，葱，带鱼，等等。但没有一个与食物有关，如果不把葱和带鱼算做食物的话。食物的含义，就是类似羊角面包那样油浸浸和甜腻腻的感觉。也包括弹性。当然，橡皮擦也是有弹性的，但那弹性显然不是羊角面包的感觉，也就是说，不是食物的弹性。朵朵的衣着几乎全部是布料的，就是通常说的纯棉织品。崔玉则基本上是丝绸和尼龙。有一个词对崔玉衣着的质感有十分贴切的形容：温润。即使是冬天穿的毛织品，也绝对是兔毛而非羊毛。我还记得，朵朵在我刚认识她的那天，即1992年12月27日下雪的那天，也穿过一件毛衣，那件毛衣我一看就看出来，是亚麻和棉纱混纺的。我想，说到这样，是否已足够你分析出为什么与像朵朵这样的女孩纵然上了床也不一定会睡觉的原因了吧？
马小兵又开始在镜片后面摇晃他那一对孩子气的大眼睛。看得出来，他在沉思。我说，马小兵，你还要沉思多久呢？马小兵就笑了。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他是在给一个叫翟迪的女孩打电话，这个女孩平常就做出对星座和血型很有研究的样子，他要向她咨询射手座和魔羯座，AB型血和B型血的女人分别都有哪些征象和习性？我打趣的说，马小兵，那么有关身高和三围呢，你又去向谁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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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能记得1992年成都下雪的那段日子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的人确实是不多了。前几天，我还意外的碰到朵朵，结果，连她也说不记得了。至少说，记得已经不是十分清晰了。
朵朵要胖一些了。我有三年多没见过朵朵，这么说，她应该是这三年多才胖起来的。我开玩笑的说，朵朵，你的幸运数不再是77了吧？她便笑了，说，你还是那么坏。我是在上河城的一个画展上碰到朵朵的。我说，真是意外，在这里碰到你。她也说，真意外。朵朵长胖一些，就不会让我有“橡皮擦”之类引人发笑的联想了。这也意味着，胖了一些的朵朵，开始显露出一些风韵。一个有风韵的女人，尽管仍然是175cm的身高，看上去却是很舒服了。
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一个人。
她一直笑着看着我，而我也发现，她笑起来眼角边也有了些浅浅的鱼尾纹。成熟了，我说。画展被命名为“2000年造型与观念成都国际学术邀请展”。遇见朵朵的时候，我正停留在张晓刚的一幅画前。喜欢哪些画？我问朵朵。她便抬手指了指挂在我们面前的张晓刚的那幅画，全家福：戴眼镜的父亲，梳辫子的母亲，以及下巴上有一块红斑的男孩。他的画挺好玩的，朵朵说。
上河城美术馆展厅外面，有一间用玻璃罩起来的露天咖啡座。
我说，要不去喝杯咖啡聊一聊？
她说好。
她穿了一件短袖羊毛衫和一条长裙，外加一块披肩。那是一个有太阳的暖和的日子，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秋天。我们走出展厅，她一直含笑着，走在我的旁边。如果我没有记错，她现在应该是26或27岁了吧？上咖啡座门口那几步台阶的时候，我看见她左手绾住胸前的披肩，右手轻轻的拽起长裙的下摆，便觉得这动作十分的优雅。我抢前一步，推开了玻璃门，她放下群摆，含笑着先我而入。我随后就有了一个对她背影的短暂的审视，于是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还是长得过分高了一点。
“是咖啡还是啤酒？”坐下后我问。
“就咖啡吧。”她说。
在等咖啡的时候，我掏出我的万宝路和打火机。
“你抽烟吗？”当我正准备将嘴上的香烟点燃，突然想到，应该问一句。
“我抽自己的吧。”她低下头，从膝上的坤包里取出一盒绿色的圣罗兰和一只精致的米黄色打火机。她取出一支，衔在嘴上，染了荧光指甲的拇指轻轻的摁下打火机，一束漂亮的瓦蓝色的火苗卜的一声窜了起来，将香烟点燃。淡淡的吸了一口，她将香烟夹在细长的手指间，看着我，又露出那种成熟的笑纹。
在1992年那个雪天，朵朵是不抽烟的，尽管她是能够喝不少的酒。就是在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也好象是不抽烟的。难道也是在这两年多，她开始抽烟了？
“怎么样，还好吧？”我们要的咖啡送上来了。
她一边往咖啡里加糖，一边用含笑和点头来回答我的询问。
我也往咖啡里加了糖，不过没加伴奶。我喝咖啡从不加伴奶的。
“你喝咖啡从不加伴奶的吗？”她问。
“是啊。”我说。
她便又笑起来。
“据说喝咖啡不加伴奶，是真正喝咖啡的人啊。”她说。
“是吗？”我说，“是从《格调》这类书上看的吧？”
她便掩住嘴笑出声来，“就是。”
