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心存厚望，但2000年似乎也不是一个吉利的年份。春节之后不久，在一次平常并且有些偶然的通话中，我便得知两个噩耗：一是我好友的父亲 —— 一个善良忠厚的苗族老人于农历正月初五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二是专门报道民族新闻的《贵州民族报》近日突然死亡，前者享年71岁，后者仅走过14个春秋。一老一少在21世纪的早晨化为西去的烟云，不能不叫人寒心。当给好友发完唁电之后，我便赶紧在南方的夜色中草写一篇无泪的祭文……
《贵州民族报》和我大学毕业后最初供职的那家报纸是同一个生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两家报纸才结成了“姊妹报”。想不到四年之后的1989年5月，我也成了《贵州民族报》的一名记者和编辑。尽管当时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但工作非常开心，大家一边看稿，一边开一些有荤有素的玩笑。唯一的遗憾是报社的小姐都已经名花有主，并常常带着他们的先生在我们一帮寡公子面前晃来晃去，不知道是在炫耀，还是想提醒偶尔冒出横刀夺爱之念的我们……但好景不长，报社的人员逐渐分成了派系，彼此之间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攻击，原先有说有笑的办公室常常传出骂声和哭声。1994年5月，我离开报社而转到一家杂志谋生。起初我以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就可以如释重负，可不久就发现身为苗族的我依旧惦念着为她工作5年的报纸，所以一有空就去那里坐坐，碰到合适的新闻，就立刻想到要为她写一篇稿子。1997年6月，我离开贵阳调到广东工作，当新单位问我需要订阅什么样的报纸时，我立即说出了《贵州民族报》，并抽空为她写了几篇据说反应不错的稿子……
1999年2月，我的一个同乡好友调任《贵州民族报》社长一职，在理顺原先复杂的人事关系之后，决定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各族读者的需求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许是因为我曾经在那里供职的缘故，他于9月13日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帮帮他出一点主意，还说最好是搞一份书面的东西。放下电话，我立即打开电脑敲击了以下的文字——
W兄：
今天早上和你通电话，听到民族报明年要扩为八版的消息后，心中非常振奋，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新闻工作者的理想和夙愿。尽管我们已离开这个岗位，但我们的心中依旧盛满了对民族报的眷念与祝福，我一直把我在民族报的日子视为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岁月，在那里，我认识了贵州，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沧桑苦难而又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在那里，我第一次懂得什么东西才是一个民族的期待，我就是在他们那庞然的背影中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与沉重，他们的存在无时不在鼓舞着我的生命。贵州不仅是我的生长地，而且将永远是我的精神故乡。
从你所传达的信息来看，民族报应该是处在一个可以做大事情的最好时期，首要一点是有领导的重视，对于一家处于创业阶段的报纸而言，没有领导部门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有实质性飞跃的。我完全赞成你所作出的不加快出版周期而扩大报纸容量的战略选择。事实上，摆在民族报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向日报方向发展，一个是向深度和特色挺进。前一个选择需要有一支庞大的队伍，需要有完备的技术设施，这对于民族报来说显然是一个难题。况且在当今电子传媒突飞猛进的时候，报纸的时效性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果一味去追求时效，无疑是一种自杀性行为。因此，追求深度新闻，剖析社会现象将成为报纸的工作方向。民族新闻报道一直是中国新闻界的弱项，目前从北京到地方为数不多的民族新闻报刊几乎都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他们的存在对于读者几乎没有影响，这种悲哀的现实恰恰为民族报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民族报的扩版可以说是一场决战，它的意义不仅只是在贵州，在很大程度上，它扮演着中国民族新闻走向新世纪的尖兵。因此，新的民族报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一口号：记录时代风云 展示民族变迁 奉献特别新闻。为什么我说的是“特别新闻”而不是“一流新闻”呢？中国报刊多如牛毛，他们的版面消息无非是一些国际国内新闻加上一些娱乐时尚的东西，面孔雷同，就象贵州日报和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民族报不是党报，他仅仅是一张民族类的报纸，“民族” 是她赖以生存的土壤。但多年以来，我们总是把她当作党报来办，摆错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总是很在乎她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可现在回头去看，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反而出现了不伦不类的味道。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民族”——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问题，忘记了作为一家民族报纸所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有人以为只要每期报纸上出现贵州各个少数民族的稿子或者消息，就是有民族特色了，这真是天大的误解。贵州民族报要实现为读者“奉献特别的新闻”，编辑人员就必须牢记三个原则：民族性、可读性、先锋性。为此，我想对这三个问题做一些阐述和界定：
民族性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触及这个话题是民族报的使命。我所理解的民族报的“民族性”应该是：在传达党和国家有关民族政策和报道民族地区动态的同时，要走进少数民族内部，倾听他们的声音，让全世界都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唤起人们的理解和关注。要邀请各民族学者就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笔谈，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思路。关键在于我们要有面对本质的勇气，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哪里又过“四月八”、哪里有火把节，哪里有“三月三”，哪个地区的民委领导去看望孤寡老人，哪个县民委又拨多少钱给哪个寨子修路……比如我们报道各个民族学会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时，通通都是说有多少人参加，有什么级别的领导出席，但对于这个学会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却避而不写，而这样的新闻又有什么民族性可言呢？比如最近几期登有几篇领导的文章，我仔细拜读过，其中所触及的问题和见解都很精彩，但为什么要用领导发言这种让人反感的方式登出来呢？为什么不可以采用学者观点或者问题调查之类的方式出台呢？如果用后一种方式，效果肯定比前一种要好。贵州的民族新闻资源非常丰厚，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和发掘，所以民族性是被我们自己丢失的。比如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到底是一纸空文还是作用巨大，完全可以用现有数据来回答，不论哪个民族的读者都会对此有兴趣的。民族报扩版后，我建议进行一些民族问题的专题策划，集中火力猛攻几个题材，影响就会很快扩大。
