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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9日，我的朋友石光华策划的“世纪婚典”如期举行。没有想到的是，我姑妈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结束了她多年的单身生涯，做了新娘。
姑妈究竟多少岁了？有关年龄从来是姑妈的忌讳，连我父亲也是不说的，只说他妹妹比他小很多。但是，如果我猜测得不错，她应该是这次婚典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新娘。尽管姑妈一直注重保养，但和那些二、三十岁的新娘站在一起，她还是显老。我开始也为姑妈感到有一点羞愧，觉得超凡脱俗的她也要去凑这个热闹，确实是不可思议。本来，她宣布结婚就很突然，我们也是很不理解。但父亲说，作为亲属，我们一定要去参加。
石光华在之前一周就担心着，害怕9号那天下雨。向来心细的他，已经设计好了一套第二方案，以便下起雨之后应急。他甚至觉得，第二方案比第一方案更有创意。9月8号那天的确下起了雨。但是，9月9号却阳光灿烂。婚典按第一方案实施，石光华是否感到一点失落？
整个婚典的活动程序是复杂而紧凑的。之前听方案人石光华讲述，已经晕了头。我还说，那天肯定要出乱子。石光华胸有成竹，他说绝对不会。
姑妈找的那个男人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现场才看见。
那天起得很早。很久没起这么早了，这使我对眼前的城市感到新鲜和陌生。我打车到了省展览馆北门的广场，所有参加世纪婚典的新郎新娘以及亲属和工作人员都在那里集中。父亲已经先我而到，他今天也特意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系了一根红稠领带，稀疏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站在姑妈的身旁，姑妈的身旁是一个穿燕尾服打领结戴眼镜的男人，他可能就是姑父了。
姑妈看见了我，既高兴，又有点羞涩。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姑妈如此浓妆艳抹，尤其那一袭白色的婚纱，让人感觉到几分滑稽。那个男人果然就是姑父。姑妈将我介绍给他，我有礼貌的和他握了一下手，还叫了一声“姑父”。不过说实在的，我一点也看不出他的个性，以及，他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他怎么会成为我姑妈的男人，也让我十分的困惑。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姑妈也不可能过多的介绍这位姑父的情况。不过，按婚典的设计程序，姑妈或者是姑父应该讲述一段他们从相识到相爱的罗曼史，而且是对着电视摄像镜头，由33频道向全城实况转播。这是石光华说的。
据婚典组委会公布的数字，这次参加世纪婚典的新婚夫妇有999对。看得出，这样的数字结果也是预先设计的。主办者在宣传和征募上也确实费了力。婚典的第一个程序是去北郊的熊猫基地植树。将爱情与婚姻和环保结合，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每一对新人还将自己的名片用红线系在亲手种下的树苗上，象征爱情永恒，婚姻之树常青。
姑妈混同在众多新娘中间，神情肃穆的栽种着一株小树苗。那个我刚知道是姑父的男人在一旁替姑妈捧着婚纱的裙摆。我和父亲跟别的亲属一样，站在外围观望。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姑妈虽然年龄大了一点，却无疑是这众多新娘中最最漂亮的。就是载树的时候，她的神态也是那么高贵，动作也是那么优雅。相比之下，其他那些新娘，别说长相平平，就说气质，也是难脱土气。这不是我偏爱姑妈，事实如此。崔玉还在川港影楼做化妆师的时候，我记得我问过她，为什么现在做新娘的一个比一个丑？她当时开了个玩笑，说大概是漂亮的都不结婚吧，比如你姑妈。当时我认为她这说的是恭维话，是报答姑妈提供房间给我们幽会的恩情。现在看来，崔玉说的却一点没有夸张。不仅电视台的摄像机对姑妈表现出特别的亲睐，就是各报纸的摄影记者，也将镜头频频的对准姑妈，姑妈一下成了媒体瞩目的焦点。本来嘛，姑妈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名人，作为晚报多年的文化新闻记者，人们对她的名字已是相当的熟悉。只不过，以前是她在追踪名人，现在是她作为名人被追踪。我想，第二天媒体就会把姑妈和那个男人的故事当做世纪之恋的题材爆炒。这也怨不得媒体，说实在的，就连我对此也充满了好奇。我也很想知道，一个像姑妈这样的老姑娘怎么突然就结了婚，这其中必定有一番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经典爱情故事。