我其实很想说，你现在这样子就蛮有格调的嘛。但我怕这样说出来，听上去像是在讽刺。其实我想要说的是，眼前的这个风韵起来的朵朵，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单纯且有几分野性的朵朵了。而且，我还比较好奇的是，她现在做什么工作，以及靠什么生活呢？但我知道，这也是不便探究的。如果她已经是嫁了人，那么，是否又需要问一问先生是干什么的之类的废话？再要是，嫁了人而婚姻又不算十分幸福，那我岂不是又要为自己的冒失多说一句对不起了？更不好的假设是，万一她是被什么台湾人、香港人包起来了（像朵朵这种模特出身的女孩是极有这种可能的），我这一问，场面岂不很难堪？
“在想什么呢？”她问道。
“啊，”我说，“我最近碰到了好些老朋友，我在问他们，还记得1992年成都下雪那次，自己都在做些什么？你记得吗？”
“92年，下雪？”
“是啊是啊，92年下雪。”
“92年成都下雪了吗？”她用她那细长的手指轻轻的敲了敲脑门，“让我想想。92年，8年了，真是的，那时候我多小啊，都干了些什么呢？一定是在疯玩，对吧？那时候我应该是很疯的，是不是？不过，92年，你说下雪，你真的能确定是92年下的雪吗？”
我感觉，虽然她对于1992年成都是否下过雪的记忆还有些疑惑，但我却从她此时此刻的神态和语调中，捕捉到了当年那个朵朵的一些影子。她显然对这个话题产生出了某种兴趣。她努力在回忆，眼神中闪烁着兴奋而跳动的火苗。
“有小但吧？”她轻轻的拍了一下手，“我想起来了。那天你喝醉了，是不是？我也醉了吗？不是吧，我不会醉的。谁把你扶回去的？谁呢？是我吗？对对，是我。好象还有马小兵吧。小但呢，小但和乌家学送那两个女孩子去了。是唱歌的两个女孩子吧？蛮漂亮的。我和马小兵把你塞进了出租车，我跟着也上了车，但马小兵没上，自己走了。你真的是醉得很厉害啊，那样子挺小孩的。你说你想吐，我就捧着你的脑袋往车窗外吐。啊，你还说了好多的话，但我一句也记不得了。我记不得了，你很得意吧？然后我们去了你家。什么？我也睡你那里了？是吗？不会吧？好吧好吧，睡你那里了，都那么晚了，难道让我一个人回去呀？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是不是？你好坏呀，是你把我的眼睫毛藏起来了？”
朵朵红润的脸，沉浸在往事中。她没有接着往下说。关于过后几天的情形，是她回想不起来了，还是已经不想再说下去？
事实是，那天晚上尽管我喝得很醉，但第二天我比她要醒得早。我醒来之后，发现她也睡在我的床上。还好，衣服什么的并没有脱完，是穿着毛衣和紧身裤睡的。脸上的妆是卸了。卸了装的脸，在此时的熟睡中显得有几分呆板。我侧躺着看了一会儿她的脸，然后起床，去盥洗间。我先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却不敢刷牙，一刷牙就想吐。我只是含了几口水在嘴里草草的漱了漱。然后，我就发现洗漱台上放着一对眼睫毛。原来朵朵那一对扑扇扑扇的长而卷的睫毛是假的？我一下就起了一点玩性，把她的假眼睫毛给藏了起来。
“原来是你藏了我的假眼睫毛。”朵朵若有所思的说。“好象那时候你就有点喜欢上我了，说实话，真是这样的吗？那你怎么不追我呢？”
“啊，”我说，“大概是觉得，你个子长得太高了点吧。”
看来，她的确是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比如，那一年的雪究竟下了多少天？是什么时候融化的？在积雪融化之前，我们去哪里玩过、干过些什么？我们在雪地里见过些什么人？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这些，都没有从那天我和朵朵的言谈中听她说起过。难道女人都是那么容易忘事的吗？我又想到了崔玉和那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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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27日那天，在快走到啤酒馆门口的时候，我答应了小但，跟他一起干。小但当时就在雪地中站住了。他有点激动，在羽绒服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才将一盒万宝路掏出来。递给我一支，自己衔了一支，打火机打了有8次才打燃。我们就那样站在雪地中将一支烟抽完。抽烟的时候，小但的口中不断的呼出热气。是热气，不是烟雾。他慷慨激昂，从社会变革，谈到商品经济；从商品经济，谈到哥们情义；从哥们情义，谈到婚姻与爱情；从婚姻与爱情，谈到车子、房子。热气一口一口的从他嘴里呼出来，并感染着我也一口一口的呼出大量的热气。雪花很快在我们的肩上、头发上薄薄的落了一层。当我们彼此抽着的香烟都只剩下一个烟头的时候，小但将手指一弹，烟头带着红色的火星在雪地中抛起一个弧线。这世界是我们的，小但说完这句话，便用力的拉开了啤酒馆那扇笨重的木门。
