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祭鼓是只存在于传说里的，当我阅读了朋友们的来信之后，就坐在省城阳光普照的办公室阳台里心律失常地凝视东南角的天空：方雷，它该是怎样的境况呢？但不论它是怎样的境况它都将为我们再现一个历史的情结。我揣摩着胸中这个存储于心十多年又一日日地加剧着的念头，遥想着那一方酸甜苦辣更迭的世界。
除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有多少人清楚。但毕竟我们十分清楚，最富有的歌是《运金运粮》，最苦难的歌是《跋山涉水》，最美丽的歌是《仰阿莎》——传说方雷也有一眼诞生了美神仰阿莎的冒沙井。
但是我们的心脏里博动着的却是我和黛菩家乡冒沙塘的旋律。它是诞生了仰阿莎的原说地。一股甘甜凛冽的液体奏着诞生的乐曲从地下直冒涨上来，唱出一口亮丽无比的水塘。冒水口周围积着一堆堆的细沙。有许多螃蟹在沙堆里永无休止地劳作——《仰阿莎》这首歌里确凿地说仰阿莎是螃蟹挖水井掏沙堆掏出来的。那时候的螃蟹有床晒席那么大，是因挖仰阿莎将身子磨细了。
仰阿莎已然遥遥地远去，而我们却天真地固守在那儿，整个童年望眼欲穿地企盼着螃蟹再为我们掏出一个现实的美丽来。然而神话与现实无缘，十年前父亲因冒沙塘而丧命，黛菩也在那期间突然失踪……那一段在家里极其悲痛的日子里，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冒沙塘岸上度过，我夜夜叩问这同时给了千般爱和恨的水域。但不论我怎样地调动恐怖的思维，却只听见水在吟哦。那充满了神秘的声音向我哭述着温柔的往事。
父亲的丧命固然是因为这在他后半生中充当了血液的酒。我不知道祖母怎样创造出这么一对性格迥异的亲兄弟，父亲嗜酒如命而叔父滴酒不沾。我的幼小心灵充满了父亲将被他称为“麻脸朋友”的军用水壶挂在柴担上到县城里换酒的景象。
我像一只孤独的小脏猴伫立在寨边的猴粟子树下向北遥望，灰白色的山路从寨子向北伸去，在山的皱折里隐现着没入远处的林中。那一片以风化石为依托的薄土是枫香、青杠和杉树的故乡，它们用斑驳不定的情绪迎送着我的父亲。父亲走入时如一枚竖立的铁钉，一寸一寸地嵌入。父亲出林时却像一张厚重的香樟树叶，一踉一跄地在陡峭的山道上作笨重的舞蹈。虽然有好几里路远我也能判断出是我的父亲。这时候正是女人们挑水煮饭的高峰，女人们也会看出是我的父亲。我会像离弦的向北方射去，也必定扶得醉人归。
父亲的至理名言：宁让皮肉露，莫叫嗓子干。这名言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里的幽默，叔父家的酒票都属于父亲的，这也满足不了父亲的酒瘾，父亲还得偷偷地酿酒。用海芋酿酒，用一种当地汉族方言叫“螳螂罐”的野果酿酒，当然也有用红苕和包谷等粮食酿酒的，那是相当地奢侈了。包谷是父亲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借土种植的，路程远得需要一个白昼往两头的黑暗延伸很长的时间。这一切都须做得十分地机密，我们一家得与父亲密切地配合，两个哥哥做出寻找父亲的种种假象，但主要还是酒鬼的形象天衣无缝地掩盖了这一阴谋——父亲会在某一日头晒得大地慵倦的时刻出现，这往往是人们吃了午饭，都歪在栏杆上打盹以待队长喊出工的时辰。很自然，最先又是被永远不知疲倦的我们在门闾边看见。消息便像惊散的鸡崽般叽叽喳喳窜入寨巷。但我和两个哥哥都知道这时的父亲不仅滴酒未沾，连饭都没吃过的。
五岁前的记忆多么的混沌，但寨子的老人们替我保存着这段时间的记忆，我的酒鬼父亲经常在外面渴得烂醉，跌跌撞撞地背着我回家。但不论过独木桥或多么陡多么滑的山路，却从没有摔过我。人们常常看到我在跌跌撞撞的父亲背上沉睡不醒。
二
我是七点五十五分的火车，却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心境不允许我那样从容不迫，它注定了我在候车室里作一段更难捱的煎熬。妻将仍然睡意惺忪的娜放到我膝上，想以此分散我的焦灼，妻已然透彻了我那颗埋藏得极深的种子。但她只能以比我更警醒的方式来慰贴我，她比我起得更早，为我挤好牙膏下好面条。这个时候正是她上班女儿上幼儿园的时间，我竭力阻止她送，结果还是送来了，将女儿的书包和她自己的工作包都带了来，又在我未剪票进站前匆匆地离去。
