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十二
胡风的人生悲剧，我们作为历史个案进行分析时发现，一方面他的人生厄运由于社会压力、政治迫害造成的；另一方面却与其个性有关。在其《胡风自传·斗争的经过》中可略有所窥。在一个实行专政的国家，政党获取国家政权，必将以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干涉和控制一切社会事务。激进的政党往往采取雷厉风行、极端的手段以达目的，不惜使用暴力、通过流血来实现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XXX江山坐稳后，采取一种狂飙式的门户清理，在一片形势大好之中，以党的标准为标准，以党的是非为是非。在这种政治清理的大作业中，企图完成浪漫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展示给后人的却是一场场赤裸裸的、卑鄙无耻的历史悲剧……胡风正是政治清理大作业下的典型的牺牲品。在党的“宏观调空”下，在“同志”们的纷纷倒戈下，一步步陷入“倒胡”的泥潭之中，特别在“同志倒戈”的孤立中，形成了只准检讨检讨，不能解释、讨论的不对等不公平的局势。胡风除了检讨错误，不享有为己辩护的权利。一辩护就是“抗拒改造”。尽管周恩来指示说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谈。可事实上胡风连自我辩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有何能“平心静气”“好好谈谈”呢？且看周杨、林默涵、何其芳之流对胡风是“压下我的检讨不发表”，甚至“把我检查出来的问题归纳到他们的文章里去，把我的自我批评作为他们自己的批评”。一方面大张旗鼓对胡风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扼杀他说话的权利。在这种众向所趋的集体大作业中，胡风“被推到了绝路上”。
就胡风而言，他抱着一种希望尽快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心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而已。他始终“摆脱不了那一种沉重而痛苦的气氛”，“对时代的要求、对党的负债心情又愈是压迫着我”。“被当作文艺发展底唯一的罪人或敌人，被期待着伏罪，周围的冷眼和白眼还是给了我一种压力”。在这些“压力”的压迫下，胡风失去了据理力争的勇气，懦弱的、委曲求全的个性使其“只图在不违背实际的限度上检讨了事”，“清楚地知道这个做法不对，但却把这看成了没有一点克服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做到积极争取的努力”。
胡风说道：“今天检查起来，在全部经过中间，我们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但我没有勇气提出以至坚持周总理的指示，没有坚决地依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思想斗争的原则，没有能够为党中央有可能来检查文艺实践情况争取一点任何正面的条件，这是我深深内疚的。”——然而话说回来，即使胡风有“勇气提出以至坚持周总理的指示”，“坚决地依靠”所谓“原则”，那又怎么样呢？恐怕也就没有写《胡风自传》的胡风了。个性的软弱是胡风人生悲剧不可忽视的结节，倘若胡风是个个性刚烈的人，那也许是另一种悲剧。知识分子的集体人格是令人质疑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最“能屈能伸”的软体动物，在一个知识分子“人格软骨症”泛滥的年代里，我们还期盼老一辈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什么样榜样呢？鲁迅曾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我们无意再苛责什么，但我们回首一段畸形的历史中一代知识分子是怎样变得畸形、扭曲和毫无生气时，不能不为之感慨万千！
之二十三
李敖说，力有所逮而淫之谓之手淫，力未有所逮而淫之谓之意淫。李敖骂国民党一边手淫台湾，一边意淫大陆；这种痛快露骨的描述，将国民党的丑态毕露无遗。
这是国民党式的意淫。十八世纪的卢梭在其《忏悔录》（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北京第一版，1994年第一次印刷 第134页）上羞羞答答地暴露他对华伦夫人的意淫：“我学会了欺骗本性的危险办法，这种办法拯救了像我这种性情的青年人，使他们免于淫佚放荡的生活，但却消耗他们的健康、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恶习，不仅对于怕羞的人和胆小的人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想象力相当强的人还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占有一切女性，可以使自己心里着迷的漂亮女人自己的乐趣，而无须得到他们的同意。”