回想起来，姑妈在那一天的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心情跟任何新娘的心情毫无差异，并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栽完树，大家又浩浩荡荡去西郊的世界乐园。那里是这次婚典的主会场，乐园中的匈牙利广场已经布置得喜气洋洋，市长亲临婚典为999对新人主婚，新人们还集体朗诵了有莎士比亚抒情诗风格的爱情宣言。然后是酒会，新郎新娘及亲属可以端着酒杯或是自助餐盘子自由活动。主办方在园区搭了许多凉棚，安放了许多塑料椅子。这整个期间，姑妈都是精神饱满的。她多次与我和父亲碰杯，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她喝这么多带酒精的饮料。那位姑父虽说也不是特别的健谈，但也称得上举止得体，偶尔说出一两句话，也透露出知识分子颇有分寸的幽默感，还不算十分乏味。一个有品位的中年男人，姑妈曾经略带戏噱的如此评论。经过这大半天的接触，我也隐约得知，姑父是大学里讲授艺术史的教授，还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就此，我便推测，他与我姑妈十有八九是在工作中相识。诸如采访、会议、展览之类的活动。只不过，以前从未听姑妈提起过这个人。他叫童继瑞，这名字在我的人名储藏中也是很陌生的。
夜幕降临，广场上灯火辉煌，婚典进入高潮阶段：文艺晚会。
那天的晚会尽管也请了知名歌手来助兴，但大家反响热烈的还是新郎新娘们自己表演的节目。姑妈参加了其中的集体表演部分：摸新娘。本来姑妈也是有个人表演才能的，她的手风琴就拉得很好，但她似乎并未向组委会透露她的这个特长。我是见过姑妈拉手风琴的，她拉的《野蜂飞舞》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相当的感人。据手风琴演奏家陈刚说，我姑妈具专业演奏水平。但是，那天晚上她只参加了“摸新娘”的集体节目。
新郎们都被蒙上了眼睛，一个一个被主持人牵着，依次用手去摸每一位新娘，然后凭手感辨认出自己的那一位新娘。这节目无疑带有一点中国传统闹洞房的恶作剧性质。我估计姑妈参加这样的节目也是因为必须得参加。她当时傻傻的和众多穿婚纱的女人们站在一起，等待着自己的新郎来辨认。而在等待的过程中，还要接受无数双陌生男人的手的抚摸。这感觉对于姑妈那样的女人来说，可能不是很愉快。姑妈的性格向来是很清高的。我们站在台下的观众感觉就会不一样，大多数人都觉得这节目很好玩，很开心。尤其当有新郎摸错了人，把人家新娘的手摸着不放，以为就是自己的新娘的时候，台下就会发出十分热烈而畅快的哄笑。节目主持人也会不失时机的调侃和起哄，更把晚会的气氛搞得很活跃。幸好我姑父手力好，没有摸错，一次成功，也让姑妈避免了一次难堪。
后来我从一盒录象带上看见，那天婚典，姑妈和姑父是怎样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的。这录象带是乌家学从电视台借出来给我的，据他说，这带子并未在电视上播出过。
记者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认识的？
姑妈回答：这是一个秘密，我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了，今天还打算继续将它当成一个秘密。
记者问：能告诉我们，你们是谁先爱上对方吗？
姑父回答：应该是我。
姑妈说：不，是我。我把他缠住了。
记者问：你们选择在世纪之交结百年之好，有没有特殊的考虑？我想我要问的是，这样的选择在你们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这时候，画面上出现短暂的沉默。我看见姑妈在抑制着激动的情绪。姑父也是面色严峻。姑妈表现得很艰难的端起面前的一杯水。姑父也做了一个摘眼镜的动作。
姑妈回答：我爱他。这是我们选择今天的唯一理由，也是意义所在。
记者问：那么童先生呢？你有何感想？
姑父回答：我也爱她。
记者问：我们知道，童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学者，张艾琳女士也是我们新闻界知名的前辈，我想我们的观众跟我一样，有兴趣听听你们的爱情观。你们认为，爱情是永恒的吗？婚姻是否如有人说的是爱情的坟墓？
姑妈回答：爱情永恒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怀有的期待，对正在恋爱中的人也许还是一种信念。至于爱情是否如人们期待的那么永恒，实在说，这没有一个定论。应该是因人而异吧。就是说，有的永恒了，有的却很短暂。而且，各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想象也不一致，所以，世界上最难解说的，也就是爱情这两个字了。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到今天为止，严格说来，我的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因此，这个问题我尚不能回答。