列车缓缓启动了，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一派五彩缤纷，女人们即使深秋里也尽情地坦露和绷勒，将这个世界弄得满目地花哨和赤裸。
列车抛却了甚嚣尘上的都市，扑入青山的怀抱，钻入山的心脏。我的血开始涌动了，以至我下了列车换乘中巴驶进那阴郁多愁雨的小县城也未能平静下来。
叔父打着伞来接我，我们躲闪着坑坑洼洼往前走。叔父问我：“天气预报不是说省城里睛吗？这里怎么总下雨？什么事也做不成。”叔父所指的事是到鸟市去溜鸟，这是他的日课。从车站到政协宿舍区是一段较远的路程，又正是下班的时候，人们都在朝叔父打招呼，有的称老县长，有称老主任，有称主席的。二千来米的行程将叔父一辈子的荣华炫耀无余。
叔父的住宅令我惊宅，被主人奋斗了一辈子才挣脱的木质又作为一层假象伪装于地面壁和顶面上。它对我是那样的陌生，这样的环境能酿造出我的那些梦？
……记得，那是一栋五十年代苏式房，有如苏联人的笨重，黑黑的瓦，泥表的砖墙，高高翘起的屋脊。那才是我心中的构筑。
阳光明媚的四月，冒沙塘上的老柳将绿叶吐得很长，柳枝垂吊到水面上不断地点出一晕一晕像黛菩脸上迷醉的酒窝，但黛菩的目光里却有一层我未曾读过的意义。我在这目光里追悔刚才表露出马上要进城读初中的骄矜。但那时我们彼此的感受都十分地模糊，像四月里的许多才萌动的幼芽。也就从那个明媚的四月天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撞击着我的心。我和黛菩都因即将到来的分别而受到另一个启蒙。我们开始千方百计地躲避着同年的伙伴单独约会，我们的目光在三十多个同学的班里灼然聚焦。对于这个时期我们的心理变化常常令我无端地想古歌《佳》里的句子：“水呀，你为什么发浑？蝌蚪跑动我才浑。你为什么跑动，蝌蚪？石头滚下来我才跑。你为什么滚动，石头？野鸡挖土我才滚。你为什么挖土，野鸡？我挖青冈吃。你为什么落，青冈子？风吹我才落。你为什么吹呀，风？不吹就换不了季节……”
……直到树枝完全撑开了绿伞，我们的心田也在这短暂的三个月的浓荫里长芽。八月，又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共同砍柴割草亲密相处后，我就进了城，进了叔父居住的那栋苏式楼。我所进的是县城唯一一所完中，初中部只收城关一二小的学生，那是一所鲜有乡下人的中学。我有那里扮演了三年乡下人羡慕的城里人，城里人蔑视乡巴佬的特殊角色。直到高中，才有部份的乡下人与我为伴。
苏式楼里叔父一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两人的工资要用在连我在内的七个人身上。我每个星期六放学后就回家里去，星期天挑一担柴进城，六七十斤干柴几乎能解决全家一周的燃料，虽然在七十年代里木材并不贵，但叔妈总是过意不去，无数次地自责对不起我故去的母亲。她那里知道这一点点体力的付出于我多么的珍贵。我和黛菩正是用这么一点时间去吐蚕结丝缠绵着。
我们的故事平凡而单调却又愈加执著地发展着，晚饭后在门闾边神侃，同龄人中就有黛菩她们几个女性。都在公社的戴帽中学里读书，总想听我讲城里的见闻。城里的人和事总是非常令乡下人感到无限的精彩，也令乡下人无奈。很晚了才散去。散去后又才是我们的开端，到冒沙塘岸边的老柳树上去说一些多余而重复的话。更多的是沉默相对。然后她提出夜深了，该分手了。进入二年级时我们都爱上了我们的歌。一起去接受和领悟祖先们创造的那些感人肺腑的诗句。我发现我们都有留连光景的情怀，都喜欢将自己的思维沉缅于祖先们那些神秘的诗歌里，让思想在里面握住永恒。如果是一首衷情的歌被两个少男少女用心声诵讼完，我们会长久地陷入一种绝然的静寂而不能自拔。偶尔来一阵风，一声夜鸟的呜啼，我们的思绪才可能从云雾里跌回现实。
三
方雷自然是个地名，是苗语汉译音。从字面上你可以得知它获得的年代。它曾经作为方雷高级社，方雷公社，方雷乡的一级组织形式出现在这个县的历史上，它是这个县十五个乡镇中三个没有通公路到乡政府的乡之一。这两个美好的汉字所代替的苗语的意思是猴子的地方或说是猴子居住的地方。汉译音显然与苗语有些差距，不过总可以给人以良好的印象。据说那是个十分贫困的区域，就是我那位在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上做了近二十年的叔父也仅到过一次。
这是一条拒绝一切豪华轿车的公路。任何高官显贵也只能乘坐吉普，而最流行的被当地农民称之为“蹦蹦车”的小型拖拉机被塞挂得硕果累累。俯视如一只只喷雾的甲虫在爬行。能搭上一趟也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了。