准确的说，那场雪是到1993年的1月3号才开始融化的。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天我收到了崔玉离家后给我寄来的第一封信。1993年1月3号，中午，我正和朵朵在盐市口转轮街的一个小面馆里吃面，放下碗，便看见街面上铺了一层灿灿的光晕。我对朵朵说，出太阳了。朵朵也放下碗，看了看，说，雪开始化了。我再一看，的确是那样，一些地方已经裸露出黑色的路面，树桠上原来积淀的雪团也基本没有了。我说，明天早上起来这城市差不多就要恢复原貌了。朵朵说，好啊，早就烦死这些雪了。
然后我问朵朵，小但没说下午还有什么事吧？朵朵说，他都没跟你说，我难道还知道？朵朵这几天不但和小但有些别扭，和我也有些别扭，至于她闹什么别扭，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小但知不知道。我就说，那你一个人回图片社吧，碰到小但说一声我办别的事去了。朵朵也没说什么，站起来就走了。我跟着也走出了面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去办。刚到图片社几天，小但如果不说，我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况且，原来单位那里，我只是说了一声，并没办辞职手续，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国家的人。小但也说，先不忙着办手续，你心理上也好有个过渡，别一下跳进海里，把你呛死了。我出来其实也没打算回去了，我对小但说，我是下了决心的，你应该信任我。小但说，你说哪里去了，我还有不信任你的？这倒是，他不信任我，干嘛老劝我和他一起干？
早就听说，“非非”理论家蓝马家住转轮街，反正现在也没事干，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1989年夏天，我经胡冬的引荐，与这位大胡子“非非”在成都精神病院旁边胡冬的单身宿舍见过一面，那次我和他谈到了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以及他本人的长诗《我为你安眠》。但转念又一想，人家都“下海”办公司了，我现在也算是“下海”了，见了面还有闲情谈什么诗歌吗？我便往西南影都的方向走，想去看一下有什么值得一看的电影。刚好，西南影都在搞什么电影周，我便选了下午两点一刻在“金鸡厅”上映的《一条叫旺达的鱼》（七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我才知道，那天何小竹和吉木狼格也在这同一地点同一时刻看的同一部电影）。现在离开映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手里攥着电影票，我该怎样消磨掉这点多余的时间呢？
西南影都地处蜀都大道东，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西侧是成都最大的国营商场，1989年被一把火烧成废墟。重新建起来的人民商场，十分漂亮。正对面，是建造了10年都还没有完工的银河王朝大酒店，灰蒙蒙的建筑物，现在唯一的功能是一面巨大的广告墙。也就是说，经常有很多布幅广告从楼顶一直挂下来，覆盖了整个楼面。这当然是最好的户外广告发布地。据说，这酒店是改革开放后四川第一例引进外资的项目，但为什么修了10年还完不了工？就少有人知道了。就是知道也不大愿意说，要说得从“文革”说起，涉及好多已成“历史”的人物，挺复杂挺说不清楚的。现在的人一般也没兴趣和时间听这种长篇故事。何况这故事不听也知道政治的成分多，言情的成分少，不听也罢。往东走，是一些很时尚的店铺，其中就有川港影楼，就是1986年6月1日我看见崔玉的那个川港影楼在蜀都大道的连锁店。那天就是这样，我在观看电影《一条叫旺达的鱼》之前，往东走，去看了看这一家川港影楼。我站在川港影楼的橱窗外，看里面的女化妆师给拍婚纱照的新娘化新娘妆。一个跟当年崔玉一样身材姣好的女化妆师吸引了好多闲得无聊的人在橱窗外观看，我也在观看，却没有1986年我看崔玉那次那样的激动。我甚至这样想，这次我主要不想看女化妆师了，我改看新娘吧。于是，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娘的身上。就这样消磨掉二十五分钟的多余时间。当我走进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坐位还没来得及坐下，放映厅的灯就暗了，电影开始了，《一条叫旺达的鱼》（ a fish called wanda），导演: 查尔斯.克莱顿（charles crichton ），主演: 约翰.克里斯（ john cleese）、杰米.李.柯蒂斯（ jamie lee curtis）、 凯文.克莱因（ kevin kline ），1988年米高梅公司出品。