记者问：童先生，你认为你和张老师的爱情会是永恒的吗？
姑父回答：是的。肯定是。
我看见姑父作出这个回答的时候，眼睛看着姑妈。这个一开始被我认为毫无个性的男人，此时的眼神是无比深情的。谢谢，从姑妈嘴唇的表情，我听出了这两个字。
记者问：最后，你们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在爱情和婚姻上有何忠告，或者说建议？
姑妈回答：没有忠告，也谈不上建议。愿他们生活得更自由，更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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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家学没有说，电视台为什么没有播出这个录象。但我想，也许是姑妈本人的要求吧。她不想让自己着新娘装的形象被全城人看见？抑或是，她早就考虑好了要采取那个惊人的行动？我实在不能够解释。
得知姑妈的死讯，我并不在成都，而是在拉萨。
1999年10月。刚过了国庆，小但说，我们去拉萨。怎么，分社的事情搞定了？我问。定了，这个月就开业。小但说。听到这消息，我很慌乱。但我不能再对小但说，我还没准备好。我是不是要先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崔玉？就这问题也让我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告诉。就算是给她个惊喜吧。但是，她会惊喜吗？小但问我，要不要给崔玉先打个电话？我一下很茫然，小但也知道崔玉在拉萨？但他怎么从来就没说起过呢？我说，去了再说吧。我没有问他为什么知道崔玉在拉萨。
很多年前，我曾经读到过何小竹一首写西藏的诗，《在昆明听张宇光谈西藏》：
张宇光，原来是《西藏文学》的编辑
我在昆明碰到他
他请我去打网球，请我
吃云南菜
张宇光，在西藏生活了5年
他说12月份
拉萨的阳光还是很灼人
因为那里空气稀薄
他最后告诉我
四川人在那里开了许多餐馆
于是我们就笑了起来
在拉萨完全可以说四川话
这首诗给了我很多想象。“因为那里空气稀薄”这一句，印象尤其深刻。这使我以为，在拉萨肯定会呼吸困难，走不多远，就要歇下来，吸一吸氧气袋。
但事实上，到了拉萨才发现，那地方其实很平常。
飞机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是10点10分，比预定到港时间晚点了半个小说，这是气候原因。我们乘坐的是波音747，sz4409航班，即早晨7点10分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的。我，小但，随行的还有马小兵。他不在《眼镜》杂志干了，两个月前，他又干起了《西藏旅游》，就是贺中的那本杂志，他任成都联络处主任，就是干拉广告的活，兼有记者和旅游经纪人的多重身份。在飞机上，他比我还紧张。他也是第一次进藏，也有与我相同的对“那里空气稀薄”的恐惧。他还带了好几种不同品牌的感冒药，因为他听别人说，在西藏千万不能感冒，在西藏患感冒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小但一路上都在嘲笑我们，说这完全是心理作用，一种文化的高原反应。他无疑是对的，因为他是已经去过西藏的人。但马小兵还是坚持说，各人的身体素质和状况不一样，反应也会不一样，与文化和心理没关系，是身体的作用。后来马小兵还悄悄告诉我，他本来对坐飞机就很畏惧，何况这还是飞往世界屋脊的飞机。我告诉他，为了缓解紧张感，你可以多盯着空中小姐看。果然他照我的话这样做了。确实有效果，下飞机的时候他面带微笑的告诉我，并热情的与在机舱出口处送行的空姐握了一下手。
贺中自己开车到机场来接的我们。他把那辆沙漠王子直接开进了停机坪，给我们以最高的规格。他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感到很得意。他还以他胖大的身躯和我们挨个的拥抱，很西方的礼仪。
其实下了飞机我一直在体会呼吸问题，看是不是有人们说的缺氧导致头晕的高原反应。贺中看出了这一点，问我有没有？我看着车窗外漂移的高原景色，告诉他没有异常的生理反应，感觉很好。然后我又问马小兵，你呢？这时候我才发现他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好不容易才听他说出三个字：氧气袋。贺中看来早有准备，马上从驾驶座往后递了一只氧气袋给我们，小但很有经验的扯出氧气袋的导管，将其连接上马小兵的呼吸器官。也许是从后视镜里看见了马小兵的狼狈相，贺中又发出了他那标志性的朗朗笑声。