为了按时赶到目的地，我们的吉普车从早晨五点就出发，八点赶到林场。然后我们徒步赶路。从林场到方雷乡政府所在地有四十华里。真正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又还需走二十多华里。走山路我们是按两个小时走十华里计算，这样，可以在下午四时许赶到乡政府。在乡政府里一面休整一面做些调查，第二天再赶到目的地。
从小就爬着山长大，即便是县城也是迎面一座山背靠一座山，山却从来没有这样沉重地撞击着我，振撼着我。我们脚正叩问着的应该是往山里去最好的花了不少人力的“官道”。有人力所至的石级，甚至有的险段用上了最现代化的水泥、钢管。自然，也有容得下马车过的地段，而山道的崎岖险阻是令人心悸的。有十来处不得不用水泥钢管筑成了护拦。我们用手扶着护栏小心行走时仍感到穴位发麻地恐惧。
登上第一架山顶时，向导遥指前方迷蒙处说那就是乡政府。我们几乎忘乎所以于这中间的四道山梁和遥遥在目的木楼。但当我们登上第二架山顶时发现山梁又多出了两道。我们不能道出那些山的形状，迥环的，壁立的，逼仄的，险恶的，狰狞的……
我不想去观察别人的心境，我用脚艰难地叩问着这条在潜意识里似曾相识的山道。走到深深的谷底，天如一眼井口，四山挤压过来，我能听到山体运动发出可怖的裂变声。而当登上望乡台时我感受到无限空灵，奔腾的群山将生机从足心传遍全身，涌动着我的惆怅。向东，县城昭然嵌在一派白雾迷蒙中。一个典故和典故里的女主人公的飞歌从天际飞来，那位少女也曾满怀惆怅地遥望着她失去的地方歌唱：“那一块平展得如一派波光粼动的大江的土地啊，像戴上了银项圈一般富贵的地方，将永远地失去了……”
——黛菩，虽然我们也曾热切地想去方雷一睹冒沙井，但何至于使你将一生沉没在那里呢！你也曾站在我现在愁绪万千东西环顾着的望乡台上唱过这首歌吗？
四
关于黛菩把自己嫁到方雷的消息是她失踪后的第五年，也是我女儿娜将要出世时我的一位在县城工作的同乡同学来信告知的。那一刻我伏在办公室的桌上以玻璃板的锐角来克制心中的绞痛。我们为什么这样失之交臂？我再也哭不出泪来了。我痛苦地逆着我们坑坑洼洼的来路寻觅，我听到了我的一片哭声。这个悲剧的种子便种植在我的那片哭泣声中……
尽管我的记忆里一片空白，我实际上坐在1960年的岁月里嚎啕大哭，再也没有什么比饥饿更令一个一岁的孩童悲伤的了。我在母亲干瘪的奶头上吸不出一丝乳汁，于是我只有用哭来抗议。但是我的母亲不会哭，只会在阳光灿烂的房门口栽倒。就在那天夜里，我父亲做了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他将集体的仓库撬了，并且在那里偷了米。
面对倒下的母亲和嚎哭的我，父亲像一条逼疯了的牯子牛在楼上楼下乱窜，又到田地里山村里乱窜，甚至跑到水辗坊里去掏石槽，企望能掏出几粒米来，但他一无所获，眼望着在堂屋奄奄一息的母亲，大哥说父亲的眼睛发出了绿光，大哥二哥都说没想到人的眼睛里会发出这种绿光，以前他们从没见过，过后再也没见过还有谁的眼睛发出过那种绿光。大哥二哥为那绿光而恐惧。父亲在唤猫，父亲呼唤我们家那只老黑猫。那是我们家除了人以外唯一有生命的东西，大哥二哥都说那只黑猫很肥，据说那时有充足的耗子营养着它，有时它还会叼来一只肥耗子或一只麻雀回来扔给我两个哥充饥，因此它备受一家人的宠爱，母亲在食堂里领回的那一磁钵饭中，永远分为三份，一份补给父亲，一份给了猫，余下的一份合着一些野菜咽下去维持她和我的生命。
我的两个哥哥从父亲发绿的目光和急切的呼唤中看到了一种残酷的后果。猫当时并没有预感，从空洞的粮仓上露出脸来，亲昵地应了声，殷红如血的小嘴在我两个哥哥心里吻了一下。黑猫在仓门口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就跳下来，父亲从那头大步向猫扑来。那时大哥已经十岁，正不停地抖动着在他背上嚎哭的我，他已然体谅了这即将发生的事实。但七岁的二哥却不能容忍心爱的猫被害，他飞起一脚将毫无戒备的猫踢出两三尺远，突来的变故几乎将猫惊厥。然而低能动物特有的天性使它警醒，在父亲扑到的一瞬间凌空飞越，以一种罕见的老猫之神速在板壁上留下几道划印之后凌驾于我们头顶的房梁上，它低低地贴伏着高度警惕地监视我们，从极深处发出充满敌意的低啸。这之后不论父亲用尽了什么花招，猫就是不下来。二哥理所当然地为猫承受了一巴掌之苦。但后来父亲逼问二哥说：“你是想要猫还是想要你妈？”