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７月，我从贵州调到广东工作。既然成了一个新客家，就必须得办新的身份证，虽然这是公安机关的事情，但我总得先从我所在的单位开一张证明。尽管我的档案和原单位的介绍信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族别是苗族，可那位刚刚把我的材料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的人事处长，在开证明的时候仍然在族别栏里随手写下“汉族”两个字。当我尽量用委婉的口气指出他的笔误的时候，这位老兄边改边说：想不到你对这个还挺在乎的。
两个月后，我去公局领取身份证时，发现他们又把我的族别改成了汉族。尽管我也知道在少数民族稀少而又富得流油的珠江三角州地区，一般的行政干部很难体会“民族”一词所蕴含着的特殊意义，但专门从事户籍管理的公安机关也居然如此“大意”，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当我就此事与他们交涉的时候，几位公安小姐却很不耐烦，其中一位冲着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啦，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你何必搞特殊啊？说我搞特殊我当然来气：难道我来你们这里谋一个饭碗就必须得改变身份？有人出来打圆场：这是我们不对，但既然已经办好了，你就先用着，下次办的时候，我们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呜呼！我真的无话可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但每每想起，心中总是隐隐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