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
十年的光阴，足以忘掉许多人和事；而现在的我，确乎难以记起爷爷的容貌来了。记忆的宝库被无情的时间洗劫一空，所剩下的是支离破碎的幽幽残梦。而这依稀残存的梦，使生者与死者漫过幽明永隔的时空得以重逢。马提亚尔曾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于是，趁我还没忘记得一干二净之前，让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回到爷爷还活着的童年。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中等身材，古铜色的脸颊显得异常削瘦，一头灰白色的短发，眼睛总是肿肿的，垂着两只大大的眼袋，仿佛有两个注满水的塑料袋子挂在脸上，眼角常常粘着些稀黄色的眼屎。爷爷有眼疾，长期使用一种用白色塑料瓶子装的十分廉价的眼药水，这种药水只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因此，爷爷的眼疾从未好过，眼疾伴随着他直至死去。爷爷的健康状况不如人意，又不讲究卫生，显得相当邋遢。在堂屋，在厨房，或是在他住的小屋里，他总是大声地咳嗽，然后大口大口地往地下吐痰，或者大把地擤着黄色而浓稠的鼻涕，顺手抹在房门或窗栏上。因此，母亲嫌恶爷爷，称呼爷爷，则说，那个老鬼。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按孔子的标准，孝顺父母不在“能养”而在乎“尊敬”，那么，父母亲对爷爷倒有几分“不敬”，算不得孝子。这一点，父亲也承认过。在爷爷一面，往往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此外，爷爷的呼吸也异于常人，他不像一般人用鼻子呼吸或口鼻同时呼吸，而是气流只能从口里流进流出，鼻子除了产生废物外形同虚设。所以乍看上去就像一个累坏了的人在不停地喘着粗气。母亲说，那是因为鼻塞。后来我略懂了一些医理知识后才知道这是一种叫鼻窦炎的普通疾病。
爷爷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四十年前，有两个词在中国很流行，一个是“出身”，一个是“成分”（这两个词语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不过在填一些无聊的表格时还是经常看到的）。从这两个词的角度看，我爷爷的社会背景、家庭背景都是最清白的——因为他一穷二白。他的“出身”是贫下中农，“成分”是农民。父亲对我说，解放后，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唱戏，取的蓝本就是我们家的血泪史，唱戏唱到动情处，老人们都泪流满面。这些苦难，是我们这些后生小辈不知道的；但我想，爷爷艰辛的一生，难道不正是一个苦难时代的缩影吗？
我的爷爷有兄弟仨，爷爷排行老二。老大年轻时便死了，老三又羸弱多病，爷爷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四处抓丁上前线充炮灰。抓到爷爷时，老三对他二哥说：“哥，让我顶你去吧，反正我留下来上无能侍候老母，下无力养妻活子。我去后，家里的重担就交给你了。”就这样，在三爷的顶包下，爷爷在国民党的魔爪下死里逃生。而这一别，竟成永诀，三爷从此杳无音讯，大约早已死了。此后爷爷一直袭用他弟弟的名字，族人称呼爷爷，或称三叔，或称三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爷爷便是他死去的弟弟，他死去的弟弟即活着的爷爷啊！又一次抓丁，爷爷被抓到县衙里，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托有头面的熟人到县府向负责抓丁的军官求情，幸亏那位国民党军官良心未泯，得知爷爷是家里的“独苗”后，说：“独苗不要。”就这样，爷爷又一次于国民党的虎口死里逃生。
关于爷爷死里逃生的经历，还有两次。爷爷年轻时从事过许多行业，当过伐木工、木匠、弹棉匠、船夫、生意人。有一次，爷爷做完桐油生意后从集市赶回家。从集市到家要爬二十里的山路，来到一个山坳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遇上了山贼。山贼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马刀，大吼着从茂密的树丛里冲出来。爷爷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跑的时候还担着一对十来斤重的油桶；他实在舍不得丢掉这个妨碍他逃命却又使他活命的家伙。这样你追我跑了三四里路，快到一个村庄时，那山贼不敢再追了，我爷爷才得以 “留命桑田又一回”。还有一次，爷爷从外地回家的途中，遇到了洪水，洪水像条黄色巨蟒咆哮而至。当时已无路可逃，爷爷和同伴情急之下爬上一棵大树。幸亏大树没有被洪水冲走，爷爷和同伴在树上渡过一个心惊胆战的晚上，等到第二天水退后，总算又捡回一条命。我总觉得爷爷的命大，每每能于将死时起死回生，要知道，我爷爷的爸爸，我的曾祖父就死于洪水。然而，我爷爷命大却不命长，古稀之年，就逝世了。爷爷逝世时我也在场，当父辈们悲恸的哭泣声响起时，我却在静静地发呆，没有表情，无悲无喜，像发生了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在我生命中逝去的亲人。
