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苗学的悲哀

——因于苗长城的发现

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中国苗族最近突然被海内外媒体轮番爆炒，鸡报鸟报姑且不说，连最具民间影响力但对少数民族一向不愿多说（或许不敢）的《南方周末》也以整版篇幅登载洋洋万言的长文——《苗长城的倒塌》。

大小报刊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聚焦苗族，是因为湘西“发现”了苗长城——一座绵延几百里、被当地人称为“边墙”的残垣断壁。这座专门用来对付苗族的建筑远远没有北方长城那样巍峨雄伟，因为它们所要对付的两个民族的势力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吃羊肉喝酸马奶成长的草原雄鹰，一个是靠挖蕨巴种红薯度日的落魄山民。前者征服了中国，后者为几亩薄田而一代代遭到屠杀——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弥漫在苗长城上的历史血腥通过新闻传媒扩散出来以后，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文明人”顿感惊奇：哉也！苗族居然有此等事情？

湘西的苗长城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存在，但直到今天还犹如出土文物般给人一种“发现”的狂喜，这不能不是中国苗学的悲哀。

1987年，当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苗族的学术社团——贵州苗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其他苗族聚居区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学术团体——1994年就有人撰文报喜：苗学正在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研究苗族，但我估计中国苗族当中现在至少有100人靠研究苗族评上了中级和高级职称，加上外围还有众多的“游击战士”——几乎可以称得上一支阵容鼎盛的队伍了。1996年，我在参加完一个在贵州召开的国际苗学研讨会之后，曾经在报纸上写了《中国苗学正在走向世界》的通讯，我真的以为我们的苗学已经很可以了。4年之后的今天，当看到报纸上那些既没有多少技巧、更没有多少深度的关于苗长城的报道居然引起全国性轰动，我对苗学的乐观主义情结才突然粉碎：天哪，我们的苗族学者居然没有汉族记者的能耐！

如果断言苗族学者对苗长城没有什么研究的话，肯定有人要跳出来骂娘。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至少拜读过苗族学者不下10篇涉及到苗长城的文章，尽管是出生在离苗长城不远的一个苗寨，但我也是通过他们文章才知道苗长城的历史。现在可以肯定——这样的文章在苗族读者以外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苗长城的新闻。不说芸芸众生不清楚，你看就连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长、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这个研究长城50多年的权威专家也说：以往历史学家只是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知道中国南方也有长城，但许多人皓首穷经也没能找到它客观存在的一星半点证据（见《羊城晚报》2000年5月2日第二版上的有关报道）。包括罗哲文先生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家不知道苗长城的真实存在，我估计有三种情况：一是没有看到苗族学者研究“边墙”的文章；二是苗族学者的研究没有到位，风情性的描述吸引不了专家的兴趣；三是或许看到了，但怀疑苗族学者的研究水平，所以也就不把它当一回事情。但不管是出于哪种情况，也只能说明我们的苗学仍然没有占据应有的学术地位。

我不是说所有的苗族学者都必须研究苗长城，更不是把研究苗长城作为衡量苗学研究的尺度，因为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当代现实——比如温饱、教育、经济等等问题远远比苗长城重要。使我困惑的是，当苗族的贫穷越来越醒目的今天，我们民族的学者却忙着去怀旧：楚国是不是苗族所建；苗族是否也参与了美洲的马雅文明；一个说苗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说苗族是来自西伯利亚的移民……后来不知怎么又达成了一个共识：蚩尤是苗族的祖先。此后大家便分头去搜集民间传说，似乎要把蚩尤问题办成一个铁案。某年某月听说河北涿鹿修建了也有蚩尤在内的“中华三祖堂”，一声吆呵，大家又象回乡华侨一般扛酒买肉北上祭祖，狠狠地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可是，苗长城——这个既不遥远，又能够为研究苗族历史提供最佳载体的真实存在却湮灭在蚩尤的迷雾里——这难道不是苗学的悲哀吗？

苗族学者似乎很喜欢互相攀比，这本身没有过错。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攀比始终是发生在民族内部，一是人与人比，二是地域与地域比，三是方言区与方言区比，谁都认为自己是老大，为了当理事、会长，大家不惜相互诋毁和攻击。苗学队伍人数不少，但却是一支衣着不一、番号各异的农民武装。我的贵州老乡、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大哥曾经说过：中国企业要敢于到世界舞台上去参加较量，龟缩在国内争斗是不可能成长为巨人的。比如打篮球，老是山东打山西、广东打广西，那永远也不会有中国的NBA。同样，苗族学者如果没有走出去的勇气，说不定哪一天的报纸会出现一条“新闻”：哉也！中国也有苗族哪……

苗长城真的坍塌了吗？ 

                                       2000/6/15凌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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