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这种哈姆莱特式的天问早已经不是问题：读大学的时候，我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也要坚持把英语课旷下去。到了大三，当英语不再列为我们中文系学生的必修科目那天，我便纠集班上的一伙死党猛喝了一顿喜酒，那情形就犹如从白区到了苏区，爽啊！ 以后，英语便成了人生的记忆。尽管也屡屡有被同事或朋友的一口流利英语所刺激的惨痛经历，但我始终觉得人生中有太多比学英语更要紧的事情，我一不考研，二不出国，三不在外企谋生，英语与我有何相干？不幸的是，没有英语折磨的幸福生活风云突变：他妈的评职称也要考英语了！闻此噩耗之后，我才第一次想起与英语有关的问题：那声“哈罗”是如何拼写来着？ 当意识到英语与饭碗密切相关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地翻开复习大纲，看似严肃实则呆若木鸡地考虑是填in还是填on，或者是填at之类的鸟事，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出路只有怀恨而眠。那些日子，我常常梦见自己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农民，在温暖的太阳下品尝自种的草烟，一生也不会遭遇sheep的复数是加s还是不加s的烦恼…… 参加职称英语考试那天，看见考场外有巡逻的武警，我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幸好外紧内松，考场里气氛祥和，不仅可以翻书，而且可以交谈。最终的结果当然可以预料：那些连26个字母也不甚了了的老同志也和我们一起渡过了难关。从此以后，我就不再随意诋毁形式主义，毕竟是它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但英语是一个赶不走的“老鬼”，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人在江湖，你休想摆脱它的骚扰，就象霸道的美国，你不惹它，它可要惹你。 职称考试不久，我到北京采访，时逢世界妇女大会在那里召开，一大帮从美国来的苗族同胞说要与我们中国苗族座谈。见面之后，一向胆大妄为的我也斗胆说了一句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殊不知马上露馅：人家问我从事什么职业，我说yes，见人家蹊跷，我又赶紧说no，当人家把问话重新复述一次，我又所答非所问地回应道：Thank you！众人哄堂大笑，无地自容的我在伟大的首都北京算是丢尽了面子。看到付标、万林诸兄与大洋彼岸的姐妹们侃侃而谈，我真的想死。但我又没有死的勇气…… 身在贵阳，我无法忘却北京的洋相。千思万想之后，我决心做一个毛主席说的那种“有觉悟的、摆脱低级趣味的青年”，于是索性到书店买回一大堆英语书籍，象啃馊馒头似地咽下一个又一个单词。知耻而后勇，那几天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买磁带不惜重金，见到老外就想扑上去，一到周末就到英语角死皮赖脸地缠住那些会说英语的姑娘们。英语已经几乎把我折磨得晃兮忽兮，每天清晨，我就在宿舍楼的空地上念念有词，害得那个守门的老人赶紧问我的邻居：他神经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可我终究是那种有热情而少毅力的俗人，为英语而癫痫的日子持续几个月以后，我就感到自己已经没有继续玩下去的勇气，而工作的繁忙也给我的“堕落”找到了借口。在一堆单词一天天离我而去的同时，一种空前的宿命感也充盈了我的灵魂：我认命了！人生在世，少一份牵挂，多一份快乐。我承认外语是当代人的第三只眼睛，但要受那份洋罪，我宁愿瞎了眼睛。 武汉作家迟莉曾经在一篇小说中写到：生活就是这样，你不渗透别人，别人也要渗透你。现实的确如此。你看我本来已经静如处子，可“学还是不学”的问题也居然又一次不期而至。地点又是在北京。 前不久，我到北京办事，恰好有一个美国苗胞来北京访问。作为一个曾经受到海外苗族盛情款待过的中国苗族，我与朋友也借机请他吃了两次便饭，陪他游了几处景点。此君真是“苗”得可以，一回到美国就立即给我发来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email），既表达他的谢意，也大肆赞美了我们的热情，并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美的记忆。随后又给我们介绍很多生活在美国的苗族同胞，他们接连不断地来信，而他们的文字又不能不使你动容。不论是按照汉族的传统，还是沿袭我们民族的习惯，我们都应该礼尚往来，给人家一些回应。他们不懂汉语，英语是我们可以沟通的唯一方式。英语对我的又一次折磨就这样开始了：心中有万语千言，但一面对电脑，我却想不起几个单词，抠破头皮，也难以写出象样的句子。当你使用你陌生的语言来表达你充沛的激情时，你就会感到这样的情形比死亡还要难受！ ——英语，你奶奶的！ 2000．5．14．凌晨2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