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作嫁衣的欢乐

——编辑手记

 ●雪燕

人常说，当编辑是为人作嫁衣。我当编辑三十多年，我的感受不仅仅是在为别人缝制漂亮的“嫁妆？，而且每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万花筒的世界，它使我不断地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并从中吸取新营养，提高自己，充实自己。

可以说，编辑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读稿中度过的。

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稿件，而且每日看稿读信都要与各种文字打交道，不管是工整潇洒清爽醒目的字迹，还是歪斜模棱槽蹋圣贤的字迹，都得耐着性子去读去看。几十年来我就是这样默默地在这些工工整整潦嘹草草字迹的海洋里寻找着闪光的贝，同时也不断地锻炼着自己的识字能力，每当读到一篇上乘之作，真好像与作者有过一次生命的交流。

编辑的工作对象是作家，初出茅庐的，名不见经传的，功名就成的都得打交道。因此组稿就有了很大的学问，尤其是向名家组稿。记得上海的一位同行给我讲过他的一段组稿经历：那年他到北京向一位红极一时的作家组稿，朋友们提醒他说这位女作家眼下很难见。他满有把握地说不会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于是他敲响了作家的门。开门人告诉：下午三点到五点会客。我知道。请告诉她我是上海来的。门开了，他进来了。没有让座没有客套来了一句见面礼：你们这些编辑真像苍蝇躲都躲不开。这位同行修养得可以，一直笑眯眯地瞅着他的作家老朋友，心里说不管苍蝇不苍蝇，给我稿子就行。

对一个整日与文明打交道的灵魂工程师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心态，无疑这种语言对谁都是一种伤害。因为繁荣神圣文学事业的蜜，是由作家、编辑家共同来酿造的。古人云：“敬人者人恒敬之。”从朋友的这个经验，我又一次领略到处人做事的内涵，更懂得了尊重别人与尊重自己。

这使我想起了与几位起步艰难的作家朋友的友谊。

从东北农家院走出的满族女作家吴秀春，只有初二文化程度，农家院的活，养鸡鸭整年围着锅台转，她不甘心这样一辈子。于是她一边干活一边剁猪菜一边在孩子们的废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下自己想好的句子。晚上丈夫和孩子们睡了，她爬在炕沿锅台上记下那些零散的故事。眼睛熬红了，家里的活计丢三拉四，招来丈夫的一顿打骂。邻里也讥笑她：女人家不识几个字还写啥小说？视为“不正经”。她左耳进右耳出坚持走自己的路。终于在多方热心人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并进了鲁迅文学院学习。她到处流浪，写出了不少反映东北农村的好作品。她文笔朴实，农村气息浓郁。《半路夫妻》是她的代表作。《民族文学》上发表了她几个中篇小说，前年在北京改长篇时经济拮据又无住处，我帮了她一点忙，为此她感激不尽。她说她能走到今天，是好心人扶起来的，今生今世她都不会也不敢忘怀。

认识安黎也是偶然，1985年在一堆自然来稿中读到他的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人的恋情悲剧。特别是文中对陕西关中小镇的描写，一下子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不断地通信使我了解了他的困境和创作的艰难。他家境穷困潦倒但创作异常努力，他的自传体小说《丑脚丫走过故乡》、《面对法庭的忏悔》，我都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他文笔锋利出手不凡，正如贾平凹同志在为他的一本书写“序”里记的“安黎的文章，见解标新立异，幽默可人。正是于此，他的深沉不流于声撕力竭的鼓动，也不沦落于油嘴滑舌的絮叨。”

1989年我介绍他到鲁迅文学院学习，贾平凹同志很赏识他的才华和诚实倔犟的为人，遂调他至西安《美文》做编辑。著名作家陈忠实这样评价安黎：“我很欣赏安黎的诚实。这不仅是他的语言，确是我阅读他的文章的突出印象。诚实既是立身做人的基本，也是立言为文的根本；没有诚实的人立起来的也只能是一个虚伪的空壳之身，没有诚实的文学立起来的也肯定是一堆没有血肉没有思维的废言……”