往往意淫与手淫同步进行的。卢梭又说：“在我受了这种有害的便利引诱之后，我就一直在摧毁自然赋予我的、多少年来才保养好的健康身体。”其实，从健康卫生的角度而言，这种“便利引诱”诚如台湾某位军官所言的：“卫生啊卫生！”
之二十四
电影明星奥黛丽-赫本说：一个女人的美丽随岁月而增长。
这种对美的执著的勇气是可嘉的，但个体生命的衰老乃至衰亡是不可抗拒的。敢于说这样的话的女人，奥黛丽是第一人。尽管她拥有一个女人梦寐以求的容貌、高雅的气质和举世皆知的名声；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终将红颜老去，由一个如花似玉变成鸡皮鹤发。1993年1月20日，这个令无数男人倾倒和女人渴慕的女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十年后的今天，我感怀这个美丽可爱而又顽固的女人，并读了这个女人的疯人疯语。
我认为一个女人的美丽，除了身体不应该指别的，美丽就是美丽本身，一旦脱离人的形体就不复存在了。美丽属于青春，属于生命的旺盛阶段，它是少女的专利，不是老太太的资本。
奥黛丽的错误，是一切美丽女人常犯的错误。错误不是因为无知和愚蠢，而是因为太聪明、太美丽、太自信；所以她们常常“忘了我是谁”，女人的悲哀莫过于此。
之二十五
德国伟大的教育家洪堡说：“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培养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能使他们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纵观我们的教育现状，目前我们所做的恰恰与洪堡所提倡的相反，这正是我们的悲哀。教育只有两种可能：不是救世，就是愚民。当我们的教育培育出的所谓高素质人才变成有文凭没有水平没有思想不会独立思考的废物时，我感到教育已走到穷途末路。
之二十六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是但丁最警世的名句。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是易卜生不朽的名言。这两句话共同诠释了一个真理：走自己的路的人，让别人去说的人，他所面对的将是不被理解和孤独，这种不从大流的人生态度，使他遗世独立，使他独来独往。他的力量来自自我的信念和知识，来自孤独。
之二十七
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里写道：“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动力就这么一路分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们所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面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相互捧给对方一掬水。”
从一般人的思维角度来看，生命之河结束于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中，无疑是悲哀和不幸的。但对于饱历患难的人，对权威权势不屈服不妥协的人，对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这种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生命运又何尝不是最好的归属？在与邪恶、专制、权力的斗争中，他像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敌庞大的政治机器，往往被孤立、被嘲骂、无人理解，但一路上，也不乏同样命运的人们，大家相濡以沫，互相慰籍。一旦“生命之河”汇入江河之中，尖锐的个性将被同化，所有的苦难将被埋没，他将背叛自己的过去和信仰，尽管他的生命得以存续，但他的思想和人格已干涸和堕落！
之二十八
外国一位喜剧作家说：“所谓进步，就是看上去的要比实际上大得多。”
我则如是说：“所谓成熟，只要留意球状物便可知了。”
之二十九
“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不记得在哪本书上哪个人说的话。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动物，一个人在经历过人生巨变之后，经历过众叛亲离之后，才会说出这样痛心和无情的话。没有任何人是可靠的，包括自己；朋友会出卖你，亲人会抛弃你，你自己会背叛你自己。而灵性的狗，即使在你最潦倒落魄的时候，它都会忠诚地伴随左右。有时，人真的会有人不如狗的人生感叹。
肖斯塔科维奇在嘲笑那些伪善的人道主义者时倒说出这样的话：与其与人道主义者为友，不如找一只狗做伴。肖斯塔科维奇真是高人之见。
之三十
自古以来，人们都用一种不屑不齿的眼光看待敲钟和尚，说和尚懒惰、消极、得过且过，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即使和尚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我作为一个读书人，也决不能坐视。一盏枯灯，一间破庙，形影相吊，在无尽的寂寞孤独里，终老一生。这种孤苦，非红尘里的红男绿女可想象的。每天都是昨天的重复，重复着一样的事情和一样的生活，十年如一日，一生如一日；而一日又如一生般漫长。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表明决不因为这样单调而重复的日子而停止敲钟，而是积极地、决不悲观和自暴自弃地过好每一天。和尚的每一天都是充实的。他敲的不仅是那雄浑的洪钟巨吕，他所敲的是充满蓬勃生机的生命之钟！
