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就从小学课本里知道美帝国主义是个垂而不死的老东西，许多年后，当我也差不多快要垂死的时候，万恶的美国不仅不死，而且还犹如性欲旺盛的克林顿总统，既要征服女人，也要征服世界。害得自幼生长在第三世界国度的我，常常梦见自己在吃美国人的肉……
19-80年代中期，当我听说有一个牛高马大的美国女子“打入”著名的贵州西江苗寨访贫问苦的时候，便立即本能地想起了两个汉字：特务！我怀疑她是以人类学研究为幌子，企图盗取我苗家怎样制作芦笙和酸汤鱼的秘密……不久，我所在报社的一位同事专程前往遥远的西江对她进行一次贴身采访，回来即写了一篇内容如是的报道：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博士研究生路易莎（LOUISA SCHEIN），为了研究苗族，毅然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拿到东半球的苗岭山区来做。在西江苗寨，她不仅学会了喝米酒、吃酸菜、穿苗装、讲苗语，而且还拜一位苗族阿妈为干娘，取了一个叫“阿娜”的苗名……看了同事的稿子，我开始似信非信，而后便蒙在被窝里窃喜：乖乖，这个美国“特务”居然被我们“和平演变”过来了！
几年后的1993年10月，我在山城重庆召开的“苗楚文化研讨会”上见到了路易莎博士，时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她已经是国际民族学界一个知名的学者了，而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扛鼎之作就是她在贵州西江苗寨写下的论文——《贵州苗族文化的复兴》。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她邀请我到解放碑一家酒店喝咖啡，坐定之后才告诉我今天是她的生日。她说她有点想家，想她远在美国的丈夫和女儿，也想念西江，想念生活在那里的干娘，以及和她干娘一样热情而善良的乡亲们。当她用汉语说出“乡亲”这个词时，我顿时感到有些惊讶。她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故立即补充说：“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苗族不仅仅是我研究的主体，也是我今生所钟情的对象。在美国，我常常想回来看看他们，但每次面对尚在贫困中生活的他们时，又常常感到伤心。”摇曳的烛光下，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美丽而忧郁。
路易莎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我想：也许就是因为她的犹太血统，才注定了她日后与苗族结下的缘分——澳大利亚著名的人类学家格迪斯说过：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生长在波斯顿的路易莎从小就喜欢画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了苗族蜡画，其精湛的技艺、优美的构图、奔放的想象深深地吸引着她。这种从未有过的文化震撼激发了她认识一个古老民族的欲望。于是她一次次深入到美国的苗族社区调查，感受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并由此而走进了“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人类学家李亦园语）。1982年，她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世界苗族的故乡，在贵州省雷山县的西江苗寨进行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考察。在那里，她既是一个观察者，又是一个参与者。古朴的苗寨以亘古的热情接纳了异域的女儿。与其他迷醉于风情习俗的学者相比，路易莎所关注的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她在《当代中国的苗族》一文中写到：“我希望我们不断发展中的工作，将给出的是关于苗族的更多的展望，而不是关于静态的文化形态的研究。”……当路易莎即将告别西江的时候，她才蓦然发现——这片芦笙浩荡的土地和人民已经成了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1999年12月，阔别第二故乡已经六年之久的路易莎又一次回到西江，她万万没有想到那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古老的苗寨不仅有了宽阔的公路，辛劳的村民在明亮的灯光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喝着清醇的米酒，在村口的公用电话亭里，她可以随时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当她从贵州飞往深圳与我见面的时候，从机场到民俗文化村的路上，仍然兴奋不已的她不停地要我介绍已经开始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她说她将继续关注苗族，关注中国西部，她将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世界……
20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