去年他生病住院，当他得知我出差西安时，连夜从医院请假跑了很远的路到我的住处看我，我责怪他不该带病跑这么远，应该我去看他。他语气低沉说：你是我的恩师，你来了，我无论如何也得来看你，咋能让你来看我，并欠疚地说，如若不然，定陪老师到家乡耀县，到西安的各处看看走走。他还多次来信和写文章感谢我对他的那小小的帮助。他说：“在我的文学生涯里，您是对我‘输血’最多的人，也是真诚的向我伸出手的人。在现实社会世风日下，而您的真诚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就更令我敬佩。每每我对人类产生绝望念头的时候，您犹如一盏明灯，就会闪烁在我漆黑的夜里。我尊敬您的高手的真诚，但我更尊敬您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还有什么比得到作者朋友的这种厚爱更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吗？

经李国文、雷达同志介绍认识了广东东莞的满族作家胡海洋。他是一位稳重儒雅造诣很深的中青年作家。初读他的小说时总以为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知识分子的父母注定他命运的悲惨，他下放农场10年，当过茶工、林工、山农、卖过冰棒、县剧团的三流乐手、保卫公安等等。由于他对文学的执著和诚实的为人使他“赌了夫人又折兵”，最后全部家当只剩下5角钱连同他的视之为生命的书。幸好他有手中的笔，否则他又能用怎样的方式表达他的思考与悲哀呢？他也只有用他手中的笔执迷地书写着心中那至高无上的呼唤。

他文笔练达幽默，创作风格极富个性但又异常艰辛。他的每部作品都贯穿着深沉的理性思索。他的注意力总在人生、生命、苦难、困惑这样一些或许永远无答案的问题上困扰自己也困扰现代人去寻求思索。他在《民族文学》上发的中篇《书话》，就是以书为灵魂为线索贯穿人生各个时期的种种苦恼、困惑、生存的窘境、灵魂、人格的扭曲与煎熬。《水命人》则描写了生命意识的孤独感。读来令人酸涩涕泪。每读他的作品都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作者用生命写出来的。

贵州苗族作家杨村是著名作家伍略的得意门生，他文笔娟秀忧伤，跟他的人一样淡淡的。潘年英先生在为杨村小辑的开头这样写道：“杨村的叙述风格别具情调，在小说中你看不到激情渲泄，也看不到浮躁，世界总是一幅静静而淡雅的水墨画，但只要你走进去，就会在淡淡的叙述中领悟到生活的那份沉重，甚至惊心动魄。”杨村自己也说，他想淡淡地叙述生活，叙述老百姓的故事，当然不是有意将生活淡化为一杯清水，而是让人们在淡淡的层面上慢慢感受一种沉藏的凝重，一如生活自身，看似波平浪静，实则潜流翻涌。《民族文学》上发表的《钟声悠扬》、《天高云淡》，笑声里隐藏着说不出的伤感。

他的创作也很艰辛，处境困惑，但他说他是靠努力才生产作品的。我对他没做什么，只是编了他的小说；去年他来京，我到他的住所看望了他。感激之情非让他写一篇小文而见报了。也是淡淡的，然而那美好的情谊落于字里行间。

莎士比亚说：“有许多朋友的人，就是有许多财富的人。”自慰地说，我是有许多财富的人。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使我结交了不少这样的作家朋友，他们中间有的成了著名大家，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依然是他们忠实的朋友，依然坐在编辑的板凳上读着他们的作品，同他们和他们的人物默默对话，谈天说地，领略人生的真谛与艰辛，体味生活的苦与乐、美与丑、理想与奋斗……每当他们的作品发表问世时，我也怀着喜悦的心情，分享着他们的每一次成功，从中得到了无尽的欢乐。

原载《民族文学》199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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