可读性是老生常谈，但这是报纸无法回避的问题。一张没有可读性的报纸是没有生命的。关键在于民族报的可读性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能让人读出什么东西。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民族特色问题。
先锋性对于民族报很重要，一个民族不论先进和落后，他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状态，而作为民族报所反映的内容也肯定要有预见性，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看问题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报道一些表面新闻。先锋性不仅只是内容，版面构成及其写作方式也非常重要。必须改变目前这种老气横秋的写作作风和版面风格，要营造一种广开言路的气氛，提升读者的思考力。没有探索精神，就没有民族报的新生。编辑部应该认真规划每个版的特点，并根据内容要求建立自己的作者队伍。
民族报的扩版，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文章的质量。就目前情况而言，光靠编辑部的力量显然不够，要依靠大量的民族作者来支撑。除了地区民委部门这一块要抓紧以外，还要把贵州目前比较有实力的民族作者笼络进来，及时向他们传达编辑部的意图，听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帮助搞一些专题策划。在省外，也要抓住几个骨干作者并为他们开辟专栏，展开对话,这不仅可以丰富报纸内容，而且可以提升报纸的档次。尤其要注意团结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和关心少数民族发展的国内外其他民族的学者。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抓住一些青年学者并依靠他们作为第一冲击波，效果可能更好。如果可能的话，不仿先召集贵阳地区的一些干将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具体就每一个版面的设置和内容搞一个听证会，每人摊派一点任务，相信他们会支持的。如果把省内外的信息资源都利用起来，民族报一定会有新变化的。编辑人员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要作到不论地域、不分民族，只要有利于报纸的发展就应该给予亮相的园地。对于有分量的稿件应该加大稿酬的力度，虽然作者不一定在乎那几个钱，但毕竟是体现人家价值的一种方式。要把好稿和一般稿件区别开来，刺激作者的写稿激情。现在报刊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五花八门的拉稿手段让人应接不暇。在广州，有的报社已经出现了组稿小姐，靠拉好稿来作为谋生的手段。姑且不去谈论这种办法是否有效，但起码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示：重酬之下必有勇夫。中国的能人多的是，关键是看你有什么样的办法抓住他们。作为一个编辑，最可怕的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自以为是。要解放一张报纸，编辑就首先得解放自己。能否有一支强大的作者队伍，是民族报扩版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新鲜货，那扩版后的报纸可能只是目前状态的同义反复，如此，扩版不仅不能打开局面，反而会增加负担。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不能后退半步。
为确保扩版成功，你们还得做一些必要的技术准备，比如上网。它最少有三个好处：一是获取信息、二是方便作者传递稿件、三是建立资料库。电脑最好有专人负责，及时将作者的稿件和有价值的新闻资料下载送审。
以上所言，如果能够为你的工作提供一些思路的话，我就非常满足了。民族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可以随时吩咐，我将尽我所能去完成一切任务。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乡情和友谊，更是为了我们所热爱的这个事业。看到民族报的进步，我真的感到幸福……
这封信发出不久，我就去了上海开会，也就是在那里听到了中央即将撤消一批报刊的传闻，但我并不在意，因为这样的动作已经反复了多次。从心底而言，我真的希望国家加大整顿报刊的力度，因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鸡报鸟报狗报大多是在玩弄一些欺名盗世的勾当，新闻的可信度在急剧下降，记者也几乎成了骗子的代名词。中央果然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一个部委只保留一家报纸或一家刊物，而省区一级则只保留党报。此时，我也得到了来自贵阳的消息：《贵州民族报》危险了！
作为一个曾经在这家报纸供职过的从业者，我当然知道她所存在的毛病和弊端，也多次被这些弊端折磨得痛心疾首，但想千想万，也依然想不出一条《贵州民族报》该死的理由。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尽管有人也多次呼吁，但中国至今还是没有一份全国性的民族报纸。《贵州民族报》在全国的地位可能无足轻重，但作为中国第一家对开四版的民族报纸，历史也许将给她写下一笔。贵州是一个民族大省，想来也应该有民族报的容身之地，即使万不得已，也可以并入《贵州日报》而为贵州少数民族保留一个番号。事实上，《贵州民族报》的员工以及她的主管部门也朝这个方向进行了努力，但人家就是不买帐。人家也许有人家的道理：我们连自己的民族报道部都撤消了，哪有闲心来管你们的出路？
当21世纪在“西部大开发”的声浪中轰然到来的时候，我看到《贵州民族报》的版面突然充满了少数民族的文字。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创意，但连续看了几期之后，我已经意识到：那是我仍在报社战斗的弟兄们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企图通过某种方式捍卫《贵州民族报》的刊号……该说的似乎已经说完，该做的似乎也已经做到，但《贵州民族报》最终还是死了！
一张年仅14岁的“少年报纸”就这样化成了风铃，摇响在我们深深的缅怀里……历史是无情的，后人也许将读到这样的记载：
《贵州民族报》，一张专事民族新闻的报纸，生于20世纪末期，殁于21世纪初期，适值“西部大开发”的前夜。死因不详。
2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