二哥突然害怕起来，一股汹涌的恐惧向猫爪一般突兀地伸进大哥二哥的心口，二哥哭了，大哥也哭了，我当然仍在哭。然后一家人同心协力去哄猫。猫天然的危机感显然被唤醒，它就这么一个下午伏在那儿一动不动，耐性是猫的天性，我们一家却急得团团转，父亲叫二哥继续哄猫，又教二哥如何制住猫的办法，又叫大哥在火堂上架锅烧水，父亲就出去了。母亲就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上无声地观望，只有泪一串串地流下。傍晚时分，父亲回来了，他从水辗房的板壁缝里掏出一撮细糠，用宽大的桐树叶盛着，大哥说还有一些蜘蛛牵过的网丝迹。猫还在房梁上不动，父亲去弄来一根长竹竿，但还没往上捅，猫一下就腾窜出去了，带走了我们的一片希望，遗给我们一片绝望。
于是父亲想到集体的粮仓。
在二十多年后我终于清楚了笼罩着我们心灵的巨大阴影的始末时，我有一连串悲怆的假设。假设我的父亲在偷了那用衣襟兜着的不会超过两斤米的救命丹药时手脚利索些或者说老练一点；假设发现的人是别人而不是村支书，那么一切都有可能风平浪静。偏偏我父亲将撬板壁的作案工具柴刀也丢在米袋旁，衣襟兜着的米也星星点点地漏到我家房前。漏得也并不多，也许那时的人们对粮食具有特异的视觉，支书和两个民兵凭着一支昏暗的手电筒光居然寻到了，当场将正往锅里倒米的父亲抓住了。
大哥说两个民兵是别寨的，他们看到仍然嚎哭的我和奄奄一息的母亲时，都于心不忍了，但支书命令他们将锅端走了，紧接着吹响了哨子将全寨人唤醒。往下的议程没能按村支书的意愿进行下去，我母亲咽下的最后一口气为这件事打上了破折号。按照我们的观念，偷盗和讨饭是耻辱莫过的事，但我的父亲却去做了。我母亲那么快就离去，我想很大成份是惊悸所至——一个老实本份从未见过世面一生小心翼翼度日子的苗族妇女在一阵阵凄厉的哨声中瞪直了眼神，大哥说父亲跪在母亲面前反复忏悔，后来母亲在哨声停下来的时候活过眼神来，她说父亲是喝醉了酒。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句话，却从此决定了父亲的性格，后来生活里渐渐有了酒，父亲就用母亲的最后那句话浸泡自己，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跌跌撞撞。
那天紧接着在现场开了一个很严肃的党政会议，会议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召集者的初衷，我母亲毕竟是寨里的第一个饿死者。据说那一场灾难我们寨里有五人饿死。第二位便是支书的母亲。会议决定补助我们家五斤米，父亲原来是拒不接受的，但父亲的行为被一群寨老严厉地制止了，那五斤米代替母亲的乳汁一直喂养了我一个多月。
大哥说三天后我们一家又看见了那只黑猫，它仍然百倍警惕地低伏着但不是在房梁上而是在母亲的新坟上。虽然那仍然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全家不胜骇异，继之毛骨悚然，父亲说它简直是个鬼魂。它在倏忽间消失，以后再也没看见过，偶尔在某个深夜里传来几声酷似它的呼唤，大哥二哥就争议是或不是。这种争议一直延续到我记事。
——村支书便是黛菩的父亲！
五
我所供职的单位为我的行动提供了极大方便，县里提供交通工具并派人陪同下乡，到乡政府时一头三十来斤重的香猪已经宰好了。我充其量只不过是个编辑，况且那是一份学术很强的杂志。我被视为“省里来的领导”，书记、乡长组织了全乡副职以上的干部参加的汇报会，专题向我汇报工作，希望我能将他们的艰苦的工作和条件登上报纸。一方面我欣喜毫不费力地了解了这个乡的各种具体数字，一方面又如芒刺在背，心被某种意念深深地戳痛。
热烈的酒宴进行不久，我终于忍不住问身边的妇联主任，一位四十多岁的当地女干部：“你们乡有个叫杨敏的妇女吗？是从我们寨子嫁过来的。三十来岁的年纪。”妇联主任竟一下子想起来了：“哦！就是民兵连长的老婆。明天我们就到她们那个村去。你们是兄妹还是老少？”“是平辈。”我竭力克制着使口吻荡不起波纹，又适时地将话题扯开。
……但是，我不能再喝这第二碗酒了，它会激荡我，喷薄我。我寻个借口离开酒席，走出乡政府的大楼，让思绪踯躅在忧郁的黑夜里。一种陌生的夜鸟在黑暗中鸣叫，其声悚然警然。
高中毕业后我未能考取大学，回村里当了一名代课老师，那一段镂刻在心里的岁月是我和黛菩的花季。
那是一所完小。教室里还有我们温热过的桌凳，有我们灼然聚焦的目光。