两小时之后，我们进了拉萨市区，下榻在位于市中心大昭寺前的雪域旅馆。
雪域旅馆是拉萨最早建立的旅馆之一，你站在旅馆房顶，就可观赏到美丽壮观的布达拉宫和拉萨古城全景。贺中这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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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的小说加上我自己的想象，构成了我之前对西藏以及拉萨的全部认识。
在成都的时候，我常常将拉萨想象成一座在天上的城市，它由白云和阳光托着，完全省略了成都与拉萨之间的那些地带。这次乘飞机抵达，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飘渺感觉。如果是由川藏公路乘坐汽车一路攀登上去，或许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错觉和幻象了。
我见到的西藏人大多数都比较沉默。就这一点而论，贺中更不像一个西藏人。他话太多，从早到晚总是听见他在滔滔不绝，倒像个成都人。拉萨的夜生活也跟成都没什么两样。夜总会，酒吧，里面的氛围跟成都也差不了多少。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夜总会里的歌手清一色演唱的都是亚东的歌曲，连声音风格都模仿得足以乱真。比如《神鹰》，比如《神奇的西藏》。贺中也还是跟在成都一样，喝醉了就要惹事生非，最后要朋友们送他回去。而白天的确是阳光灼人。多在拉萨街头漫步几次，我想我回到成都以后，人们也会在我脸上看见高原红。
我们的图片社在布达拉宫山脚下租了一个门面。这次和小但一起来，主要是做门面装修和安装冲印设备。贺中一再给我们鼓劲，这事情搞起来很赚钱的。
“你认识一个叫崔玉的吧？”我问他。
“崔玉？”贺中拍了拍后脑勺。
“是他老婆。”小但在一旁替我解释。
“对对，崔玉。我想起来了，是在八廓街开画廊的那个漂亮女人。你老婆？”贺中感到万分惊讶。
“分开已经很久了。”我如实告诉他。
“呀呀，怎么不早说？快快见一见，快快见一见。他乡遇老婆，挺有意思的。”贺中兴奋的喊道。他还热心的要给我崔玉的电话。
“我有。”我说。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主动给她打电话，你是男人嘛。”他说。
于是，我用贺中的手机给崔玉打了电话。
“猜我现在在哪里？”我对着电话说。
崔玉肯定是惊呆了，半天没出声。
“你什么时候到的？”她问。语调已经很平静。
“到两天了。”我说。
“都两天了，怎么不来个电话？”她问。
“忙啊，是真的。”我说。
贺中已经在一旁发出了他那朗朗的略显得夸张的笑声。他一把夺过手机，开始给崔玉说话。
“哈哈哈，原来你们还是一对？我真不知道。”他说。
“就这样说定了，过会一起吃晚饭。我做东。”他也没征求我的意见，说完就挂了电话。
八廊街，位于拉萨旧城区的中心，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八廓街是为了建筑大昭寺，并随着大昭寺的发展而建设和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八廓街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商店林立，香客川流不息。沿街摆满了各种民族手工艺品，诸如西藏产的经轮、藏香、藏刀、戒指、耳环、手镯，还有民族服装，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是到西藏旅游的购物中心。
这是很早以前我就在旅游手册上读到过的。
或许是已经在成都看惯了那些专营西藏古董和工艺品的店铺吧，亲临八廓街，感觉上也是比较平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尤其不如梦中的那样。在我很多次梦见崔玉的时候，每次都梦游过八廓街。那情景与现实真的是两样。应该说，梦境中的八廓街，更像马原的小说。梦中的崔玉的画廊，更是具魔幻色彩。那感觉，又有点博尔赫斯或者鲁尔弗的小说了。而亲眼见到的，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崔玉在她的画廊里等着我们的到来。
而一路上，贺中总在设想我和崔玉相见的种种戏剧性场面。他像孩子一般的兴奋。我听之任之。尽管我内心里也不平静，表面上却做得很若无其事的样子。
遗憾的是，贺中设想的每一种戏剧性场面事实上都没有出现。这让他大为失望。
“太理智了。太理智了，你们汉人。”他抱怨说。