做人就要有“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精神，珍惜每一天和珍惜一生同样重要，一生就是每一天的积累，而一生又像一天一样短暂。过一天我们就要敲一天的钟，万不可今日之钟留明日来敲，明日之钟留后日来敲。决不因一时心绪的好坏、懒惰而虚耗光阴。
我们对和尚的成见深深，认为和尚都懒惰成性，骂他们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对和尚太不公平了，简直是人身攻击！如果我们把和尚当成一种职业，那么和尚的工作就是念经、烧香、供佛、敲钟和为善男信女指点迷津。谁说他们不劳而获？他们衣食无忧，不过是其职业性质使然；要怨只能怨善男信女太蠢了。
之三十一
拍马溜须是一门并非人人可为而且人人都能做得好的学问。拍马献媚的最佳效果是令被拍者舒服，而不是令对方尴尬难堪。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仅需要一副厚脸皮、一张油滑的嘴、一颗无耻的心，也需要一定的训练，换言之，就是一定的技巧。至于拍马溜须千古以来没有失去市场，根本在于人都有好听好话软话奉承话的德性；即使是圣人也很少有例外的。拍马有个致命的危险：拍马拍得恰到好处固然令被拍者心花怒放；但若不幸拍到马腿上，拍马者反倒要吃蹄子，正所谓吃力不讨好。
一次巡狩，康熙的坐骑突然却尥蹶子，腾跃起来，几将康熙掀下马来，使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出洋相。向来骑术精湛的康熙大为光火，怏怏不乐，狩兴索然。
马屁精高士奇知道后，立刻用臭淤泥涂在身上，狼狈不堪地跪在康熙身前，康熙看了不禁大乐，问他怎么回事。高士奇跪奏道：“刚才奴才不小心从马上掉进臭水沟里，我听说皇上的马惊了，衣服没来得及换就给您请安来了。”康熙顺便奚落了高士奇一番，心情却大好起来，又兴致勃勃地狩猎去了。
为博取主子欢心，高士奇不惜冒欺君之罪以讨好，拍马之心良苦也。正由于高士奇拍马有术，令他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后来谏官郭秀弹劾他奸贪坏法、国蠹民贼、欺君灭法、背公行私，有四可杀之罪。尽管罪不该赦，但康熙也不过给他一个“休致回籍”的处分，而且不久后又被重用。
之三十二
1970年3月5日，反“血统论”斗士遇罗克为真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年他才27岁。（值得一提的是，“血统论”的悍将谭力夫和遇罗克同年，都是生于1942年，尽管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但二者都成了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谭力夫于1966年12月18 日被捕入狱，在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下，谭于1967年5月29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谭不再参与任何组织，成为文革运动的“逍遥派”。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员。）在狱中，遇罗克写下了几首绝命诗，我特别喜欢其中一首《七绝·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辛赖群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之三十三
与现代的文革相比，秦朝宦官赵高的“指鹿为马”只能算小儿科。这个颠倒是非黑白的老祖宗若看到他的后代们将他的“绝活”发挥到如此极致，他必羞死！在羞死之前，他非将史册上的位置拱手让出不可，因为他太落伍了。
翻开“文革”这部痛史，连篇妙事使我忍不住要发笑，那笑是雨果笔下含着眼泪的笑。
M县一位干部被打成“国民党”，在严刑拷打下被迫交待“国民党”的反动罪行。由于受刑过重，在非人的折磨中死了。“罪行”虽是屈打成招逼供出来的，但却要讲求“罪证”，“国民党分子”必须在交代的材料上亲自盖上手印。而这位干部死得太真不是时候，还没交代清楚便死了。如果说人死了就算了，倒也罢，但“专案人员”却突发异想，将这个干部的拇指头割下来，用福尔玛林药水浸泡，以备需要用其手印时，随时可以捞出来使用。人死了也不得安息，还要留下“活证”继续受罪。千古以来，闻未所闻！（参考朱梦编著的《大风暴——毛泽东与红卫兵》第341-342页）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走路时吹口哨，想用口哨声冲淡那充满恐惧和死亡的夜色。突然，一声呵斥，“三代会”几个手执棍棒巡逻的黑影冲了过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命令其老实交代劫狱暴动的计划。什么时候，吹口哨也成了反革命！成了国民党！成了秘密联络进行劫狱暴动！这是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最后，这个无辜的农民惨死在酷刑之下。在乱世，随意处死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同上第349页）