白天，我们形同路人，我在学校里上课，她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学校在寨子与冒沙塘之间。从寨子到学校之间，有通往田野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总是无误地在一切能够遭逢的时刻里在路口上遭逢。尽管我们都以一副彼此冷漠相向的面孔告白旁人，每一次，她的身影会像一团火球般带着一股灼热扫过我的面颊。我追逐着她的背影，惊奇于她怎么以这样婀娜的体态去挽那一只竹篮，肩那一柄锄头。任凭她混杂在十数个一样的衣裙，一般高低的姑娘们的行列中，我的目光会拣出她来。
夜晚，我们准时相聚在学校我那间办公室兼休息室里。那时我们都利用尽可能的机会搜集歌谣，夜间里整理翻译出来。黛菩的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虽然她父亲将许多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初三也复读了两年，仍没能考上高中。但她对歌谣的记忆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五十句以内的诗歌，她只需听一遍，第二天就可复述出来。如果上百句以上的诗歌，便采用每一节或十句中记录一句的办法。这样，再长的歌也难不倒黛菩。在那些寂静的夜晚里，我坐在靠椅上记录或翻译，她侧坐在紧挨着桌头的那张铺了稻草、用从新华书店包课本回来的牛皮纸当了垫单的单人床上。那张红唇不时吐出一句句激荡心情的诗句。这时会有一股突来的电流袭击着心灵，我迅速将目光扫过去。她眼里同样闪烁出灵光，我们的心旌在交叉迸射中摇撼得难以驾驭。但也仅在一瞬间，她迅速地将火花藏进深深的心底。手上抚弄着一支铅笔：快写呀，鸡要叫了……
十多年后我再次拜访了那间斗室，它依然如故，黛菩也充满忧郁地镶嵌在那里，长睫毛的眼睛，永远泛着微红仿佛才回忆起一个羞涩的脸颊……我想起那些静悄悄的包容着我们的故事的夜晚，我桌上放着学校的闹钟，我们的工作只能进行到十二点。这是她的家规。我将她送到她家的木楼前，听见她将手伸进门洞里去活动，然后门吱呀地张开漆黑的嘴将她吸进去又吱呀地封闭了。我一次次地将自己的思绪回马到刚才的疆域，浑然不知这双脚要将我载往何方。多半是躺在学校那层牛皮纸上辗转反侧。
六
我现在正一寸寸地靠近黛菩。
通向黛菩的路是这样的能难。
一面已被踏陷为深深的沟，另一侧又走出一道路基。在这里，我更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那句真理。我们像几块浸透了水份的沉重的木头在激流中跌跌撞撞。
妇联主任在前面为我们开道，她手持木棍，不断地扫打着路两侧探进来的草茎和荆刺。千万颗露珠珍珠般在倾刻间胭销玉倾。我们都依借手中拐杖扶持，费力地追赶妇联主任。时不时地有奇形的树怪状的石从雾中冷丁地探出浮悬于额际之前，角度的转向在制造着不胜惊骇的动态。不由你不耽心路会在前方的某一处突然断了。抑或将人引入某个绝崖……但又明知这是杞人的忧患，妇联主任从参加工作就常走这条路，现在那个村正是她的点。需要用这条路作交通，到乡政府去交公粮买油盐的有三个村。是个不小的片区。
我的思绪仍然不放过昨天的回忆：黛菩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呢？父亲的去世，固然令我十分悲痛，但也无形中为我和黛菩的结合提供了条件，可黛菩却在我回到之前突然失踪。
在五十年代初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土地归属权的变更中，黛菩父亲以耿直无私和积极获得了群众和组织者的青睐。于是他一路顺风地入了党当了支书，在一切都归集体公共所有的那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主宰着我们那个村。人情世故是凹凸不平的地表，好像我们的一首歌中也有过这样的设问，只有打开天上的水闸，才可以让人世间均衡。可是村支书用的是一根棱角生硬的直铁条，在饿饭的年代里他为集体保住了一仓粮，却饿死了五条人命，虽然他自己的老母亲也是直接的受害者，但谁也不会原谅他。七十年代里有许多地方悄悄地搞单干，我们那个大队却没法进行。有人偷偷地烤了酒请他去喝，酒足饭饱后他照样收人家的税罚人家的款……