那个画廊的格局的确是很一般的。但是，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看见崔玉站在画廊里的那一刹啦给我的震动。她多么的枯萎。我当时确实在心里是用“枯萎”来形容的，尽管过后冷静下来也觉得用词失当。最明显的是头发没有以往那么润泽了，失去了那种水草般的质感。还有她的眼睛。看见崔玉的眼睛，我想起了谁说过的，女人是从眼睛开始枯萎的。她露出笑容，鱼尾纹马上就编织在她的眼角。
“你好。”她说。
“你好。”我也说。
“先坐一会。”她弯腰去搬凳子。
“好。”我注视着她弯腰的姿态。
我同时也发现了小但、贺中他们的尴尬。还是马小兵灵活，他人还没坐下，就开始和崔玉谈起了几年那次飞机上的偶遇。气氛随之变得轻松。至少，在他们的感觉中是这样的。而我，也在暗自庆幸，因为朋友们的在场，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在。当然，我并不是说，如果他们不在，我就一定会紧张和难堪。但在那种特定的场合下，要我独自面对崔玉，会有一些失常的情感流露，我想总是免不了的吧。
“去吃什么呢？”她将询问的目光投向贺中。那目光是矜持的。
“雪神宫怎么样？”贺中说。
“在哪里啊，我还真不知道。”她笑起来。那是我很久不见的熟悉的笑容。
“布达拉宫广场西侧。藏式餐馆。总不能到了拉萨还让他们吃四川火锅吧？哈哈。”贺中又发出他那响亮的笑声。
“好啊。那我们走吧。”她起身，并从小木桌上拿起一只藏式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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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我一点与崔玉见面的心理准备都没有。从小但说我们要去拉萨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是避免不了的。我决定不先打电话告诉她，也是想给自己有个缓冲，至少先在心理上适应一下那里的环境。马小兵说，我这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承认。我就是对往后的发展感觉到一片茫然，没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预测，不知道我与她该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见面后，我应该是怎样的姿态，以及彼此之间究竟多大的距离才算合适，这些都是困扰我的难题。最关键的一点，她是怎么想的？我一点谱都没有。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男女情感纠葛中的具体体现。
临上飞机之前，在机场候机厅里，我倒是给梅和眉打过一个电话。
“我要去拉萨了。”我告诉她。
“什么时候？”她问。听语气，显然对这么早就被电话吵醒有所不悦。
“现在。过一刻钟就要登机了。”我说。
“好，一路平安。拜拜。”她把电话挂了。
我便问自己，我干吗给她打电话？这更加重了我对自己的失望情绪。但我马上又安慰自己，当她一觉醒来，或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能感觉，不管怎么说，她爱我。或者，退一步说，曾经是爱我的。我们的确是没有了往来，但我知道，我与她之间的故事还没有完，也不可能完。现在只不过是潜入了深海，时机一到，又会浮出水面。而在这沉默、宁静之中，仍然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将我们牵扯着。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但它分明存在。相信爱情吗？曾经她这样问过我。我当时的回答是，不相信。这是我一惯的回答，任何情形下回答起来都可以是不假思索的。但我自己清楚，这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谎言。而且，一般情况下，连自己都是信以为真的。这一点，梅和眉好象比我自己还看得透彻。所以，对于我的回答，她只是报以意味深长的一笑，并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在得到这样的回答时有那么强烈的情绪化的反应。我早就说过，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崔玉的聪明也许是不及她的。但崔玉有不一样的聪明，那恰恰又是我所不能捉摸的，也是猜不透的。这种聪明就是你不知道它聪明在什么地方。这样说显得有点机巧。但是，我对此真的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述。用大智若愚来形容也不准确，不切实。那应该是一个聪明女人本能的聪明，与生俱来的，与知识也与智慧无关。
