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天书与“贵州现象”

今年2月10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一则颇有分量的新闻：神秘莫测的贵州“红崖天书”已经被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一位满腹经纶的高级工程师破译了。初看标题，我就一阵兴奋。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境内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近百年来，“红崖天书”一直被众多学者所关注，有的说这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留下的某种信息；有的说是远古时期的诗文或者某个少数民族的图腾；也有人认为这是某个侠客对夜郎古国的赞美；而无知如我者，则以为是某一个酒鬼在喝完一瓶茅台之后随手刻下的图案……人们议论纷纷，但一直没有拿出可靠的证据。

“红崖天书”在贵州，但它究竟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贵州人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生活远远比这事儿当紧。改革开放之后，看到别的地方都富起来了，贵州人才开始着急。为了提高知名度，便于招商引资，贵州人也搅尽脑汁地想出了一些“卖点”，比如“夜郎古国”、“公园省”、“第二春城”、“名酒之乡”之类的定位，可总是成不了气候。黔驴技穷之际，有人突然想到了“红崖天书”，并把它作为一个“超级卖点”隆重推出。财政并不宽裕的安顺地区行署当即作出悬赏：谁能破译天书，就奖励谁100万人民币！

此招果然奏效。叫人想象不到的是，正当海内外学者闻风而动、源源不断地赶往安顺的时候，广州出版的《羊城晚报》却大泼冷水，一位全国有名并与贵州人无冤无仇的专栏作家写下了让每一个贵州人都深感寒心的文字：“众所周知，贵州省是全国穷到了出骨的省份之一。安顺地区即使先富起来，恐怕也富不了多少吧？但大手大脚拿出百万巨款来悬赏破译碑文，这莫非比解决民生与扶贫问题更具燃眉之急？更何况这百万巨款并非由企业自愿捐献，而是地方财政支出，即使被称为富裕省份如广东，若有人做出此蠢事来，恐怕也会有人骂通街的。”（原文见《羊城晚报》1997年5月24日一版）贵州人的良苦用心竟然被这个“先富起来”的“老广”威胁一通：“今后还要不要人家给你扶贫了？！”话说到这个份上，贵州人当然不能沉默，可我至今没有明白的是：《贵州日报》唯一的一次反击竟然是那样地有气无力，不痛不痒的文字，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叫人家手下留情！

后来，名气更大的于光远先生发话，贵州人才有了一点宽心。他说：“安顺地区有个红崖天书石刻，没有人能破译出来，地区政府悬赏了100万元。我看完全可以悬赏1000万元，要有轰动效应，使安顺黄果树风景区更出名。要把外国人引过来也搞‘天书’研究，争那1000万。100万人民币对外国人来说吸引力还不够，眼界要开阔一些，胆子要大一点。”（转引自《孤独与超越》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于老的话，贵州人不能不听，但贵州不比广东，当然不敢贸然哄抬到1000万元的价位，何况所谓的“悬赏”更多的是一种“创意”，目标也无非是闹闹名声而已，没有必要过分认真。但向来贫穷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认真，你看，本来是研究造船的林国恩先生也居然呕心沥血、耗时九载撰写了长达10万多字的“天书”论文。

原来，形状古怪的红崖天书并不神秘，它不过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发的一道“伐燕诏檄”而已，其大意翻译成贵州话就是——有贱民寻机造反，赶快派兵拿翻！《光明日报》的消息还说：“学术界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象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

我不知道安顺地区行署是否认可这样的谜底，也不清楚他们会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当然也犯不着我等草民去操心。我所关注的是另外一部写在贵州大地上“天书”，那就是贫困！贵州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并不是因为有希奇的景观，也绝非红崖天书之类的玩意，而是因为贫穷。也正是因为贫穷，你稍有动作，人家发达地区便动不动就出口威胁：你还要不要我们扶贫啦？