上级却非常欣赏他，支持他，以至于多次的支部换届都没能将他推翻，八十年代初他的权力被一位年轻有为的复员军人所替代，这时，他才真正收割了自己种下的情感的稗子，连自己的亲兄弟都冷眼相待……他在一场无由的疾病中突然将板直的腰折成了九十度。
我们的目光渐渐地成熟了：在某个夕日残照的黄昏，淫雨霏霏的清晨或烈日焦灼的午间，他拄着杖佝偻如澳洲一只不能跳跃的袋鼠，匆匆地走过，无言地走过。当需要与人对话时不是将腰上伸而是将后臀往下坠。
就在老支书下台的第二年春天，寨子里一位老歌师神秘地将我邀到他家。在煤油灯下昏黄的堂层里授给了我一首歌。这首歌是仿古歌《佳》以编年史的形式创作的。所采用的材料基本上从民国年间到七十年代末发生在我们那一带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轶事，最后一节就是唱才退位的村支书的。记得起首的几句是：“有个麻勾相（支书苗名），收了饭甑和铁锅，铁锁钢枪把粮仓，叫人天天去吃食堂……”后面自然提到了我家里发生的那一幕，也提到了村支书同样使自己母亲饿死的事。
这样的归结是否太粗疏了我的民间诗人啊？这些仿佛都是浮泛的表层。然而一切终究又何须言说呢？换言之，仿佛是一位历史人物说过性格就是命运，为村支书换一种性格又如何？我们永远摆脱不了一个强大而深沉的命运主流。所感悲哀的是，山洪本身的力量永远不能够将它造就的所有悲哀冲涮干净，坑洼处永远会将一些浊液挽留。
在来方雷之前我回了趟家。离家又是五年的时间了。晚秋的风强劲地吹，我在深夜里提着一包糕点和一条红梅香烟出了门。我要将一个下了无数遍的决心付诸行动。天是景泰蓝的，新月像梦中抽象的船泊过屋檐泊过枫香树菱形叶的间缝，然后朗照着空荡荡的门闾。过去我们曾不忍放弃过任何一个这样的良辰美景。现在的青年们再也不需用这种形式……这些石礅，这一方曾经营造过甜蜜爱恋的天地变得如此的荒芜苍凉。
我敲了门，我知道老人并没有睡，虽然已是深夜十一点。也知道他住在楼脚。老人佝偻着身子为我开了门，但对我的来访并不感到过多的惊讶，是早就有了预感还是世故的麻木？低矮的竹椅靠背于他已然失去了意义，他将胸压在双膝上，头艰难地掀起来迎我：“多谢你还记挂我！”他说。二十五瓦的灯泡上放出被厚厚的污垢减了度数的昏光，网罩着老人的脸。一切都令我神情恍惚。那时候他却非常坚定地支持女儿和我相爱。仿佛又一次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一项政策。后来我和黛菩的事终于被父亲发现，父亲又以一种让我们一家难以承受的方式来抗议我。这时黛菩告诉我，她父亲愿意出面去向我父亲求情，用他自己的尊严去换取我们的结合。我不知道一个一生全凭着坚硬的个性支撑下来的人将会拿出多大的勇气来委屈自己的心。
即便是这样也没让老人的决心得以实现，一家人都在坚决地阻击他。于是就在那一年冬，老人吃力地负着一只大公鸡，伛偻着腰翻越过那架很大的山，到县城里去寻找一位曾在我们公社任过副书记的老上级。他那位上级正任县教育局副局长。随着，温暖的春风向我们扑面而来——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黛菩就带着红头文件到学校里来报道。她已成为一名民办教师。
在朦胧的火堂里，我们像两条小溪在平缓的地段里融融交汇。老人俨然一位理老，多借用古典格言来抒发胸臆，阐释人生。我们嘴上愈是迂回于一个不堪回首的往事，心底却更加被那道潜流冲击着。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这次要到方雷去。我看到老人眼里闪烁着两星火花，那也只是一闪而过，倘若不经意也不会捕捉到。“我去看祭鼓。”我又作了句极其苍白的申辩。
老人似乎没在意我的话，思绪游移着，眼神飘忽迷离，吸了一口很深的烟：“七八百年前，我们也共过一个锅灶。”浓浓的烟雾漫出缭绕着那个悠远的年月，“那条路不太好走，没有车的话中间要歇两夜。车也只通到林场。”
……现在，我正走在这条不堪言说的险道上，历验着一个伛偻着九十度腰的老人蹒跚在这里爬行的艰难。我想起老人送我出来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老人说：“去吧，顺路了去看她一眼，都是成家的人了，当个舅家的人去看她一眼吧！”老人的话语很淡泊，仿佛这世界从来就是平静而温馨的。然而秋夜的凉寒凄楚却那样深刻地凝冻着我的心。
七