“你发胖了。”我对她说。
这是那天饭桌上我低声对崔玉说的第一句话。她坐我旁边，并指导着我如何品尝摆在面前的那些藏式菜肴。
“该胖了。”她也轻声的回答说。
吃过饭是最踌躇的。显然贺中以为，顺理成章的，我应该跟崔玉一道走了。
“你们走，我们玩去。”他说。
小但、马小兵便跟了他走。贺中迈了很大的步子一下就走了很远。不光是我，连崔玉也变得手足无措起来。两分钟不到，就只剩下我和崔玉两人僵硬的站在雪神宫餐厅的门口。这说得上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我愿意用以前（也包括未来）任何一段时光来与眼前的这一段交换。我们俩那天那样站着，构成的是一个什么关系？简单说，像一对刚在恋爱的毫无经验的男女。或者就是两个来自不同阵营的间谍，突然的狭路相逢……而造成这种生疏、紧张，甚至敌意的原因，恰好又是我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曾经有过肌肤相亲的密切关系。眼前突然遭遇的这种陌生感，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和这个女人共同拥有过的那些日子会是真的？
“走吧。”她终于说了这句话。
我跟着她，去了她的住处，就是八廓街上的那间画廊。
崔玉说，这间画廊原来也是一间画廊，是一个东北来的流浪画家开的，那画家当时正着手去尼泊尔做生意，要出让这间铺面，于是她将它顶了下来。画廊的格局和装修都依原来的样子，她没做任何改动，只是换了售卖的画品，主要是将原来那个东北画家的画换成了那个苏州女孩的画。东北画家的那些画看着很脏，崔玉笑着说道。
苏州女孩的画更多的使用原色，画面显得明快、热烈，兼有女孩的单纯和抒情性。画幅都不大，题材也比较随意。人像，街景，静物。也有西藏特有的动物和植物，比如牦牛，青稞。但不论描画对象是什么，我认为这女孩的画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阳光。西藏的阳光。听说这女孩喜欢凡.高和马蒂斯，以及莫迪里阿尼，与我年轻时候的趣味接近。我注意到了每一幅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大写的M后面连着两个小写的字母，a和i 。崔玉告诉我，这女孩叫米艾。之前我已经知道这个叫米艾的女孩已经不在拉萨，但此时我看了这些画，觉得她整个的人，容貌，体态，乃至声音，仍然弥漫在这间画廊。我发现我对她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又仔细的看了她的几幅画，并注意到卡片上的标价。我对崔玉说，我准备买几幅带回去。我喜欢她的画。崔玉笑了笑，没说什么。
崔玉的卧室其实就是这间画廊的一个夹层，由一个狭窄的楼梯上去。采光不好，崔玉开了灯。我原以为，卧室里通常会装饰有牦牛头骨，唐卡壁挂，木雕的面具，镀金佛像，念珠，等等，这类西藏风味的摆设。然而我见到的却是四壁空空，家具、陈设都极具简约和实用风格。除了淡淡的一点香水味（我很熟悉的），基本上没有通常闺房具有的女性气息。这保留了原来那个崔玉的喜好。让我惊讶了一下的倒是，这房间里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东西，就是崔玉放在枕头边的那个索尼随身听，那是1989年她生日的时候我送她的，想不到这么多年她还在用。
“这个你还在用？”我随便的问了一句。
她点了点头，正将一杯茶递到我的手上。这动作她是半跪在地上完成的。卧室里没有一只凳子，我们都是席地而坐。
我开始抽烟。我把香烟点燃之后，才想起来，她也抽烟。于是我将香烟盒向她递过去。我也是抽的万宝路。她倾斜了一下身子，取了一支烟在手上。我又凑过打火机，将她手上的烟点燃。她淡淡的吸了一口，然后将那支烟在手指间转动。
我正欲说点什么，电话响了。她又半跪着移动到床头，接听那个电话。
电话打得很长。她这边说话并不多，我听见的几乎都是诸如“恩”、“啊”、“没有”、“是”、“还不知道”、“可能吧”、“不是的”、“不”、“先这样”、“怎么会”、“本来就是”、“谁说的”、“也许”这样一些虚词或无具体指向的短语。但我能猜出，对方肯定是个男的。这期间，我无所事事，那种不自在感又笼罩住我的全身。我喝了一口茶，将烟头在烟缸里灭了，起身下楼。她马上用手捂住话筒，瞪大的眼睛望着我，似乎在询问，怎么了？我笑一笑，用拇指和食指圈成圈，放到眼睛上，嘴唇做了一个发h和wa的拼音动作，意思是，我下去看一看画。她点点头，眼神却有些迷茫。
我下楼坐在一把椅子上。此时，还有斜阳从画廊的窗户投射进来，门外偶尔响过自行车的铃铛声。我挨着将米艾的画又看了一遍，并长时间的将目光停留在一幅描绘青稞地的风景画上。我为那整幅画的金黄而感动。在那金黄之上，有一线窄窄的蓝色。我知道，那是天空。这女孩，好象一个女巫，有预见的提前把我此时的心境赋予给了这幅画。
