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的“世纪龙”毕竟是写诗出身的，虽然已经与诗离异多年，可是当年的激情、曾经的拥有，仍不时勾起他殷殷的牵挂，憋了几期终于忍不住要在这里表达表达。本专栏近两期都将以诗为题供飨读者。 |
中国诗坛：后新诗潮诗人们开设的黑店？
━━━ 一个前诗人的私人话语
在后新诗潮诗人们公开宣称诗歌写作已全面进入私人化状态的今天，要谈论诗歌就可能象窥探别人的隐私一样，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不道德的举动。作为一个曾经以读诗写诗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前诗人，面对换了人间的中国诗坛，我不得不悲哀地发现：伟大的诗歌女神已患上严重的神经分裂症，而争相献媚的文学版面上正充斥着黑夜女郎语无伦次的神秘话语。中国诗坛，已演变为后新诗潮诗人们开设的黑店。此时此刻，我无心也无力去提请“疗救者”们的注意，唯一的使命只能是捍卫我说话的权利。
自从1981年的秋天考入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之后，我就在众多诗友的熏陶下，于校园里接受诗歌并加入了他称或自称的“诗人”队伍。那时正是一个新诗潮狂飙突起令万千学子心襟摇动的激情岁月。虽然无缘目睹北岛、舒婷这类偶像者的尊容，但我至今仍然没有忘怀我一次又一次冒着大雨，到省文联的办公楼下等待诗人们下班的时辰，当从门卫口中得知那些鱼贯而出登车而去的人群多是一些不懂文学而又肩负文学管理之重任的处长和科长时，心怀虔诚的我是多么的愤懑与忧伤。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文联里的诗人们除了每个星期五须去单位参加半天的政治学习以外，其余时间都可以在家写诗。这样的消息又一次让我激动无比：天底下居然有这种名利双收而又不需要坐班的美事！我冒着因旷课太多而被开除的危险拼命写诗，最终凑足了加入作家协会的字数，混进了被官方承认的诗人队伍。这也是我现在之所以有勇气称自己为“前诗人”的原因。
不幸的是，我毕业之后被分到一家不仅需要上班，而且必须东奔西跑去采写各种有趣无趣消息的新闻机构。尽管如此，我还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去请教许许多多的诗坛高手，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我必须接受的真实：与他们相比，我的才情或许可以嬴得姑娘的爱情，但却难以养活自己。在诗人多如猪毛而众人又喜欢拿诗人开涮的时候，我终于痛苦地出走，而把万般敬意献给了留守在中国诗坛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诗坛也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如日中天的北岛、杨炼飞出国门，成了绿卡一族，浪迹他乡的“童话诗人”顾城，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举起屠刀，先砍死别人，尔后又收拾自己，以舒婷、王小妮为代表的一大批女将纷纷“改嫁”，投奔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美文，众多才华横溢的诗坛新秀突然“变节”，他们到处贷款办起了系列火锅店，只在打烊之后，才想起要去卡拉OK包房，为风情万种的“三陪”小姐们朗诵久违的诗句。而海子的卧轨自杀，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青年诗人，而且直接导致了诸如“家园”、“麦子”、“土地”、“向日葵”之类的重要词汇从中国诗歌版图上急遽流失。
后新诗潮的诗人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占领诗坛制高点的天赐良机，他们纷纷从地下转入地上、从边缘逼近中心，并迅速实现了对中国诗坛的主宰和霸权。这时候，他们已没有必要与曾经心痛的文学编辑们拉拉扯扯，因为中国的文学刊物害怕背上“保守”的恶名而几乎失去了应有的抵抗。当然，这时的诗歌与我已没有任何干系，我只是通过传媒知道有众多的诗歌读者在发出心中的疑问：我怎么读不懂现在的诗歌啦？这群为数不少的茫然者中居然有象公刘、沙叶新这样的文坛名流。千呼万唤之后，人们才听到后新诗潮诗人之一的欧阳江河一番非常好懂的话语：懂不懂的问题不在于诗人的写作，而在于读者还没有找到一种解读的方法，阅读语言还没有建立起来。看不懂是读者的受教育水平问题。末了他还非常自信地提醒众生：中国当代诗歌如果翻译不差的话，在世界上是有地位的。我知道，心怀“诺贝尔情结”的中国文人，一直在拿中国翻译界出气。而关于受教育水平，后新诗潮的诗人们莫非就是中国最高的那一类？
在欧阳诗人出面辩白的时候，我又从报界调入一所大学里执教，出于职业的原因，我不得不又一次面对着我们的文学。
我承认我是一个早已“速朽”的诗人，仅凭我这等大众化的智力，显然无法破解已经私人化的诗歌魅力。为了克服在新闻界养成的那种不求甚解的毛病，我成天泡在图书馆里认真研读后新诗潮诗歌批评家们的论文，可诸如此类的文字更叫我疑窦丛生：“众多的青年诗人已经明晓后现代主义诗歌，是进行在价值平面上的游戏，它以文化精神的巨大包溶性、宽容性、多元性、悖论性宣告了一个新宽容时代的到来，以一种特定的视点去组织指涉物，达到自我自觉的认同和人际交流。”而另一位自称和后新诗潮诗人们交往很深的批评家则公然宣称：只有“不可卒读”才体现了文学的最终目的，因为它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果这位先生不是酒后失言的话，我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后新诗潮诗人们的全部底细。可以断定：那些号称前卫的诗评家们，也没有具备解读后现代诗歌的智力。让人搞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去写这种愚弄大众也侮辱自己的文字？
以捍卫个人情感视为时代使命的后新诗潮诗人们已经不容许任何挑战，中国诗坛成了一家家私人开设的黑店，为数不少的批评家们俨然抡着板斧的李逵，充当起后新诗潮的忠实保安。这里没有宽容，也不存在沟通。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78岁高龄、搞了一辈子西方诗歌研究并从1942年就开始发表诗歌的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郑敏先生，就被当众指责为“不懂诗歌，不懂现实，不懂生活。”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位老人向后新诗潮诗人们问了一句：“诗歌能否带来一些（人生的）鼓励？”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这位中国当代诗歌界的首席批评家也被他们当众要求下课，原因也在于他向诗人们提醒：“除了关心自己，诗人们应该为公众的审美关怀做些什么？”而同样为新诗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孙绍振教授更是被后新诗潮诗人们定性为“从革命派变成了保守派”……
都说天下最难处的是女人，我却认为天下最难处的是当代中国这批后新诗潮的诗人：你若献媚她，她就自骄；你若打骂她，她就哭泣；你若杀害她，她的鬼魂就要作崇。那么，难道只有爱她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