我们整整走了四个小时，雾岚被我们走散了，散得无踪无影，太阳不知何时爬到了中天，这时我们又站在一峰山顶。转过峰背，就看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曾无数次地在心中梦中构筑着这块地方：喀斯特的瑰丽？桃花源式的恬静悠闲？千年积叶般的肥沃？……都支离破碎得无踪无影。方雷永远是现实的，也是远古的。望乡台上那位远去的少女所留下的歌正静静地嵌在我们眼下的峡谷里：
它是一口锅
一口煨茶的鼎罐
我们掐了蕨菜煮青天
……
我们脚下的山脉和对面的山脉从北面的高峰分支，曲折着向南游走，又在目之能及的南边交汇，山谷底有一条河作两脉之界。这块如船形的小盆地就成了这一支迁徙部落漂泊的最后栖身处。应该说这里的地势有些缓和，半坡下的梯田虚迷着一只只眼睛，分布着的小村寨像一蓬蓬蘑菇……一切都显得寂静，像一处原始遗址的保存。对面河边的寨子看来是最大的寨子，寨头上有一丛火焰般的植物，我猜想那一定是枫香树了，我被血统的灵犀点触，薄薄的蝉翼在心尖颤动。妇联主任说那正是我们需要去的地方。
看来并不怎么远的小河，我们足足走了四十分钟。斜斜地穿过一片茂密的杉树林，足才踏在半山腰里的梯田埂上。梯田依势开，弯曲的浪线环着坡面延伸，在某个突然的陡峭处中断。永远是窄而长的田像一条条长长的苦瓜或畸形的葫芦。在这里找不到一块方形田，汉字的“田”仿佛不是为这儿创造的，它无法使这里的人去象形会意。田埂下高高垒砌的石壁，有的竟是田面积的二、三倍。我无法想象在数百年前一群衣衫褴褛的逃亡人们怎样地凭一双手和木棍创造出这些田园的。
我在一方高高耸立起来的石壁上驻足良久，静谧地倾听一种朦胧而憾彻心灵的喘息和号子声于石缝里挤出来，我如一只卑微的小甲虫在这声浪中浮生。我曾听到过许多歌唱“层层梯田美如画”的歌子，有谁想到过这事倍功微的劳作？在这里，我只想歌唱大坝子方块田。
我们这一支队伍是由县文化部门组织的立体采风队，由县文化馆长老曲带队，他是位戴着有墨水瓶底厚的眼镜的老学究，在民族文物上有相当深的造诣，有披长发的美术男仔，写新闻的土记者，摄像师，搞舞蹈的李小姐像天鹅般的出众，莲藕般鲜嫩，山里人只知道襁褓中的孩子才具有这种肤色。我们这一行人就这样令山里人眼花缭乱地招摇过市，每穿过一个寨子便吸引一条长尾巴。穿过五个村寨，尾巴已经续得很长很长，像一支送亲的队伍。
有几个孩子早领了妇联主任的将令，飞毛腿似的提前去报信，村支书带着他的一班人马到河边来迎接我们。
这是几位敦实却偏矮的苗家人，他们脸上黑色素甚至比山外的农民都要重些，显然他们都匆忙地修饰了一下自己的形象，几乎都套了一件有几层新的桨过的土布外衣，但有的高撸着的裤管并未放下。我很难将他们与政治扯在一块，看似六十开外的村支书却也能道出一口流利的当地汉语方言，这多少给我一些意外的安慰。而另几位年轻些的汉语操持得反而有些夹生。我仍被介绍为“省里来的领导，”这却给村官们增添了不少的局促，我慌忙改用苗语，村官们的目光灿然一亮，村支书竟一下判断出我口音区是冒沙塘一带的。妇联主任和村干部在我不无惊异中含蓄着神秘的笑意，妇联主任喊：“民兵连长呢？牢，牢。”
牢这位民兵连长从昨晚起就一直占据着我思想的重要位置，但他的出现还是令我猝不及防。他刚才在厨房里为我们宰鸭。牢仍然是个顶多有一米六的人，但他上身一件很抢眼的绿军装令我们耳目一新，那是一件没罩在棉衣上的棉罩衣，面料和两个上衣兜注明了那是件七十年代的军用品。标准的士兵服。我们都吃惊于那折叠得十分规范的线条，但我马上想到这身光彩无疑地属于他身后那个身影的折射。一种抚摸在腥鱼身上的感觉涌泛上心头。但牢是个坦荡而热情的汉子，当得知了我所谓黛菩的“族兄”的身份后，就和支书一左一右地紧帖着我再也不离开，真诚地将依恋之情倾注在殷情的劝吃上。酒被频频地举到唇边，菜也随之直送入我口中，殷勤得甚乎服侍。我在强颜欢笑中渐渐地感觉到已就范于一道无法挣脱的命运套索。
李舞蹈无疑正细心地捕捉着这一具有韵律的人体动作所表达着的丰富情感。她说：“杨老师，我真羡慕你，真的！”我相信她是由衷地感受。这看似过份了也似乎庸俗了的殷情，它的含金量是多么的足赤。
八
黛菩近在咫尺，不，我已经看到她附在她丈夫牢的身上。仿佛被劈开的两片山体在咬牙合拢，它们强忍着啐骨复位般的痛楚，天地间灌满了揉碎骨的声音……
……我们像一对飞蛾身不由己又忘乎所以的玩火。终于，在一个深夜里，父亲不知到哪里去喝了酒，猝不及防地飘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记得楼下的门闩已经插好了的，其时我们正潜心地核对我们近期搜集到的两个不同版本的《仰阿莎》，我们实在是被后一首的绘声绘色的细节描述打动了，心已然融入人物活动的脉博里。父亲是怎样使门闩退开，怎样踏在松散而爱呻吟的木楼板上我们浑然不觉。我和父亲的目光在煤油灯罩上方碰撞的一刹那，我看到了目光里的成份，只有严厉与清醒，绝没有一丝醉意，以至后来我一直怀疑父亲醉态的真实性。