崔玉在楼上叫我。
我上了楼，但我已没有再坐下去的意思了。她好象也无话可说，拿了打火机，开始点一支烟。
“我回旅馆去。”我说。
她有所迟疑。
“好。我送送你。”她站起身来，看不出有任何表情。
“还要在拉萨呆多久？”她问。
“我不知道。听小但安排。看这情况，应该还有几天吧？”我说。
门打开，眼前的八廓街已呈现出黄昏景色。我叫了一辆人力三轮，又回头向还站在门口的崔玉看了一眼，然后向大昭寺雪域旅馆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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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的那几天，我也没有特别的预感。所以，当姑妈的死讯传来，我的确是惊呆了。
那已经是在拉萨的第四天，准确的日期是1999年10月7日。
图片社的装修方案定了下来，工人们已经进场施工。
我们也基本上无事可干，只等待着工程的结果。小但说，开业后我们就回去。
于是贺中问我们，有无兴趣去看看阿里的风光？
马小兵第一个反对。我也说，就近去看一眼拉萨河就可以了。我读到的关于拉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似乎是这个标题，我记不准了）。
贺中便开着他的沙漠王子，把我们拉到了拉萨河边。
站在拉萨河边，贺中问我，怎么样？
我脱了鞋，将脚伸进水里。水很凉，凉得刺骨。
“跟小说里写的完全一样。”我说。
贺中便一手摸着自己的胡须，一手拍在我的肩上，发出他那哈哈的大笑。
小但做出沉思状，深邃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缓缓流淌的河水。
马小兵发出感叹，我日你妈哟，大自然！
贺中于是又发出了哈哈大笑。
“要是去了阿里，你还要咒骂。那地方更他妈的美啊。”贺中说。
“所以我不去。看见美的东西我总是会窒息。真他妈的受不了。”马小兵说。并旋转起他那单薄的身体，将一颗石子抛向泛着波光的水面。
“哈哈哈。”听见马小兵的话，我也发出了像贺中那样的笑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姑妈去了。”我听见我父亲用微弱的嗓音说。
“去哪里了？”我问。
但是我听见我父亲已经开始抽泣。于是我就明白了。
我姑妈死了。我收了电话，对他们这样说。由于事发突然，我都来不及悲伤，告诉他们的时候，我语调平静，这让他们也十分的惊讶。
“那怎么办？要不你先飞回去。”小但说。
那天，我们沉默着离开了拉萨河。
我的悲痛大约是从晚饭后开始的。
晚饭后我们去雪域旅馆的屋顶上看西沉的太阳。贺中说，明天太阳照样升起，今天我们尽情喝啤酒。他买了一箱啤酒扛上了屋顶。
我看斜阳多一些，喝啤酒喝得并不多。但是，我却感到我的胃开始疼起来了，额头上冒出很多冷汗，手心发麻，小腿觉得软弱无力。贺中还说，我的脸色白得难看。
“是不是高原反应？”小但问。他又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马小兵。
“不是。他姑妈死了。”马小兵说。
我尽量去看斜阳下的布达拉宫。我想，这样或许可以缓解一些内心的悲痛？
但是，疼痛感却在继续蔓延。有一刻特别集中在肝部。贺中跑下屋顶，抬了一把椅子上来，并扶我在椅子上坐下。他说，再多喝点啤酒，喝到那个位置就好了。
我不懂贺中说的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也想，多喝啤酒，也许是现在唯一可以缓解的途径。
贺中还自告奋勇要求为我们唱一支歌。
“请你唱吧。”我忍住疼痛对他说。
贺中唱了一首《我的太阳》。他有接近帕瓦罗蒂的体型，嗓音上也力图在模仿。
之后，马小兵问他，你为什么不唱一支藏族民歌呢？
“我怕他会感觉更疼。”贺中怜悯的看着我。
“没关系，唱吧。”我说。
听贺中唱藏族民歌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涌出了眼泪。
我开始放开了喝啤酒，直喝到呕吐，简直把胃都吐翻了。我一边吐一边问贺中，到没到你说的那个位置？贺中拍打着我的后背说，快到了，快到了。
坐回椅子上，我用纸巾擦着眼泪，问贺中，我还能不能喝？
贺中说，能喝。你别太清醒。
但不管喝了多少，我还是很清醒。清醒的能感觉到五脏六腑的疼痛。
“我要去找崔玉。”我说。
小但不同意我去找。马小兵不置可否。只有贺中说，去吧去吧，去找吧。
小但便坚持要贺中陪我去。我坚持不要。
“不要就别去。”小但说。
后来还是贺中陪我去的。
那天也幸好贺中去了。我由于过分的悲痛，差点把场面弄得不可收拾。
先是在八廓街上，我撞在了一个腰上挂着藏刀的康巴人身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贺中和他说了一串当地语言，那个满面怒气的康巴汉子才将表情平和下来，并用生硬的汉语看着我说，没关系。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我说。