M县的邻县J县，县剧场的一个工作人员，解放前曾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当勤务兵，后又被这个军官收为义子。“文革”清队时，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兵痞，便被群众专政组专政起来。反覆交代仍不能使专政人员满意，交代材料写了又写，仍不能过关。“勤务兵”自诬道：“那年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专政人员”又问道：“你怎么和蒋光头联系？”他说：“我家有两部电台！”专政人员去抄家，果然抄到“两部电台”，原来，“电台”是两台收音机！蒋介石何辜，一个下级军官的勤务兵竟指挥着他“窜犯大陆”！（同上第355页）
H县的县委宣传部长美某某被当成“死不悔改”走资派被抓进“专案组”，通过酷刑逼供都不能使专案组得到满意的答案。美部长颤抖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的！”这样的大答案总算使专案组心满意足了。（同上第357页）
还是M县，罗织“国民党”案，似乎还缺点什么材料？一位上级领导说：M县的党政财文大权，被一小撮叛徒、国民党所篡取……政权已经变色，缺就缺一个“国民党县党部”。终于在专案人员的努力下，通过选举，“选”出了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出来。这是多么伟大的民主！大抓“国民党”如瘟疫般祸及附近的16个县市，有31700多人被扣上“国民党”的帽子，1370多人含冤九泉。株连到全国16个省、市，52县十个部队，中央八个部委。一百多名领导干部祸从天降，一夜之间成了“国民党”。
之三十四
沈醉在当共产党的俘虏后，受到“优待”。他从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国民党特务，成了共产党的歌功颂德者。他充当了“回头是岸”的典型代表，对于这个国民党特务是否立地成佛，我颇感疑惑。
后来，我读季羡林先生著作《牛棚杂忆》。季老说：“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于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第107页）读后我才恍然大悟，豁然明了。那些死心塌地跟定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那对他们的修理是罪有应得；对国民党俘虏，要显得皇恩浩荡，要让对岸的国民党明白：看，我们多么人道，我们对敌人是多么宽大！二者命运殊途，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共产党的远见，可见一斑。几十年后，得到恩惠的国民党特务出来为它歌功颂德。
之三十五
季羡林先生用一支沉重的饱蘸血泪的笔动情地回顾了他屡历苦难的人生，当他蓦然回首时，已垂垂老矣。不禁百感杂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道：“我现在怎样来评价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回忆无疑是痛苦的，在生命之冬里，“慨难言矣”的季羡林先生只好找个托词含混过去了。
之三十六
“我一直凝视着社会主义这项真理，也可以说我早在青年时代，便相信社会主义。由于沉思和信仰，社会主义伴随我生命的全部里程。我把这项真理称为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迥然异于占优势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其区别即在于：前者的基础是个体人格高于社会，后者的基础是社会高于个体人格。另外，对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人格主义的社会投射的观点，我愈来愈笃信不疑。”（［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的《代序》里别尔嘉耶夫如是说）
别尔嘉耶夫的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一种“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他极度反感通过极权或集权的方式实现对个体精神实施奴役。正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使他对社会主义怀着谨慎的态度，一旦精神受到一种新的奴役方式的剥夺个体的自由，他必奋起反抗。他始终坚信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不可调和性与平等性。
之三十七