……那种惊骇与尴尬的一瞬间实在不堪言说。父亲突然戒酒了，再不理睬大嫂放在他面前的那碗酒，到碗篓里拿了个土碗自己盛饭吃。连续四天拒绝喝酒，一天不多说一句话。饭量也渐渐减少了。我在第二天就终止了夜间的活动，在家里心乱如麻地承受双重的挤压。第五天开晚饭时父亲没回来。这时天已黑定，我们全家都慌了，四处去寻找，大哥突然记起父亲下午是拿着镰刀出门的。大哥和我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苦李坡那一块芭茅草地。
我和大哥浸入十二月的寒冷中，缩紧了心地惦念着苍老的父亲。冬天的夜死寂空旷，大哥的话让我陷入死灰：“鸟，算了吧！你看爸，太苦了！”两位哥哥早就知道了我和黛菩的事，只是不忍心挑明。但凭直觉我知道他们谅解我们，“我晓得迟早会有一次痛苦。趁现在皮还在烫，就烙到底算了。”
大哥走在前面，我们正摸索在一条纤陌狭窄的水田埂上。应该是中旬的月夜了，天被沉沉地锁着，目光已然失去了作用，只能以脚掌缓缓地摸索着一寸寸地向前移动。过了田埂是一片旱地，才放开了脚步。
黑暗堆积着的前方出现了一星火光，大哥说：“是爸！”我的心被蜇了一下，忐忑地随着大哥走。过了那一块斜平的青石板，心中的隐疾果然被证实，正是父亲，蹲在母亲的坟前吸烟，一大捆芭茅草扔在一边。大哥划燃一棵火柴，照亮了父亲毫无表情的脸正对着母亲冷凄凄地荒冢；大哥又划燃一颗火柴，见到父亲倾出愤懑的愁绪……我的心被冻结在那个夜晚，冻结在母亲的坟前，我只能向父亲屈服，请父亲饶恕我的无知，说违心的话，又违心地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我在房间里千百次地强迫自己抛开黛菩，强迫自己仇恨老支书，但我怎么也进入不了父亲的情感区域……
父亲戒了整整七天的酒，戒得一身的皮包骨头后又恢复了喝酒。随后是春天的到来。在那些春潮涌动的晚饭后我们都坐在栏杆里看父亲明灭的烟斗，倾听田野外的蛙声，听和熙的风将寨门闾上的歌声叶声口哨声鼓荡，看月亮朗照着门前的樱桃花。夜间我再也不出门，父亲每餐晚饭总要微醉一下，也不时地来一些亲朋，走一些亲朋，飘飘悠悠地往复着。
可是我总怀疑着父亲的醉意，黛菩已经成了学校的民办教师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在白昼里名正言顺地相处他不可能不想到。
五月，正要期中考试，父亲从城里回来，让我进城一趟，说叔父要找我。叔父骂我：
“你怎么这样没出息？代一辈子课？在农村讨个老婆像你哥那样守那几巴掌田？你哥没读几年书，你呢？一个高中生，读得那么容易？你爸像喂猫一样把你养大，一家人都说你在小时太苦，一定让你读书……你看你，堕落到了哪样地步？”
叔父整整训导了我一个多小时。这时的叔父已是县里赫赫有名的常务副县长兼县委副书记。那天的整个晚饭时间都被叔父利用了。我谨小慎微的接受教诲，叔父的训导也不限于我一人，几个堂弟妹也陪着我唯唯诺诺。我们都在饭前收到了叔妈的“天气预报”，并知道这政治课之后的福音，果然叔父为我谋划了出路，像一道简易的三步运算题，先到省某学院附中读几个月的书，然后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和优待进入预科，读一年后就会顺利地成为正牌的大学生。这道看来十分简单的初等应用题着实管用，几年来我正是按着它的运律轻易地步入了吃国家奉禄的国家干部行列。我毕业时叔父已成为了人大副主任，但他还是顺利地使我留在省城。
我从城里回来时满坡的绿叶叠翠，杜鹃花一丛丛向我打开笑靥。我和黛菩都意识到这将意味着什么。但更大的诱惑在鼓动着我们迈开这一步——农业户口像个巨大的火坑摆在我们面前，那些高昂的口号和立贞节牌坊似的荣誉辅佐着框框套套让你只能守活寡不得改嫁。只有读书才能跳出这火坑。
我们又一次艰难的告别。没曾想到的是，这告别竟撕开了永恒的裂变，诚然汲汲难捱的十年岁月也可熬尽而这被轰击裂变了的原子核却永无愈合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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