然后到了崔玉的画廊。她还没有收铺子。有个留披肩长发的男人坐在椅子上抽烟。
崔玉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很惊慌。是我的醉态吓着她了？还是我眼睛里的悲伤使她不安？
“崔玉。”我像从前那样叫了她的名字，冲上去，就想要把她搂进怀里。
“他怎么了？”崔玉疑惑的看着旁边的贺中，并向后躲闪。
这时那个坐着抽烟的长发男人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将我一掌推出，要不是贺中在后面靠着，我已经摔倒。
“你是谁？”我从地板上抓起一只空啤酒瓶。
那男人不说话，很冷漠的看着我。
“操你妈。”我把啤酒瓶在手上举了起来。
这次是崔玉冲上来，将我抱住。
贺中那边，也将那个男人抱在怀里。刚才他还坐着的那把钢架折叠椅，此时已被他提在手上。他的眼神还是那么无所谓的冷漠。
我一下蹲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这戏剧性的变化，把那三个人都搞傻了。崔玉松开了我，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又退后两步。那个陌生男人放下了椅子，并重新坐到椅子上。贺中走了过来，也像刚才崔玉那样，摸了摸我的头发。
“怎么了？”崔玉问。
“喝多了。心情不好。”贺中说。
“现在怎么办？送他回旅馆？”崔玉说。语气听上去毫无怜悯之心。
“他说他要到你这里来，所以才来的。”贺中说。他今天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清醒。
“那他老这样哭也不是办法呀。”崔玉好象有点生气。
“他姑妈死了。”贺中说。
“什么时候？”崔玉变了语调。
“下午接的电话。”贺中说。
屋子里安静极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哭了。我伸开双腿，就那样呆呆的坐在地上。
崔玉拿了一块湿毛巾过来。我像小孩似的坐在地上擦了一把脸，然后，把毛巾还到崔玉的手上。我从地板上站了起来。
“对不起，崔玉。还有那位朋友，不好意思。我们走吧，贺中。”我说完就朝门外走，身子有点飘，有点晃。
贺中抢上前来用手托住我。
“那让你照顾了，贺中。我们再联系。”我听见崔玉在后面说。
“行啊，你放心。”贺中回头说。
我已经走不动了。贺中叫了一辆三轮。
“我很困。”我说，并将头搭在三轮的扶手上。
这时候，贺中才开始呕吐。他庞大的身躯倾倒在另一边，努力的将头伸出车外。在这世界屋脊上，贺中的呕吐声格外的响亮。
6
贡嘎机场。
贺中送我去的。一路上他还是有说有笑，我却比较麻木。头天喝多了第二天总是这样。其间，我只问了他一句话。我问昨天在画廊的那个长头发男人是谁？贺中告诉我，是东北来的一个画画的，叫什么名字也不太清楚，没一起玩过。但好象那个画廊以前就是他的。我听了就没再问了。原来就是崔玉说过的那个去尼泊尔做生意的人。
贺中一路上重复了几次，说到了机场要给我一个惊喜。我没太在意，好象对什么惊喜已经没有多大的好奇心了。人活到快四十岁的时候，还会经常有什么惊喜？能够少一些惊恐已经不错了，像我姑妈的死讯，类似的意外要多来一个哪里还受得了？当然贺中是例外。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比我大还是小？但他的心理年龄我敢肯定只有十多岁。记得有一次在成都小酒馆，我就说过，贺中啊，你还是个少年。他很高兴，自己马上又补充了一句，有男人气概的少年。
到了机场，我一下明白了他说的意外惊喜是什么了。
崔玉站在机场口那两匹飞马底下，脚边是一只棕色的旅行箱，还是她7年前从离开成都时带走的那一只。她还戴了一只墨镜在脸上，肩上的长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
“是不是很意外，很惊喜？”贺中看着我问。
我当然已经有十分的明白，崔玉不是简单的来给我送行的。怎么说呢，她如果是要和我一起回成都，确实是我所没想到的。至于我是如何的心情，也不会是贺中以为的那么简单吧？可能比较多一点的感觉，还是感激。
“谢谢你。”我说。这既是说给贺中的，也可以是说给崔玉的。
我知道，崔玉做出这个决定，有一半是因为姑妈，一半才是我。与我有关的一切她想必是已经想好了。只是，我还什么都来不及想。
她摘下墨镜，沉静的看着我。
我对她点了点头。
她也点点头，只微笑了一下，并没说什么。
“谢谢你。”我摸了一下她的手。
贺中将我们送至安检口，然后挥手告别。
“朋友再见。”贺中喊道。
“再见。”我和崔玉异口同声。
飞机准时起飞。天空中一尘不染。机翼下的雪山和绿地一目了然。
我感觉飞机一直是在往下坠，往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