在《百年激流：巴金回想录》（第506页）里，巴金先生以一个历史见证人和苦难的承载者的身份，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对于文革这场灭绝人性、人道的噩梦，“十年一梦”，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饱受折磨摧残的历难者，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楸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
痛定思痛、反思、反省、寻求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苦难，回到正确的出发点。但走出苦难并不意味着遗忘苦难。遗忘苦难无异于背信弃义，是制造下一轮苦难的契机。铭记这场每个中国人都应为之羞愧和忏悔的国难，具体的工作就是从建立“文革”博物馆做起。这件大工作固然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责任，但连巴金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大工作不是个人之力可以完成的，也不是民间力量可以完成的。巴金先生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我觉得巴金在说“谁都有责任”的时候，似乎有意忽略了政府的责任与作用。民间呼吁固然可贵，但没有政府的示意和授权下，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中华民族是个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我们选择遗忘来代替忏悔。前些时走马上任的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了温总理如何看待文革这一历史问题时，，作为文革亲历者的温氏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而过。我感到很遗憾，我知道这是共产党员的温家宝，不是承担文革国难的温家宝。温家宝的话固然不能不能说明什么，但温家宝的态度，却代表了一个国家及其执政党的态度。对于文革，我们的政府是淡然处之，低调处之。如果这种处理态度是为了维护一个政党的权威，制造安定团结的气象；那对于历史事实的漠视、无视，最终破坏损害的又是谁的权威呢？
还是喜欢巴金那句话：“用人血培育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之三十八
一次，赫鲁晓夫参观抽象派画展。政治家赫鲁晓夫左看右看不像“画”，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这叫什么画，一头驴子用的尾巴都可以画得比这更好。”负责展览的恩斯特看不惯赫鲁晓夫的这种无知，反驳道：“你不是艺术评论家，也不懂美学，你对美术作品一窍不通。”
这样的话自然令赫鲁晓夫感到十分不舒服，赫鲁晓夫竟说道：“当我是一名矿工时，我不懂；当我是党的一名低级官员时，我不懂；当我在往上爬的各级阶梯上时，我不懂。但是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党的领袖，因此，我现在当然懂得，不是吗？”
这便是赫鲁晓夫的逻辑，他以为知识能力与社会地位是呈正比例的，当他由一名矿工成为国家权力的掌握者时，他便无所不能了。其实，推而广之，赫鲁晓夫的逻辑又何尝不是某些身居高位的权势者的逻辑呢？
尽管赫鲁晓夫对艺术如此唐突，但对艺术家却有雅量。争吵过后，他对恩斯特说：“你是个有趣的人，我很喜欢你这种人。”赫鲁晓夫死后，遵照他死前的遗嘱，由恩斯特为他刻写墓碑。
之三十九
“唐初四杰”的老二杨炯对他在四杰中的排名顺序十分不满，曾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其实恃才傲物的他根本不把其余“三杰”放在眼里，以与其余“三杰”为伍而耻。我国近代著名语文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在湖南大学任教时，湖南大学评出10名教授，最高六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并且认为应再加一级。尽管如此，杨树达却十分不服气，说道：“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并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之四十
阎防，河中人，开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
颜真卿对他敬爱非常，想要推荐他当官。但阎防厌恶官场的污浊，不愿屈就。而像陶潜一样，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志在山水。如《唐才子传》言：“好古博雅，诗语真素，魂清魄爽，放旷山水，高情独诣。”后来在终南山丰德寺结庐读书，隐居百丈溪。题诗曰：“浪迹弃人世，还山自幽独；始傍巢由踪，吾其获心曲。”又云：“养闲度人事，达命知止足；不学鲁国儒，俟时劳伐辐。”
今天的官迷，请看古代的君子！
在这种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里，能“吾其获心曲”的恐庶几无人矣！