看完电影我骑自行车回家。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预感，那种好象知道崔玉在这天会来信什么的预感。我只是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了，我想在这个雪已将融的下午，看完电影回家睡觉，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然后我就从门卫李师傅手里拿到了崔玉离家后的第一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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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发行过一套以《西厢记》为题材的特种邮票，即T82。该套邮票一共四枚，面值共1.06元。第一枚取材自“惊艳”，第二枚“听琴”，第三枚“佳期”，第四枚“长亭”。这套邮票是我在1986年认识崔玉之后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现在，这套邮票的第四枚“长亭”（面值0.08元）就贴在崔玉寄来的这第一封信的右上角。邮戳的日期是：1992/12/27/8。邮戳地名墨迹比较模糊，只隐约看见“西安”两个字。
我甚至都不知道，崔玉走的时候，都带走了我那几年前前后后送给她的哪些邮票？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将崔玉的来信放在电视机上，并不急于拆开来阅读，而是首先去查看我的书柜，看那几本集邮册还在不在？她走后我就懒得整理房间，所以，我是并不知道她究竟带了些什么东西走的。
邮册还在，一本也没少，只是其中少了些邮票。看来她是经过挑选了带走的，而且，数量也不多。带走的邮票在题材上多少都和爱情有点沾边。除了这套《西厢记》外，应该还有《红楼梦》、《牡丹亭》这两套。我送她邮票都在婚前，婚后就没送过了。婚后我送她礼物主要限于用的和穿的，就是比较实用一点的。像巧克力这种食品，我知道她不爱吃，所以，就算是情人节，我也是不会送的。情人节我送过她内衣。圣诞节我送过她帽子。生日我送过她SONY随身听和皮包。我记得，不论婚前还是婚后，每次我送她礼物之后，必然要做一次爱。她也送我礼物，我收下礼物之后，我们也要做爱。她送我礼物一般是钢笔、皮带、打火机、墨镜。她只在我生日的时候才送我礼物。我生日是2月14日，很巧，这天也是情人节。1987年2月17日，是情人节，也是我的生日。这意味着，这一天，崔玉要送我一份礼物，我也要送崔玉一份礼物。我记得这天我很早就从父母家出门，骑车去太升南路集邮市场，专门为崔玉挑选一套邮票。就是那天，我发现了这套我找寻了好久的T82，即1983年版的《西厢记》。我用6.8元成交了这套面值1.06元的邮票。
崔玉那天要送我的礼物是一只ZIPPO打火机。那天我们约定了在川港影楼春熙店旁边的一个快餐店见面。交换了礼物之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做那件例行的事。我搂着崔玉说，今天的礼物是双份，那么应该做两次。崔玉听了这话，也跟我一样的显得很激动。但我们却没有去处。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平常，我们都是找借口去我姑妈那里。但今天这事情却有点不可能，因为单身的姑妈，从不愿在情人节这天让出她的房子。我们搂抱着走出春熙路，漫无目的地在东大街上徘徊。当我们走到科甲巷口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马小兵。于是，我对崔玉说，我们去光华村。
1987年，马小兵还在光华村的西南财大教书。他在校园里有一个单间的房子。事实是，那天马小兵不在学校。光华村在成都西郊，离市区有一段不近的路程，中途还要倒几趟车。我们找到宿舍区，又找到教学楼，还去了足球场和图书馆，到处都没有马小兵的影子。当我和崔玉站在财大门口的公交站台等返城车的时候，我们俩真是一对绝望透顶的男女。
我从书柜边站起来，拿了电视机上贴着T82邮票的信封。我躺到床上去，用被子盖住小腹和大腿，开始拆看崔玉的来信。1992年成都的那一场大雪，就是在这一天开始融化的。我躺在床上，读崔玉的来信。那天我晚饭也没吃，就那样躺在床上睡了。我是不是在那天还做过一个梦？不记得了。这几年，有一个梦我是记得很清楚，但我不知道这个梦究竟是不是那天做的？我只记得，这梦让我在崔玉走后第一次掉了眼泪。这是一个伤心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