在《光明日报》报道“红崖天书”被破译的当天，几乎全国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实力排行榜”，贵州的经济规模全国倒数第五，而人均产值则倒数第一。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早在1995年，著名的胡鞍刚博士就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写了一篇题为《“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的文章，胡文说：贵州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环境和体制背景条件下产生的中国最突出的不发达现象。胡博士的文章通过“进口”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名人和媒体也纷纷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讨论。奇怪的是，人们最后想得起来的“贵州现象”只是：“贵州是中国贫穷、最落后的地区”，而忘记了胡文所提出的要旨：“‘贵州现象’呼唤（国家的）重大政策调整”、“中央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问题放在优先位置”。

贵州是一个民族大省，贵州的贫困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贫困，而在贫困的少数民族人口中，苗族又占据了首位。不论地理环境还是生存状况都堪称“贵州现象”的典型。苗族之所以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境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战争，这不是我胡说八道，而是学者的研究结论，“纵观中国历史，苗族及其先民从原始社会末期直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数千年来，无论任何朝代都不断处在战争环境之中。战争这个魔影一直紧紧地纠缠着苗族，甚至可以说，苗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翁家烈：《苗族与战争》，见《苗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至于苗族为什么会不断被政府派兵“拿翻”，人家也说是因为“造反”，汉文献就有“苗民逆命，自古为然”、“六十年一小乱，百年一大乱”之说。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也不可能留下什么记载，仅凭本民族的口耳相传，人家当然不算，一切就得以汉文献为准。民国时期，有一个汉族学者这样写到：“黔苗叛服无常，自古已然，明清尤甚。计自殷武丁时叛后，历周汉、蜀汉、晋、北周五朝，各叛乱一次。唐朝叛乱二次。石晋一次。宋二次。元六次。明二十四次。清二十五次。合计自殷迄清共六十七次。”（童振藻：《黔苗近况述要及调整纲领》）而民国年间的另一个汉族学者在探讨苗族之所以动辄遭到讨伐的原因时说：“苗人既常与汉人忤，地方官厅深居公门之内，构衅缘起，茫然不知。苗人因地理言语种族种种关系，不能以下情上达，官厅听信者，皆汉人一面之词。且幸苗民有罪，而官囊始可丰足。于是捏呈上闻，不曰排汉，则曰造反。当局恐酿巨祸，则以大兵临之。”（刘锡蕃：《苗荒小纪序引》）清康熙八年，也就是公元1666年，有一高官到贵州赴任，目睹“沿途村落凋零，民苗困惫”的景象时，也居然感到“目击实所不忍”。清朝“开辟苗疆”的结果是苗族人民遭“杀戮十之七八”，出现“数十百寨无一人”的惨象。

好不容易熬到了新社会，但一个已经被折腾得气若游丝的民族哪里是人家的对手，半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的步履仍然沉重如铅。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全省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为35.66%，苗族则有95.36%的人口从事农业活动；12岁以下（含12岁）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全省为47.88%，而苗族则高达62.56%，远远高于全省的比例。更为可怕的是，苗族的身体素质正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在离红崖天书不远的安顺地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有关部门对七个苗族寨子200多人进行调查时发现，苗族男子第二代比第一代人平均身高下降了4.96公分，苗族女性的平均身高也下降了4.58公分。贵州省政府一职能部门最近公布，全省尚有7000多人居住在洞穴里，其中绝大多数是苗族。

似乎应该庆幸的是，在红崖天书被破译的时候，西部大开发也势如响雷。但等了半天，也没有看见中国最穷的贵州有什么雨点，于是我就忍不住怀疑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似乎仅仅是西北那边的事情。在羡慕西北同胞的同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汉族学者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写下的一段文字：“深望我当轴诸公在右手提携满、蒙、藏、回各民族之余，把左手向穷山溪洞中的苗族拿（拉）一下，此记者之不胜馨香顶礼者，抑亦记者的初衷之本旨也。”（皮自牖：《穷山溪洞中苗族的生活》）。

是的，贵州这部“天书”也该到破译的时候了……

2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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