爷爷那一代人，真正感受了中国大地上一次次翻天覆地的巨变。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成立，从被地主剥削奴役的佃农到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从目不识丁的穷小子到一村之长，他的个人经历都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爷爷一生中最感激的人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让他过上好日子的大恩人。有趣的是，我已六十余岁的大伯同样也有这种毛泽东情结，他怀念毛泽东时代夜不闭户的自足、轰轰烈烈的集体劳作，怀念大家都过穷日子的平等。他有意识地拒绝接纳一切变化，愤慨今非昔比，世道人心之不古——而“古”不远，在毛泽东时代。就像一个过气的歌星唱着过时的歌曲。爷爷当上村长，在我们这些不肖后辈眼里，自然觉得是比芝麻更微不足道的“官”；在爷爷却非同小可，这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事迹。后来我父亲子承父志，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村支书，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
我的文盲爷爷尽管是个大老粗，但他却有个远大的“见识”，就是让下一代读书识字。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尽管我父亲对爷爷有百般不满，但在此事上，却对爷爷心存感激。然而这种教育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一方面由于家境困顿，无力供读；另一方面是处于文革非常时期，学生读书反倒是不务正业。因此，父亲操起了农民的“正业”——务农。但在爷爷，对于这个养育了三男一女的老农而言，他的“让下一代读书识字”的“宏愿”已达到了，无憾矣。及我读书时，父亲的“见识”远远超出了爷爷。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有一个读大学的儿子。
记得小时侯，我和弟弟都喜欢和爷爷一起睡。那时侯电灯很稀罕，大家都舍不得亮灯，只是吃饭那会儿开一阵子，吃完饭后就关上灯，上床睡觉了。有许多人家甚至习惯点煤油灯，过着那种简朴原始的生活。所以，一到晚上九、十点钟以后，山村便包围在一片神秘的岑寂之中。不像城市的夜，永远灯火通明、喧嚣而浮躁。山里的老人知道，定会说：那该多耗电啊。晚饭后，我们便早早地钻进爷爷那又脏又臭的被子里，央求爷爷讲故事。爷爷到底讲了多少故事，以及这些故事的内容，我都记不起来了。每次回家，我都住在爷爷生前住过的小屋里，依然是那间向南的小屋，依然是那张床，依然是岑寂而神秘的夜。
我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在外求学了。在一个叫启蒙的小镇里，我在那里渡过了我的小学最后一年和初中三年。启蒙镇离家有二十里的路程，那时我们村里的学生都在这个镇上读初中，所以每到周末，我们就爬山路回家。在学校的生活很清苦，回到家，大人们看到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都要弄些平时舍不得吃而留下来的菜来打打牙祭。母亲对我说，每次有什么好菜，爷爷总忘不了给我留着点。但是这些感情，爷爷似乎从来没有表露过。爷爷显得很沉默，孤独。我们长大后，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找到了更多的乐趣，爷爷那些陈旧的故事，再也留不住孩子的多变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和爷爷也愈来愈疏远了。年少无知的我自然不会体会到爷爷孤独的心境，那不苟言笑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渴望交流的心啊。
如今，坟头的绿草郁郁葱葱，长眠于地下的爷爷，早化作泥土一抔了。每次回家，父亲总说，去看看你爷爷吧。我想，用这样一篇东西，寄托我的幽思，缅怀我逝去的爷爷，或许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